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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中国文化之命运(下)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9日 转载)
    
    第三篇 拯救之路
     (博讯 boxun.com)

    
    篇首语:中国文化命运的救赎和复兴所需要的并不多,只是心灵的自由和文化的自信。
    
    
    一、无魂的民族主义
    
    无魂的民族主义是中共暴政的一个政治阴谋。
    
    无魂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在于,没有丰饶的文化精神和高贵的生命哲学作心灵的内涵——因而无魂,只有小市侩式的私欲和物欲至上的绝对利己主义的冲动。国家暴力、物欲诱惑和政治欺骗构成中共暴政生存的三个支点。无魂的民族主义便是政治骗局的组成部分。
    
    使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精神殖民地的过程中,中共暴政必然遇到的最初和最终的挑战,便是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精神。不摧毁中国文化精神,上述意义的殖民地化进程就不可能完成。这正是中共暴政的每一次思想大整肃都会直接或间接将政治迫害的锋芒指向中国文化精神的原因。
    
    心灵是文化精神最后的故乡。马克思主义借诸暴政的国家恐怖主义,以物性崇拜论、宿命必然论、经济利益决定论、阶级仇恨崇拜论等理论观念,在中国人心灵的范畴内,摧毁了中国文化精神。
    
    心灵的摧毁是根本性的文化毁灭。摧毁一个民族心灵的过程必然是在尸山血海中行进。中共暴政灭绝了中国文化精神,但是,它为摧毁中国人心灵实施的重重反人类罪行,也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道德形象彻底崩溃——征服者的凯旋曲,同时也成为它的政治道德死亡的哀乐。这恐怕是中共暴政始料不及的。
    
    时至今日,中共暴政仍然用最高法律权威,即宪法的方式,确认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的指导思想。这意味着中共以国家暴力的名义,维护马克思主义绝对精神独裁的决心丝毫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绝对真理的地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殖民地化的象征,更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一旦失去绝对精神独裁的地位,中共暴政在马克思主义战旗下对中国实施的反人类罪行就将开始受到历史性清算——命运已经决定中共暴政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独裁只能同生共死。
    
    然而,马克思主义已经沦为政治道德的破落户。于是,中共暴政在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奉为精神价值之王的同时,不得不寻找其它精神价值的依托。正是在此背景下,无魂的民族主义,这个中共暴政政治阴谋的产物,便成为现实的存在。而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宣扬一种道德谎言:中共暴政是民族利益的持守者。
    
    与自由人性和历史正义一致的民族主义,必定以高贵而美丽的民族文化精神作为主题。中共暴政在摧毁中国文化精神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这个叛卖了自己文化祖国的精神上的外来政权,与属于中国的民族精神无缘。所以,它为实施政治道德欺骗催生出的御用民族主义必定无魂——中国文化精神早已被暴政屠戮。
    
    丧失了高贵文化精神的附丽,民族主义只能在私利贪欲至上的冲动中找到心理归宿。于是,无魂的民族主义所表述的必定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人类最卑俗猥琐的心理冲动莫过于私利贪欲至上意识。只要被绝对私欲所主宰,人就再没有能力相信正义、公理和高贵的情操。当代中国无魂的民族主义的人格承载者们表现出的无赖汉式的专横、街头小流氓式的猖獗和摇头丸效应的疯狂,都证明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可悲的缺失。
    
    虽然无魂的民族主义者们常显示出如醉如癫的激情,但是,这种激情实质上只是精明的利害权衡的结果。无魂的民族主义者完全清楚暴政设置的政治界限,他们总会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激情在暴政的政治铁杯之内,形成“茶杯里的风暴”;只有以强权为后盾,他们才敢疯狂,他们的疯狂不过是暴政赏赐的一种情绪渲泄方式——奴才卑微的心也渴望情绪渲泄。
    
    虚饰的热情,决不可能具备同艰难的命运决战的勇气和锋芒,它可以喧嚣一时,最终必定风息尘落,不会成为历史的记忆——无魂的民族主义的命运势将如此。这种奉暴政之旨意进行的情绪渲泄,既没有高贵的文化精神为灵魂,又没有智慧的生命哲学为意志,所以,它注定没有在创造历史的意义上展开自己命运的能力,因为,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意志史,是意志的外化。
    
    骄傲的强者只会找猛兽决战,狡诈的鼠辈却只敢向无力量者挑战。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文人常喜欢把无魂的民族主义作为自己论战的死敌之一,并呼天抢地、捶胸顿足,甚至以叩头出血的夸张姿态,警告无魂的民族主义的危险。然而,无魂的民族主义充其量不过是醉卧街头的无赖汉梦中的风暴。
    
    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之所以挑选无魂的民族主义这样一种缺乏思想能力的思潮作为论敌,固然是因为挑战缺乏思想能力者易于建立自己的理论权威,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攻击无魂的民族主义,为他们诅咒中国文化精神辩护。
    
    如果穷根溯源,民族文化失败主义鼠辈文人对无魂的民族主义的理论撕咬,实际上是同根相残。作出此种断言的逻辑过程很简单:无魂的民族主义源于中共暴政,而中共暴政是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政治象征,源自西方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思想暴君,其根本的精神原因就表现为泛滥百年的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
    
    事实上,只要对民族文化失败主义文人和无魂的民族主义者们作片刻斜视,就可以发现他们甚至有共同的生理基因。他们都喜欢作过分亢奋的公众表演;都心胸狭窄,妒忌英雄;都会为私利诱惑而心醉神迷,最重要之点是,他们空洞的心灵间,都没有高贵的中国文化精神,尽管他们还被称为中国人。不同则在于,民族文化失败主义鼠辈文人是自愿背叛了文化的祖国,而无魂的民族主义者则是中共暴政愚民政策的产物。
    
    杀死中国文化之魂,将中国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之后,再竭力扮演中国民族利益代表者的角色——这是中共暴政的经典性伪善。正是在此情况下,“新儒学”作为暴政挑选的一项道具,获得了思想专制铁幕下的狭小的生存空间。中共官僚集团显然进行过谨慎的权衡,断定“新儒学”的卑微的存在既不会损害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思想专制,又可以为暴政自诩“民族利益的代表”提供伪证。
    
    尽管如此,在对“新儒学”作出否定性评论之前,应当首先对其表示敬意。因为,儒学复兴活动的思想中坚蒋庆先生,以及其它一些朋友,确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而绝非如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那样的半吊子文人,更何况“新儒学”中的许多人对儒学的热恋是真诚的。只不过,真诚并不等于真理;热恋往往可能导致荒谬。
    
    被真诚热恋烧昏头的“新儒学”在表述对儒学的忠贞之情的过程中,犯有下述两项注定要将其引向精神绝境的思想错误:其一,他们的思想之路通向过去,而不是通向未来;其二,他们缺乏对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洞察。
    
    当代中国儒学复兴活动虽被称为“新儒学”,但是,其“新”只徘徊于思想形式的范畴,而在精神原则上却了无新意——“新儒学”缺乏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与意志。
    
    任何精神复兴运动都只能表现为下述两项命运轨迹之一,或者是走上一条绝对回归之路,或者以过去的文化原则为铁矿,以创造性意志为烈焰,熔铸出开辟未来命运的犁与锄。很遗憾,“新儒学”选择了绝对回归之路。当然,走上绝对回归之路,有时是因为虔诚,更多的是因为思想的无能。
    
    流浪汉颠沛跋涉万里,终可回归家园;人的思想命运却没有绝对的回归之路。时间承载万物,也湮灭万物。思想的绝对回归只能通向无可挽回的死亡的历史,通向凋残的时间,通向枯骨和墓地——那是只有过去,没有未来的道路。一个多世纪之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之所以惨败于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关键原因就在于,所谓的中学之“体”,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之“体”,是缺乏创造激情和意志之“体”。如此衰朽之体焉能不败。
    
    凡已经属于过去时间范畴的思想原则和精神价值,唯有成为创造性思维的跳板,才能与未来一致,才能与蓬勃的生命活力一致;凡文化的历史传统,唯有获得创造意志的洗礼,从而成为新的精神价值和思想原则的策源地,才会具备战胜现实命运挑战,并征服未来的能力。
    
    “新儒学”痴情的绝对回归之吻,是死亡之吻。那昏头昏脑的炽烈的亲吻会将儒学永远冻结在已经属于过去的历史中。“新儒学”没有能力从自由人性的角度,对儒学之魂作出创造性的理解,所以,他们不可能找到将历史的辉煌同现实的思想需求联结起来的精神逻辑。我祈愿他们有一日能找到,但他们也可能永远找不到。因为,他们似乎既缺乏创造意志,又缺乏对自由人性的理解,同时还自满自足。
    
    除了没有能力以创造性意志给古老的儒学注入属于现代的生命活力之外,“新儒学”的另一个致命错误,就是缺乏对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洞察性理解。
    
    “新儒学”作出巨大努力,试图重建儒学的中国正统文化象征的地位。“文化正统”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排斥,甚至扼杀其它文化形态存在的天性,本身就是对精神形态多样性的否定。“新儒学”诸君显然对一个基本史实毫无感觉,即中国文化之所以成为人类文化史星空中一座璀璨绚烂的星座,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数千年政治专制过程中的的绝大多数时-空范畴内,都有思想和文化形态多样性的生存条件;并非“文化正统性“,而是精神多样性才构成中国文化命运的摇篮。
    
    儒学被皇权奉为国学之前的漫长时间内,除始皇焚书、汉武尊儒之外,专制政治从未形成对心灵的绝对统治,丰饶如灿烂花海的生命哲学智慧、富丽如漫天朝霞的文学诗意之美,正是从精神多样性的空间中,从自由思想的心灵间奔涌而出,形成中国文化的不朽魅力。
    
    皇权为儒学加冕之日,便是绝对精神专制开始之时。儒学以铁血权力的名义成为国学,精神多样性便因丧失存在的法律权利,而受到致命的威胁。精神的多样性被专制权力抹去的地方,心灵的自由便不复存在,创造性思维就死于专制权力对心灵的绝对统治——儒学的国学化,意味着专制权力试图借儒学的教条,囚禁中国人的心灵。
    
    曹雪芹、蒲松龄、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承恩等自由的心灵,用文学创作,悲愤地抗议国学对心灵的囚禁。这批文学大师写出了值得流传千古的文学巨著,创造出美色绝伦的诗意,但却没有能形成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命运。
    
    国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近代衰败的遥远起点。今日的“新儒学“们竟要以重建儒学的国学地位,来复兴中国文化。这岂非南辕北辙,荒谬至极。
    
    “新儒学“们显然不懂得,中国文化之魂不在庙堂之内,不在皇权之上,她随流放诗人的悲苦命运而蜿蜒向前,她飘荡于以思想为神圣事业的精神修炼者的苦思冥想之间,她凝结在文字狱干枯的血迹之内——中国的文化之魂是自由心灵的苦难命运之子。“新儒学”们显然也盲目于一个历史的结论,即儒学不过是皇权选中的思想家奴,儒学的“正统”地位是皇权的赏赐,儒学没有资格概括中国文化,它只是中国文化大海中的一个波涛。
    
    “新儒学”们之所以不懂,是由于他们生命里缺乏属于自由人的海雨天风。
    
    尽管无魂的民族主义与儒学复兴活动,都是从中共暴政实施政治欺骗的需要中得到生存空间的,不过,这两者之间存在原则的文化区别:前者是物欲与私欲激起的情绪冲动,后者却充满对中国文化的偏颇却真诚的热恋。物欲与私利终将归于尘土,真诚则必须超越偏见,才能趋近真理。
    
    
    
    二、摧毁心灵地狱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在从未受到共产主义蹂躏的自由土地上崛起,并向自由女神讲述人类的大悲剧,但是,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的故乡,正义却还没有通过历史性大审判得到申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巴士底狱,依然以中共暴政的名义,坚守罪恶的政治存在。
    
    中国早已沦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殖民地。马克思极端极权主义政治理念与极端国家恐怖主义一起,构成当代中国的心灵地狱。心灵地狱之中,中国人热恋文化故乡的心被精神专制的铁手血淋淋地剜出。当无数被剜去心灵的中国人开始恶毒诅咒自己文化的故乡时,中国文化的命运似乎已经万劫不复。因为,文化的命运在中国人心灵的意义上死去了,而心灵是文化的起点和归宿。
    
    马克思主义 的心灵地狱构成中国文化命运的死劫。唯有中国人一举雪洗精神亡国奴的耻辱,摧毁心灵的地狱,中国文化命运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不过,即使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死去了,中国文化精神却不会必然复活。因为,文化精神的复活除了政治自由之外,还需要高贵心灵的献祭。但是无论如何,摧毁心灵地狱,获得精神自由,乃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前提——死于不自由者,必从自由中得到重生。
    
    理论的彻底破产、政治道德的完全沦丧、政治和官员的极端腐败、权力的迅速黑社会化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明确地告诉人类,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启动了中共暴政以自杀方式趋向崩溃的历史进程。从九千万中国农民工奴工般的劳作中涌现的经济奇迹,将通过强化中共暴政猝然崩溃时的大震荡,表现出它最后的意义。
    
    中共暴政也丧失了自我更新的政治能量,它不再可能以自我改良的方式拥有未来。之所以如此,原因很多。但一个具有极致性的原因则在于,中共官僚集团是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其犯罪的严重程度超过历史上的所有暴君。八千万死难者冤魂的诅咒,构成中共暴政不可更改的宿命——它必在历史中灭绝,它没有资格属于未来。因为,并不是任何罪恶都可以宽恕,并不是所有的罪恶都可以消弥于忏悔,更何况暴政早就丧失了忏悔的良知。说到底,专制死亡的方式——死于改良,还是死于革命,是由专制集团自己决定的。中共暴政丧失了政治改良的能力,它就只能死于自行崩溃,或者死于社会大革命。
    
    知识分子被称为民族的智慧之镜,可悲之处在于,属于中国的智慧之镜中映出的,绝大多数是形态各异的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思潮;知识分子被称为社会的良知,可悲之处在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主体的良知已在物性的贪欲中腐烂;知识分子被称为正义和真理的守护者,可悲之处在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已经沦为暴政的精神奴隶,从而背叛正义,并泯灭了追求真理的愿望;知识分子被称为历史意志的铸造者,可悲之处在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由于对正义与真理的背叛,而丧失了创造历史的精神能力。
    
    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创造引导历史的精神价值,中共又无可挽回地走上自我毁灭的终结之路;暴政犹如沙滩上的金壁辉煌的王宫,随时可能因偶然性的触发而骤然崩塌。其结果是,作为国际政治存在的中国分崩离析,陷入以血海泪涛为标志的大动荡;作为文化存在的中国则魂飞魄散,化作历史天际的一缕烟云——虽然富于精神魅力的文化总会超越其产生的政治国界,获得世界性的活力,但已经被杀死的文化复活,则常需要强盛的政治的祖国为最初的依托。
    
    在强大政治意志主宰下的主动性社会大变革,会引导历史走上与人的幸福一致的未来之路;旧的命运自杀式崩溃引发的历史动荡中,社会将长久地徘徊于绝境死地之中。中国似乎宿命地趋向绝境死地。
    
    为改变绝望的宿命,中国正绝望地呼唤民主大革命。自由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最震撼人心的表现,便是对宿命的超越——以坚硬的大变革意志来超越。
    
    绝不允许中共暴政获得自我崩溃的幸运,必须以雷霆万钧的全民大起义,摧毁马克思主义的巴士底狱。如果让中共暴政在自我崩溃中自动消亡,中国人就将继续长久地处于精神奴隶的卑微人格之中;唯有摧毁心灵地狱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使中国人赢得自由人的荣耀。当然,自由人的荣耀并不是民主大革命的唯一价值,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政治祖国——宪政民主的联邦中国,将从大革命中创生。
    
    当今之中国,命运大变革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均已成熟。
    
    中共暴政全面的政治癌变使它的一切活动都成为濒死的回光返照。精神凝聚力荡然无存,思想理论空洞而混乱,吏治彻底腐败,国家机构普遍贪官污吏化,国家权力迅速黑社会化——所有政治要素都明确预言共产党权力意志的致命危机。
    
    如果说国家权力的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是政治危机的本质原因,权力贵族市场经济体制则是社会危机的本质原因。以腐败的专制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的权贵市场经济,必定催生出极端的权利和财富的两极分化。权力贵族极其附属阶层之外的广大人群被置于权贵市场经济牺牲品的可悲地位,社会正义则死在极端的两极分化的屠刀之下。而社会正义的墓碑,同时也是社会大危机的象征。
    
    中国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需要强大的政治意志,引领国家的命运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腐烂于疯狂物欲的丑陋时代,走向自由史诗的时代。中国最严峻的政治社会危机,也正在于具有主宰历史能量的政治意志的缺失。那么,这种最严峻的危机的基础是什么?
    
    当代中国两极分化中处于弱势的一极虽然由绝大多数中国人构成,但是其中的每一个个人面对强势的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却处于绝对的弱势。让弱者成为强者是社会正义的要求,而等待强者主动施善的弱者将永远不会得到正义。以当代中国为参照系,摧毁国家权力共产党官僚私有制和权贵市场经济的社会大变革,乃是唯一的弱者变为强者之路。而中国的弱势一极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深重的苦难才能认识这项真理,并进而形成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只是命运必然会给予更深重的苦难,却可能不会给予更多的时间。
    
    创造引导社会前进的精神价值本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背叛不仅使其丧失了完成高贵天职的能力,更使他们中的无耻者变成暴政的思想走狗。这些无耻者对民主大革命理论的思想围剿,正是民主大革命理论至今尚未政治意志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暴政御用文人和伪自由知识分子畏惧民主大革命如水火,他们最恶毒的诅咒表现为,将民主大革命描绘成暴力、动乱和社会灾难的策源地。真可谓颠倒黑白,莫此为甚。
    
    中共垄断国家权力的全部历史,都是国家暴力史;中共暴政才是国家暴力的根源,才是社会大灾难、大动乱、大悲剧的根源,才是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民主大革命意志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全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社会历史运动,以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摧毁国家暴力和社会灾难的象征——中共暴政。对中共暴政的政治否定,就是对暴力的否定,对社会灾难的否定,对人民苦难的否定。
    
    中国的命运需要民主大革命拯救,民主大革命的意志却依然被禁锢在暴政铁幕之中。撕裂绝望之后的希望才最灿烂;死地绝境正是英雄的摇篮。超越绝望的宿命,创造与自由人性一致的命运,才可以令英雄人格心醉神迷。历史发展的方向并非由精明的理性权衡所决定,而是由人类审美激情中涌现的生命价值观主宰——这是庸人尚未理解,也永远没有能力理解的历史发展的终极秘密。民主大革命意志定然会踏碎绝望,走向希望。因为,他是英雄人格的意志表述。而现代中国的英雄人格来自自由人的生命审美价值。
    
    民主大革命意志的否定性,在于摧毁中共暴政和心灵地狱,摧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的悲惨命运;民主大革命意志的建设性则在于,创建宪政民主的联邦中国。
    
    越是接近真理的历史逻辑越简单。因此,我愿再说一遍,死于丧失自由者,只有在自由中才可能复活。来自西方文化的马克思极端极权主义对自由的剥夺,才是中国失去民族文化精神和社会正义的原因,中国文化和社会正义的重建必须以自由为前提。历史证明,“宪政民主”概念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和实践程序,是人类迄今创造的最有效保障自由权利的社会制度。民主大革命意志选择宪政民主理念作为拯救中国命运的方案,恰好显示出历史的公正——西方文化以其马克思极端极权主义摧残过中国,命运便又用来自西方文化的宪政民主理念,救赎西方文化过去的罪恶。
    
    当然,中国政治自由化的过程不可能是对西方宪政民主理念的简单模仿。由于政治自由化必然与文化复兴相伴而行,所以,中国政治自由化一定会充分表现出中国文化精神对生命价值的理解。这种理解将同中国面对的命运挑战的独特性一起,决定中国宪政民主政治的个性。所有伟大的命运必定同时也是个性的。
    
    宪政民主的内涵与联邦制国家形式的结合,构成中国政治前途可能的最佳选择。这是从实用主义价值权衡和情感价值考虑两个角度审视得出的结论。
    
    从实用主义价值权衡的角度审视,很容易发现联邦制是部分与整体关系的最具效率的结构。联邦体制下,各构成部分拥有极大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和相对独立性,民主理念也可以得到更彻底的实现,同时,各部分构成的整体合力,又有利于同强大的外部世界进行竞争。
    
    另外,各构成部分可以从联邦制获得社会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而自主性就意味着具有历史主动性的活力,同时,联邦的整体性又能够为各构成部分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宏观协调。这显然有利于国家能力的强化。
    
    人是情感的动物;历史方向常由激情,而不是理性权衡决定——人们往往认识不到这项真理。但是,蔑视激情者定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由于中共暴政的民族构成主体是汉族,所以中共暴政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戕害和政治摧残,就演化成少数民族对汉族的强烈仇恨。但这种仇恨在一定程度上是命运的错误。因为中共暴政的灵魂是马克思极权主义,而不是汉文化。中共官僚集团是汉人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它把汉文化的精神出卖给西方的极权主义。少数民族的仇恨应当指向中共暴政之魂——马克思极权主义,而不是汉文化和汉族。
    
    中共暴政半个世纪以上的移民政策,已经使绝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居民的数量超过当地少数民族。所以,少数民族对汉族的仇恨一旦转化成实际的分离行为,民族之间的血腥搏杀就无可避免。这对于任何民族都不是福音。联邦制则是唯一既可以实现少数民族独立自主发展民族命运的愿望,又可以消弥民族间战争的国家体制。
    
    摧毁心灵地狱,将使所有民族挣脱苦难;创建联邦中国,会使所有民族获得自由。
    
    世界的荒谬之处在于,谬论有时只说一遍就可以欺骗历史,真理有时多次重复也不能被人们记住。为此,我愿又一次重申:决定历史方向的往往是激情,而不是理性的权衡。理性的过程是逻辑的证明,但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常表现为超逻辑的狂飙突进。激情的最高形态则表现为生命哲学的信念、宗教的信仰或者政治意志。
    
    如果中国人心底里对幸福的向往、对自由的热恋、对专制憎恶、对暴政的仇恨,能够以高贵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中介,形成民主大革命的意志,中国的命运就将在这种意志的引导下,走上超越宿命,创造历史之路。那是摧毁心灵地狱,砸碎精神奴隶铁链的悲壮之路;那是一举雪洗精神亡国奴耻辱的光荣之路;那是中国文化复兴的伟大之路。
    
    民主大革命意志的引导下,自由将在中国一战而胜。
    
    
    
    三、重建心灵家园
    
    拯救中国文化命运,本质上属于拯救民族心灵的事业。民主大革命只能摧毁心灵的政治枷锁,而心灵家园的重建则依赖于伟大的文化创造。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是为重建心灵家园而展开的历史进程;在精神的废墟上重建心灵家园,与再造文化祖国是同一个理想。以苦难文学、精神哲学和真实史学的名义进行的创作,将构成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精神价值的基石。
    
    文学是创造生命之美的精神价值;人性苦难则是体验生命的最锐利的情感锋刃。如果说没有文学就没有生命的诗意之美,那么,没有人性的苦难就没有文学。人性的苦难是高贵文学的永恒主题,而中国的苦难文学定将成为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主题。因为,属于当代中国的苦难是人类曾经的苦难之极。
    
    心灵地狱中的人性苦难既意味着历史性的生命悲剧,也意味着得天独厚的民族精神财富。如果任由苦难随时间的流逝在历史中湮灭,中国就丧失了文化复兴的最后的精神根据。在精神价值的意义上,中国除了苦难已经一无所有。然而,只要还拥有人性的苦难,就仍然有希望。如果有一天,连曾经的苦难都被忘却,中国就不配存在。
    
    当代中国人性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心灵自由被剥夺。深重的人性苦难中,对自由的理解最深沉,对自由的向往最炽烈。中国的苦难将预言人类与自由的又一次灿烂的精神热恋。但是,简单地讲述,并不能使苦难成为精神价值。唯有诗意丰饶的心灵愿背起精神的十字架,走上文学创作的苦役之路,人性的苦难才能得到文学的表述。通过文学的表述,人性苦难将升华为生命的哲理和情感的史诗,从而精神价值化。
    
    生命异化为物性宿命论的奴隶,心灵异化为物欲的奴隶——这是马克思主义心灵地狱摧残人性的必然结果。物性宿命论被奉为生命的图腾,自由就没有可能;心灵腐烂于物欲,高贵的文化精神就丧失了存在的生命载体。马克思主义拜物论以铁血权力征服中国人心灵的过程,意味着生命和自由精神在中国的死亡。
    
    为了精神自由,必须超越物性宿命论;为了心灵得到高贵文化精神的救赎,必须超越物欲至上观念。在此意义上的超越,需要精神生命哲学的崛起。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中涌现的精神生命哲学,将引导中国的心灵走上由物欲回归精神之路。
    
    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的民族是最可悲的群体;丧失了哲学智慧能力的民族,只是精神价值之外的卑微存在,而无论在其它意义上他多么强大。重建中国的精神哲学,这是中国重新成为伟大历史意义和自由命运象征的关键。当中国文化的命运撕裂拜物论的铁幕,重新仰望精神的苍穹时,她的目光掠过之处,定然都有生命意义的哲理之星灿烂闪烁。那是心灵对精神的百年思恋和渴慕凝成的生命意义的哲理。因此,哲理必定引导人类接近精神的高贵,使生命升华为对自由的表述。
    
    真实的存在异化为谎言——这是走向末日的生命悲哀。中国正处于末日悲哀之中。中共用精神专制的铁手垄断了诠释和书写历史的权力,御用文人则依照马克思的拜物论和中共暴政的意志,书写近代史和现代史,并诠释以往的全部历史。马克思拜物论是对人的精神本质的否定;中共暴政的意志则与真实的人性相悖。以马克思拜物论和暴政意志为指导诠释和书写的历史,必然要以抹去真实的历史逻辑为天性。这种历史只能是谎言,因为,它违背真实的人性。
    
    马克思主义心灵地狱的绝对精神专制使中国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真实历史。历史是现实之源。历史被剥夺了保持真实的权利,现实生活就只能在谎言中伸展。建立在虚构历史之上的违背真实人性的现实,与高贵的文化精神无缘;背叛了真实的历史逻辑和真实人性的国度,只能被高贵的文化精神遗弃。
    
    若要回归真实的人性,回归真实的生活,必须首先回归真实的历史。没有真实历史的民族,不可能有真实的生活。重建真实的历史,正是重建文化祖国的前提。为了生活在真实中,不得不首先摧毁谎言构筑的历史。而真实的生活恰是文化复兴的人性基础。中国的文化复兴,正在呼唤真实的史学。
    
    苦难文学的创作会涌现出属于自由人性的绝世之美;精神哲学的苦思冥想中会有高贵的智慧所附丽的生命意义崛起于时代之巅;真实史学的探求会使真实的历史命运复活。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将通过苦难文学、精神哲学和真实史学,开拓可以令一个时代沉醉的生命意境。这精神魅力充盈的生命意境,正是中国人心灵的家园,正是中国人文化的祖国。
    
    在文化的废墟间重建心灵的家园和文化的祖国,需要传统的回归和精神的创造。回归传统是为了寻找大地——寻找文化的自信;精神创造是为了寻找天空——展现心灵自由的价值。
    
    回归传统的关键问题是,迷失于精神荒漠中的心灵,如何才能避免在寻找归乡之路时再次迷失。简单地走进死亡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回归。因为,回归传统不是为了回归墓地,自由文化运动也不愿只作守墓人。回归传统在此只应当表述为精神发现的过程,即从尘封的历史中,发掘出超越时间限度的精神原则。
    
    我注意到许多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努力。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激情洋溢的努力总在一个误区中徘徊——把回归传统理解为某一历史性学派的全面复兴。
    
    事实上,任何一个历史性学派,包括被皇权奉为国学的儒学,都没有能力和资格概括丰饶富丽的中国文化精神。另外,任何具体的历史性学派都同其发生和存续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血肉相联。或者说,任何历史性学派的生命逻辑都依托于具体的时代背景。因此,在社会历史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的现代,全面复兴属于历史的某一学派,就很难为这个学派找到生命逻辑的依托。任何具体的学派都必须被超越;有资格存续于未来的,只能是同真实人性一致的文化精神。
    
    我坚信,具有现代价值的回归传统之路,必定是精神发现的进程。在此,精神发现的涵义就在于,从磅礴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现象中,熔炼出有利于心灵自由化、生命意义化、人格高贵化和情感优美化的精神原则。这类原则才是中国文化的历史之魂。也只有这类原则才会由于超越了具体的学派,而获得超越时间并属于未来的精神魅力。
    
    中国人在重返文化祖国的艰难跋涉中,至少应当以下述诸项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则,作心灵的路标。
    
    心灵路标之一即精神至上的原则。人的生命本质是物性现象世界中的精神存在——人的本质在于心灵,而不在于物性的形式;人的历史是物性自然史之上的心灵史。凡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物性的文化原则,都意味着对人的贬低,因为,人只由于心灵,只由于精神性存在,才获得高于万物的独立的文化命运。文化的终极价值就在于人的精神本质的实现。
    
    中国文化史中虽然有物性哲学的痕迹,但却从未形成类似西方文化中的系统的拜物论。精神至上则构成中国文化一项传统原则。人作为心灵的存在在这项文化原则中得到确认。虽然确认心灵并不一定使人成为自由,但自由人一定是心灵的存在;尽管崇尚精神也可能使人成为外在精神的奴仆,可人却只有在精神意境中才能实现绝对的自由。所以,无论如何,精神至上的文化传统对于自由都是必要的。
    
    心灵路标之二可以表述为“美的崇拜”。美本质上属于信念。她是自由心灵的创造,同时又是表述自由的最具魅力的文化方式。人的价值在于生命意义化。被美抛弃的生命不可能成为意义;任何意义只要背叛了美,就必定被人类拒绝。所以,美是生命意义的源泉,是生命价值的归宿。
    
    中国文化曾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文学之美。属于中国文化的丰饶诗意,富丽堂皇,美冠天下。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学家对美的流光溢彩的追求和泪干血枯的苦恋,使美成为一项神圣的事业,成为要用高贵的生命来献祭的理想。
    
    中国文化对美的崇拜及其文学成果,曾经是人类精神价值的一种最灿烂的表述。在心灵物欲化和生命丑陋化的今日,我企盼中国文化的“美的崇拜”传统,能再次唤醒人类心底里对美的渴慕——美的人才可能高贵,才可能自由。
    
    心灵的路标之三,是心灵内涵和精神形式的多样性。中国文化的历史中,原则上没有形成欧洲中世纪式的一种终极真理对心灵的绝对专制。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中国文化多样性传统的诗意表述。除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的半个多世纪外,中国文化一直呈现出多样性的心灵内涵和精神形式。即使在儒学被专制权力奉为国学之后,其它生命哲学、文化形式、宗教哲理也都能为自己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文化多样性发端于中国民族心灵深处涌动的无可遏制的精神创造和探索的激情。任何一种精神形态都容纳不下古中国精神创造的激情,任何一种精神形态都没有能力以终极真理的名义扼杀古中国探索的激情。正是创造和探索激情中涌现的多样性,赐给中国文化浩荡五千年的活力,展现出东方文化的绝世神韵,中国文化因此一度高踞于人类文明之巅,光荣地体验高贵的孤独。
    
    文化多样性的消失意味着创造和探索激情的死亡——死于终极真理对心灵的绝对统治。中国文化精神在来自西方的极端极权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统治下趋于灭绝的事实,以可悲的方式论证了上述真理,并表明创造和探索的激情一旦熄灭,精神多元化一旦失去生存的空间,文化精神的灭绝就不可避免。
    
    当我确信中国文化复兴既需要回归传统,又需要精神创造的时候,并不认为这两个范畴截然分立。在我的理念中,回归传统之路首先意味着创造意志。唤醒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创造意志,回归传统才不会走向历史的墓地,而是走向朝霞。
    
    中国文化复兴之魂在于创造属于未来的太阳。唯有精神创造的意志才有权利提出对未来的要求,才能为垂死的中国文化注入蓬勃的生机;唯有精神创造才能引导中国的文化命运由绝望走向希望。精神创造是超越宿命的唯一方式,而超越宿命的意志,正是对自由的最具史诗魅力的生命表述。
    
    
    
    四、创造自由人
    
    对于人类,自由是唯一的绝对价值。自由的绝对真理的地位又取决于她是一个不可穷尽的概念——自由就因为其不可穷尽的内涵而绝对。任何人和任何时代都没有权力宣称完成了对自由的终极理解。自由是人类心灵深处的永远的呼唤,是人类命运的永远的启明星。
    
    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以对自由的重新理解为起点;每一个伟大时代的里程碑上都雕刻着那个时代对自由的独特理解。欧洲文化复兴实质上正是心灵对自由的一次伟大理解。直至今日,历史还在执行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的自由理念的遗嘱。而遗嘱已经超越文艺复兴的故乡,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人类的整体命运。
    
    文艺复兴之前,欧洲面临的最严峻的命运挑战,便是神权政治对心灵的绝对统治。这种绝对的心灵统治意味着神权对人的自由的绝对否定。挑战的内涵决定了文艺复兴的使命——以人权否定神权政治。文艺复兴也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精神主题,即“人本主义”。
    
    属于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并非对古希腊“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哲学理念的简单回归,而是对其的一次超越性理解。超越之处就在于,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的,即个性的人才是世界的主体,个人自由才是自由的本位,个人的世界主体性和个人自由的本位性,又应当通过每个人平等享有的基本人权体系得到社会实现。
    
    文艺复兴以人权的战斧,击碎神权政治的王冠,劈裂绝对心灵专制的千年铁幕,为符合自由人性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生命哲学的基石。近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实践,原则上是“人本主义”哲学理念的政治延伸和法律表述,尽管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对“人本主义”哲学理念的社会实现作出过重大修正。
    
    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通过对人的全面肯定,拉开了以尊重基本人权为特征的自由时代的序幕。但是,对人的全面肯定中也潜藏着人格堕落的危机。因为,人的生命是由精神意境与动物本能共同构成,人是善与恶的二元性结构;人的生命是善与恶进行百年决战的角斗场。
    
    显然,对人的全面肯定既肯定了人性之善,也肯定了人的生命之恶。物欲横流,理想主义被嘲弄;私欲泛滥,利他主义被贬低;本能喧嚣,精神之美被放逐——所有这些生命堕落的现象,都是生命之恶在以自由的名义,堂皇地申张它的权利。它不仅要求生存权,而且要主宰生命。一个关于人本身的严峻危机由此涌现。这个危机的内涵可以由下述三个锋利的问题得到表述:
    
    “自由一定要与人的堕落同生共死吗?”
    
    “对于背叛了生命高贵感和神圣感的人,自由还有意义吗?”
    
    “人丑陋到物欲化和私欲化之后,还配存在吗?”
    
    上列三个问题凝成的关于人的概念的危机,或许会成为民主社会里的人们再理解自由的思想起点。与之同时,中国正面临另一种原因造成的关于人的概念的危机。
    
    尽管从中国文化废墟的遗迹中,人们现在还能感受到她往昔的辉煌,但是,自近代史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被民族文化失败主义击倒之后,中国文化就已经不得不宿命地经历一次衰亡的死劫。因为,中国文化的心灵承载者在艰难时刻背弃了她。而人类近代史的主要逻辑之一,便是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猎杀。最终征服中国的,则是西方文化极端极权主义传统的近现代象征,马克思主义。
    
    人类现代文化史的主要内容,并不是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对抗。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极其简单——百年之前,东方文化就已经一溃千里。当然,首先是败于意志的丧失,即败于中国的民族文化失败主义。构成现代史文化决战的双方则都是西方文化之子:一方是以“人本主义”为魂展开的人权、民主、法治理念,另一方是源于中世纪黑暗的绝对心灵统治的专制主义,即马克思主义。
    
    中共暴政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精神殖民地化的政治象征。马克思极端极权主义与中世纪神权政治的精神血缘关系,本文其它部分已有结论明确的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以终极真理的名义实施绝对心灵统治的西方极端极权主义文化传统是如此顽强——由于神权政治崩溃而丧失生命形式数百年之后,它竟然又在完全蔑视宗教的马克思拜物论中复活,并创造出比中世纪更深重的黑暗。那是由于无数血迹的重叠而产生的黑暗。
    
    西方极端极权主义命运的跌宕起伏至少说明了一个真理:企图绝对统治人类心灵的欲望,是深藏人性最隐密之处的鬼魂,它可能借诸任何终极真理的神圣名义,通过与专制国家权力结成铁血同盟,导演历史大悲剧,所以,人类必须警惕“终极真理”;无论终极真理是以宗教的方式,还是世俗理论的方式要求政治权力地位,都意味着实现绝对心灵专制的黑暗努力。
    
    经过百年博战,人权、民主、法治理念同极端极权主义的最终决战似乎即将拉开历史序幕。决战的战场就在中国。如何使这次政治决战同时成为中国文化精神与灭绝命运的决战,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复兴之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应当冷峻注视的问题。
    
    在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异化为非精神存在的时刻,在众多知识分子都渴望伴随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哀乐埋葬中国文化精神的时刻,在很少有人愿把生命和灵魂献给精神追求的时刻——在这样绝望的时刻,复兴中国文化精神毫无疑问是大艰难。而且艰难得令岩石都战栗。但是,唯有艰难中才凝结着千古荣耀;唯有艰难才能出英雄;唯有征服艰难,中国文化精神才能超越灭绝的宿命。
    
    中国文人一旦背叛了属于中国文化精神复兴的艰难,也就背叛了生命的意义和知识分子的价值。因为,对中国文化的责任也是对自由的责任。如果坚信精神的多元化是人类自由的前提,拯救中国文化精神与拯救自由就是同一回事。中国文化精神一旦灭绝,人类精神多元化的事业就将受到无可弥补的伤害。
    
    如果说关于人的概念的危机,即人格堕落的时代性危机属于全人类,那么,它首先属于中国。
    
    民主政体下,人的概念的危机源自人性之恶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但是,由于人性之善也同时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所以,在自由的思想竞争中,人性之善终究会主宰人类的命运——这个判断只是信念,而非逻辑证明。之所以无须证明就在于,对自由的信心是人类自信的最后根据;丧失了对自由的信心,人类就丧失了一切。
    
    属于中国的关于人的概念的危机,则源于精神自由的绝对丧失。在马克思主义的心灵地狱之中,在发挥到极致的国家恐怖主义铁幕之下,中国民族人格已经异化为丑陋而卑贱的物性存在。这种存在是对自由精神的绝对否定,因而是对人本身的绝对否定。
    
    以中国民族人格的名义突显在历史中的危机,意味着人的前所未有的堕落。心灵在物欲中腐烂,幸福的唯一标志在于物欲的狂欢,人由此沦落为精神意境之外的物性存在;本能私欲取得践踏道德之魂——利他精神的权威,“自我的物性生存即真理”被奉为生命信念,人由此沦落为道德之外的存在;不相信自由意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不相信人的价值在于意义,拜物论的必然宿命主宰人的心灵,人由此沦落为自由之外的存在;强权暴政用国家恐怖主义的逻辑培育思想奴隶,生命的高贵感和神圣感被摧残殆尽,人由此沦为卑贱的奴性存在;违背自由人性的政治强权,定然需要道德的谎言来论证其合理性,而为了使人忘却真实的情感,暴政用国家恐怖主义迫使中国人生活在虚假之中,人由此沦为谎言化的存在。
    
    生命异化为一块私欲至上的物质,异化为奴性和谎言——中国民族人格的全部堕落,凝成一个对人类的逼问:人还值得存在吗?
    
    命运挑战的内涵决定应战的精神原则。中世纪神权政治对自由人性的千年摧残,使“人本主义”成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人类以天然合理的基本人权的名义,向神索要心灵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心灵地狱导致的人格异化的时代悲剧,也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确定了主题:创造美丽、高贵的自由人。由物性的存在回归精神,由私欲至上回归道德,由卑微的奴性回归生命的神圣感,由谎言回归真实的人性——“让人值得存在”,将成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精神原则。我相信,这项精神原则也将为人类应对人的概念的危机,提供来自东方文化的高贵启示。
    
    欧洲文艺复兴之魂是人本主义,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之魂则是自由人的心灵。自由人的心灵意味着对人的意义的美与高贵的理解,意味着生命意境的历史性升华——人的概念将成为对自由的表述。想知道什么是自由人吗?那就请听我讲解自由人的心灵。
    
    伫立在死亡之巅理解虚无——这是一切生命哲学的最高意境。自由人不屑于用生命轮回的观念弱化对死亡的恐惧,不屑于回避与虚无狭路相逢。因为他的心比死亡更锐利,也比虚无更坚硬。
    
    自由人相信,生命以及生命蕴涵的意义终将湮灭于虚无,并且不可挽回。但他坚硬的心有能力在虚无的宿命前,在那生命的最艰难之点上高傲地肯定生命——自由人蔑视永恒,确信人的价值就在于瞬间的美化和意义化;自由人确信美丽的凋残是意义的极致,因此,英俊秀丽的生命消逝为高贵意义的过程,也就成为自由人的心灵超越虚无宿命的过程。
    
    自由人对虚无宿命的态度,正是心灵辽远的地平线上涌现的英雄人格。以意义超越虚无,显示出英雄人格对自由的理解:自由即超越宿命的意志。
    
    “存在”的创造者是自为的意志,还是自在的原则?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具有终极性的生命哲学的选择。正如所有终极性的哲学选择一样,这项选择的根据也不在于逻辑,而在于信念。逻辑来自于证明,信念则来自于灵性的感悟。
    
    如果相信“存在”之源是自为的意志,人类面对死亡的宿命时就可以获得作为创造者的外在自为意志的心灵抚慰,并基于对自为意志的敬畏而趋于善。不过,确信并敬畏高于人的自为意志,也剥夺了人类以心灵的方式达到绝对自由的权利,人由此丧失了主体的资格。因为,心灵绝对自由的权利与主体资格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表达方式。
    
    如果相信“存在”之源是自在的原则,可能导向两类完全不同的哲学范畴——物性崇拜论和人类精神至上的意志。
    
    物性崇拜论,即唯物主义是缺乏思想能力的人的哲学。卑俗的唯物论不仅把终极的自在原则理解为物性逻辑,而且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物。于是,心灵被否定,而人的精神价值和意义也死于物性。因为,物性拒绝精神价值和意义。
    
    站在同一个思想之点上向不同方向的探索,常常决定了缪误与真理的区别。确信自在的原则是“存在”之源,虽然可能导致物性崇拜,却也为人类精神至上的意志提供了可能的哲学空间。这里的关键只在于信念的抉择。由于“存在”的创造者不是自为的意志,而是自在的原则,人类的心灵才可能以独立的自为意志的资格,成为宇宙的精神之王,并以意志主体的资格,申张对自由的权利。
    
    人只有在意志主体的自信中,才可能真正实现自由的内涵。而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所追求的自由人的概念,首先意味着作为宇宙的意志主体的自信。
    
    “让人值得存在”的呼唤,将响彻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始终。呼唤中不仅有对堕落人格的悲怆抗议,同时也有对自由人的向往。为了“让人值得存在”,为了让人成为美而高贵的概念,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必然同时也是向生命之美的回归和道德复兴的进程。
    
    让人由炫耀私欲至上的奴性化和谎言化的物欲存在,回归生命的审美激情,这本身就是生命再次理解自由的过程。因为,美本质上属于心灵的意境,自由的范畴;审美激情的文化表现形式是追求绝对自由的唯一的现实方式。通过理解自由而回归生命之美——人的概念将由此得到救赎。
    
    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一致的道德复兴,并不仅仅是在传统的意义上重建良知。基于对神的敬畏或者基于交换来世幸福而产生的道德之善,恰是对道德本身的贬低,也蕴涵着对人的蔑视。就如同天赋人权一样,让道德之善也成为从心灵中涌现的天赋的责任。这种天赋的道德责任只属于拥有主体资格的自由人,并内化为自由人的天性——自由是权利,但也是道德责任。在此意义上复兴的道德,本质上是自由人,或者说是英雄人格对于利他主义的审美沉醉。只有在这种审美沉醉之上,才能找到重建生命的神圣感和高贵感的道德价值基础,即为了生命之美而神圣并高贵。
    
    《英雄人格哲学》,这伫立于永恒和无限之巅与虚无对话的哲学,他所追求的人格意境也正体现为自由人。在我的视野中,自由人才是宇宙之魂,才是万神之王;自由人的心灵才是众神的圣殿,才是实在与虚无的起点,才是命运的源泉。《英雄人格哲学》本就是只属于万神都匍匐在他脚下的自由人的哲学。
    
    或许《英雄人格哲学》对人类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或许芸芸众生只有在对神的敬畏下才相信道德之善,只有在神的加持之下才会拥有直视终极痛苦,即死亡的心灵能力。但是,无论如何,自由人都将成为一种生命美的预言,一种生命哲学的启示,一种对人的自由的肯定。
    
    
    
    结语
    
    
    
    探索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精神目标,是艰难的思想跋涉。但那只是属于发现真理的艰难。实现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精神目标的过程,才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实现真理比发现真理更艰难。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实质上是精神创造的历史进程;从苦难文学、精神哲学和真实史学中涌现的精神价值,才是决定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败的关键。
    
    与自由灵感一致的精神价值只可能属于高贵的人格,她同终身将自己的心囚禁于世俗名利枷锁中的文人无缘。有些人曾经书写过自由和苦难,现在却又试图通过展示苦难,来谄媚世俗,交换名利,得到奖赏。这类人尤其愚蠢而可悲。他们竟然会不知道,当他们开始渴望被奖赏的时候,诗意之美就已经诀别他们开始低俗的灵魂。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图腾是一颗燃烧的英雄之心。那化为烈焰的心象征着被献祭的 血点燃的虚无。虚无是生命的摇篮和墓地的重叠。当虚无被献祭的血点燃之后,心灵将得到烈焰的净化——一切世俗的思虑和荣辱都化为灰烬,熔炼出的是圣洁的诗情和对真理的纯净追求。
    
    唯有圣洁的诗情,才能创造出感动百代的文字之美;唯有对真理的纯净追求,才能创造出万年历史都将仰视的生命哲理。而圣洁的诗情和对真理的纯净追求是只属于精神圣徒的情怀。
    
    精神圣徒相信“英雄的命运就是苦难”;他怀着燃烧的心、终生忍受焚心的痛苦,去创造伟大的文化命运。精神圣徒的心灵就是诗意与哲理的圣殿,他的生命就是一次对诗意之美和自由哲理的神圣献祭。
    
    为最终赢得辉煌的精神凯旋,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需要一个精神圣徒群体。
    
    丰饶的虚无高耸于无限和永恒之巅。她创生万物又湮灭万物。精神圣徒意味着从虚无中涌起的高贵命运,意味着宇宙精神的一项自我实现。自由是精神圣徒群体的宗教;诗意与智慧之美是精神圣徒群体的神;燃烧的英雄之心既是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图腾,也是精神圣徒群体的象征。
    
    精神圣徒以大悲悯之心关注世间人性之苦难,却又超越世俗,只把自己许给创造精神之美的事业。精神圣徒的生命如春日漫天飘落的花雨,表述着关于美丽凋残的哲理。那沐浴在花雨中的死亡的哲理,正是对短暂生命的肯定和拯救,正是生命意义的极致——意义只在于瞬间之美。
    
    在人性普遍堕落的时代,寻找精神圣徒可能注定是孤独的事业。但是,我已走上孤独的寻找之路,去寻找我精神的战友。寻找之路的起点是我炽烈的心,寻找之路的终点却可能是秋风万里的失望。
    
    我最后的告白——即使太阳熄灭了,也要走过永恒的暗夜,走向无限的地平线,去寻找我心中属于中国文化的朝霞。
    
    
    二零零七年十月六日
    
    
    (全文完)
    
    
    (首发《自由圣火》网站。《自由圣火》网站网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 。)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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