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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杨振宁教授关于中国 GDP猛增的七大理由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月02日 转载)
    
    [日期:2008-01-01] 来源:《参与》 作者: 德国 彭小明
     (博讯 boxun.com)

     先看"七大理由"
    
    2007 年11月 19日 凤凰卫视播出了《世纪大讲堂》在日本神户主办的杨振宁教授专题讲演。内容是中国GDP 猛增的理由。杨教授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仅仅以一个外行人,但是又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来说自己想说的话。主持人和杨教授的主题是有限定意义的。说的是近二三十年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杨教授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举世罕见的奇迹,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为什么中国的GDP 能够比世界各国都快?他提出的理由有七条。第一是中国人民的勤俭;第二是中国人民的耐心。并且提到西方文化是神本文化,而我们的文化是人本文化。第三是跟印度这样的国家比较,中国没有种姓制度,没有宗教冲突,是中国人民的幸运。孔子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第四是中国历史上一贯以统一为最高目的,使得国家民族具有极大的向心力。也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他说这四条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理由。另外还有三条。第五条是中国的教育为经济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过去他离开祖国的时代合肥、北平到处都是文盲百姓,现在扫除了大量的文盲,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干部。第六条是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建设已经打下了基础,公路、桥梁、电站等设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速度和效率。最后第七条是中国的党政领导务实、虚心和灵活的态度和政策。
    
     千年的文化性格能解释短期的经济起伏吗?
    
    恕我直言,杨教授的前面四条理由就很不严谨。他的主旨是要说明近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缘由。却拿传统中国的文化作主因。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的积淀,中国人民勤奋劳作了几千年,忍辱负重了几千年,虽然也有过门阀制度,但是还没有形成严重的种姓制度和宗教传统,大一统的思想长期浸淫着中国社会。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却仅仅在近二三十年内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远的不说,就拿 1949年以后的五十八年来看。前面的二十九年 1949-1979,经济发展缓慢,政治运动整肃的结果,两千七百万人被"杀、关、管",五六十年代之交发生严重饥荒,饿死人民三到四千万人,共计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将近八千万。文革动乱时期中国经济几乎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难道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不勤劳,不忍辱负重,不追求大一统吗?后面的二十九年 1979-2007,难道中国人文精神发生了突然变异吗?不是。中国人民的性格和特点数千年如一日,是中国一切经济文化发展的精神基础,但不是最近经济快速发展的理由。理由是什么?是中国社会的部分变革。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放松了对经济生产的管制,说穿了,就是摒弃了计划经济,实行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就出现了活力。每一个在中国社会生活过的人们都可以回想一下,凡是党要加强领导的地方和时期,(尤其是毛泽东的政策路线贯彻最彻底的部门和时期),一定就是死气沉沉,生活艰难;凡是党放松监控,较为宽松的地方和时期,很快就适当地恢复生机,略松口气。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的勤劳被党和政府糟蹋和滥用
    
    大跃进、学大寨,把人民任意驱遣,三门峡水库,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浪费了人民的劳力,换来的是灾害和饥荒。大批知识青年被强制上山下乡,屯垦戍边,没有创造任何值得记录的物质财富,徒然浪费了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青春年华。所有的知青农场无不亏本,插队青年对所在生产队、对自身家庭都是严重的经济负担。数以千万的青年人,长达二十余年(上山下乡政策始于 1956年,文革中全面铺开)浪费青春,是对民族的智慧和体力的严重滥用。仅仅这两大实例,共产党至今没有全面的向人民认罪。
    
     人民的忍让被党和政府肆意利用
    
    根据《毛泽东执政春秋》的统计,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民生活从来没有比 1949年前提高过。也许是民族性格和儒家传统的温顺和懦弱,也许是 1949年以后血腥红色恐怖的震慑,人民面对土改 1950、统购统销 1956、大跃进1958 、文革1966 以后,不断出现的农村大饥荒,有的地方村庄死绝,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揭竿起义。彭德怀曾经说过,中国农民老实,否则早就造反了。毛泽东还要继续搞他的三面红旗,疯狂折腾;刘少奇提醒说,大饥荒,人相食。将来是要上史书的。第一个是你,第二个就是我。这才让毛皇帝有点害怕,才有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类的缓和之词。就是这样一个活活饿死三四千万人民的毛皇帝和共产党,从来没有为此向人民认过错。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过,我是不会下"罪己诏"的(罪己诏是向臣民认错的信)。中国历史上皇上下罪己诏的不下 260人次,明崇祯帝一人就六下罪己诏。李自成还是率众造反,攻破了北京城。毛泽东看到皇上认错,反而挡不住反抗,于是反而变本加厉地紧握权柄,疯狂折腾,直到文革将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高干权力和财产的全面世袭制比种性制度更可怕
    
    杨 教授庆幸中国没有印度那样的种性制度。中国真的没有这种丑恶的制度和社会形态吗?让我们这些曾经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们来教育教育杨教授吧。西晋时代左思的《咏史诗》对"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潦"的不公平现象表现出强烈的愤慨,实际上是对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门阀制度提出抗议与控诉。但是隋唐时代开端的科举考试制度相对公平地纠正了封建门阀制度的恶浊和偏颇,为民族的精英选拔开创了新时代。科举制不看重考生的家庭出身,姓名一律蜡封不露,考官只能看到考生的编号。一千五百年后,西方国家也不由得惊叹中国人早已创建了这样一种公平严谨的精英选拔制度,并学习移植到西方,成为现代文官选拔制度。科举 1905年被清廷废止之后,大学考试取代了科举。不看出身,考学问的传统理所当然地被延续。可是到了共产党统治的时代,继承了满清最腐朽的八旗子弟教养制度,建立了八一学校等干部子女专门学校,尤其是实行所谓的阶级路线以后,中国教育界肇端了历史上最趋炎附势的卑污时代。 1957年以后,高考就开始增加了考生政审, 1963年以后阶级路线全面铺开,各级学校全面以能招收干部子女为荣耀。干部子女成绩不要太低就可以录取。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成绩再好,也绝不录取。社会上本来最不沾染世俗尘埃的大中学校成了取悦权贵的名利场。文革时期血统论愈加猖狂,红卫兵的对联公开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党政军干部子女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实际上的贵族阶层。邓小平复出厉行改革,恢复了高考制度,似乎恢复了基本的公平。实际上政审制度从来都没有取消过,政治上的审核仍然比才智上的考核更严厉。经过所谓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特别是六四的血雨腥风,共产党跟所有独裁集团一样,越来越不相信外人,不相信平民知识分子。党内元老陈云临终以前感慨地说,"还是我们的后代可靠,至少不会反对我们。"于是十七大领导人的名单出台,原来都是干部子女。李克强虽然来自地方,可是他的父亲仍是地区级法院领导干部。再看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省市的房地产商、大型企业的大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高级干部的子女。这一批高干及其子女人数上不到百分之一,却牢牢地掌握着中国的党政军和经济上的所有大权。他们要财产就可以捞财产,他们要文凭,就可以搞文凭。他们要官爵就可以登高位。马列主义教材告诉我们,官僚资产阶级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这一批党政军权贵集团及其子女就是当代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中国的确没有印度式的种性制度。但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全方位世袭传承不是比印度的种性制度更可怕吗?尤其是在没有民主,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这个集团是不受任何监督的。杨振宁教授没有在文革时代生活过,他可以说不了解他的老同学海归学者巫宁坤教授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不了解黑五类子女所受的歧视和侮辱;他今天生活在北京,不可能完全不了解官场的腐败,高官文凭的水份,权钱交易的黑暗。一个看见过西方民主政治的知识分子,仅仅庆幸中国没有印度式的种性制度,却不为十七大政治权力交接的黑箱作业而痛心疾首,这样的思维难道是正常的吗?
    
     大一统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中国人心向统一,一以贯之。但是国家统一并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在民族分裂的情况下,韩国经济远比朝鲜强大,台湾经济也曾经大大领先大陆。这是战后的政治现实。德意志民族东西分治,西德经济发展迅速,东西差距十万八千里。相反,两德统一之后,反而经济长期徘徊,步履艰难。这些国家的人民也都有统一的心结。可是经济的发展却情况各异。我们当然希望民族内部既能和谐团结,同时国家经济又能迅猛发展。但是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杨振宁教授作为回归的科学家,住在党和国家安排的别墅里,享尽艳福,为党和政府歌功颂德,好歹也要注意一点论证的逻辑性。
    
     正是共产党的错误道路耽误了中国经济发展
    
    第五和第六条,扫除了文盲,完成了基本建设,经济的发展有了文化和物质基础,所以有了迅速的进步。最后一条,"中国的党政领导务实、虚心和灵活的态度和政策"。务实、虚心和灵活?看看每年有八千多起警民冲突,甚至发生汕尾开枪杀死百姓的恶性事件,看看十七大处处保密,层层戒严的状态就明白了。说到底,杨振宁教授的话都没有说到关键。中国经济发展的祸根就是中国共产党。台湾遭日本殖民化五十年,人民都接触不到汉文国语,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就扫除了文盲。韩国的工业基础比中国还要薄弱,经过二十年的奋斗,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加速了建设,恰恰相反,土改镇反反右四清文革整肃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贻误了扫盲和教育;大跃进、学大寨折腾虚掷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延缓了中国的基本建设。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几十年折腾祸害,中国在 1949年前早就是市场经济,早就有物权法,早就跟西方国家有外交和经济文化往来,中国的腾飞和崛起被毛泽东共产党耽误了几十年。若没有"一边倒"、公有制私有制的反复,中国大约在六十年代就已跻身强国之列,即使不能如日本、德国那般富裕,至少也不至于还在第三世界里喘息。杨震宁教授的说法实在是大谬不然。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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