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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铭山:对钱穆史观的几点质疑──我也伸伸脚(四)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6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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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钱穆史观的几点质疑 (博讯 boxun.com)

    
    背景一、皇权式微──师夷之长
    
    近代,西洋的东洋的枪炮,轰开了中国与世界屏蔽的雄关铁壁。坚船利炮的轰鸣,震碎中国人天朝梦幻的同时,也把一向自以为是,“关起门来成一统”的中国人的“三寸金头”,敲出了一丝裂隙,“西学”方始得以“东渐”。
    
    于是乎,一向目空一切,眼睛长在额头上的中国人,始而羞羞答答开始“师夷之长”的“洋务运动”、“钦定宪法”,后来渐焉生吞活剥的“全盘西化”,全方位的把西人的新的、旧的;好的、坏的;甚至腐败的、有毒的各种主义学说,全拿了进来试验一番。结果众所周知,撒旦比上帝更有诱惑力,马克思把德谟克拉西赶回了姥姥家,中国经历了一场万花筒式的变幻,从此从家天下时期进入了党天下时期。专制依旧,只是这种进化的过程与结果,更野蛮、更血腥、更无耻、更令人绝望罢了。
    
    背景二、党权坐定──二度锁国
    
    党国建立后,又是一轮闭关锁国,一阵的对外封堵对内绞杀。先立马教为国教,再行反右等运动,清洗残存“西学”影响,继而“破四旧”“清除封建思想”,把传统国学锉骨扬灰,重新禁锢中国人思想,封闭中国人接受其他文化的裂隙。
    
    背景三、马列重创──国学还魂
    
    无疑,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破产是20世纪的两大遗产。马说导致世界各国深重的灾难,狰狞尽现,晕环散尽,中共党魁们又重新祭出老祖宗的国学,用以封堵日见强劲的西方民主思想。一时间,以儒学这种维护专制统治为己任,散发着浓重霉味的所谓国学,甚嚣尘上沉渣泛起。各类文人,或因目的或因智力大肆推波助澜,一时弄得文坛上乌烟瘴气。这些文人又捧出一批老古董,冠之以“国宝”,作为他们的领军。这些老少“宝贝”,一个个嗜痂成癖,向国人兜售性高之余,竟想把他们推崇的这堆臭脚布,推向世界,来个“东风西渐”,拿到世界上去丢人现眼。
    
    国学大师们的方法论:去真存伪
    
    我观大陆“国宝”季羡林、台湾“国宝”钱穆,及其他“大师”的“大作”,看不出有什么“东风压倒西风”的证据,大多是强词夺理难圆其说的梦呓,颠来倒去还是鲁迅讥刺的“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式的自恋。
    
    带过兵写过诗的陈毅说过一句还算老实的话:“我在元帅面前是诗人,我在诗人面前是元帅,靠了这种方法两边都占了。”季羡林、钱穆等人在学术上一个重要的伎俩,与陈毅法子颇为类同:西学讲民主重人性,他们搬出儒家“修、齐、治、平”这种所谓心学;西人重制度崇程序,他们祭出祖宗的所谓“九品中正制”及一大堆的诰、敕、律、令;西人尊宗教,他们拿出周公的礼。但这些“国学”的“宝贝”和“大师”们,都有意无意的模糊回避了学术研究制度建构必须遵从的最重要的指针──真。
    
    钱穆承认,中国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心学,儒家的心学不是尊重人的自然属性,而是削人性天足,适有利专制统治的礼这个履。“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这些方法,与西方基于人性,构建保障人性的制度的做法,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这种建立在假的基础之上的学说,如不有利于邪恶、依附于邪恶,与邪恶两恶互利,通过邪恶强制推行,是没有市场的,更不能祸害中国两千年。钱穆引宋儒陆九渊语:“人不可依草附木。”并发议论: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会不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此语此论具妙,可为儒学儒子写照。
    
    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除根基的谬误外,在枝叶上还是有其合理成分的,但他的合理部分仅是其不便扼杀的人性的显露的部分。它的基础及立足点,都是维持专制统治,都是对人性张扬的严重虐杀。这种文化现在仍桎梏着中国人的思想,阻碍着中国以尊重人性,鼓励人性张扬的民主大业前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既有必要又很急迫,但当务之急应是剥去季羡林、钱穆学说的伪装,还儒学以真面目。下面我仅就钱穆混淆世人的谬论,提出我的质疑。
    
    一、 钱穆的“怪圈”
    
    据说钱穆先生发现了中国制度演绎规律: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现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这样,制度越繁密越容易出漏洞,越容易失去效率。这一现象,被钱穆的“粉丝”名之为:钱穆制度怪圈。这也确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实情。
    
    其实,历代思想者对源于专制制度弊端的探究,何曾停止过?明朝的方孝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病,有过深刻的洞悉。他的《深虑论》开篇即曰: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
    
    方孝孺既而就历史祸乱剖而析之: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化,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
    
    明末黄宗羲之《原君》,其透木笔触,离揭开迷雾只隔一层纸:摄缄滕,固局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其二人在明朝封闭的环境中,能做如此思考,相比之下钱穆在民主风行世界的今天,弄出这么个几乎人人皆知的“怪圈”,实在是不值一提。
    
    中国自毛泽东建政,一直用“运动”来维持社会的运行。这位毛太祖上台伊始,即发动一系列杀人运动,以血腥的“斩不齐”之法,震慑国人维持暴政;邓二代复出,稍减杀人规模,代之以物欲诱惑,把国人赶到物欲的追逐场上;江三代邓规江随,率领所谓“精英阶层”在全国攻城略地,“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把国人陷进生存艰难的困境;胡四代上台,面对汹涌的维权浪潮,提出减轻对国人掠夺的“可持续发展”。这些一切围绕专制统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政策制订和实施,都只能是些应景的应付,解决不了“乱”这个一直困扰中国政治的痼疾。
    
    怎样解决中国政治制度的顽症呢?
    
    其实,远如英美诸邦,近如台湾邻居,早就给我们做出了现成的示范。那就是:建立公正、平等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就是把我们几千年延续至今的,为一家一党一部分人的利益建立的“牧民”制度,变成为所有人谋利益的“牧官”制度,也就是布什总统宣扬的:把统治者关到笼子里。
    
    钱穆先生在中共横扫大陆之际,从渡江文告中嗅出毛泽东的腾腾杀气,不听朋友的劝阻,避祸港台,确为史学大家的“学为致用”,从中亦可窥见钱穆先生睿智。但钱先生一生攻研历史,又在民主的氛围里浸染半世,应当感受到民主自由的好处,不应只是弄出这么个“怪圈”。钱先生处处为中国的“牧民”制度唱赞歌,是出于民族傲心还是圄于对也曾独裁过的蒋介石先生的礼遇?实在是不得而知。不管何种原因,钱先生如此做学问,让人实在的不服气。
    
    (2007-11-15)
    民主论坛 上载:[2007-11-15] 修订:[2007-11-15]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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