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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博士”崭露头角:中共十七大后的代际更替/陈子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25日 转载)
    
    来源:发展论坛
     陈子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式的“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受到批判,开始普遍实行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但是,“领导人权力终身制”仍然保留了下来,邓小平在丧失意识之前,始终是大权在握的中共“太上皇”,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都是因为违背了“太上皇”的旨意而被废黜。相对中共十三大,十四大是“领导人权力终身制”的一次回潮。不仅邓小平本人继续在幕后发号施令,他还指派两位已经退居二线的将领刘华清、张震重新出山执掌军权,还隔代指定胡锦涛作为“王储”,牵制“今上”江泽民。经过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再经过即将召开的十七大,“领导人权力终身制”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相对制度化、常规化的中共领导人禅让模式正在形成。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预期十七大之后的领导人代际更替。 (博讯 boxun.com)

    
    代际政治
    
    代际政治是某些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它的意思是说,主要的政治分界线不是在同一代人中,而是在两代人之间。同一代人的政治分歧,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同一代人的政治争论,不过是茶杯中的波澜。只有在人事的代际更替时,才会出现具有实质性的政治转变。尽管每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都会卷起一阵旋风,但只有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才会出现典型的代际政治。
    
    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的政治阵营诸如左翼与右翼、激进与保守均是跨代的。不少美国人之所以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人,是基于家庭原因,尊重和继承父母乃至祖父母的党派倾向。美国宪法200年来保持基本不变,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制度原因。在20世纪的中国,更多出现的却是子辈对于父辈的背叛和决裂。五四青年一代对于参加过同盟会的父辈,感情上已经格格不入,无法接受他们抽大烟、娶小老婆、在妓院中策划革命。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后来虽然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对于中国革命的目标模式却没有很大的歧见,因此在党派间变节就不会带来心理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四五运动的参与者,以“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的激烈方式,宣告了“红卫兵”与其“红司令”的决裂,也就是共和国后出生的一代与共和国缔造者的分道扬镳。
    
    转型时期代际政治的产生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社会急剧动荡,思想频繁更新。如果社会持续朝着一个方向演化,不论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代际政治均不明显。而中国在1949年以后,政治路线左右摇摆,顺境与逆境反复交替,社会动荡正如毛泽东所预言,“七八年来一次”,这恰是孕育代际政治的温床。华夏秩序被“船坚炮利”打破后,中国不得不在西方强势的世界体系中重新定位,中国传统思想早已被边缘化,新的本土思想源头尚未涌现,思想上基本处于无国防无抵抗的状态。一波接一波的外来思潮,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定下了思想的基调。由于没有自己的思想根底,中国的政治演化成为世界主流思想嬗变的多少有些滞后的衍生现象。
    
    从政治辅导员到文科博士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过三代中共领导人。
    
    第一代领导人是“老红军”出身。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王震等人都曾经是红军的重要领导人。胡耀邦也是“红小鬼”出身,抗战初期就担任了中共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除胡耀邦等少数人,大部分“老红军”出身的领导人对于知识分子是有偏见的。早在延安时期,王震就伙同贺龙等武夫怂恿毛泽东整治党内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他不止一次地恐吓说,“你有四百万大学生,我有四百万解放军。”邓小平本人则是五十年代“反右派斗争”的前线总指挥和八十年代“反自由化运动”的始作俑者。“老红军”除了自己的子女,其实对谁都不信任,但即使是八十年代仅有的那一点点党内民主选举,就严重妨碍了由太子党承接大统的安排,使胡锦涛、温家宝这样的平民子弟得以有机会跻身“第三梯队”。胡温都不是“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分别出身于小业主和职员家庭),他们要比太子党更加谨言慎行,逆来顺受,如履薄冰,才能在体制内存活下来。
    
    第二代领导人是“地下党”出身。江泽民、乔石曾参加和领导过四十年代上海的地下学运。朱镕基1947年在北京清华大学电机系读书期间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姚依林和宋平则是比他们资历更早的大学生地下党员。与他们的前辈和后辈相比,“地下党”出身的领导人的长处是懂外语。江泽民和朱镕基都喜欢在国际媒体面前“秀”一下自己的外语水平。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长处,在他们掌权期间,中国没有在国际上进一步树敌,没有充当世界反美力量的“头”,反而在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方面有所前进,譬如说加入了WTO。
    
    第三代领导人是“辅导员”出身。文革前的中国学校中普遍设有政治辅导员。大部分政治辅导员是业余的、兼任的,譬如说高中学生担任初中班级的辅导员,大学高年级学生担任低年级学生的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兼任学生的辅导员;也有一些学校如蒋南翔担任校长的清华大学设立了专职的辅导员。胡锦涛曾担任过清华大学的专职政治辅导员,其他的第三代领导人恐怕也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当过业余政治辅导员。担任过各种形式的政治辅导员、学习辅导员、理论辅导员的人,在毛泽东时代的大中学生尤其是党团员中占有很大的一个比重。“辅导员”只能照本宣科,充当一个“传声筒”的角色,很少有自己发挥的余地。因此,“辅导员”出身的领导人比“老红军”和“地下党”出身的领导人,一般而言,更缺少政治创意和主动性。
    
    在十七大上,将会有一批新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从这批人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端倪。无论他们之中谁在五年之后接替胡锦涛的职务,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他都会是中国第一代文科博士出身的领导人。尽管美中不足的是,或许这位博士还不是货真价实的博士,而是有一定水分的在职攻读的博士。
    
    人生经历的差异
    
    呼之欲出的第四代领导人与目前尚在台上的第三代领导人相比,在人生经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中共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取缔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所谓“资产阶级伪科学”,导致“辅导员”一代人在求学期间无缘接触这些人文学科的知识瑰宝。狭隘的理工科大学教育,更使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成为“文学盲”和“社科盲”。被知识界引为笑谈的是,某位领导人在俄罗斯文学名著的范围内,没有涉猎过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契柯夫等大师,只能向询问的媒体记者勉强报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书名。“博士”一代人则不同,他们的求知欲开始萌动的时候,已经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一些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译著以“内部读物”的形式重新问世了。此后,他们大多有幸成为文革后考试入学的新一届大学生,得以亲炙冯友兰、洪谦、陈翰笙、费孝通、钱端升、王铁崖等1949年以前的老一辈学人的教诲,对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以来的“士人—知识分子”传统也或多或少地有所了解。
    
    “辅导员”一代人基本上属于“三门干部”出身,虽然大学毕业后有过“劳动锻炼”的经历,但他们最多只是“下放”到国营企事业的基层单位,而没有对于农村和边疆的艰苦生活的亲身体验。“博士”一代人则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出身,譬如说李克强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插队,习近平在陕西省延川县农村插队,王珉在安徽省舒城县农村插队,李源潮曾是江苏省大丰县的上海农场职工。“老大学生”是端“铁饭碗”的,“知识青年”是端“泥饭碗”的。后者对于民间疾苦、百姓心声和体制弊端的了解,与“三门干部”绝对不在同一个档次。
    
    “辅导员”一代人在其世界观形成时期,耳闻目睹或者亲身参与的政治运动是“肃反运动”、“反右派运动”、“拔白旗运动”、“反右倾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给他们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博士”一代人,如果按照何家栋先生的代际划分,则属于“四五”一代人的范畴。四五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拐点。与“辅导员”一代人所经历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同,四五运动是由民间自发的群众性运动,它在实质上是一次反毛----反对毛泽东的帮派、政策、路线、体制----的政治运动。此后,“四五”一代人又经历了民主墙运动和高校竞选运动的洗礼。笔者在1980年撰写的《今冬明春参加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工作的设想(提纲)》中曾提出高校竞选运动“应当努力达到四项目标”:“1.推动整个民主化的进程,显示人民的民主觉悟,表达群众对党中央改革派的支持和期望,给政局注入新的活力,振奋一部分群众和青年的精神。2.使广大高校学生,未来的干部受到一次民主训练和教育,使他们看到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能性和前景,从中受到鼓舞。3.我们自己在组织竞选中受到锻炼,增长才干,为今后作好准备。4.把十几名乃至几十名立志改革的同志选入区县人代会,为扩大青年一代直接参政和表达意见的权利开辟新的更为宽广的渠道。”现在看来,至少其中的第二项目标,快要到了收获的季节。
    
    政统与学统的交会
    
    在古代中国,“士”与“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代美国,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莱斯等人都是政学两栖明星。政统与学统之间的理想状态是,既不要相互重叠替代、不分你我,也不要彼此隔膜对立、势同水火,而是形成一种相互感应、彼此补充的关系。
    
    自袁世凯等武夫掌权后,中国的政统与学统就愈行愈远了。邓小平、王震与大致同龄的巴金、费孝通没有任何思想上的沟通与交融,王震甚至屡在大会讲话中说错巴金的名字。江泽民与他的上海交大同学、著名党内民主人士钟沛璋见面时,完全听不进后者的谏言与忠告;对于同为“地下党”出身的李慎之的杰出思想贡献,没有丝毫的共鸣与反馈。胡锦涛与他的同辈著名学者钱理群、刘再复、葛剑雄、金观涛等人,既没有人生轨迹上的交会,更谈不上思想感情上的惺惺相惜。
    
    到了“博士”一代人,情况发生了变化。李源潮、李克强先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弟子,与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是同门师兄弟。李源潮、李克强与导师合著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李克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习近平作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在职研究生,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他与该学院的著名教授李强、秦晖、孙立平、葛兆光等人,多少也算是有一些学术上的渊源。
    
    近来,范亚峰提出了一个不仅跨政学两界而且跨体制内外的“政法系”概念。他说:政法系的主体是改革开放20多年兴起的新兴社会力量。政法系的兴起与中国政治从法治到民主的转型逻辑紧密相关。政法系的概念提示了体制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难以用左、右来衡量,其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的整合,由此构成了体制中真正变革的力量。“博士”一代人中获得法学、经济学学位者,也可以纳入到这个概念中去。
    
    笔者在与范亚峰讨论的文章《政法系:与公民社会一起成长》中指出:在英国,早期代议民主制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法学家、法官、律师、议员这些人。在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和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也都是政法系中人。在上个世纪初的中国,政法系也曾红火过一阵。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兴建法政学堂,为施行宪政培养议员、法官和行政官员,当时的士人学子趋之若鹜。梁启超在1920年代曾说:“当民国成立前后几年间,法政总算是最时髦的学问。除国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专门大学等等,差不多有十几家,学生也是爱学法政的人占大多数。”后来出现了“轻蔑”“厌恶”“法政这一科学问”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近两三年来一种社会病态”。梁启超所致力的“政体革命”(或者采用章太炎的早期话语“革政”)是“中等社会革命”,而政法系正是“中等社会革命”的中流砥柱。五四运动后国共两党上了共产国际的贼船,偏离了“中等社会革命”这一“泰西文明革命”之正道,把中国引入了“社会边缘人”夺权掌权的“苏维埃模式”的歧途。国民党龟缩台湾一隅后,终于觉悟,于1980年代中期回归政治文明主流。中共虽然比国民党觉悟得晚,也终归开始了“改革开放”,从而也就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与其说政法系在中国的“新兴”,不如说是“复兴”。
    
    范亚峰说:“政法系超越了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员时代,促成法律人共同体时代的来临。”这一共同体主要是指知识的共同体----“宪政经验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公法学知识的主流谱系”,价值的共同体----“担当权利和正义之守护的责任”。在政治上,上述共同体则应当自觉地“一分为二”,形成未来中国政治凝聚的两个晶核。一个晶核是执政党内的温和派领导人,一个晶核是体制外反对派中的稳健力量。
    
    进入新世纪,在“博士”一代人于体制内崭露头角的同时,体制外的政法系也开始“浮出水面”。著名网络意见领袖王怡、杨支柱、陈永苗等人均为政法系出身;范亚峰本人也是“公法评论”网站的版主;向全国各地的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李柏光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在广州“孙志刚事件”后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对收容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三公民”许志永、滕彪、俞江也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古今中外的执政者,在没有民间压力的情况下,绝对不会自己限制自己的权力。只有体制外的政法系不断发展壮大,体制内的政法系才会有实行宪政改革的紧迫感。
    
    我们期待,随着中共十七大之后不可避免的政治新陈代谢,将逐渐形成体制内外良性互动的局面,促进中国宪政民主制度的早日实现。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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