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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主帅”石天河先生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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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3日 转载)
    
    题记:大地就是祭坛,我们都在这里,五十万颗星星,重新升出了海底(摘自石天河诗)…
     (博讯 boxun.com)

    1957年“反右斗争”,从中央到地方揪出很多“反党”和“反革命”集团。民盟中央有“章罗联盟”集团,全国文联有“丁陈反党集团”,剧协有“吴祖光二流堂反党集团”,我们“天府之国”有“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派集团”。一时集团多如牛毛,真真假假不得而知,但对“四川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右派集团”却知里中个由,因我是其中一员“干将”。按说,既称集团,就有团头、团干、团众,还得有纲领、计划、目的,甚而秘密地聚在一起开会商讨集团大事等。可我们这个集团什么也没有,人与人相互不认识,就勿说章程、纲领,计划、目标了,纵是“主帅”石天河,也没坐在一起说过话。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却煞有其事地作过报导,写得有鼻子有眼,中共四川省委还发有红头文件于以确认,能假吗?在那个党政机关带失造假作假的年头,胜过今天农贸市场上的“伪劣产品”,盈街满市堪称一绝。故今日胡温“以人为本”的政府拼命治贪打假虽然花了很气力气,效果却是越打越多,几乎成了国殇。我想这与当年制造各种假集团不无关系吧?自种苦果自己吃,怨得谁!
    石天河本名周天哲,湖南长沙人1924年生,1947年开始文学活动,1948年在南京作新闻工作期间,参加地下革命工作。他长我11岁,一直在文人圈子里混,是个直性、直言、直文老资格的革命书生。
    他个儿不高,喜欢皱着眉头想事,走路不看人不看路老望着天,神形如斯,表里一致。对满意的人和事,一脸是花;不满意,则一脸是冰。听说1979年末他“平反”“改正”,穿着身赃兮兮烂朽朽的衣服,从大山里雷马屏劳改农场,回到一别二十二年的四川省文联,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时为文联负责人的李累先生(当年反右五人小组领导者之一),满脸是笑迊上前,有点内疚地伸出手:“天哲,受苦了?欢迎!欢迎!”
    他正眼不视,冷冰冰回敬一句:“你两手贴满鲜血,谁和你握。”
    就这么一句话,再也回不到省文联,最后分配安排到江津师专教书去。他不悔,有天生才气、豪气、文气,很快征服了莘莘学子,一个小他近三十岁的美女学生,狂恋上他,非要与他白头偕老,举案齐眉。但遭到父母强烈反对,因他的年龄长未来岳父、岳母好几岁。爱情这东西非常奇怪,一当两情相许,两心相印,就像江水奔腾,烈火燃烧,是斩不断,泼不灭的。女儿抗命,殉情要嫁,沸沸扬扬,佳话溢泻小城,此事是80年代江津地区一条最大的社会新闻:“右派石天河,有艳福啊!”
    当年,我和他关系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私下没说过一句话,未聚过一次。因他是省文联创作辅导部文艺理论批评组组长,有地位、有名气,是大家公认的老师。我呢,一个地方报小记者、小编辑,不起眼的“小不钉”。加之我压根儿烦文艺理论,认为那东西对创作用处不大,是“弹花匠的女,只会弹[谈]不会纺”,用不上排场。加之有人说他是个“眼晴长在额头的人”,故底气不足,相交有距离,如果万不得已“狭路相逢”时,仅抱之一笑,颌首点头,以示敬意。
    一次在茜子家聊天,邱原说石天河被搞得很惨,1952年“三反”因历史问题被停止党籍,“肃反”中又因胡风事,关押审查近一年,整得灰溜溜。我有点同情,问:他有什么历史问题?邱原无可奈何地笑笑,说他是反革命,其实哪是什么反革命。
    邱原说,1944年抗日战争末期,日寇从湖南经广西打到贵州,他当时是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学生,被工厂遣散,全家生活无着,偶然在贵州独山邮局门口,看到一张“国防最高委员会特种技术人才学校”的招生的广告,便去报名投考。去后才知道是个国民党训练军统特务的训练班,好不容易一年后逃了出来,跑到南京去参加了进步文化团体,再后加入了共产党。在我看来,这是他生命中不幸。我哦了声,有点为他不平,但仍未有来往。
    俗话说,“人不找人鬼找人”。想不到那场大灾大难运动骤然降临,他竟成了我身陷“四川文艺界七人反党小集团”和“四川省文艺界二十四人反革命右派集团”的“主帅”,怎么址上的不知道?1957年如火如荼的“反右斗争”在神州大地燃烧起来,在党的“关怀爱护”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陡然身价大增,一时成了报刊版面“新闻人物”:“右派分子晓枫(黄泽荣),必须彻底交待与石天河、流沙河的反党罪行!”
    我“牛吃南瓜---无从下口”,哪有的事呢?不是白肉上生钉么?说流沙河与我有扯不清的关係到还不冤,因我两人不但私下多次相聚,还有书信往来,他可连一句也未说过啊!,
    这“理还乱,剪不断”的公案,在四十多年后才逐渐逐渐地闹明白了。2002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他近二百万字的四大卷《石天河文集》,在第二卷《野果文存》第571页《回首何堪话逝川---从反胡风到[星星]诗祸》一文中有所提及:
    [关于“《星星》诗祸”的起因和“反右”的经过,这篇文章里无法多谈。只能简单地说一说:《星星》是四川文联主办的诗歌刊物。编辑部主要是四个人:白航任编辑主任,我任执行编辑,白峡、流沙河任编辑。1957年1月创刊。创刊后,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创刊的第一期,就遭到迎头一棒。先是因为所发表的一首爱情诗(曰白:《吻》),被《四川日报》上一位署名“春生”的批评家,在题为《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的一篇文章里面,斥之为“色情”的作品。并认为《星星》把党的“百花齐放”文艺方针,搞成了“死鼠乱抛”。我们不服,于是,我写了一篇《诗与教条》,对批评进行反驳。随后,批评家们就进一步地揪出流沙河的《草木篇》,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四川日报》对我和流沙河、储一天及其他人的反批评文章,都压住不发。(主要原因写《死鼠乱抛》的“春生”,实即省委宣传部分管文艺的李亚群副部长。)我们坚持按“百家争鸣”的原则,应该容许反批评。报社不发,我们就准备自行印发。这就引发了一场大祸。四川文联领导以“机关大会”形式,对我和流沙河、储一天、陈谦等人,进行了压制性的批判。并给了我“停职反省”的处分。到1957年4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因毛主席在接见与会人员时,对《星星》和《草木篇》的问题,说过一些话。四川文联主席常苏民回成都后,传达了会议精神及毛主席的话。宣布撤消了对我的处分,并表示了歉意。这样,“《星星》诗祸”的第一波,才告一段落。可是,当5月间我被允许去峨眉山写作以后。成都的“大鸣大放”已经展开。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引蛇出洞”的“阳谋”。随后,在“反右派运动”中,就酿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诗祸--“《星星》诗祸”的结局是:我被认定为“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的首犯。“集团”里的我和储一天、陈谦、万家骏、晓枫被判刑。(我判15年。储一天判20年。陈谦判5年。晓枫判15年。万家骏判15年,后来在“文革”中被加判死刑,因“四人帮”垮台,才未及执行。)邱原开除公职,其他人大都被处劳教。白峡虽未列入集团,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受集团牵累的著名学者、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也被划右派。原成都市副市长、著名作家《大波》和《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劫人先生也被批判,险些划右。其他同情《星星》的读者,遭到批斗的数以千计。只有流沙河一人,因写过一万二千多字的《我的交代》,认罪态度较好、检举揭发有功,使当时文联领导顺利地挖出《一读编造》了我们这个“反革命集团”。因而,唯一地获得了宽大处理,划为右派后,仍留在四川文联机关管制,作些帮助看稿之类的工作。但“文革”中也下放农村劳动过。]
    原来这个“反革命右派集团”,就是当今“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12000字的“交待坦白”引起,来自自家营垒的东西还有什么话说?至于说到他,“用胡风反革命衣钵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事,就更为有趣了。
    他说,他第一次知道“胡风”这个名字,还是抗日战争初期读鲁迅先生《答徐懋庸》那篇文章,才知道胡风与巴金、黄源一样,是鲁迅先生所看重的左翼作家。那时他才十几岁,并不懂得“两个口号”的争论有多重要,甚至那文中提到的周起应,他也是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周起应就是周扬。后来,在抗战中,虽然零星地读过一些“七月派”的作品,但直到1948年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发动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评时,他才知道原来胡风与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一直还在继续发展。当时,他刚参加革命地下工作不久,对文艺理论上的谁是谁非,并不很懂,听文化界的朋友说:胡风那一派人,是进步的,不过有点小圈子作风,也有点左,总觉得他们自己思想最激进,理论水平也高一头,不大瞧得起别人,有一些老作家跟他们有隔阂。但他们是革命的,对反动派是从不含糊的,是要真刀真枪干的。
    人总也有投机的时候,他也投过一次机。1955年反前胡风前,出于想当左派和创作表现欲的支使,他主动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谁知弄巧成拙。在后来“反胡风运动”中,因有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和在南京参加过一次文艺座谈会见过路翎,他成了审查对象,被“挂起来”,直到1956年初还说他“用胡风反革命理论毒害人”。事情是这么引发的:1949年进军西南后,他在《川南日报》担任副刊编辑,有一位在合江师范学校教书的作者刘彦伧,常给副刊投稿,有一篇用民歌形式写成的《榕山谣》,他认为很不错,有修改前途。1953年他去重庆参加西南作协的创作会议,会后绕到合江师范去会刘彦伧,想谈谈如何把《榕山谣》修改出版的问题。见面时,刘的房间里有好几个男女学生,看见他来大家很高兴,刘向学生们介绍,说他是作家、诗人,在座的学生们就来劲了。围着他问这问那。其中,有一人问:学写诗要读些什么书?那时候新诗的理论书出版得很少,只有亦门(即阿垅)的《诗与现实》,是唯一的大部头诗学论著。因此,他作了推荐。后来那个学生考进了海军的某个部门,在“反胡风运动”中,因读过亦门的那部书而受到批斗,因而便交代出他是教唆读“胡风分子”的书而受到“反革命思想毒害”。这不过是一片鸡毛飞上了天,在暴风雨中被人当成了毒箭。
    这些滑稽的历史事情,现在听起来简直是神话,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无处不是这种神话。因为我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总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1980年末,我“平反十改正”回到报社,他已去了江津师专执教,相距千里自难见面。1987年我去了北京,承办编辑出版《中国市场信息》半月刋,1989年秋,首都记者赴宜宾采访红楼梦酒厂,我也是其中一员,巧好碰上他。在饭桌上我们两人谈了几十分钟。此时的他仍傲气十足,对未来满目春光,正在写大部头,说到往事,心中大为不平,愤然骂道:“那帮整人的家伙决没有好下场,所以我不愿在文联呆,看不得他们那付猫窃鼠偷的样子。我准备好好把这段历史写一写,把那个伪君子的嘴脸公诸于世,对于[名诗人]我永远不会原谅……”
    去年五月,我闲着无事可做,便约上几个老右去江津专程看望他。,见面陡然一愣,不知是时间流逝卷走了他的傲气,还是妻贤子孝温馨日子的原因,面前的他巳成了一个祥和与世无争的老人,一脸是笑,满目慈祥,一心一意在写他的回忆录。言谈间方知他早已恢复了党籍,妻子也是副教授职称,下步所考虑的是儿子大学毕业后的工作问题。给我印象眼下的石天河是另外一个石天河,没有怨气,没有怒气,也没有不平,似乎日子就该这样平静快乐地过。而我总想着往事,说话老往五十年前走。但说到“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一事,他的脸上立即有了愤然,笑容不见了,说话的声音也大了。
    他说,我根本不相信胡风是反革命,在1957年《星星》诗祸和反右运动中,有一位朋友的妻子为怕连累她的丈夫,写了个检举材料来“帮助我改正错误”。加上当时,《星星》诗刊内部,也出现一位仿效舒芜“适时起义”、“反戈一击”的“义士”,把我和另一位同情胡风的学生徐航和他通信的信件,交给上海《文汇报》记者姚丹。在1957年7月24日的《文汇报》上,加上编者按语发了一大版。按语中除了认定我是“军统特务”外,还指明我们“抄了胡风的经验”。于是,四川文联完全按照“反胡风”的办法,制造出了一个“以军统特务石天河为首”的“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右派集团”。列名于这一集团的除有你外,还有流沙河、储一天、陈谦、遥攀、万家骏、徐航、邱原、白航、白堤、沈镇、杨干廷、华剑、罗有年、张宇高、李加建、王志杰、李远弟、孙遐龄、张望、许君权、李明隽、杨光裕等24人,其中,杨干廷、华剑、许明权、李明隽、杨光裕等人我并不认识。经过许多大会小会与报刊文字的批判,这就变成了铁板上打钉的铁案。我“平反”回来,你们中好些人还在“山上”,我就到处打听你们的下落,天天找省委非把此事搞清楚不可。省委一些人顶着不办,我就不断向中央写信,向胡耀邦写信,最后是时为省委书记赵紫阳拍扳推翻的,我才不像那个诗人当缩头乌龟哩!
    往事给人许多不幸,却又使人骄傲,那是人生中可贵的浪花。我还了解道,归后他一直笔耕不辍,写了不少诗歌理论方面的文章,也写了一些带刺的杂文,但不出格,四平八稳。又因断层断代关系,文章多不合时总宜,难为主流媒体采纳,仅在部分朋友中流传。因为成就总和风险联在一起,机遇自然与打拼是兄弟,失去主动出击,自然没有名气。他的文集是自费印刷,几乎花光了十多年的储蓄。在四本文集的扉页上,都有这样八句话:我生如陨石,磊落到人间,风雨凭陵夜,流光灼大荒。我心有长句,耿耿似天河,哭为千载哭,歌为万里歌。
    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北京老右发起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彻底“平反”签名活动,他是四川名人,我去电话约他入列,他到满支持,叫写上他的名字。无论怎样,总还记住他是个被关押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分子,不像一些人乐而忘伤,作壁上观。酸楚仍在他心底,只要视为安全就会发声。在一首诗中,他写道:
    我同样受了骗,眼泪,它可以作证见;
    我同样有创伤,眼泪,它代表了天良;
    我迷信了魔鬼,眼泪,它代表了我真在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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