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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钧先生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回应向钧先生“集体失语”论/綦彦臣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2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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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1月27日博讯发表了向钧先生的《面对汪兆钧公开信,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为何集体失语?》一文,文中指出:“面对这封公开信,也表现得出奇的冷静,绝少有人表态,可谓应者寥寥。而中国号称有一百多位公共知识分子,海内外也有为数不少的民运组织、民主人士。他们也多是保持沉默,集体失语了。”
     这是一个误判。事实上,中国有不少公共知识分子早在汪兆钧先生之前,就要求中共高层进行政治改革、停止镇压法轮功、谨慎对待言论。最为著名的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茅于轼老先生,茅老的那个建议文本还印成了天则的内部资料,广为散发。天则的《内部资料》在公共知识分子中间影响很大,1996年我做的中国金融动荡分析就刊登在这个载体上。此文也引起了时任政府总理的朱镕基先生的关注,成为大规模充实银行资本金的一项决策支援。同时,丁学良专向茅老索要此期,后来茅老将丁信转我,我将手头多出的一份径寄丁先生。 (博讯 boxun.com)

    由于天则内刊的影响力,也由于茅老在公共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公开要求当局平反六四、检讨镇压法轮功的政策。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6年底这段时间里,他承受了巨大压力,包括众说周知的《给你所爱的人自由》一书遭到查禁。
    作为一个名声远逊于茅老的学者,我有幸被网民们选进《2006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这个名单还有“副标题”,说是“政左经右版”。但是,我没认为自己是什么派,尽管此前由于我支持焦国标的言论而被冼岩指为“极右”。在这个名单出来的前后,我一直主张(呼吁)中共停止镇压法轮功,并且检讨过来的政策,成立一个非中共和非法轮功参与的“政策检讨委员会”。同时,我也是力主中共与法轮功和解的民间学者。这样的观点见于海外网刊《民主论坛》、《自由圣火》、《新世纪》。
    这样的言论也早于汪先生的公开信。
    应当说明的是,我在反对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同时,对法轮功妖魔化中共的做法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并且,我认为法轮功力量理智地放弃妖魔化中共的策略,应当是和解的前提条件之一。还有,我以学术论证方式证实了共法双方价值观念的交集:1.他们在文化底蕴上都深受中国墨家的影响——中共讲究“艰苦奋斗”(派生出新的荣辱观)与中国墨家“苦身焦形”原则相一致,法轮功讲究“忍”亦是压制世俗欲望而致道德规范的墨家原则;2.中共讲究科学至上的自然价值观,法轮功讲究“真”即探求社会存在的真相,两者虽分属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但是本质上由传统的墨家科学精神提供文化道德支持。
    遗憾的是,这样的科学研究没能进行下去。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体制外的力量发生了大分裂,我能从某个资源处取得资助的可能失去了。其中的原因不是我的科学研究没有价值,而仅仅因为我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成员。
    汪先生的公开信主要来自于个人体悟,比如他本寄希望于外界形象开明的国家环保局,未料遭到拒绝。这样的勇气来自受挫的经验,感情也就更真挚,政治改革愿望也就越强烈。在我们这个靠历史替代宗教的文化中,我们能找到许多案例,比如屈原的经历,司马迁说为:“人穷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所以,我不“强求”汪先生有一个科学精神——不管这样的精神来自于中共的新科学传统还是法轮功的社会揭櫫愿望——我都认为:汪先生是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文人,正如司马迁借屈原案例所表达的那样:“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累世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也。”
    我们这个国家虽然没至“亡国破家”,但“忠者不忠,贤者不贤”的局面仍在持续,明白人心里都会问“红旗到底打多久?”。出现这个局面,固然要由中共统治集团负重要责任,但是,那些“不忠不贤”的民主党派实际上的责任丝毫不比中共要小!汪先生属于无党派人士而有政协委员之职肩,郑存柱、郭泉属于正牌的合法民主党派,他们的上书行为固然可嘉,但也仅仅是在屈原精神上可以赞赏,而之于“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政治盟约,他们仅仅是做了一些“象征性的举动”。当然,迟来未晚,“象征性的举动”也比“不忠不贤”强万倍有余。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与新科学传统相联系的政治科学,恰恰是最没科学精神的东西,所以许多重大社会政治主张不得不依靠个人“有感而发”即几乎完整地复制“屈原精神”。在没有政治科学观念的窘境下,政治起哄、把任何一次本该尽责任的个人举动夸张成“千载难逢”,就成了在中共新科学传统之外的“科学赝品”——怪异、神迹、伪造政治数据,不一而足。汪先生的可敬之处,端在于他说了自己职肩内该说的话,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一次“人瑞”,那么我们就等于更深地掉入了封建主义的泥潭!
    在汪郑郭之后还有多少不愿效法“屈原精神”的人呢?那些被定位为中共可靠的朋友的人士及其集团,虽然是从中共那里批发到了权力、薪金、荣誉,实际上他们这一切的基础来源都是纳税人的贡献。用中国古语讲,那就是:尔俸而禄,民脂民膏。我也相信,如果那些昧了良心的群体在1999年时如今日汪先生等人出来说话,我也绝对不会“越位”说话,以致于有牢狱之灾。我从来不主张所谓的清算,但是清算如果不可避免,我看应该清算的首先是那些没肝没胆的族群!我也从来不相信有朝一日公开的所谓秘密档案,因为秘密档案不可能记录良心的历史。
    上帝——不管你信仰的上帝名称与形式如何——其实,他的伟大功用正在于审判秘密档案之外的良心问题。当人类自我作主成为启蒙之源后,个人对本我的审判其实随时可以进行。因此,在宗教意义上来看待汪先生等人的公开信,只不过是一次良心发现的“事件”而不成其为“现象”。
    那么,为什么作为个人,我还对汪先生抱以敬意呢?原因仅仅在于:我们这个畸形的社会太缺少良心发现了,不管你称其为“事件”或“现象”。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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