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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让“三农”问题恶化?/陈志武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6日 转载)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三农”问题谈了多年,是不是随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对农村投入的增速就终于超过城市了呢?数据显示,在2002年,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15905元。但“三农”方面的投入,即使到了2007年也不过人均489元;从增速来看,2007年人均489元的“三农”投入同比上升了15.3%,而在过去5年里,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就已超过15%。 (博讯 boxun.com)

    
    
    “三农”问题是这些年流行的话题,也是最好让人出名、让政治家捞取资本的题材。“三农”问题谈了多年,“新农村”运动也搞了两年,可是,中国农民的经济机会和社会地位还是以比其他群体更慢的速度在变化。从表面看,2006年,国家支持“三农”的资金由前年的2975亿元增加422亿元,到3397亿元,在绝对数字上似乎多了很多,但分到8亿农民的身上,人均才增加52元,真是雷大雨小!如果按增长速度看呢?那是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加了14%,远低于去年国家财政收入22%的增速,由此看,对“三农”的相对投入反而下降了!
    
    2007年两会期间,媒体又是欢呼政府预算对“三农”投入的增加,说农民又得到额外关照了,说今年“三农”投入多了520亿,农民人均又多了65元!也就是说,今年农民人均得到489元的“三农”投入,比2006年上升了15.3%。这种增速是否特别优惠了农民呢?今年上半年的国家财政收入是2.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4%!对“三农”投入的增速只是国家财政增长速度的一半。所以,表面上看,对农民投入在增加,似乎农村在一片“三农”热中得到特别的照顾,但农民经济机会改善的速度还是低于城市和社会其它群体。
    
    
    那么,5万亿元财政收入和各种项目公债资金都花到哪里去了?还有那么多国有企业收入、国有资产财富、集体所有土地呢?本来,搞国有制、搞集体公有制以及政府管制,消灭私有制,说是为了大家共同富裕,为了人人平等,也当然为了工人和农民、城市人和农村人都能享受同样的经济机会,“科学”配置资源总比那无序的看不见的手更能促进人人平等、更能平衡发展吧?
    
    
    教育投入、医疗投入以及受教育机会、就医机会等这些方面的城乡差别不说,单从固定资产投资就能看出行政配置资源的实际后果如何。比如,在2002年,北京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15905元,省会城市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9223元,地区市是人均5137元,而最底层的县城平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才590元,农村人均300元不到。也就是说,从北京到省会、到地区市、到县城,配置资源的权力依次递减,于是,各地居民所能享受到的收入增长机会(亦即,固定资产投资的多少)也依次递减。所以,将资源、资产和土地都集中为国有或都由政府管制以后,实际的结果是权力决定收入机会,哪里的权力大或者靠权力中心近,那里的固定资产投资就多。即使到了2007年,在“三农”问题讨论得最热、最让人感动的时候,“三农”投入也不过是人均489元!
    
    
    是不是随着讨论“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对农村的投入增长速度终于超过城市了呢?据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数据,2006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3371.5亿元(跟为全国8亿农民的“三农”投入金额一样),过去5年里,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也就是说,到2007年,“三农”投入的增长速度终于接近北京一直有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真不知道这种“三农”和“新农村”运动是特别优待了8亿农民,还是终于让农民也享受一下北京以及其它权力城市一直享有的收入增长机会。连农村以及县城本地的金融储蓄资源也要上调到省会或更高的城市,把本来属于本地的发展机会也上调!
    
    
    50年运行国有经济、公有经济以及近年的管制经济,结果是大城市跟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受教育机会差距、医疗机会差距是如此之大,是人都会要往大城市搬。有人说,“难道靠贫民窟来城市化?”对于本来就在北京、上海长大的人来说,这话听起来是有说服力的。但,对于过去50年里历来就在付出、历来就在为国有经济牺牲自己天然的发展机会的农村人来说,在北京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比在农村强,更何况到北京、广州打工之后,自己的小孩也可以跟去北京上学。尽管他们的小孩还只能去受挤压、受歧视的民工学校,但这也比农村家乡的学校强!特别是,从此,他们的后代就看到了农村之外的世界,看到了北京的世界,多少让后代有少许机会也过上城市人的生活,享受城市人的特权。
    
    
    城市相对农村的特权是这么大,农民都要进城的压力当然不会小。于是,过去推出户籍制度,今天要想法维系城乡户籍制度,将中国公民划成几等。否则,靠国有制和政府管制支持的城乡差别就无法维系了。
    
    
    到今天,户籍制度对于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上的效果因市场化发展而越来越弱,他们也能进城打工,只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只能干苦活并且收入比城市人低。
    
    
    当然,最后一道关卡是土地不能私有。正因为农村土地不能私有、不能买卖或抵押金融化,所以,农民无法真正卖地进城,土地公有是最后一道将农民捆绑在农村的锁链,增加他们进城也享受特权的成本和障碍。
    
    
    如何理解土地公有对农民的负面影响呢?我们大致可以这样看,对于城市人,他们的资本包括两部分:流动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和人力资本;而对于农村人来说,他们的流动资产少,人力资本也少(因为教育低、收入机会少),他们主要的资本本来应该是土地,但土地的产权又不属于自己的。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人不能随便换工作,所以,那时的人力资本不能流动,也不属于自己,但,过去29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将城市人的人力资本流动起来,并且人力资本已基本“私有”了。相比之下,农民最核心的财富——土地却还是公有,不能被流动,连自己的宅地也不能被正式私有并可以做抵押金融化。
    
    
    城市人最重要的财产——人力资本已经私有,并且能随时、随地流动,而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土地却继续公有,不能流动。这种不对称的后果之一是,城市人可以自由地追求收入以及生活的最大化、最优化,而农民的选择空间继续被限制,继续依附于土地。这种不对称会继续从根本上制约农民的前景。
    
    
    解决农民、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恰恰在制度改革上,第一是减少政府通过国有、公有或者行政管制对资源的控制,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配置权越大、管制越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只会继续扩大,这会继续逼着农民不顾一切地走进城打工的路,“三农”问题会继续恶化。市场配置资源反而能缓解“三农”问题。第二是取消户籍制度、将土地私有,这能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流动能力和流动空间,让他们能像城市人那样自由地流动,这当然意味著普遍更高的收入机会和生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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