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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道路——兼与甘阳商榷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9日 转载)
    
    何谓“中国道路”,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在类似的宏大概念上,人们曾一再地陷入误区。譬如说“中国人”,过去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从元谋人、北京人一脉相承、土生土长的,现在通过基因遗传学的研究,知道这是不对的,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现代人”都是在几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而北京人、爪哇人、尼安德特人等,都只是“人类”的远亲而不是祖先。现在“中国人”的基因中,既有黄种人的,也有白种人;在黄种人中又有汉藏语系的、阿尔泰语系的、南亚语系的、南岛语系的;因此,“中国人”现在只有政治上的意义,而没有种族或者文化上的意义。再比如说“中国文明”。“人类”走出非洲后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文明、诸文明和全球文明。新旧大陆的文明是独立起源的,这基本上没有疑义;旧大陆东西两端的文明是不是独立起源的,意见就没有那么一致了。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是有密切联系的,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黄河流域的夏商文明更接近还是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更接近,现在还不清楚。当“中国文明”这个概念形成时,历史已经进入全球文明的阶段,眼下“中国文明”所涵盖的地域虽然远远超过了夏商文明,但已经不具有后者的那种原创性、独立性,而成为全球文明下面的一种“亚文明”,就像中古华夏文明(东亚文明)下面的朝鲜文明、日本文明。按照笔者的理解,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道路”,更多的是指路径依赖下的具体发展轨迹,而不是指人类价值层面、目标愿景层面的一种特殊形态。
     (博讯 boxun.com)

     一、普世价值与中国利益
    甘阳心目中的“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价值层面上统合了三种传统:第一种是市场和自由的传统,第二种平等传统,第三种是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在笔者看来,这几种传统都是普世价值,没有一种可以说是中国的特殊传统。
    
    甘阳说:“以上三种传统的并存是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非常独特的国情。如果我们以香港社会作为对照的话就可以看出,香港社会有上面说的第一种传统(市场和自由的传统)和第三种传统(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但香港社会没有上面说的第二种传统,即没有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因此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也有很多人在致力改善这种不平等,但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美国作对比的话则可以看出,美国有上面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传统,即自由和平等的传统都非常强烈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就是美国的基本国情,但美国没有我们上面说的第三种传统,没有什么人情和乡情观念,更没有人情和乡情背后的一整套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
    
    “不平等的问题在香港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笔者同意这个说法,但原因并不是如甘阳所说。“尽管香港社会是一个(经济)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但大陆在这方面现在已经追上了香港,却远远达不到香港政府能够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准,更达不到香港民间慈善事业的规模和效率。笔者曾请香港公民党主席关信基画过一张香港各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的分布图。他把民建联、民主党、公民党等都定位为左翼政党,只有自由党属于右翼政党。既然香港朝野的主要政党都是注重平等价值的(可参见香港立法会的相关投票记录),这个问题自然就不会“引起激烈意识形态争论”。
    
    甘阳说,大陆不同于香港的“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笔者不赞成这个说法。茅于轼说,中国有几千年的“仇富”传统。“仇富”传统,也就是追求平等传统的另一种说法。香港人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自然也继承了追求平等的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大陆是强化了这一传统呢,还是弱化了这一传统?笔者认为是后者。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不平等被系统化、凝固化,导致变相的奴隶制度卷土重来。“人民群众”与“阶级敌人”及其子女的不平等,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不平等,城镇“单位人”与“非单位人”的不平等,全民所有制职工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不平等,干部身份与工人身份的不平等,中共党员与非党员的不平等,高级干部与普通干部的不平等,……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社会平等的空洞言辞,并不能抹杀社会不平等的残酷现实。平等,既包括经济的平等,也包括政治的平等。从世界历史来看,追求平等与追求民主的进程是分不开的。自19世纪以来,经过三波世界民主化潮流,人们已经普遍认知,宪政民主制度是保障政治平等进而追求经济平等的最佳平台。当前,香港民众争取“普选权”的高涨热情,说明在那里“强烈追求‘平等’的传统”具有活力;而在中国大陆,甘阳关于“全民普选”的呼吁除笔者外响应者寥寥,这正是毛泽东时代以来摧毁平等传统、镇压平等要求所导致的结果。真正的传统,是体现在生活中的,而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
    
    说美国没有“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在笔者看来也是一种过于草率的结论。美国人是一个混合民族,至少就笔者所知,犹太裔、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是很注重“乡情”的。现在亚洲裔美国人也有上千万人之多,华裔、韩裔、日裔之注重“乡情”,恐怕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情”是比“乡情”更加宽泛的概念,在美国社会中,宗教团体是很讲“人情”的,笔者的许多朋友到美国后,很快就皈依了宗教,就是看重其中的“团契”(Fellowship或Communion)。世界各主要宗教,都是市民和商人为满足“人情”的需要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随着中国的城市化,“乡情”正在不可避免地淡化,但由于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替代的“乡情”的“人情”正处于高度匮乏的状态。贬低美国人的传统,对于挽救中国正在丧失中的“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不会有任何的帮助。而“儒家……共和国”的提出,有可能妨碍“政教分开”,妨碍多元化的宗教信仰自由,进而妨碍“注重人情乡情的传统”的复兴。
    
    笔者把所有的价值分为三类:普世价值、地方性价值(以及团体性价值、社群性价值)和个人价值。众口难调,每人都有自己的口味,这说的是个人价值的不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伊斯兰教的“圣战”,儒教的“百善孝为先”,这些都是地方性价值。所谓道德金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别人”)和银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各种文明中都是相通的,这是普世性价值的显例。当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机会实践它时,他们就体会不到民主的价值,这说明从发生与演化的角度来说,民主最初是一种地方性价值,但由于其内在的生命力,它正在成为普世价值。价值是在人类历史中逐渐产生和变化的,地方性价值可以上升为普世价值,也可以萎缩为个人价值,甚至完全消失,就像现在世界上每年都有若干种语言在消亡。某些大思想家的个人价值和思想创见,则最终成为地方性价值甚至普世价值。普世价值观的体系是历史的、开放的,是维系于多样性之中的。地方和个人价值多样性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们提供了培育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普世价值的实验园地。甘阳提出要“整合”和“融会”的几种价值,都是普世价值,完全没有必要戴上诸如“儒家社会主义”或者“道家自由主义”之类的地方性帽子。
    
     普世价值观只是给世人提供了一套衡量公正与正义的标准,而不是向人们推销任何一种具体的利益分配方案。当代的主流价值观承认每一个个人与群体均具有合法地争取自身利益的平等权利。因此,即使我们接受更多地源于西方的价值体系,也不意味就要在利益关系中向西方国家让步或倾斜。何家栋指出:“承认共同价值,不等于要否定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以及争取各自正当利益的博弈和斗争。一群人喜欢吃桔子,一群人喜欢吃苹果,他们的价值不同,但也不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他们都改为喜欢吃香蕉了,价值观一致了,反而会出现利益冲突——较多购买者的竞争会抬高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中国认同国际惯例,融入世界市场后,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摩擦和冲突反而比闭关锁国时更多、更频繁了,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从这里推不出自由、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具有‘虚伪性’的结论,更不应导致抛弃普世价值而拥抱社会达尔文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当然是存在的,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人应当依据普世价值标准来争取中国利益,这是第一位的任务;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中国当前对于全人类的最大贡献。提出一套自己都说不清楚更不能被外国人所理解的中国价值观,只会妨碍争取中国的真正利益;也没有必要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唱什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调,不惜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来推动“世界革命”,“为全人类谋幸福”。
    
    
     二、中国问题:本土解还是全球解
    开辟中国道路,争取中国利益,这是中国人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自己不努力,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国家组织都没有能力给十几亿中国人带来幸福。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只寻求本土解,而要寻求全球解;也就是说,不能只依靠本土的精神与物资资源,而要充分利用全球的精神与物资资源。
    
    现在有两种人反对中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理由都是走这条道解决不了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遇到的瓶颈问题——自然资源的匮乏。
    
    第一种人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有限,不允许世界上几十亿人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中国人要过上好日子,必须改变全球资源分配的既定格局,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不相信“和平崛起”,“因为大国崛起将改变世界格局,这个不通过一两场战争来解决是不可能的。”中国必须“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通过强力最终挤进世界霸权行列”。“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台前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全球范围的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中,”“谁能把中国人光荣地带出去,谁就是中国的英雄”。如果实行宪政民主制度,领导人的“强力”意志受到制约,将不利于中国的扩军备战,建设强大的海军、空军和天军,从而使中国丧失“千载难逢的机遇”。
    
    第二种人同样认为地球上的资源有限,但他们也不相信军国主义会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他们认为,能够帮助中国乃至世界走出困境的并非“武化英雄”,而是“新的伟大的文化英雄”。这种英雄采用“死而复生”的策略,高扬“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目标,允诺为拯救人类文明中国的局部利益可以“作出更多的牺牲”,以此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优越感”,并带领世界走出一条“节约资源型”的发展新路。期待“文化英雄”的人事实上是在主张一种比毛泽东更激烈的“文化革命”——“毛泽东这样智慧的人,也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样就造成一个畸形,没有西方的理论资源,我们就缺乏独立创新的能力。”他们鄙视充满了西方理论和话语的当代中国文化,试图恢复一种直接承接甲骨文和先秦思想的“传统文化”,因为自汉代以来的中国话语就受到了来自西方的佛教文化的污染。采用这种文化策略需要实行贤人政治,因为在民主制度下,普通选民的“物质欲望”将会妨碍中国为了道德感化而“作出更多的牺牲”,他们的“私人话语惯习”也会妨碍中国为了精神自立而重建“整体叙事”。
    
    笔者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既不是“霹雳手段”,也不是“菩萨心肠”,而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平常心。不论是武力决定论还是道德决定论,这两条路都是走不通的。否定现有国际体制,企图用“强力”建立“世界新秩序”,威廉二世、希特勒、东条英机已经尝试过了,基地组织、塔利班正在尝试,他们的共同归宿都是彻底的失败。如果中国现在主动减少甚至取消石油进口,世界石油价格将会回落,但从中获得主要好处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将不会效法你的“牺牲”。上述论者对于当前的世界市场与国际合作机制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和信任。解决世界石油短缺问题,既不能靠中国的率先“牺牲”,也不能靠中国的独家创新。等到石油价格上升到100美元以上,全球的科技力量都会投入到替代能源的开发上来,而在目前的石油供求平衡下,中国各地蜂拥而起的“煤变油”项目正处于要不要下马的尴尬境地。解决全球性污染问题,就更不能靠中国的自我牺牲了,必须通过国际条约在各国之间分摊责任,并引入新的市场机制(以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交易物的市场,称作碳交易市场)。在21世纪,想要跳出全球一体化机制来解决中国问题,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愚蠢。
    
    笔者把21世纪的中国道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前半个世纪)的主题仍然是回归——回归世界现代化主流,建立一个强大和富裕的民主共和国。第二个阶段(后半个世纪)的主题中会有更多创新的成分,中国人将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生态、世态、心态问题上,给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打下深刻的中华印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学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等到十几亿中国人的心灵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开放,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将会引领世界潮流,为全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转在自《人与人权》2007年10月刊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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