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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中国文化之命运(中)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9日 转载)
    
    第二篇 现实与预言
     (博讯 boxun.com)

    
    篇首语:当代中国的全部问题,都集注于一项命运的挑战——如何在心灵的地狱中,点燃属于自由人和中国文化的希望之火。
    
    
    一、心灵地狱
    
    自二十世纪中叶中共暴政建政以来的全部历史,都在表述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的历程。当代中国人早已是精神亡国奴。因为,他们心灵的故乡被来自德国的精神强权摧毁,他们文化的祖国被来自德国的理论强权征服。
    
    马克思主义,书写在西方文化最黑暗一页上的极端极权主义,竟踏着中国人的血泪浸透的红地毯,登上思想之圣的王座,并成为中共暴政之魂。中共暴政不过是马克思极端极权主义的物化。
    
    任何精神体系,一旦以绝对价值的权威同独裁的国家权力结成神圣同盟,心灵的地狱就必在人间出现——这正是当代中国的命运。不过,属于当代中国的心灵地狱的血腥与黑暗,超越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最悲惨的时期。之所以如此,只因为依照马克思极端极权主义构建的中共暴政,将仇恨奉为精神图腾,在屠杀生命和摧残心灵时,最少道德的顾忌。
    
    心灵的地狱之中,马克思主义成为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之后不再允许真理的日出。中共暴政以国家恐怖主义的名义禁止自由的思想。在刑场上,在黑牢里,在酷刑下,在苦役犯的命运间,在持续不停的一次又一次思想整肃中,无数自由的心灵受到致命的摧残,他们凋残了,他们枯萎了。随着自由的心灵一起消失的,是中国的思想活力。在思想死去的国度,历史早已死了。即便时间仍然延续,历史也不过是拉石磨的驴,只会戴着眼罩,在原地盲目打转——没有思想灵感的历史,万年犹如一日。
    
    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的暴君,为维护自己绝对真理的权威,用专制权力的铁手,扼杀一切超越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神探索。探索精神倒下的地方,矗立起的必定是创造意志的墓碑。
    
    心灵的地狱之中,只给精神奴隶以生存权;选择作自由人,就意味着选择苦难和死亡。当自由人被摧残殆尽之后,在民族文化失败主义阴影之下本就缺乏独立意志的中国文人,整体上选择了作精神奴隶。创造意志与精神奴隶无缘,她只依恋自由的心灵。于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创造意志之火,熄灭于心灵地狱。而被创造意志抛弃的文化,终将被时间抛弃。
    
    多样化精神形态同时并存,乃是人类免于绝对的心灵统治的唯一之途。不同思想的碰撞中,心灵才会生机盎然,真理的星辰才漫天升起;不同信仰以其精神魅力进行的竞争中,人类社会才能走出心灵的专制,走向信仰自由。
    
    刀剑的碰撞与竞争需要战争,思想的碰撞与竞争则只须保障精神自由的法律。但是,马克思主义心灵地狱之中,精神自由只意味着思想和信仰的殉难者的命运。马克思主义拥有国家暴力为其加冕的“终极真理”的王冠,所有的思想形态和精神信仰,都必须向这个精神暴君表示奴仆的忠诚和顺从。作“终极真理”的奴仆,是对思想的侮辱 ;忠顺于唯物论,信仰中的宗教精神就由圣喻变成谎言。马克思主义扫荡了精神的多样性,心灵地狱间只剩下精神奴隶的喧嚣,中国只剩下荒凉的文化命运。
    
    中共暴政半个世纪以上的统治表明,中国最终完成了从民族文化失败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转变。在实现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生命形式的中共暴政,必然要通过彻底摧毁中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来实现其精神和文化殖民的意志。中共建政以来每一次政治迫害和思想整肃的锋芒都直指中国文化精神,其原因正在于此。
    
    用国家权力摧残文化,是反人类的罪行,这种罪行曾在历史中多次发生。但是,还绝少出现以国家权力的名义残酷灭绝本国文化精神的罪行。中共暴政却实施了这旷世之罪。中共官僚集团也因此将自己定位为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它背叛并出卖了中国的国魂——高贵的文化精神。
    
    经过半个世纪精神绝对专制的铁血历程,万年古国沦为文化和道德荒漠;五千年文化,只有精神的残垣断壁横亘于神州。在中共的“保护”下残存的某些中国文化的形式,被用作道德的谎言,来掩饰暴政灭绝中国文化精神的罪行。注视那种有形无魂的存在,比注视悲壮的灭绝更能令英雄痛断肝肠。
    
    文化精神是民族的灵魂,她表述着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文化精神一旦灭绝,民族和国家精神价值就灰飞烟灭。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化,是中国命运危机的象征。这次危机可能使中国万劫不复。因为,中国文化精神正在中国人心灵间湮灭。这属于心灵的危机,预言着中国文化命运的终极性悲剧。
    
    马克思主义心灵地狱同一般世俗专制主义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它不仅戕害肉体,屠杀生命,而且还通过思想整肃和精神迫害来摧毁心灵。超过半个世纪的精神绝对专制的风暴摧残之后,中国文化已成废墟万里。那是伸展在中国人心灵间的废墟。丧失文化精神的心灵正在呈现出侮辱心灵的状态——心灵的奴性化,谎言化和物欲化。
    
    普遍的奴性构成专制的人格基础。国家恐怖主义的铁鞭击打出奴性,物性必然的宿命论论证奴性。中国人普遍放弃作自由人的愿望,以及与自由人同在的生命尊严。一颗颗奴性化的心只能听懂卑微的物性生存的召唤;作精神奴隶,以换取暴政赏赐的物性生存空间,竟成为人人遵奉的生存哲理。
    
    为埋葬重重反人类罪行,暴政要用谎言铸成铁棺;为掩饰非正义的现实,暴政不得不虚构道德的骗局——专制与谎言同生并存,谎言是专制之影。
    
    专制不仅产生谎言,而且迫使社会整体谎言化。谎言化的社会是专制存在的基本条件。长久地生活于遮天蔽日的谎言之中,中国人习惯了虚假,而忘却了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人性。苍天与大地之间,最卑鄙的莫过于谎言化的心灵;虚假的心,是最惨痛的生命悲剧;真实的血泪干涸之后,心就变成冷酷的谎言,而伟大的命运从不相信谎言。
    
    对物欲决定论的崇拜,宣示出马克思精神的猥琐。因为,他缺乏理解心灵的能力。然而,物欲决定论只要获得思想专制的权杖,就会主宰专制之下的精神奴隶群体的心灵。尽管极端纵欲的毛泽东为实现绝对个人独裁,曾以施虐狂的心态,迫使全体中国人都变成苦行僧式的禁欲的奴隶,但是,物欲横流的社会,却是物性决定论逻辑的必然归宿。
    
    当代中国人在物欲中腐烂的心灵,正表述着马克思主义心灵地狱毁灭中国人心灵的最后阴谋——为使中国人永远忘却作自由人的愿望,就首先要让中国人的心灵死于物欲。
    
    如果说天地玄黄之间最卑鄙的是谎言化的心灵,那么,最丑陋而猥琐的,便是物欲化的心灵。没有审美激情的神韵,不相信理想和信念,蔑视良知,鄙夷道德原则,嘲笑生命的神圣感——物欲化的心灵,本质上是粗俗的本能,是哼着流氓小调纵情声色犬马的无赖汉。
    
    心灵是文化的终极根据;心灵毁灭了,文化的圣火只能黯然熄灭。马克思主义心灵地狱不可饶恕的罪恶就在于,它以毁灭中国人心灵的方式,毁灭中国文化。那是一种终极性的毁灭。
    
    万年易过,马克思主义心灵地狱的罪孽难消。
    
    中国人的心灵已经被毁灭。毁灭者来自何方——审视现实往往不得不回顾历史。因为,现实的种子播种在历史之中。但是,当代中国的心灵地狱的种子,却不在中国的历史逻辑之中。属于欧洲中世纪千年黑暗的借尸还魂,构成当代中国的心灵地狱。当然,还魂的鬼更狰狞。
    
    表像的和谐之下,可能藏着深刻的分裂;现象的矛盾之中,也可能蕴含着逻辑的一致性。尽管马克思以唯物论蔑视宗教精神,但是,马克思的极端极权主义,又同中世纪基督教神权政治之间,具有专制意志的传承逻辑。中世纪神权政治是属于西方文化的极端专制意志的一次黑暗崛起,当代中国的心灵地狱则是这种意志的恐怖复活。
    
    马克思主义和中世纪神权政治一样,设定在唯一性和终极性双重意义上的绝对真理。只不过后者的绝对真理以圣经命名,前者的绝对真理则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中世纪神权政治都将人类的命运置于宿命之中——人类的历史不过是某种先在意志在时间之前就已涂抹好画卷的逻辑展开,人没有自己创造命运的主体自由。区别只在于,前者以必然的物性逻辑为宿命之源,后者则以上帝的意志为宿命之泉。
    
    马克思主义和中世纪神权政治都用特定的终极理想形态所具有的魅力来诱惑人。后者的理想形态是“天堂”,它在尘世地平线之外,前者的理想形态是“共产主义社会”,它就在尘世的地平线之上。
    
    马克思主义和中世纪神权政治都以绝对真理的名义,以专制权力的铁手,对人类实施心灵控制。两者也都全面推行思想裁判,残酷灭绝精神异己,而法律由此沦为思想的屠夫。
    
    马克思主义和中世纪神权政治都极具侵略性,都跳荡着一颗全球扩张、统治人类的野心。而且,它们扩张的现实道路,也都是由西向东。
    
    马克思主义和中世纪神权政治都是在拯救人类的神圣旗帜之下,疯狂发泄兽性,残害心灵与生命。从血腥的宗教战争和中世纪火刑柱上被焚烧的自由人,到共产主义受难者的血海泪涛之间,我们看到一座跨越时空的逻辑之桥:试图实施绝对心灵统治的神圣意志一旦获得主宰时代命运的权威,那种意志的神圣感就成为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而释放出的,便是潜伏在人类生命深处的兽性——寻找神圣的道德理由发泄兽性,是人的最黑暗的愿望。
    
    中世纪神权政治和马克思主义,都以西方极端极权主义的文化传统为精神依据。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中世纪神圣政治相似的文化素质,其目的不仅在于裸露出马克思极权主义同基督教神权统治之间文化的血缘关系,更是为了深刻思索中国马克思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化的悲剧,以及将来悲剧落幕之后的中国文化命运趋向。
    
    当然,基督教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根本性不同点,即博爱苍生与悲悯苦难是基督教精神的原则,而特定类型的仇恨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腾。这一根本不同,将决定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命运——博爱与悲悯者具备真诚忏悔并重新赢得人类信任的能力;崇拜仇恨者必定被历史否定,因为,尽管爱与恨是情感的永恒主题,但爱却更接近人性之美,而恨只要获得精神图腾的绝对权威,就立刻失去人性的合理性,成为反人性的力量。
    
    
    
    二、政治现实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本质在于极端极权主义和绝对的精神专制。中共暴政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本质的社会实践形态;马克思主义政治本质则构成中共暴政不变的政治灵魂。
    
    政治灵魂虽然不变,但是,在维护极端极权主义和绝对精神专制的具体方式上,中共暴政表现出两种具有重大政治战略区别的理念,即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主义骗局和邓小平时代的物欲诱惑。当然,这两种不同的政治战略理念后面,都同样有政治大迫害和国家恐怖主义的刀光剑影,在宣示永远不变的极权与专制的意志。
    
    中共建政之初,还缺乏时间裸露出其反人类罪行政治策源地的魔鬼本性,从而给中国人对中共暴政作理想主义遐想留下充分余地。毛泽东则扼住历史机会的咽喉,运用理想主义的骗局,创建并巩固极权政治。
    
    一般认为坠入恋情的女人最愚蠢,然而,事实证明迷醉于理想主义骗局的民族则更愚蠢。聪明的独裁者能意识到,理想主义骗局是效费比最合算的统治方式。因为,被欺骗者会将专制下的奴役和苦难,视为向伟大理想的生命献祭。而在这个卑鄙的意义上,毛泽东显然极其聪明。他用“共产主义理想”欺骗了中国,并构建起全民苦行僧化的现代奴隶制。
    
    人类往往热衷于被欺骗,并拒绝真实。其原因在于,欺骗总与幸福的许诺同在,而真实却常常冷峻,甚至冷酷。不过,唯有冷峻而残酷的真实历程,才能引导一个民族走出理想的骗局。
    
    由于愚昧至极的经济发展战略,也由于暴政通过人民公社,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农奴集中营,对农民实施的残酷无情的掠夺,一九五九年之后的三年内,中国饿殍遍野,白骨映日,饥民相食。数千万人死于暴政造成的饥饿——这个社会大悲剧预言着中共终将失去用理想主义欺骗中国人的能力。
    
    如果说审美激情是诗的永恒主题,那么,以政治阴谋方式进行的殊死的权力争夺,就是极权专制的永恒主题。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体制由精确而坚硬的理性之砖构筑而成。从理性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体制将成为万年帝国。因为,理性逻辑的铁锤,会击碎一切对极权的抗争。然而,命运常常不是由理性,而是由非理性因素所主宰。极权体制内的权力争夺便意味着一种非理性。
    
    毛泽东正是基于对绝对皇权的贪欲,而无视维护中共极权体制的理性逻辑,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尽管御用文人至今仍然竭力为毛泽东寻找理想主义的动机,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内涵只能用对权力的贪欲来表述。
    
    只因个别意志对绝对皇权的渴望,整个国家便被推入血雨腥风的动荡之中。这是极权体制的罪恶。而命运对罪恶的惩罚,便是“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共暴政政治道德基础崩溃的同义语。从此之后,共产党官僚集团基本丧失了用理想主义欺骗中国人的能力——中共暴政这个道德的破落户,再也不能扮演高贵的理想主义者了。
    
    理想主义死了,中共暴政便进入污秽不堪的实用主义时代,即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本就是粗俗的实用主义官僚。面对中共暴政道德破产的困境,邓小平决定将最具本能性的诱惑,即物欲崇拜奉为国策。他试图让中国人在对物欲的追求中,忘却精神的价值,忘却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渴望;他试图让中国人腐烂于物欲,从而忘却对暴政反人类罪行的追诉,忘却重建社会正义的责任。
    
    邓小平知道,值此中共暴政政治道德基础彻底崩溃之际,中国人在上述意义上的整体忘却,将使极权专制继续获得政治生存的空间。当然,对不肯忘却者,邓小平会毫不犹豫地挥舞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之鞭。六 . 四血洗北京,就是一个证明。
    
    中国人在背叛了良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引领下,走上忘却之路,选择作极权和物欲的双重奴隶。心灵最堕落的民族才会作出这种选择。不过,堕落者总有一天会受到历史的羞辱。
    
    历史常在误解中行进。猥琐的中国御用文人和世界各国浅薄无知的汉学家们都极力让人相信,邓小平的改革表明中共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自由市场经济最终将导致民主政治。然而,他们极力让人相信的,却不是历史的真实。
    
    邓小平从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他没有背离唯物论哲学,没有背离物性宿命论,特别是,他从没有一丝一毫背离马克思的政治灵魂,即极端极权主义,也从没有背离中共官僚集团一党独裁的特权统治。同毛泽东时代相比,改变的只是维护极权专制政治的经济运作模式:毛泽东时代实行国家计划经济,现在实施权力贵族市场经济。国家计划经济适合于暴政还有能力以理想主义欺骗人们的时代;权贵市场经济则适应暴政政治道德破产之后,用物欲来诱惑人心的需要。
    
    冠以“知识分子”头衔的愚夫愚妇们至今仍然欢欣鼓舞地宣称,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在趋向自由市场经济。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性的因素:自由市场机制的灵魂是民事主体的平等的法律权利;没有权利的平等,就不可能有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极权专制的根本法律特征在于法律权利的实际不平等。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过是权力贵族阶层,同奸商沆瀣一气,运用实际存在的法律特权,掠取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国的所谓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也只是在特权作用下,国有资产流入权贵阶层私人钱袋的机制。在公平的自由竞争被否定的地方,受到肯定的只有腐败权力主宰的权贵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有自由市场经济。
    
    政治道德基础大崩溃的生死存亡之际,深谙人心堕落之道的邓小平,用放纵物欲的方式使中共暴政渡过危机。然而,在社会全面腐烂于物欲的过程中,首先腐烂的,正是中共官僚集团本身。或许,这是命运对罪恶深重的中共暴政的惩罚——让马克思极权主义以最丑陋的方式死去,即在溃烂腐败中消失;历史正在鄙夷不屑地注视属于暴政的千万贪官污吏,如何在末日审判之前,充分展现泯灭天理人伦而又空前绝后的大腐败奇观。
    
    暴政的腐败首先在于精神范畴。共产主义理想的幻灭,构成物欲崇拜的原因;物欲崇拜又羞辱了共产主义理想。当前,即使在中共千万贪官的意识间,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也成为嘲弄讥讽的标的。
    
    理想之光熄灭了,无论曾经的理想是真理还是谎言,精神间就只剩下腐烂的黑暗。中共暴政的权力意志之上,已经没有理想的神韵,没有道德的戒律,没有信念的虔诚,唯有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相互辉映——金钱使权力腐败;腐败的权力使金钱肮脏。中共官僚集团精神泯灭,神飞魄散,堕落成只能理解物欲的本能存在。而在本能物欲的层次上,人与兽类等价。
    
    精神腐败是全面腐败之源,经济腐败则是精神腐败最具表象性的反映。经济腐败的实质并不在于官商勾结、贪污纳贿、巧取豪夺这些现象,而在于经济体制彻底丧失公正性,并导致社会财富的极端两级分化。
    
    为权力贵族阶层谋求财富——这是以腐败权力为轴心,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的中国权贵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为权力贵族阶层谋求财富的唯一方法,便是以专制法律和权力的名义,通过特定的经济运作程序,掠取大部分中国人的财产和财富机遇。因此,造成社会财富两极分化,乃是权贵市场经济的天性。指望权贵市场经济中涌现出强大的中产阶级,就如同掰开母鸡屁股寻找凤凰蛋的山村老妪一样愚蠢。而中国的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是这样愚蠢。
    
    极端的社会两级分化将导致暴政的崩溃——智商不高的千万贪官都还具备理解这一大趋势的小聪明。但是,由于中共政治已经丧失精神魅力,贪官的权力意志中,最强烈的冲动就是个人利益至上原则。他们不会为中共暴政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结果必然是,千万贪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非理性激情,将推动社会两极分化疯狂地趋向极端。
    
    我断言,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终会将社会血淋淋地撕裂,而从社会裂痕间滴下的第一滴血属于底层民众,第二滴血则必定属于千万贪官污吏。
    
    中共极权专制的腐败起步于精神领域,最终则归宿于政治范畴。经济腐败虽然怵目惊心,但政治腐败才集中表现出中共极权专制的生存危机。
    
    政治腐败的首要标志便是国家权力的全面黑社会化。“弱肉强食,私利至上”的黑社会原则成为权力意志的圣经。中共极权专制的本质就在于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私有制。国家权力的黑社会化则使国家权力私有制进一步深化为国家权力的官员个人私有。每一项国家权力都沦为占有该项权力的官员的私产,权力由此全面商品化;官员利用权力交换各项个人利益,乃是黑社会化官场的通则。
    
    黑社会化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彻底非道德化。卖官鬻爵、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权虐民等等现象都表述出一个真理:专制国家权力,乃是万恶之源。
    
    国家权力黑社会化直接导致政治腐败的另一个标志性现象,即中共官僚集团普遍小利益集团性质的分化。
    
    中共官场已经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霍布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狼性化的断言,竟在中共的官场得到证明。黑社会化的规则剥夺了官员依恃法律以及正当或者正常规则保护自己的可能。官员唯一的选择便是结成权力关系之网,以保障自己在黑暗丛林中的安全。于是,中共官僚集团分裂成无数小利益集团的现象,就无可避免。
    
    殊死的权力斗争是极权专制政治的永恒主题。常有人为近年来中共权力斗争不如毛泽东时代那样惊心动魄而困惑。其实,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复杂。
    
    毛泽东时代的重要官僚,都是从战争的血海走出的枭雄。他们之间的搏斗乃是虎狼之争;虎狼之争必定播土扬尘、山林震撼。现在中共的官僚,无一例外全是靠阿谀谄媚、舔痔尝粪混入权力王国的小耗子。小耗子之间的搏斗自然不如虎狼之争具有观赏性。然而,千万小耗子分化而成的难以计数的小利益集团之间,每日每时都在以渺小的阴谋,进行殊死的权力斗争;互相撕咬的鼠辈们的利齿,不断在中共极权体制上撕咬出政治大危机的伤痕。政治大危机的内涵可以如此表述:政治理想的死亡使中共千万贪官污吏丧失对官僚集团整体利益的关怀;官员普遍的小利益集团化造成极权体制的深度的政治裂痕,而政治裂痕导致的政治崩溃,只在等待一次偶然机遇触动的社会震荡。
    
    另外,由于政治理想湮灭于物欲之中,中共已经不屑以政治罪名作为置权力斗争对手于死地的借口,“贪污腐败”则变成通行的风流罪名。但是,腐败已经成为中共官员的基本生活方式,所以,“贪污腐败”的风流罪名是套在每一个官员脖颈上的绞索,他们的生死就取决于“权力斗争”何时将绞索拉紧。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厌恶那种绞索套颈的豪华生活;他们本能地意识到,只有中共政权崩溃,他们用腐败权力占有的财富才会安全,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才不再受权力斗争的威胁——在此意义上,他们比暴政的抗争者更厌恶这个权力结构。而千万贪官的厌恶,对于极权暴政是致命的。
    
    一般而言,至少需要三根支柱,才可能支撑起专制权力的稳定存在。它们分别是具有精神召唤力的政治意志、具有高度威信的铁腕领袖、服从政治意志并忠于领袖的官僚队伍。对于中共暴政,这三根支柱都已经历史性地朽坏。
    
    政治信仰的意志化形成政治意志。信仰的召唤力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真理性,而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机遇。共产主义信仰就曾风云一时。然而时至今日,共产主义信仰已是秋风落叶,中共的政治意志则枯枝萧瑟。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权力攫取物质利益,成为中共官僚集团唯一的政治冲动。而政治意志的纯粹物欲化,必然以政治意志精神召唤力的丧失为补充。
    
    处于权力之巅的领袖是专制权力意志的人格承载者。因此,权力意志的权威性,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领袖的人格威信。领袖无威信,权力意志便无权威。自从经过战争血雨洗礼的强势领袖群体被时间抹去之后,中共就再也没能力产生威信领袖。因为,腐败的政治体制只能将卑鄙至极、奴性十足、阴险诡诈的人格推上权力之巅。没有威信领袖,就没有专制国家权力的权威性。
    
    官员对政治意志的服从和领袖的忠诚,决定专制体制运行的效率。但是,中共官员除追求物欲之外,现在已没有政治意志可以服从;而领袖人物的猥琐人格,使忠于领袖成为一种耻辱。于是,中共暴政有效运行的全部要素都不复存在。
    
    对于极权专制,政治意志是魂,领袖人物是心,官员队伍是体。中共暴政的魂已消散,心已衰朽,肢体已麻痹——中共暴政正在腐烂中等待死亡。那是一种最丑陋的死亡方式。
    
    
    
    三、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在当代
    
    人类历史本质上是文化史。人类历史命运的辉煌,归根结蒂属于文化的荣耀;人类历史命运的衰败,也必定有文化的原因。对于历史命运衰败的文化原因作深刻反思,乃是具有坚硬自信的文化存在才敢从事的事业。因为,探索衰败的文化原因,正构成重新征服命运,再创文化辉煌的起点。
    
    探索衰败的历史原因,不是将责任推给历史,而是为创造意志提供历史的支点。创造意志在历史的反思中找到精神的依据和历史教训;历史命运则在创造意志中获得属于未来的生命。
    
    反思历史,不应当是为了彻底否定历史,而应当是为给历史注入活力。斩断历史的逻辑,杀死历史,就杀死了希望。一个毁灭自己文化历史的民族,一个失去文化历史依托的国家,只能成为丧失心灵故乡的孤魂野鬼,丧失文化祖国的精神乞丐。
    
    不是别的,正是民族文化失败主义,为中国乞讨到西方的极端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从而使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地;正是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文化的极端极权主义,在神州大地上导演出一幕幕社会大悲剧,造成连绵不绝的人性灾难。然而,中国的民族文化失败主义文人群体却把中国的苦难最终归因于中国文化。他们试图让中国人相信,只有中国文化精神灭绝了——中国丧失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历史,中国人才可能拥有未来。
    
    为了灭绝中国文化而恶毒诅咒中国文化精神,这是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的共同心理特征。不过,从近代文化失败主义者的诅咒中,或许还能感到几许悲愤之情,而当代文化失败主义者却让诅咒中充满浅薄的嘲弄和虚假的理性。
    
    从“中国应该实行三百年殖民地”的断言,到“不作龙的传人,作上帝羔羊”的宣示,这些显示精神摇头丸效应的情绪渲泄,是当代民族文化失败主义浅薄的极致。不过,浅薄的情绪渲泄深处,正隐藏着腐烂的人格。
    
    这类文人都具有进入历史的强烈冲动,却又缺乏值得被历史记住的才华或者意志,于是,他们只能靠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博取庸人的注目,而且是一种最为厚颜无耻的方式,即肆意凌辱自己文化的人种。
    
    这类文人往往怀有鼠类的重重机心,他们窥探的目光早已把谀媚的爱恋献给具备雄厚国际背景的强势的文化种群。同时,他们又以恶毒诅咒文化的祖国,来证明他们爱恋的坚定。然而,肮脏的爱恋中并没有真情,只有污秽的个人野心。他们野心的全部内涵就是,踏过文化祖国的尸骸,高举外在强势文化的权杖,走上个人名利的峰巅。
    
    野心如炽的鼠辈或许会通过卑鄙的方式被历史记住,但是,他们的历史价值只在于表述人格的堕落。
    
    这类文人为让人相信他们良知未泯,也常常对中共作出批评的姿态:在中共设置的政治禁区问题上,他们的批评如卖春女的唇膏般柔软;在中共试图显示自己政治宽容的假象范畴内,他们的批评犹如痛饮二锅头烈酒的群鼠一般,张牙舞爪,癫狂如疯。不过,他们从来不把批判锋芒指向中共暴政的文化根源,即西方文化中的极端极权主义的文化传统。相反,他们却完全违背历史逻辑地把中共暴政的罪恶,归结为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堕落。
    
    命运之所以能够把西方的极端极权主义文化传统变成中国的政治现实,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中国文化的原因。但是,中共暴政实施的一系列反人类罪行,在本质上都是西方极端极权主义文化的政治后果;中国文化精神也是在西方极端极权主义政治摧残之下趋于灭绝。中国的鼠辈文人对此却视而不见,讳莫如深。当他们恶意沸腾地诅咒中国文化精神时,他们已经成为中共暴政的同盟。
    
    中共暴政为欺骗中国人,有时也试图在形式上扮演中国文化的保护者的角色。但西方极端极权主义文化传统,才是中共暴政之魂——中共用最高法律形式确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的指导思想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鼠辈文人不敢将批判之剑指向暴政之魂,即西方文化中的极端极权主义传统精神,是怕冒犯了他们所仗恃的外在的强势文化种群。他们仇恨中国文化精神,只是由于为求尘世浮名虚利,而决意背叛对心灵故乡和文化祖国的责任。
    
    历史常是由最强悍或者最具魅力的激情所创造,甚至主宰——这是迄今尚未被广泛认识的历史发展的秘密。庸俗的学者或者文人总倾向于视理性为历史进程的揭幕者。因为,他们卑微的心本来就没有理解炽烈激情的生命能力。当代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是一批卖弄小聪明的冷血动物。他们竭力使自己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诅咒表现出理性的绅士风度。《河殇》就是这种努力的经典。
    
    源自伟大的孟德斯鸠,又被汤因比等缺乏灵感的学者庸俗化和荒谬化的西方近代地理决定论,成为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用来埋葬中国文化精神的裹尸布。《河殇》的全部理性,可以一言以蔽之:大河文明必然衰落,海洋文明必然崛起;中国属于大河文明,西方属于海洋文明,所以,中国文化的灭绝与西方文化的全球统治都是不可更改的宿命。
    
    人类本质上属于超越自然的精神范畴;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人类处于蒙昧状态时,地理环境对人的发展或许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随着人类精神的强化,地理环境则越来越成为人类自主创造命运的自然舞台。人类的命运虽然要以自然条件为依托,但文化命运的创造者与主宰者,不是自然条件,而是人的意志与信仰。
    
    欧亚大陆东部这片辽阔的大野,物华天宝,钟灵毓秀,乃是创造伟大命运史诗的天赐神州。将人的堕落归罪于壮丽的山河,正表述出中国小文人精神堕落的极致。
    
    精神乞丐的心永远是卑微的,真理却高贵而美丽。所以,从精神乞丐的心中涌溢出的理性总与真理相悖。中国的民族文化失败主义者常以“海洋文明”的概念,来论证西方文明优越于大河文明。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基本的事实:西方文明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即基督教文明,并非源自“海洋文明”,而属于大河文明,而且是流淌在埃及万里黄沙中的大河。这真可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只可惜,情人是猥琐的精神乞丐。乞丐的视野间怎么可能有高贵的美感?
    
    “把神州变成上帝之州”——这是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文人发出的现代精神十字军东征的召唤。他们渴望看到自己文化的祖国彻底基督教国家化。
    
    爱是美德。但偏爱则必定荒谬。某些诅咒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国文人将基督教奉为绝对真理。他们对属于基督教的中世纪神权政治的千年罪恶从未有忏悔之意,他们对于以弘扬基督教的名义进行的无数次血腥的宗教战争三缄其口。他们甚至荒谬地断言基督教文化是民主的摇篮。他们完全忘却了,正是基督教从心灵到社会的绝对精神专制,使古希腊的民主共和精神湮灭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文艺复兴摧毁了神权政治之后,基督教经过忏悔性的改革,才被近现代民主社会接纳——基督教不再是精神的专制暴君,而是人们自愿接受的心灵慰籍。
    
    历史的结论清晰而明确:古希腊的民主共和精神,死于中世纪基督教的神权政治,复活于基督教神权政治的崩溃;基督教与民主政治的唯一联系在于,近现代民主社会接受了一位为基督教的中世纪罪恶忏悔过的上帝。
    
    当代中国人的心灵既是物欲喧嚣的闹市,又是死寂的精神荒野。然而对精神信仰的追求,是心灵永恒的渴望。当代中国的自由基督教会的信徒,正以他们的生命证明着这种圣洁的渴望。
    
    在被现代文明遗忘的穷乡僻壤之间,在被命运抛弃的苦难的人群中,你常常会猝然发现一双明澈而宁静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心灵的纯净,有爱的光辉照亮的善良,有超越混乱物欲的精神的神韵——如果你遇到了这样一双眼睛,请相信,那一定是属于基督徒的。值此中国人的心灵最艰难的时刻,自由教会的基督徒正用他们对信仰的忠诚来拯救生命的概念。他们已经感动了历史;他们将为基督精神赢得不朽的荣耀。
    
    不过,令历史悲愤之处则在于,一些身披民族文化失败主义战袍的中国小文人,却正以从他们猥琐的心中排泄出的狭隘浮华、张狂虚荣、卑鄙无耻等等恶行劣迹,深刻地侮辱了基督精神。只因为这些小文人也自称基督徒。不过,他们混浊的眼睛里,只闪耀着小政客式的阴诡、小市侩式的精明、小耗子式的洋洋自得,还有中世纪神棍的傲慢与专横。
    
    小文人们丑态百端的人格侮辱了基督的概念,而他们中世纪神棍式的傲慢和野心,却戕害着现代基督精神。他们蔑视除基督之外的一切精神信仰;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实施精神上的种族灭绝,使“神州变成上帝之州”。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如中共的政客般狡诈无耻——当另一个精神信仰群体正在反抗严酷的政治大迫害时,他们竟然向暴政谀媚地表达“顺从有权柄者”之意。
    
    中国近代的衰落和现代的苦难,其终极原因不在于没有上帝,而在于没有心灵的自由。心灵的自由才是绝对价值;上帝也必须低于人的心灵自由。
    
    心灵的自由与精神形态的多样化同生共存。多样化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也是自由思想的保障;多样化被唯一的永恒真理埋葬的地方,也必然是自由的死亡之地。因此,拒绝多样化,就是拒绝自由;任何使中国单一信仰化的努力,都是在使中国远离心灵自由,并趋向心灵自由湮灭后的精神黑暗。
    
    中国自由基督教会的信徒正在经历悲剧的历史轮回。他们的遭遇类似数千年前基督教兴起之初信徒们的命运。罗马帝国的暴虐和中共暴政的残酷越过漫长的时间废墟互相注视。
    
    苦难和艰难常与光荣同在。中国的自由教会基督徒正以他们的血泪书写追求精神信仰自由的史诗。我只祈愿,这些善良的人们跨越苦难之后,不要象历史曾经发生的那样,走向追求国教的“荣耀”,走向绝对精神统治,走向宗教审判,走向中世纪的黑暗。而这正是伪基督徒们——野心勃勃的中国小文人神棍试图作的。基督教的历史苦难已经在中国轮回,但基督教的中世纪的罪恶不应当轮回。
    
    现代基督教必须止步于承认精神多样化的存在。多跨出的每一步,都是趋向对心灵自由的悖逆。凡是不承认别的精神信仰生存权的精神信仰,她就首先否定了自己的生存权。未来的民主中国不会是“上帝之州”,而应当成为多样化的精神信仰并存的自由的大地。
    
    
    
    四、悲剧性预言
    
    预言是超越时间的科学。预言的起点则在于蕴涵着未来发展逻辑的现实要素。
    
    审视所有同中国文化命运有关的现实要素,逻辑都会把预言引向末日悲剧的结局:一个曾经璀璨五千年的文化星系,正宿命地在万劫不复的命运黑洞中湮灭。
    
    当代中国被囚禁于中共暴政——这个外来的马克思极权主义政权的政治概念内。连骨头都已溃烂的极端腐败,彻底剥夺了马克思极权主义的政治活力。中共暴政生存的依托,只剩下华丽谎言所修饰的物欲诱惑和国家恐怖主义暴力。
    
    国家暴力发挥作用的最终支点是物欲诱惑,而物欲诱惑的实现要以经济繁荣为前提。中共暴政二十年经济超速发展为物欲诱惑提供了可能。构成中共暴政经济发展动力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毁灭性开发;藏在铁幕之后的印钞机推动的金融机制;对工农阶层等底层民众利益和权利的剥夺,特别是对九千万农民工奴工群体劳动价值的残酷压榨。
    
    现在,构成中共暴政经济奇迹的三个主要动力要素,已经宿命地异化为促进经济体制全面崩溃的原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毁灭性开发达到了负效应爆发的临界点;印钞机支撑的虚假金融平衡即将被滔天洪水般的通货膨胀冲垮;对底层民众和农民工的剥夺形成的极端两极分化,构成社会大分裂的不可逆转的动力。
    
    权贵市场经济这匹尾巴着火的疯牛,正拉着中共暴政这辆极权主义战车,狂奔向最后的毁灭。当前,中共暴政的现实存在,只是历史逻辑运行惯性的效应。诸种偶然性因素,随时都有可能引导社会大危机冲出临界点的限制,导致中共暴政极权体制的末日大崩溃。
    
    中共暴政的末日崩溃无可阻止,因为,这个历史过程不是任何人愿望的结果,而是类似于自然性死亡的宿命。中共暴政将在极度的政治、经济、人格的全面腐烂中自然死去。允许暴政自然死去,而不是被自由意志主导的历史运动摧毁,这是当代中国人的耻辱。然而,入骨的奴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人只配与耻辱同在。
    
    在明确而又符合自由人性的政治意志主导下,政治大变革才可能将社会推向宪政民主;由于专制暴政自身的大腐败导致的秩序崩溃,必然把社会引向大动荡。可遗憾的是,中国正面临上述第二种前途——中共暴政生存时摧残人权,死亡时还要用中国的命运为它殉葬。
    
    那么,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民主大革命的政治意志,以及实现这种政治意志的社会力量呢?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共暴政是中国的死劫。
    
    马克思极权主义的实践,意味着对人的从行为直至心灵的全面专制;中共暴政下的人的奴化,首先是心灵的奴化。对心灵的专制和奴役,最深刻地毒害了中国民族人格。当代中国命运的悲剧之一就表现为,中共暴政将中国变成马克思极权主义殖民地的同时,也用马克思主义的物性生命哲学、宿命历史观和以仇恨为基准的人性观,毒害了它的反对者的心灵和人格。
    
    只在政治思想理论的层次上反对暴政,而没有能力在心灵的范畴内,在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范畴内高举义旗,抗争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创造出高贵的人格。这正是诸多“民运人士”人格同中共政客的人格一样腐烂肮脏、卑鄙无耻而又虚饰伪善的根本原因——他们缺乏在心灵的范畴内超越中共政客人格的精神能力。
    
    正由于心灵和人格的中共政客化,诸多“民运人士”才视“民运活动”为政治期货交易,愚蠢地期盼用今日的政治表演,换取明日的总统或部长的官位。这种企盼之所以愚蠢,在于历史不是商人,历史拒绝兑现商人式的政治交易。
    
    也正由于诸多“民运人士”的生命哲学和人格素质与中共政客毫无二致,他们只能通过不断挑起“内斗”,显示心灵的卑鄙和人格的恶毒,而没有资格成为社会大革命的政治意志的确立者。因为,历史不愿意给丑陋的心灵和人格以创造命运的能力。
    
    改良主义思潮猖獗,构成迄今社会大革命的意志还没有能力主宰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改良主义思潮的生命承载者,是一大批政治软体动物。他们大都具有极权专制体制的政治基因,同中共官僚集团存在政治血缘关系。只是由于中共暴政内部派系权力斗争的非理性的残酷,以及个人命运的偶然性,他们才被迫含泪离开中共专制体制,成为改良主义鼓噪者。
    
    改良主义者同中共暴政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个人命运的误会。因此,我们从改良主义者对暴政的柔肠百转、充满乞盼的批判中,常能感受到哀怨的弃妇情结。不过,尽管在暴政之前柔若无骨,但是,一旦面对呼唤彻底否定中共极权政治的社会大革命意识,政治软体动物们便立刻变得坚如顽石,且凶险歹毒。在剿杀社会大革命意识的范畴内,改良主义恶意如炽的喧嚣一直在展示中共暴政思想走狗的价值。
    
    中共暴政依据其内部的逻辑发展已经濒临崩溃,而且必将崩溃;它将宿命地死于政治的腐烂。这就意味着,命运将迫使中共暴政以自杀的方式从历史地平线上消失,同时,却又没有明确的政治大变革意志引导中国跨越暴政的废墟,进入未来的发展逻辑。中国将因此而陷入毁灭性的危机。但是,不得不承受上述毁灭性社会大危机的,却是根本没有精神能力承受这种危机的群体——十多亿物欲化的中国人。
    
    中共暴政的绝对文化专制主义成功地摧毁中国人心灵中的文化精神和自由人性,使中国人变成奴性化和谎言化的物欲存在。中国人退化成没有能力相信道德原则的兽类。我已经看到,属于中共暴政的秩序依据无可选择的宿命的逻辑崩溃之后,十多亿长出狼牙的中国人,将只为了争夺个体的物性生存条件而相互凶残地撕咬搏杀。人的血会以最少精神价值的方式,漫过大地,染红黑石白雪。或许,这正是上苍对这个曾经卑微地屈从于暴政的奴隶群体的惩罚。
    
    当然,在专制主义冰封的大地上,现在也发生着精神复甦的迹象。数千万自由教会基督徒和其它精神修炼团体的出现以及顽强的存在,证明了强权不能灭绝心灵对精神的向往。但是,在阳光下傲慢炫耀的精神信仰自我绝对中心的神棍意识,却又使人难以断定,精神信仰的宗教性复甦,究竟预言着什么——是明日的精神信仰自由,还是中世纪精神信仰绝对唯一性的鬼魂再世。
    
    在社会历史性大崩溃之际,明确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缺失,是致命的危机。然而,只要具备深远历史感和现实精神魅力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作为价值象征存在,这个国家就还没有失去一切,她就还有征服命运的最后精神能力——文化精神是国家之魂。对于中国,最可悲之处莫过于,民族文化精神早已被经国家恐怖主义强化的马克思主义挫骨扬灰。
    
    文化精神以知识分子的心灵为栖息之处,而生命的价值最终归结为心灵。因此,我们只须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作片刻审视,中国文化精神的历史性悲剧就已怵目惊心。
    
    暴政的御用文人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人数最庞大的群体。御用文人大体又可分为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和权贵市场经济辩护者两类。
    
    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心灵的全部价值,只在于为早就肉腐骨枯的马克思理论提供一种存在方式。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心灵。他们活在现在,但他们属于腐朽的过去。暴政之所以需要这群腐朽的心灵,是因为坚持绝对精神专制,仍然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奉为绝对真理式的图腾。
    
    应当顺便指出,腐朽的心灵们对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崇拜并非基于真情——腐朽的心灵无真情;这种崇拜实际 只意味着个人生存的需要。在绝对精神专制之下,这批弱智者被阉割了思想的活力,他们只能凭借马克思的知识垃圾,证明他们对暴政的价值。
    
    伪善比裸露的卑鄙更无耻。作权贵市场经济辩护士的御用文人就是无耻的伪善者。或者由于愚蠢,更可能出于故意,他们混淆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共权力贵族市场经济的界限,制造权贵市场经济将逐步导向政治民主的理想主义谎言,并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要求底层民众忍受权贵市场经济造成的现实苦难。
    
    此类人是思想的投机商。他们靠出卖思想,换回尘世的地位与利益。不过,将生命出卖给暴政之前,他们的心灵就已经泯灭了追求真理的激情。而高贵的文化精神绝不屑于走进背弃真理的心灵。
    
    当代中国文人中有一个大部分人脸色青灰或者苍白的群体,他们在各自领悟的意义上都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此类人最自不量力之处是,他们只凭对暴政的打情骂俏式的批评,只凭炫耀同暴政“和解的智慧”,就自命为未来时代思想的主导者。历史很快就会使他们明白,未来的精神立法者,只能从那些敢于用雷电在专制铁幕上刻写自由人性的思想英雄中涌现。
    
    蹙眉之美只属于西施,因为,那种美是心灵的外化;东施效颦,不能不贻笑大方,因为,美不能靠模仿获得。美是如此,真理也是如此。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群——这群精神上的效颦东施,根本没有能力理解自由主义之魂。“自由主义”是西方知识分子同不自由的命运决战过程中创造出的精神原则,那是一种真理的涌现,而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乃是猴子式的模仿者,卑微的真理乞讨者,他们又怎么能真正理解精神创造进程中涌现的真理。
    
    “个人主义”表述着“自由主义”的核心内涵。“个人主义”以个性作为衡量概念的人的基准,从而肯定个性至上,相信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独立的价值存在,人的基本权利的观念由此同每个个体凝结在一起,人类的自由也就找到了最后的价值依归。
    
    “个人主义”是动荡着理想主义万里波涛的壮丽的生命哲学。但是,俗不可耐的中国鼠辈文人,那群伪“自由主义”者,却将这种具有英雄史诗情韵的关于人的自由的解读,诠释为个人私欲绝对至上的意识。这批鼠 辈文人的天性就是使一切高贵而圣洁的概念变得肮脏而猥亵。当他们自命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自由主义”和“知识分子”两个概念都同时蒙受奇耻大辱。
    
    没有理解自由主义的心灵和道德能力,却又自命“自由主义”者——伪类们意欲何为?鼠辈文人心机如鸡肠百转,堂堂男儿确实难于穷尽其全部的动机。不过,他们自冠以“自由主义者”的两项目的却昭然若揭。其一,鼠辈文人欲借“自由主义”的高贵声誉,粉饰他们在沸腾的私欲中腐烂的人格;其二,鼠辈文人用被他们阴暗的心曲解的“自由主义”,作为他们恶毒而浅薄地诅咒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支点。
    
    在轻贱蔑视中国文化精神这一点上,暴政的御用文人同自命“自由主义”者的鼠辈文人相似得如同一个孔穴中的两只蚂蚁。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思想监护人——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
    
    五千年文化古国的最深刻的危机正在于,她丧失了以自由人性的名义忠实于民族文化命运的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这样的群体都是文化价值的最后依托。
    
    从社会领域到心灵范畴,从政治意志到文化精神,所有的现实要素都在作出万劫不复的大悲剧的预言:中共暴政依照其自身运行逻辑的最后崩溃,是不可更改的宿命;崩溃之后,既无明确而有力的政治意志的引导,又无民族文化精神的依托,中国将出现意志与权力的真空;外部的各种文化意志和政治、经济强权将无可阻止地涌入,它们之间的历史性角斗,将使中国大地分崩离析;最后,曾经的中国人仍然保持过去的生理特征,但是,中国文化精神创造的绝世之美,却香消玉殒,星流云散,灰飞烟灭,成为历史的追忆——中国在灵魂的意义上万劫不复。
    
    现实分析的结论是预言的根据。要改变对命运的预言,就首先要以创造历史、主宰命运的英雄意志改变现实。
    
    中国的未来在呼唤英雄意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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