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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国媒体腐败的“累粪运动”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9日 转载)
    牟传珩更多文章请看牟传珩专栏
     美国媒体记者们曾自称“黑幕揭发者”,他们对社会中发黑财者的违法行为进行大胆揭露,公开曝光,这便是世界新闻史中著名的“扒粪运动”,而媒体记者则被称之为“扒粪的人”。美国由于有了这样一批扒粪者的推动,致使其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改革。当下中国官办媒体,也有不少媒体从业者,他们中却不乏劳碌奔波于利用“黑幕”,掩盖“黑幕”的“发黑财者”。他们不是在“扒粪”,而是在“累粪”。为此,本文称此类活动为中国媒体的“累粪运动”。
     今日中国,随着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自身却因为缺乏监督,正在利用舆论的监督功能,沦为社会腐败的重灾区,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利用媒体的公信,借监督之名行敲诈之实,最为典型的当属曾轰动一时的湖南《娄底日报》的原政法部副主任、“湘中名记”伍新勇案和繁峙矿难水落石出后的11名记者“黑幕”案发。这两件事,纵横大江南北,充分展示了今日中国媒体“累粪运动”的现实。南面的伍新勇,利用媒体,私心膨胀,为所欲为,案发后还辩解“我是政法记者,政法记者有权佩带枪支”,可见无知狂妄到极点;北方的11名贪腐记者,借着一支笔的威力,竟然在震惊全国的繁峙矿难发生后,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为其掩盖事实真相。更具典型意义的是,《鄂东晚报》报社内部出于创收的冲动,自2003年以来,达成以威胁曝光当事方丑闻的方式强拉广告的默契。他们为此上下互动配合,形成了一条报社领导——记者——受要挟单位的“媒体腐败食物链”,集体利用官家新闻特权,像屎壳郎滚粪球似的为发“黑幕财”,大肆进行“累粪运动”。 (博讯 boxun.com)

    2006年11月底,北京朝阳区法院以敲诈罪判处中国投诉网记者李凌有期徒刑4年。李凌在调查完美(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时,向该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孙波发了一条敲诈380万元的短信。后来,双方协商到10万元,李凌在该公司刘某处取得10万元,当他离开时被等在大厅的警察抓获。中国媒体从业者此类行径使被监督者不堪重负,于是社会上便有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民谣。曾有一位县委宣传干事向媒体证实,他们每次接待上边来的记者都要好吃好喝地招待,有时候还要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走时一般都要“封个红包”。某县环保局副局长也苦笑着向社会曝光说,经常有记者到他们县“监督”企业环保问题,但都是以索财为目的,最终多是拿钱走人。《河南商务新闻》曾报道:在2005年8月的一次大型矿难发生之后,河南某报社的记者们一阵风似地奔向事发地;其实,他们与其说是急于报道事故,倒还不如说是急于知道地方政府究竟会给他们多少“封口费”。当这批记者风尘仆仆地赶到事故现场时,地方政府官员们苦笑着说,“今天已经来过好几批记者了”,而且他们都已经“拿了钱并承诺封口”。然而,还是有一批批记者接踵而至,拿不出更多现金的地方政府官员只好对发生矿难的矿主施以重压,逼着他们出钱收买记者。就在矿工死亡和重伤的矿井附近,记者们竟排着长队等候领取贿金。据悉,那些记者甚至发生推搡和口角,有的还试图插队,现场一片混乱。短短几天,来自不同媒体的那些敲诈成性的记者们共领取了多达20万元的现金。曾对《华盛顿邮报》记者透露这一消息的一位媒体从业人士说,他亲眼看到过记者领取现金后签字的一长串名单。事后那家发表过暴露性消息的媒体《河南商务新闻》即被勒令停刊。
    《中华工商时报》总编辑黄文夫坦诚,收受企业用于堵媒体之口的钱,已经成为一些媒体的特殊收入。北京一家公关公司负责人也披露说:“封口费”的数额通常较大,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要看事情大小,如果被媒体调查的事件被报道后足以让企业倒闭,那么这个“封口费”的数额可能更大。另据报道,一家全国知名的饮料企业就曾以广告费的形式,给北京一家不太知名的行业报纸支付过60万元的“封口费”。 由此可见,一些媒体记者成了“新闻杀手”,搞起了利用黑幕,敲诈勒索的“累粪运动”。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单位的顾问,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 社会关系”,民间称之为“危机公关部长”——充当违法乱纪者的“保护伞”。
    发“黑幕财”,进行“累粪运动”最普遍的当属媒体驻各地的记者站。中国河南省,连续三年对记者站的整顿中都问题多多,已取缔非法记者站32家。这些非法记者站有的在基层实施新闻敲诈,有的乱拉广告、赞助,严重败坏了新闻界的声誉。 《中国食品质量报》、《经济日报农村版》等4家报社记者站负责人都曾因涉嫌敲诈被拘捕。这4家记者站以新闻报道为名,向不同单位和民众敲诈骗取财物,其中《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的诈骗行为尤其恶劣。此据媒体报道:卜军在另一家报社记者站工作期间,与另一犯罪嫌疑人一起,利用记者的身份骗取某建筑公司两名职工的信任,以帮助“曝光”该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名,骗取受害人“曝光费”1.8万元,然后伪造了一份《国内维权动态内参》寄给受害人。同年5月,二人以同样手段骗取浙江省松阳县某村村民“曝光费”4万元,并伪造《消费日报》浙江记者站内参。
    中国媒体“累粪运动”的另一种表现是,各级单位或领导为突出自已的政绩往上爬,不惜动用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拉关系上省级国家级的报纸、广播、电视,与媒体互动,欺上瞒下,坑害百姓。人们熟知的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慕绥新、马向东、陈良宇、杜世诚这些大巨贪,哪个没有一个由小到大,由红到紫的成长过程?哪一个不是得益于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众多官办媒体的大肆宣传,无耻吹捧发迹来的?他们大都是借媒体宣传指鹿为马,欺世盗名,利用笔头和镜头推波助澜,大搞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做成气候的,但却没有哪一家媒体曾对有违职业道德和社会良知的新闻造假行为,承担过责任?
    中国媒体腐败“累粪运动”也有自己的“潜规则”:只要你给我好处,我就可以在报纸上给你发文章,发大文章,发头条,发专版,在电视上给你上新闻,上专题,上省台,上央视,有的还明码标价,不同级别与版面就有不同的“收费标准”。一些媒体对腐败分子不仅起不到监督作用,反而利用其特殊地位为其掩饰罪行,塗脂抹粉。一旦其罪行彻底暴露后,这些昔日的吹鼓手,又摇身一变,撰文揭露内幕,转而成了反腐英雄。
    美国著名新闻奖的创始人约瑟夫•普利策说过:“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正因为媒体是社会的“良心”,真实、客观、公正、诚信,当是大众媒体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和职业道德。因此说,公信力是媒体的生命。但当下中国媒体,有相当一部分从业人员,竟把舆论的公共权力变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媒体毫无公信力可言。当一种制度缺乏民主监督的机制,官家垄断信息发布权,媒体在制度上就无法独立,也不可能独立承担责任,维护声誉,因而也就必然导致媒体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各媒体对其从业人员进行有偿新闻、借监督敲诈等行为熟视无睹,甚至从管理制度上,有意无意地怂恿、迫使一些从业人员走上公权寻租的道路。史迪文曾在《记者勒索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 专制催生媒体腐败》一文中写道:“长期以来惯于操纵媒体的各级地方党政官员,也一直是这个金钱交易系统中的同谋;只要有需要,他们也可以用金钱或其他好处使记者‘闭嘴’或‘停笔’。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可怕的、人人均已陷入其中的大气候。”
     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媒体正呈现出政府、商业、公共服务交织一体的混乱。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刘明强教授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媒体制度最独特的就是“一元体制,二元运作”。媒体是国家的垄断行业,而且肩负着国家精神指导和舆论引导的重任,同时面对市场机制,又必须实行产业发展。所以,在运作时最主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获取广告利润,而这种制度的直接结果便是,“右手的政治权用于左手的经济权”,从而一开始就在制度上为腐败提供了可能。这种“拥有政治权的经营”体制,加上信息资源的稀缺性和对社会的影响力,致使中国官办媒体,拥有巨大的“媒体权力”,且县、市、省、中央媒体级别越高,其权力就越大。他们可以借垄断媒体发声的权力换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甚至“用公共权力在市场中寻找租金”。 新闻寻租的实质是对新闻报道权的滥用,这种权力滥用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不正当的经济、政治利益。在寻租理论中,寻租是以信息不对称和监督不力为基础的。于是,也就有了中国特色的媒体借垄断信息的发布,运用“新闻把关”的控制权大发社会黑幕财,进行扩张腐败的“累粪运动”。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员工伦理道德手册中规定:如果记者要采访一家公司的高层主管,而只有搭乘该公司的商务机才能去采访时,该记者可以搭乘,但必须由CNN来支付记者的交通费用;从事财经报道的记者必须每年两次向所在部门负责人汇报其个人投资活动。诸如此类的严格自我约束,在美国媒体中很普遍。《华盛顿邮报》规定,假如该报记者有直系家属在某公司上班,这位记者就必须避嫌,不得参与报道任何与该公司有关的新闻;《纽约时报》还设立了更为严格的“行规”,编辑记者及其亲属都不得购买其固定跟踪的企业的股票,记者一律不准接受戏院的免费票。
    媒体本应是公民的“喉舌”、“扬声器”和“眼睛”,要为民众的利益发声,以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和表达权。记得作家莫言曾在《媒体与腐败》一文中谈到:“我对媒体有一种恐惧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是媒体的霸权时代。去年夏天,我接受了一家电视台关于高考语文试卷的采访,我说了这张试卷的好处,但也对其中的三道题提出了批评,但出现在节目里的,只剩下我对试卷的表扬,我对试卷的批评被剪得干干净净。观众只能从剪辑出来的节目里看到我对这张卷子的赞赏,并不了解我的全部态度(至于我是否有资格对高考试卷提出批评另当别论)。由此我想,所谓民意,也是可以剪辑的。他们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强‘剪’民意。报纸和刊物也是一样,只要他们需要,没有表扬,可以制造出表扬,没有批评,也可以制造出批评来。”由此可见,当下中国的官办媒体,不是公民的“喉舌”、“扬声器”和“眼睛”,而是在权力与金钱的左右下,成为随意歪曲、阉割民意的剪刀。这就不难理解在中国当下腐败严重的社会环境中,官方媒体不但无法去监督别人,自己就已经是“腐败食物链”中的一环了。于是媒体不再是反腐败的工具,而是搞腐败的工具;不再是揭露黑暗的工具,而是遮掩黑暗的工具;不再是揭穿谎言的工具,而是制造谎言的工具了。
    中国媒体腐败的“累粪运动”,何时能够结束?
    (转自《人与人权》)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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