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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传:汪兆钧上书的“炸锅效应”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9日 转载)
    
    从某种角度看,十七大后将出现一个党内斗争的高潮,最后以“解决”贝利亚为向党内外交待的手段。有一种健康的力量逐步地把中国的贝利亚亮给社会公众。至于何时“解决”、以什么方式“解决”,那要看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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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治态势更加复杂,民众反应很为失望,称“江泽民的人又进了常委”;学者反应也出现了极大的分化,一向持“右倾激进”的分析家指出“十七大堵死了政改之路”,而名列“政左经右版”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的一些学术权威人士则认为,尽管不公开的寡头政治确型,但它有利于往民主方向小步趋近,即边际增量式改革仍有希望。图为汪兆钧
    
    就在此种情形下,安徽省的政协常委汪兆钧出来讲话,公开上书胡温,使中国复杂政治态势,一下子乱了格局。北京坊间的说法是,“整个地炸了锅”。
    
    江泽民被北京民众指为“王八蛋”
    
    应当说,江泽民实在不愿以特别代表的方式坐在胡温之间。按北京土话讲,这是“小胡在玩他,弄了他的盟兄弟(指陈良宇),又抬他上主席台丢人现眼。”百姓此种揣度不无道理,十七大时江在主席台上听胡的报告,显得不耐烦,不时看手表,又老顽童式地眼盯女服务员。如果说八月份庆祝奥运倒计时,由上海帮的吴邦国主持而胡温一个没出面,暗示上海帮进入倒计时的话,那么江不时看表则是暗示胡的时代已经令人很烦了。
    
    早在十六届七中全会上,就有十余名中央委员与纪委委员以“内部意见”的方式要求江泽民在党内作出深刻检讨,为邓小平死后到他江泽民下台之段时间的全党腐败负历史责任。更有甚者,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在地厅(司局)级短期培训班上对学员说:古有典故,“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今之中国,“泽民不死,国难无测”。坊间的笑话则无此激忿,大有调侃之意,大意说:毛泽东弄了个纪念碑,邓小平武了个帝王厦,江泽民弄了个王八蛋。
    
    帝王厦,指深圳的帝王大厦,是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标志性建筑。王八蛋,则指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西首的国家大剧院。
    
    汪兆钧兼融官智与民主
    
    在江泽民政治阴影未去或说寡头政治尚未做出像样的政治举措之际,汪兆钧奋起上书,一下子打乱了新旧贵族们的手脚。据一位接近权力核心的智囊学者说: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汪的上书的性质时,“胡总面沉似水,三个小时,连茶杯都没动一下”;老温始终在笔记本记录什么,不时微微一笑,不表示任何态度;老贾与永康、国强三个则主张“派一名全国政协副主席,专到安徽,与汪兆均交流意思,并做思想工作”;新入常的习近平与李克强大体上表示“这是政治改革滞后的一种必然反应,以后还会出现类似情况,不必大惊小怪”。
    
    吴邦国则因有病在身,未出席该次专题会议。另外,政治局一般委员会则没得到开会讨论的消息,只得到一期载有汪兆钧上书全文的《动态清样》。
    
    汪兆钧的平反法轮功的要求,令周永康非常尴尬,周在中央政法委月底的例会上说:“一定保持清醒的头脑,抵抗海内外敌对势力借政治改革之名,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会上,全国司法系统很快接到传达至司局(地市)的《关于目前对敌斗争的几项指导意见》文件。该件称:近期应严密监视那些“貌似温和,但骨子里反对我党的所谓社会知名人士”,防止他们与汪兆钧这样的体制内“不同意见人士”搞成“大串联”。附这份文件下发的名单以异议人士省份为单位,共有40余人。
    
    仍是北京高层智囊人物闲谈表示:汪兆钧以上书得到官场上的好评,特别是十七大本该进局而被排除在外的负责宏观经济调控“一派势力”表示支持,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屡败屡调”之症结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极大地滞后。一些负责任的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高级官员则认为:虽然汪的上书“看起来很激进,但实质上也给我党指出一条转变处理法轮功问题的新路子”,同时,“如果处理得当,也有益转换法轮功的抗争模式,而不致在奥运时生出事端”,云云。
    
    “有人操纵”的疑问困扰周永康
    
    江系铁杆、打击法轮功的黑手周永康几乎直白地说明:汪兆钧上书行为是受海外敌对势力支持,也受到党内不健康力量的支持。周的如此怀疑有他的道理,因为就在他荣升常委、坐上中央政法委第一把交椅之际,北京第二中院受理了上海市民诉周永康行政不作为案。此案是被迁拆户董国菁在2005年进京上访时遭上海拦访警员痛殴一事,董在多次向公安部长周永康申诉后,周置之不理,董逐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无论董于此案胜败,都说明中国百姓法律维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整个趋势是民权觉醒并扩张、官权退缩。但是周永康本人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无论汪上书还是董告状,“事情都不那么简单”。而北京一些高级领导的秘书则十分郑重地说:这是好现象,反渎职也要反到常委一级,反腐也要反到常委一级。
    
    汪兆钧上书在北京权力核心层引发“炸锅效应”之后,安徽警方接到来自北京的秘密指令,对汪兆钧采取选择性封网办法,使他无法登陆国外网站。北京及北京附近的一些被当局视为“能量分子”的异议人士,也接到了各种“友情提示”,称:在奥运之前,“要抓一批”,各自小心为妙。在“友情提示”之后,一些“能量分子”的国际邮路遭到全面控制。比如他们的选择的gmail与hotmail邮箱,或是全面瘫痪或是遭受退信,而在此前,这两个邮路是不过滤所谓敏感词的。
    
    民众对江系势力的不满也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人们私下议论“最大的腐败分子进了常委,小胡这是想干什么”,底层知识分子则认为“最反动的血债分子进了常委,肯定不是好兆头”。当然,挺胡的体制内人士则称,留着腐败分子与血债分子在常委会,是准备关键时侯“借人头一用”。
    
    谁是中国的贝利亚?
    
    汪兆钧的上书把中国政治难题全给摆到了桌面上,所以北京官场说“炸了锅”并不夸张。汪兆钧上书的另外一个政治喻意是在追问“谁是中国的贝利亚”
    
    按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寡头政治雏型来论,必然会出现一个党内斗争的高潮,最后以“解决”贝利亚为向党内外交待的手段。因此,北京第二中院受理董国菁行政诉讼案的意义,远超出了案件本身。可以说,有一种健康的力量逐步地把中国的贝利亚亮给社会公众。至于何时“解决”、以什么方式“解决”,那要看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了。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11月号)
    
    附录:
    
    贝利亚从1921年4月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 机关工作,30年代靠在格鲁吉亚为斯大林歌功颂德进入中央。1938年当选为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1941年国家安全总政委,于1945年6月9日被授予苏联元帅,素有“政治元帅”之称。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继续骄横跋扈,引起同僚的严重怀疑和不满。在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的运做下,斯大林去世后13天贝利亚就被逮捕,并被褫夺了全部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在由苏联元帅И. С. 科涅夫担任主席的苏联最高法院的特别法庭的判决书中说道:“被告人贝利亚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仇视苏维埃国家的叛徒阴谋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 权,推翻工农苏维埃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和重建资本家的国家”。 1953年12月23日贝利亚被判处死刑,在狱中被秘密执行枪决。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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