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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兆勇:未来对《色戒》的评价将更高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2月19日 转载)
    
    我讲六个问题:
     一、重新认识战争与和平问题 (博讯 boxun.com)

    
    我国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支持战争、反和平的,给世界留下了黄祸的恶评。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求和的多冠以屈膝二字,最宽容的也只是把求和作为缓兵之计,和平只是准备大打的一个阶段,从属于打。只要敢打,即使丧师失地,也要挺打。总之,因为缺乏平等对待别的国家的意识,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建树不多,挺打、暴力给世界留下很坏的评价,排斥和平,鼓噪战争仍然是时下一种很严重的社会病态,董必武不得不亲自写诗来纠正这种侮辱、诋毁和亲的旧观念,但是和平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观,远远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来。
    
    二、对于不同国家应对二战乃至被武装占领的比较研究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民间学术研究的大门渐渐开启,这些年很有可观。印尼应对二战的策略和我国应对二战的策略是截然不同的,没有爆发中国这样惨烈的战争,与日本当局合作的苏加诺也在战后成功控制该国,后来虽然政权交替给苏哈托将军,但与在二战中采取的和平道路,没有太大的关系。印尼的和平道路极大的避免了伤亡,得到了印尼人民的认可。
    如果再把印度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暴力手段,推翻殖民统治,那么对中国的启发意义将更大。
    
    三、人性是否经受得起战争考验?
    
    人性很难经得起战争考验,战争绝非人类的常态,就像铁凝小说《秀色》中所描写的秀色村一样,因为缺水,村民丧失了最基本的尊严。何况在比缺水还要残酷百倍,每天面临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战争环境呢?一味的“高大全”,无视战争中的人性存在,甚至要求每一个人即便是平民也像敢死队一样勇敢决绝,是不可能的;要求每一个战士都像应英雄那样,造成的悲剧结局伤害了几代人。著名企业家任正非的父亲因为不能像诗人田间描写的反抗者一样拿起武器上战场,使任正非在历次运动中饱受心灵折磨,后来任正非发出呐喊:战争中的人存在自己的选择,普通平民不可能像战士一样勇敢。战争中的人是否具有追求生活的权利?而不是立即拼死在战场,过去这样的观点在战时受到严厉的指责,可是写出这种作品的作家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底线。
    
    在占领军铁蹄下生活的国民,仍然有选择自己过何种生活的权利。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日寇在台湾、在东北、在大陆其他地区的统治,可以得出有规律的结论:在武力镇压完台湾“雾社事件”后,日本占领军与台湾山地人、平原人事实上达成了共识,再也不需要这样的军警统治,文官统治开始登上舞台;在东北,满洲国的司法部长一定要法学出身,绝不能是武夫;战时大上海绝大多数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在资源委员会的精心安排下,历尽艰险内迁武汉而重庆,未迁走的民族企业在敌人的刺刀下艰难图存,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想尽各种办法与占领军建立联系,如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申新集团,不得不派员亲赴日本,搬来在军界素有巨大影响的日本两大军事思想家之一的大川周明从中斡旋,以图存待兴。我们今天同样需要重新认识这些现象,理解、肯定他们的生存之道,恢复战争中的人性。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战争是人性的“绞肉机”。
    
    四、政治与艺术的界限
    
    长期以来的泛政治化对艺术造成了很大伤害,说一部电影危害如何如何?就太夸张了。如果比较一下日本反思战争的文艺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出战败国日本文艺创作的多元性,既有反映右翼立场的《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山本五十六》、《自尊》,也有反映客观偏左立场的〈〈战争和人〉〉等优秀作品,也有持批判立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作品。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界限,文化英雄王实味先生已经在60多年前讲清楚了,今天的人们不该如此健忘。在对待〈〈色 戒〉〉这部电影上,显然政府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比民间做得好。民间出现了不应有的非理性色彩,对这部电影大加挞伐,这是一股逆流,必须坚决予以回击。
    
    五、 内奸更甚于汉奸
    
    现在议论汉奸成为一种时髦,“连打带杀”的大批判文章被精心炮制出来以求一逞,影响很坏,比如乔新生的〈〈把袁伟时钉在历史的耻辱拄上〉〉就是典型代表。
    
    王朝专制国家只有臣民,不存在公民,相应的也不存在汉奸等概念。汉奸只是一种表象,汉奸为什么多?根子在内奸,内奸的根子在哪里?在于缺乏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建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六、 对《色,戒》形成不同看法的历史解读
    
    对《色,戒》出现恶评,并不奇怪,这是有过被殖民历史民族的一种正常的痛苦心理,可以理解。我想起大韩民国前总统朴正熙写作不朽的著作《我们国家的道路》时的情形,因为当时韩国还在战后的阴影里,“汉江奇迹”还没有播下种子。在朴正熙眼里,韩国实学巨匠李退溪做得不好,传唱千年的《阿里郎》是哀怨之辞,韩国的一切传统都使朴正熙感到痛苦万分,仿佛他们都是造成韩国昨日失败的根源。在今天,没有韩国人再认为《阿里郎》不美之音,凡有韩人处,皆有《阿里郎》,阿里郎一时有第二国歌之称。朴正熙复生,亦当同此情怀。我敢断言,10年最多20年,国人对于《色,戒》的看法将趋同,对它的评价将比今天会更高。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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