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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中国文化之命运(上)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19日 转载)
    
    目录
     (博讯 boxun.com)

    
    
    引言
    
    
    第一篇 回顾历史
    
    篇首语:心灵之光熄灭,人类历史就进入黑暗的世纪。
    
    一、铁律
    
    二、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
    
    三、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
    
    
    第二篇 现实与预言
    
    篇首语:当代中国的全部问题,都集注于一项命运的挑战——如何在心灵的地狱中,点燃属于自由人和中国文化的希望之火。
    
    一、心灵地狱
    
    二、政治现实
    
    三、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在当代
    
    四、悲剧性预言
    
    
    第三篇 拯救之路
    
    篇首语:中国文化命运的救赎和复兴所需要的并不多,只是心灵的自由和文化的自信。
    
    一、无魂的民族主义
    
    二、摧毁心灵地狱
    
    三、重建心灵家园
    
    四、创造自由人
    
    
    结语
    
    
    
    
    引言
    
    
    
    过去的无数岁月,在西方人企盼朝霞的视野中,欧亚大陆东部这片辽阔的山河,神秘而壮丽,因为,那是生命之源太阳居住的地方。
    
    中国,曾经是一个辉煌的历史命运,一首悲怆的英雄史诗,一种魅力无限的生命哲理,一次诗意丰饶的心灵体验,一项情趣盎然的生存方式——中国曾经是绝美至尊的文化存在;这流光溢彩的文化现象如果不曾照亮历史,人类存在的价值都将黯然失色。
    
    历史进程中,中国先后两次被北方蛮族的长刀征服。但是,中国又总能浴血重生。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身死而魂未灭;中国文化之魂征服了武力征服者的心灵。这种征服是比现实的胜利更具文化价值的凯旋。
    
    今天,中国的命运却处于从未有过的危机之中——作为文化存在的中国濒临灭绝。
    
    中共暴政,这个文化意义上的外来强权,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国家恐怖主义专制,已经迫使中国沦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之魂丧失了精神的故乡和心灵的家园。
    
    对中国文化命运的责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拯救中国文化的命运,同时意味着拯救中国人的尊严,意味着拯救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价值。令苍天都欲哭无泪之处在于,即便将多如夏日飞蝇的中国文人的胸膛都血淋淋地撕裂,也难于找到几颗愿为中国文化命运跳荡或者破碎的心。
    
    但是,无论如何,高贵的生命必定视拯救中国文化命运为神圣的使命——那是苍天用雷电刻在中国知识分子白骨上的使命。
    
    我的灵魂早已融入我的著作,化作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诗,因而成为献给中国文化命运的血祭。《中国文化之命运》就是我的心宣读的祭文。
    
    
    
    第一篇 回顾历史
    
    
    
    篇首语:心灵之光熄灭,人类历史就进入黑暗的世纪。
    
    
    
    一、铁律
    
    人类文明史是从心灵间涌出的生命波涛汇成的海洋。激情与理性的搏杀,物欲与信念的冲突,精神与本能的决战,偶然与必然的撞击,仇恨与热恋的角斗,自由与宿命的矛盾,等等这一切同心灵有关的范畴,又使人类历史的海洋动荡不息,永不宁静。
    
    许多富于野心的思想者试图以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的名义,规定人类永恒的宿命。然而,历史的进程一次又一次对这种确定人类宿命的努力作出冷峻的否定。尽管如此,人类历史还是用浴血的苦难确证了一项铁律。这项铁律可以简要表述如下:当某种精神形态,无论他是特定的宗教教义和信仰,还是世俗的思想理论和精神观念,一旦同政治的独裁权力结成神圣同盟,对社会实施绝对的精神专制统治,历史之轮便不再转动,并停滞在千年如一日的僵死之中。
    
    心灵是生命自由的依据,也是思想和意志的源泉。而思想和意志正构成自然历史之上的人类文化史的起点。绝对精神专制之下,自由被剥夺的心灵丧失了创造思想和意志的活力,历史也就随之丧失前进的精神动力。由此可以判定,精神的暴君是万恶之源,因为,他杀死心灵的同时,也杀死了历史——杀死了属于人类的文化史。
    
    任何精神形态都意味着智慧的结晶,都表述着精神的探索,都有益于文化的发展。但是,任何精神形态只要借诸独裁权力,登上绝对真理的王座,他便立刻异化成精神暴君和文化宰夫,并以摧残其它精神探索,来论证其反人类性。
    
    精神丰饶的心灵以思想自由为前提,绝对精神专制使心灵之光熄灭之后,人类历史的黑暗便开始了。心灵的黑暗是真正的黑暗。心灵无自由,万古长如夜——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在自己命运的悲歌中,反复吟咏过这句箴言。
    
    同美神一起从地中海万倾碧波中涌现的古希腊文化,在创造出璀璨如星群的精神价值之后,突然丧失活力,并隐入历史停滞的黑暗之中。这一停就是千年。时间继续流逝,精神却枯燥地重复着千年不变的舞步。那是僵尸与白骨之舞。然而,当那种心灵死亡引发的历史停滞达于极致之时,坚硬的黑暗竟又骤然破碎,在复兴古希腊文明的名义之下,精神创造的社会进程洪波涌起,引领人类走进超越历史想像力的时代。直至今日,西方文明仍处于精神的制高点。
    
    从朝阳中获得生命灵感的中国文化,数千年都保持着人类文明之冠的荣耀。中国文化秉天地之精华而创生,以华美超群的精神魅力,吸引了人类的千年仰视。然而,近代史上,中国文化的万年辉煌竟成南柯之梦。一梦醒来,辉煌不再,中国文化沦为西方文明斜视下的卑微的存在。
    
    上述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命运的戏剧性改变,是怎样发生的?
    
    已经有无数学者文人对此进行过研究。严肃的学者把探索的思想触须伸向种种具体的原因,可是,由于具体原因过分繁杂,他们的研究便迷失于琐碎化的丛林中,而无法达到明确的真理。浅薄的文人把西方文明近代的胜利归因于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越。然而,这种观念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过去数千年间,中国文化都以精神王者的荣耀,高踞于历史之巅,并曾在漫长的中世纪俯视西方文明。
    
    其实,只要超越具体问题的琐碎和文化的偏见,我们便立刻能够与真理对视——造成西方文明和中国文化命运变化的共同原因,就在于前述的铁律,即一种精神形态一旦同政治独裁权力结成同盟,对社会实施绝对的精神专制,历史便必定由于思想的枯竭而失去前进的动力。
    
    逻辑说服人,而信仰感动人——用精神魅力感动。基督教从产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令人心灵震撼的精神魅力,即博大的爱。头戴荆棘之冠,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基督教教义的象征。这个象征所表述的对人类苦难的献祭与悲悯,使人的心灵得到爱的救赎。
    
    基督教最初是一个受到政治强权摧残的精神派别,同时也是人类心灵苦难的拯救者。但是,基督教被罗马皇帝定为国教之后,便开始了另一种命运——基督教由被摧残者,变成摧残者。
    
    在政治强权的卫护下,基督教登上绝对真理的王座,并以教宗裁判,实施绝对的精神统治。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宗教战争用白骨和血泪论证基督教对全人类进行精神奴役的野心;无数燃烧的火刑柱,焚毁了自由的心灵和思想。天堂仍然在圣经中,地狱却已经降临人间。
    
    思想死去了,历史冻结在绝对精神专制的千年暗夜之中。属于古希腊文明的关于正义的学说,关于生命的哲理,以及丰饶的诗意,和凝结在阿芙拉底特眼睛里的审美激情,都被荒凉的黑暗吞噬。就这样,伟大的古希腊文明的后裔在历史的停顿中,被中国文明超越。
    
    信仰一旦获得精神专制的强权,就立刻转化为对人类的恶毒诅咒。上帝由此变成魔鬼,救赎人类的博大之爱则变成对不同精神形态的浴血的恨,和对自由心灵的仇视。铁律就是这样,以怵目惊心的悲剧,来证明自己的真理性。
    
    西方进入中世纪黑暗的时期,中国大地虽然屡经战乱,但中国文化仍然继续着她的辉煌。尽管曾经有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武帝的独尊儒术,不过,宋代之前,中国总体上并没有形成某种精神形态的绝对精神专制。政治独裁的强权虽然一定程度上侵入精神领域,却还没有达到如基督教强权那样的对心灵的绝对控制。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精神自由还有生存的空间。正是这种皇权下的并不广阔的生存空间,为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思想的活力。
    
    宋代,铁律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诅咒——儒学被奉为国学。基督教享有的绝对真理的荣耀,儒学也在世俗的意义上得到了。但是,这种荣耀却意味着中国文化开始走上没落的命运。
    
    由于儒学在主体上属于伦理道德的谱系,而不是心灵信仰,所以,儒学的绝对精神专制同中世纪基督教对心灵的彻底奴化有所区别;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宋明之际社会经济文化还在继续发展,但是,精神绝对专制必然引发的历史停滞的效应已不可避免——思想死去的地方,历史也必定死亡。
    
    就在中国文化走上没落的宿命之后不久,西方文化却通过“文艺复兴”的精神运动,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精神绝对专制,从而击碎了使历史停滞的铁律。于是,欧亚大陆西部,历史之轮重新生机勃勃地转动起来,而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历史变成一位步履蹒跚的年老的乞丐。
    
    上述这种历史命运的反差,恰使我们可以对铁律作另一种表述:只要命运走出绝对精神专制的阴影,文化便会复兴,死去的历史便会随着思想的复活而再生。
    
    
    
    二、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
    
    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再次论证了一个真理:人的意志是人类历史的最终动力;心灵自由是社会自由的前导。
    
    以“文艺复兴”命名的心灵运动,撕裂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的千年铁幕,开拓出一个人性自由发展的时代。而“文艺复兴”的根本精神原则在于人本主义。
    
    自我确定自己的意义;人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人本身就是自为的绝对价值——这些表述构成人本主义的基本内涵。正是人本主义蕴涵的价值原则,扫荡了中世纪千年黑暗的神权政治的精神基础。
    
    不过,人本主义并非对“人为万物的尺度“这句古希腊哲学箴言的简单回归,而是在更为丰饶和广阔的价值领域内,对人的肯定。人本主义的自由意志,引发了三项人类命运基本范畴内的狂飙突进,这三项范畴便是生命的美化、生命的强化与社会正义。
    
    美化生命是所有生命哲学的一项天职。自由的心灵是美的意境的创造者,而自由人则是生命美色之冠。人本主义通过否定神权的绝对精神专制,表达出对心灵自由的渴望,而自由的心灵则成为审美激情喷珠溅玉的源泉。“文艺复兴”进程中涌现出对生命美的丰盈的文化表述,正是这种表述使人类对生命美的理解进入更深刻的意境。而更深刻地理解美,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心灵。
    
    生命的强化同生命的美化一样,是人类命运永远追求的目标。人本主义在引领人的心灵走出神权精神绝对专制的阴影的同时,也引领人类探索的意志走出粗糙的巨石筑成的中世纪城堡。
    
    一时之间,浩瀚大海上的探险与客体世界内的探索并驾齐驱。海洋的探险发现了新大陆,更为重要的则是,客体世界内的探索创造出近代科学理性,并极大扩展了人类理性在无限的客体世界内的存在疆域。探索的意志就是用这种方式强化了属于西方文明的生命能力。这种以征服自在客体为标志的生命强化,对人类命运的正效应和负效应之比较,或许还须若干世纪的反思,才能最终得出接近真理的结论。但是,无论如何,生命能力的强化,为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击败中国文化提供了现实力量依据。
    
    人是追求正义的动物。人本主义通向社会正义的思想逻辑清晰而明确:自由是属于主体的绝对价值;人由于自我确认的自为者的资格而成为主体,所以人生而自由;人的社会自由需要以诸项基本人权为基础,基本人权的保障唯有通过坚守“主权在民”原则的民主政治和法治原则才能实现。
    
    从上述思想逻辑中,人们虽然可以听到古希腊学者的民主、法治思想的遥远的回声,但这个思想逻辑主要还是一种创造——以人的精神自由被基督教神权政治剥夺的千年悲怆为经验基础而进行的思想创造。
    
    人类否定了基督教神权政治,上帝的信仰便处于危机之中。危机催生出基督教自我拯救的精神运动,即宗教改革。实施绝对精神专制的政治权力,乃是一个魔鬼的毒咒——对于任何精神形态都是如此。因此,从基督教被迫放弃神权政治那一刻起,恰又开始了由魔鬼向上帝复归,由千年罪恶向博爱复归的历史进程。因为,放弃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意味着基督教摆脱了毒咒的千年诅咒。宗教改革之后的基督教,则获得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时代继续存在的资格与价值。
    
    不过,基督教之所以没有被人类连同基督教神权政治一起埋葬在历史的废墟间,还有更深刻的超越基督教本身的原因。这个原因在于人类对精神信仰的需要。
    
    科学本质上是人类探索客体的实证理性。然而,科学理性只属于有限的范畴,他没有能力在无限的意义上穷尽客体。科学理性虽然将永不止息地扩展自己在客体中的疆界,但无限却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的地平线。
    
    理解有限者需要实证的科学理性,理解无限则需超实证的智慧。而精神信仰是所有超实证智慧的归宿;无限属于精神信仰的王国。所以,科学理性止步之处,恰是精神信仰起步的地方。
    
    人是自由与宿命的结合体。人因心灵而自由,心灵甚至可以把无限与永恒作为观照的客体和追求的目标,从而成为超越无限与永恒的意境性存在。人同时又是宿命的。经过短暂的时-空之后,便湮灭于虚无之中。而宿命最终会在物性存在的意义上战胜自由,生命由此成为一首悲歌,一种终极的心灵痛苦。
    
    所有文化形态的根本价值,都是在虚无的宿命之上,以审美激情和高贵的智慧播种生命的意义;都是为了通过确认生命的意义,慰籍终极的心灵痛苦。根据应对终极心灵痛苦的方式,人可以分为三类。
    
    人本主义虽然从理念上授予人自我确认生命价值的权利,但是,数量众多的人群却缺乏自我确认的自信和精神能力,因此需要一个高于人的存在,为他们确定生命的价值和道德准则。这种状况正是宗教情怀的生命基础。而绝大部分人心底里都潜藏着对宗教情怀的向往,因为,人的心往往太脆弱了——心只有经过信念之火的熔炼,才会变得坚硬,才坚硬得足以对抗终极的心灵痛苦。这是第一类人。
    
    面对终极的心灵痛苦,第二类人则采取无赖汉式的态度。“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就是这种无赖汉式的生命哲学的经典表述。这类人的生命冲动中,没有生命的神圣感,没有精神的高贵性,没有对道德原则的敬畏。这群本能的动物,只能听懂物欲的召唤,而物性的实用主义是他们生命的原则。他们的全部追求,就在于用重重物欲麻痹心灵,忘却终极的心灵痛苦和对死亡宿命的畏惧。这类人充斥的时代和国度,是最堕落的时代和国度。
    
    有极少数人,寥若星晨,却构成最高贵的一类。他们是精神之王,是宇宙之魂,是人类精神的立法者。他们高于一切信念,因为,他们的心灵就是自由的根据,就是人类意志的源泉,就是生命意义的创造者。正是这高贵的族类创造出支持人类生存价值的生命哲学或者宗教信仰。他们的心灵就意味着无限与永恒,他们的心灵之外不再有任何存在——他们是自为者,并以此超越神,而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这是第三类人。
    
    高贵的族类毕竟如大漠清泉一样稀少,而绝大部分人需要宗教慰籍。于是,西方文明在否定神权政治,获得思想自由的权利之后,开始向宗教情怀的回归。放弃绝对精神专制,基督教,这个曾以神权政治埋葬了古希腊的民主、法治理念的教派,又因人们对宗教情怀的需要,在以古希腊政治法律理念为思想起点的近代民主政治之下,找到了生存权——那是对中世纪千年罪恶忏悔之后获得的生存权。
    
    基督教把思想自由的权利还给人,人便在心灵的意义上复归上帝,以求得终极痛苦的解脱。
    
    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在本质上是一次精神创造过程。不过,精神创造过程以“文艺复兴”命名,则显示出对古希腊文明的不朽的依恋,显示出西方知识分子越过千年黑暗对文化故乡的心灵回归。“文艺复兴”是在否定精神极权主义的神权政治中涌现的思想狂飙,但是,在摆脱精神不自由的命运之后,西方文明却又宽容地接纳了基督教的文化内涵。这种历史性接纳凝结着对属于自己历史的文化精神的珍视。
    
    回顾西方文明近代崛起过程,人们很难找到西方知识分子向曾经在许多世纪中领先于世界的中国文化学习的充分证据,尽管百科全书派巨星伏尔泰对中国文化艳羡不已。
    
    没有学习中国文化或许造成西方文明崛起的某种缺憾,但是,只以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对不自由的历史命运的否定为基础,西方文明就创造出近代崛起的奇迹。在这里,西方知识分子既显示出对自己文化历史的信心,又显示出精神创造能力的自信。命运则以历史性胜利奖励了这种自信。
    
    人们,特别是近现代的中国文人从来没有看清一个基本史实:西方文明的崛起,并不是向任何文化学习的结果,而是自身的创造意志和创造思维能力创造的奇迹。
    
    
    
    三、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
    
    命运是公平的。绝对精神专制的毒咒造成西方中世纪黑暗后,终于也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诅咒。
    
    儒学在宋代被皇权政治确定为国学。这是中国绝对精神专制的起点,也是中国文化衰落的起点。尽管由于历史仍然在惯性中运行,绝对精神专制的历史效应在几百年后的清代才最终彻底展现出来,但是,中国文化衰落之源就在于“国学”的确立。
    
    经过皇权政治的加冕,儒学成为思想之圣,获得绝对真理的权威。这意味着春秋以降多样性的文化传统被政治权力否定,皇权专制由社会领域全面侵入思想范畴。思想一旦在绝对精神专制之下枯死,历史进步之钟的停摆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西方中世纪神权政治是以宗教信仰的名义,实施对心灵的绝对专制。儒学主体上属于全方位的道德伦理谱系,而不是心灵信仰,因此,以儒学的名义实施的绝对精神专制,只达到思想意识的层面,还没有形成对心灵的绝对压抑;儒学的绝对思想专治之下,仍然有宗教信仰存在的余地。不过,历史已经证明,只需绝对的思想意识形态专制,就足以使辉煌万年的文化趋向没落,甚至灭绝。
    
    西方文明踏碎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回复生机,走向自由与强大;中国文化则在绝对思想意识专制之下日渐衰朽。十九世纪,上述两种趋势,以生机勃勃的强大者对衰朽者的紧逼,发生碰撞。中国文化命运由此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历史上,承载中国文化的王朝曾两次被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游牧民族的铁骑带入中原的只有来自大漠草原的强悍之力,那是缺乏文化内涵的自然之力。中国文化每次都以丰饶的精神魅力,驯化了强悍的征服者——无论多么强悍的心,都有依恋文化神韵的天性。中国的概念由此得以延续,因为,属于中国的高贵的文化之魂未死。
    
    十九世纪中国文化遭遇的命运的逼迫却完全不同。命运的逼迫者不仅拥有来自科学理性的强大的物性能力,而且是另一种自信而骄傲的文化存在。处于绝对思想意识专制下的衰朽的中国文化,不具备驯化这种强大的文化存在的能力。
    
    命运的挑战越严峻,战胜挑战之后的荣耀便越辉煌。所以,英雄男儿渴望直视锐利如刀锋的挑战。不过,战胜严峻的命运,需要坚硬的意志。人的心经过信念之火的焚烧,可以变成比岩石更坚硬的意志。遗憾的是,对于十九世纪以降的中国文人而言,从整体上审视,他们的胸膛里没有意志的岩石。中国文化如果最终灭绝,也定然会化成悲怆的鬼魂,对两百年来中国文人的精神丑态,作万年诅咒。
    
    近现代中国文人之所以整体上成为精神丑陋的族群,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灵魂被中国民族文化失败主义的铁锤击碎——他们是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他们背叛了文化的祖国。
    
    西方文明杀出中世纪黑暗的刀光剑影中,时时闪烁着对于文化传统的自信和热恋。对古希腊文化理念的回归,成为精神创造的起点;甚至铸造出中世纪黑暗的基督教也受到宽容——在基督教放弃对心灵的裁判权和真诚地忏悔之后。西方文明就这样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保存了具有深远历史感的文化精神。自由是活力的源泉;与深远的历史感同在的民族文化精神,则产生对文化命运的自信。活力和自信,正是西方文明近代崛起,并澎湃于世界的依据。
    
    西方知识分子在历史最艰难之处,在命运最黑暗的时刻,肯定了西方文明的文化精神,捍卫了自己文化的祖国。但是,当历史命运的劫难降临于中国的时候,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文人却开始了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百年诅咒,这种诅咒至今仍然回荡在某些自命为自由知识分子者的空洞的心中,并和露臀沟的低腰裤一起,成为一种色迷迷的时尚。
    
    西方知识分子曾敏锐地意识到,特定精神形态的独裁政治权力化是历史停滞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们批判的锋芒总指向不自由的文化命运,指向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指向绝对的精神专制,而不是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本身。
    
    中国文人则将中国近代的衰落,最终归因于传自远古的中国文化,尽管这种文化形态数千年间都曾是人类文明之冠。由绚丽多姿的审美激情和通天彻地的智慧所构成的中国文化圣殿,竟被视为魔鬼的宫殿,视为罪恶的渊源。对人类的命运作纵横观,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象中国文人这样,如此轻贱、侮辱属于本民族历史的文化精神,并从这种轻贱和侮辱中体现骄傲。
    
    文化史是人类历史之魂。任何对人类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形态中,都有已经丧失活力并只属于过去的部分,也都有属于现在和未来的价值。因此,对一种文化形态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都违背文化史的逻辑——绝对肯定,文化就被剥夺继续发展的可能;绝对否定,文化历史就湮灭于虚无,而丧失了过去,必定丧失现在与未来。一批中国文人恰恰选择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绝对否定。事实上,在作出这种选择时,他们也否定了中国文人存在的文化价值。
    
    再过百年,无论中国文化之魂已经灭绝,还是再度与万里朝霞一同升起,人类的历史都不会忘记,是一批中国文人,离弃了心灵的家园,荒芜了精神的故乡,背叛了文化的祖国。他们应当为中国人沦为精神和文化的亡国奴,承担铁铸的罪责。
    
    任何为人类开拓新的时代精神的命运过程,都不可能是向过去的全面回归,而必然是创造意志引导的历史突进。“文艺复兴”运动也不例外。“文艺复兴”时期,在生命美化、生命强化和社会正义这三项人类命运基本领域内取得的精神成果,并非古希腊的智慧和审美激情的简单再现,而是从蓬勃的创造意志中涌现的精神价值。以传自历史深处的文化精神为背景,以创造意志为原则,西方知识分子由此孕育出一个文化崛起的奇迹——他们并没有着力试图向当时发达的中国文化学习,但是,他们把生命能力聚焦于创造。于是,他们受到命运的赐福。
    
    当一个民族面临关乎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他就必须以创造历史的雄心来战胜命运。创造历史则需要创造的意志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然而,创造历史所需要的,正是近代中国民族的“智慧之镜”,即中国知识分子所缺失的。
    
    或许由于宋代以降的绝对思想专制泯灭了民族探索的激情,或许由于先后驯化蒙古和满两个蛮族已经使中国文化精枯力竭,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逼迫,中国文人犹如精神意义上被阉掉雄性之势的宦官,完全丧失了创造新的精神生命的意志和思想能力。至今尚未落幕的中国文化的百年悲剧,一直在哭诉中国文人精神创造力的丧失。
    
    丧失创造意志者应对命运的挑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是以食古不化的颟顸,坚守过去的生存原则;一是以五体投地的谦卑向强大者“学习”。只是这两种方式都不可能达到光荣的命运。
    
    只懂得坚守过去的生存原则,不仅没有未来,不仅会失去现在,而且也将被过去抛弃。因为,过去的辉煌早已被时间埋葬在历史的记忆中。命运的大河需要充沛的水源,才会波涛壮阔。唯有创造的意志才是命运之河永不枯竭的源泉。
    
    谦卑地向西方“学习”——这是绝大多数“先进”的中国文人至今不改的选择。他们不理解,创造意志是学习之魂;由创造意志驾驭的学习,才是通向真理之路;向强者学习不是为了重复强者之梦——任何重复都意味阴郁的宿命,而是为了以创造意志,超越强者,开拓属于自己的光荣命运。
    
    丧失创造意志的学习,至多不过是猴子式的模仿。这种意义上的学习,只能造就卑微的精神乞丐,而与真理的探索者无关。然而,作精神乞丐,卑躬屈膝,向强势的西方文明乞讨真理,正是中国文人留在近代史上的可悲形象。之所以可悲,是因为真理只爱恋高贵的人格,而不屑于赏赐屈辱地伸出的乞讨的手。
    
    从西方知识分子对文化传统的忠诚和澎湃的创造意志中,涌现出近现代西方文化的辉煌;离弃心灵的故乡,诅咒文化的祖国,丧失创造意志的中国文人最终为中国乞讨到的,却是西方文化中的极端极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全盘西化,即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构成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劫难。历史就以这种方式,控诉中国文人精神的卑贱和猥琐。
    
    
    
    四、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死劫;讨论现代中国,便不能不正视马克思主义。
    
    近代科学理性以近乎神迹的方式,满足了人类对于强化生命的渴望;建立在“契约自由”法律原则上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则不仅推动强化的生命力演进成一种充满活力的经济秩序,更演进成一种生活方式。但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最初高歌行进百年的过程中,也逐渐显现出两项致命的缺陷,即人道灾难和经济性灾难。
    
    过长的劳动时间、过强的劳动强度、恶劣的劳动条件、过低的劳动报酬、女工的非人道待遇、童工的大量使用——所有这些属于劳工阶层的苦难,构成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人道灾难。而人道灾难是以“契约自由”为基础的;劳工阶层似乎是在“自由意志”的引导下,“自愿”承受苦难。
    
    亚当 . 斯密断言,一只“无形的手”会通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将追逐个人私利的冲动,导向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秩序。然而,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亚当.斯密的断言。
    
    追逐个人私利的冲动,目标虽然明确,但那是眼界狭窄的明确——狭窄到只关注个人的愿望,而无视社会整体的运作逻辑和利益。亚当.斯密崇拜的那只“无形的手”,并非总能将无数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体活动,整合成社会经济的总体和谐。相反,无数明确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往往会形成社会总体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当这种盲目性超过一定度,蕴涵巨大社会灾难的经济危机就会狭然降临。
    
    人道灾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震撼了人类的良知和理性。“契约自由”的人道灾难告诉人们,无限的自由只应当属于心灵,绝对的自由只应当在思想范畴实现,而社会自由则必须受到正义原则和人道原则的严格制约。另一领域中,经济危机则告诉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并不是当然具有与社会整体发展逻辑一致的合理性。
    
    自由市场经济受到历史性质疑。从这种质疑中,涌现出改良和彻底否定两种思潮。
    
    改良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改良措施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以人道原则为基础创制的法律以及工会制度,制约“契约自由”,保护弱势者,成功地消减了人道主义灾难;二是通过国家运用法律措施和经济杠杆实施的总体调控,使自由市场经济具备整体协调性,从而极大弱化了经济危机的社会效应。迄今为止的史实证明,改良主义取得了成功。
    
    彻底否定的思潮主要表现为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那群脸色苍白、极端神经质的无政府主义者,除了有能力给历史留下几缕政治理想主义的诗意之外,没有在社会实践的领域取得任何成功;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无一例外把泯灭多样性和个性的同一性,视为人类社会的理想。这种把人类变成蚁群式的平等观显然违背人性。同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又缺乏实现理想的现实道路,而没有现实道路的理想,只能被冠以“空想”。
    
    在彻底否定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中,唯有马克思主义,以铁与血的实践,在历史上劈开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马克思主义的崛起表明,一种意志或者理论是否能够震撼社会现实,并不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真理性,而取决于常常处在愚昧状态的人类是否相信它具有绝对真理性。马克思主义就是披着真理圣袍的魔鬼。
    
    马克思主义最初之所以能在相当多的人心中震荡起创造历史的激情,主要在于下列因素。
    
    首先,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锋芒直指自由市场经济引发的人道灾难,并把苦难的劳工阶层的解放,宣称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由此获得政治道德的魅力。就这样,同夏夜的星空一起使康德心灵震撼的道德原则,便拉开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上演的道德悲剧。
    
    其次,马克思主义不仅设计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还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必然逻辑,筑成通向理想的理论道路。尽管心灵本质上是超逻辑的,而且历史的进程也总是侮辱必然的逻辑,但人类却又往往在现实的范畴内被逻辑编造出的一系列因果关系迷惑,而走入思想的误区。通向共产主义的理论逻辑是虚构的必然,但由于逻辑的力量,虚构的理论却使共产主义由理想沉降为“必然”实现的现实目标。理想的魅力在于心灵对幸福的追求;现实目标的魅力在于实用主义的权衡。马克思设计的共产主义则是理想的魅力和现实目标魅力的叠加,是心灵对幸福的追求和实用主义权衡的统一。尽管所有这一切都是精巧的理论虚构,然而,虚构的理论往往比真理更具吸引力。这是属于人的精神的荒谬之处。
    
    另外,马克思主义还充满魔鬼的诱惑——它允诺人们在神圣的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充分发泄兽性。
    
    道德是艰难的。因为,道德要驯化人生命中的兽性。兽性与生命本能同在,而本能是来自自然,来自大地的力量。人类精神的基本努力之一,就在于将本能的兽性关入道德的铁牢。不过,我们每日每夜都能听到兽性本能疯狂的呼嗥。它渴望在神圣的名义下,获得发泄的机会。
    
    当共产主义成为绝对真理和最高道德价值,当马克思主义断言,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用铁血方式消灭一个以资产阶级命名的人类社会阶层时,兽性便找到了肆意妄为的道德借口。与共产主义运动相伴百年的人道主义大灾难,都是兽性在神圣理想之旗下狂欢的结果。
    
    虽然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世界东方激起虚假的理想主义狂潮,虽然拥有十四亿人的中国,仍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殖民地而存在,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进程必将被历史否定。原因只在于,马克思主义违背自由人性的基本原则。
    
    在所有生命哲学中,最卑俗并缺乏智慧灵性的,莫过于唯物论。马克思将人归结为物的存在形式,由此否定了人类生命的本质在于精神。马克思式的拜物教没有能力理解,精神是超越物性实体存在的意境性存在,而意境性存在是对宇宙本质的更深刻的表述,或者说,意境性存在构成宇宙的心灵。
    
    人正由于是意境性的精神存在,才获得高于万物的独立命运,才成为自由的可能。确认人的本质在于物,就等于确认人活着是一块会喜怒哀乐的物,死去则是一块注定腐烂发臭的肉。人的精神神圣性和心灵的高贵感因此荡然无存。
    
    人一旦被归结为物,物欲就当然成为绝对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个理论系统中,物欲都被以各种变动的方式,描绘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之源。审美激情、精神信仰、道德信念,所有这些使人类走向美丽与高贵意境的心灵冲动,都被物欲至上论逐出历史进程。人类的历史不再是精神的史诗,物欲则主宰着人类的命运。
    
    于是,人就以物的名义蔑视属于心灵的道德戒律——人本质上成为道德之外的存在,而物欲有一颗兽性的心。这正是所有攫取绝对权力的马克思主义暴君无一例外沦为嗜血狂魔的哲学原因;这也是当代中国人整体上沦为非道德存在的哲学根据。
    
    如果说最卑贱的哲学理论是唯物论,那么,最阴森的哲学理念便是物性宿命论。而马克思哲学则既卑贱,又阴森。
    
    马克思哲学的物性宿命论断言,历史本质上是依据物性必然规律运行的;历史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显然,这种断言剥夺了人类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对幸福的理解创造命运的权利。创造历史的意志降下风帆的地方,奴性就开始了。对于人类,作宿命必然性的奴隶,比作强权的奴隶更可悲。因为,前者象征着心灵的屈服。
    
    或许自然历史属于物性必然规律的范畴,但自然历史之上的人类文明史,则属于意志的领域。人类正是通过意志创造的文明史,超越自然进程的必然性,追求并实现心灵的自由。而追求与实现自由,则构成人类存在价值的标志。
    
    物性宿命论肯定物性必然规律具有主宰人类历史的权威。这同否定自由和人的价值是同一回事——人的历史是由物性必然规律在时间起点之处涂抹好的画卷逐渐展现的宿命过程,而不是从人的心灵间涌现的意志与愿望所创造的自由命运。在这种阴森的宿命论下,人的价值难以找到根据。因为,否定自由,就否定了人的价值。
    
    人的尊严和幸福,取决于心灵自由外化为现实社会的基本人权。而基本人权需要得到国家权力的保障。极权主义的国家权力却是心灵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死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则构造出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从心灵到社会生活的全面极权主义统治。
    
    马克思以远在历史地平线之外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名义,证明实施极端极权主义的现实权力的合理性。他要求人类放弃作自由人的现实权利,去作极权主义的信徒,并断言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人类最美好理想。马克思就这样设想出自我完满却又违反人性的逻辑。因为,今日的极权主义信徒,绝不可能成为属于明日的自由理想的生命种子。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也告诉历史,共产主义是无法实现的梦幻,而现实中的极端极权主义已经成为万恶之源。
    
    马克思主义的反人性因素的终极表现,在于仇恨崇拜。马克思用诡辩逻辑,将一种特殊的仇恨形式,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推导为阶级社会发展的心理动力和最高道德。
    
    自由资本主义初期,人道主义灾难造成的“无产阶级”及其悲惨的境遇,毫无疑问应当受到历史性关注。正由于境遇悲惨,“无产阶级”是一个最少文化素质的社会阶层。帮助无产阶级摆脱其悲惨处境,并“消灭”无产阶级,正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人类良知的天职。然而,马克思却将“无产阶级”,这样一个最少文化素质的社会阶层,视为代表人类前途的阶级。这就使关注劳工苦难的全部道德思考,转化为反人性的理论谎言——文化是人类高于万物的原因,肯定最少文化素质的阶级代表人类的前途,是反文化的,因而是反人性的。
    
    仇恨被推崇为阶级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仇恨的神圣化和道德化便不可避免。身披道德金袍又受到神圣理由加冕的仇恨中,必然涌现出不受法律约束,也蔑视人道要求的无限暴力。
    
    强制力对于建立和维持正义永远是必要的。但是,强制力一旦超越人道原则和法的精神,成为无限的暴力,兽性就将主宰人的命运。正由于此,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都是兽性肆虐的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反人性因素讨论至此,猝然降临的悲哀斩断我的思绪。我为近代中国文人而悲哀。这群卑贱的思想乞丐,放弃中国文化人格的尊严之后,乞讨到的竟是人性之敌——西方文化中极端极权主义的经典表述,即马克思主义。
    
    或许,这正是命运对背叛文化祖国的卑贱者的惩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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