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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我眼中的新文化运动路线图(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02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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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封面

    100北大教授与新青年封面
    
    
    
    来源:民主中国
    
    我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出版之后,山东大学附中的李昌玉老师给我写了一篇书评,说我的书应该叫做“今史辩”,可以与当年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的“古史辩”相提并论。我自己觉得在辨伪存真的大思路方面,与胡适他们确实是一致的。
    
    除了文本内容的价值之外,我的“今史辩”更加重要的价值,就在于路径选择方面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必须用西方先进文化的“劳心者治官”来替代中国传统儒教文化的“劳心者治人”。
    
    读过一点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的人都会知道,英国的《大宪章》是由英国的贵族们联合起来制订的,主要目的是分割限制国王没有边界的绝对权力,从而保障每一位个人的普世人权。美国的《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同样是由贵族和精英制订的,同样是要分割限制公共强权,进而实现保障每一位个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性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中国的儒教文化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贵族精神和精英意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甚至于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和阿Q,都把自己当作拥有“劳心者治人”的特殊权力的特殊材料。现在的执政党甚至公开宣称自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没有人性的像钢铁一样炼成的特殊材料。这样的特殊材料总是自以为是地教化民众、启蒙民众,动不动就要给别人讲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对于这样的愚弄本国民众和奴化本国民众的特殊材料,我经常使用的是六个字:“耍流氓骗蠢货”。
    
    话又说回来,中国的蠢货也确实特别多,看一看电视上当上道德楷模的人和听了道德楷模的事迹报告就要流眼泪的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最近又有一个叫林强的人,有人说这个人确实很有良知,但是你的良知一旦站在以德骗人的主席台上,那就变成出卖良知了,或者说就是开始“耍流氓骗蠢货”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都有自己的生活需要安排,都有自己的责任需要承担,凭什么非要去学习林强、王选、袁隆平、宋渔水这些人呢?
    
    现在有许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他们的父亲是农民或者是下岗职工,拼死拼活把他们供养成了在城里混日子的人,他们连自己的工作都找不到或者是做不好,但是他们不反省自己是不是没有学到真本事,他们偏偏要在网络上空喊中国农民多么愚昧,不能进行民主选举,也不能把土地私有化,说是农民参加民主选举就会天下大乱,土地私有化农民就会出卖土地,然后就要面临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我要问的是:难道现在的村官、乡官背着农民圈占和出卖属于农民的土地家园,不是更加野蛮的剥削压迫吗?城市里的县官、市官、省官强行拆除本国公民的私有住房,不是更加邪恶的侵略和掠夺吗?
    
    最为可耻的是一些没有本领留在国外的所谓海归派和新左派,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国际资本掠夺了中国的财富。那么,到底什么是国际资本呢?很简单,就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用来投资赢利的金钱和货币。国际资本即使是洪水猛兽,也是没有长脑袋的洪水猛兽,在有智慧的人手中,它完全可以变成一种利国利民的资源和工具。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他虽然没有长大成人,他也是有一颗脑袋的。假如他走路时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他就应该吸取教训,以后不要再被石头绊倒了。有一些孩子不是这样的,他不愿意吸取教训,而是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哭着喊着怪罪坏蛋石头绊倒了他,还要让大人帮助他打这块绊人的石头。石头没有脑袋也没有主权,所以没有好与坏的区别,应该承担责任的应该是小孩子和他的家长。对于国际资本也是这样,拥有主权的个人和拥有主权的国家及其政府,应该利用国际资本从事有价值的投资建设并且避免有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正确应对国际资本,只能说你这个国家和政府不合格也不合理,最好的办法是你自己解散或者改组,而不能把全部责任推卸给不可能承担责任的国际资本。那些极力标榜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海归新左们,没有胆量去追究拥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的国家及政府的责任,却偏偏要咬住没有脑袋也没有主权的国际资产大做文章,他们的智商其实就是被石头绊倒就要骂石头的刁蛮小孩子的智商。
    
    总而言之一句话,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政界和学界政教合一、狼狈为奸地愚弄和奴化本国民众的“劳心者治人”,而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愚昧和国际资本邪恶之类的假问题。中国的老百姓是最驯服、最善良、最迷信、最盲从的,国际资本是最讲商业信用和游戏规则的,只要通过“劳心者治官”的宪政民主制度,有效地监督治理掌握公共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特殊材料和贪官污吏们,当下中国的公然掠夺与公然卖国现象,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和改变。
    
    第二点,多少年来,中国大陆一代又一代的所谓“学者”,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神圣美化成为一座神庙。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神庙拆开来让大家看一看,这座神庙其实是由并不十分干净的泥胎构成的。在我看来,任何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弱点、盲点和局限性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值得所有人崇拜学习的完美人格。蔡元培和胡适不完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更不完美。我研究这些人的目的不是像中央电视台那样再制造出一个或几个道德楷模,而是从这些人中间找出一条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路线图。蔡元培在北大期间只是在胡适和蒋梦麟等人的帮助下,初步建立一种相对独立也相对合理的大学制度,他更多的心思其实是用在了反制度、反文明的以德治校方面。陈独秀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一个道德楷模,也是参与创办进德会的得力干将。然而,就是这个自愿宣誓“不嫖,不赌,不娶妾”的陈独秀,安徽老家有一个元配妻子高晓岚,北京家里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妹高君曼,他却偏偏要到八大胡同去嫖娼狎妓,甚至与自己的学生争风吃醋,从而闹出了很大的丑闻。蔡元培对于陈独秀并不是按照进德会的规章和北京大学的制度来进行处理,而是在浙江同乡汤和尔、沈尹默、马叙伦这些人的怂恿之下,采用见不得阳光的暗箱操作免除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这样一来,陈独秀恼差成怒,加上他实在没有胡适那样的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本领和学问,于是他便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1920年的时候,蔡元培口述了一份自传,其中谈到他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看法,第一、见到别人的钱一介不取。第二、看见漂亮的女人坐怀不乱。谁要是能够做到这两点,谁才有资格谈共产。用这两点来衡量一下,任何人都是没有资格谈共产的。蔡元培、胡适比较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很少做自己没有资格做的事情。在这个方面,胡适比蔡元培要更加伟大也更加理性一些。蔡元培比胡适做的糊涂事更多一些。
    
    《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是通过提倡白话文和介绍引进西方的先进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转机。但是,这个转机偏偏被开创这个转机的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鲁迅、周作人这些人给败坏了。在《新青年》同人中,能够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向以人为本、宽容和谐的“劳心者治官”的宪政民主道路的,只有胡适、傅斯年这些人。
    
    有人说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只是技术层次的东西,陈独秀、吴虞这些人的反对孔家店和周作人的思想革命才是更高层次的。实际上,真正的体育比赛是先制订游戏规则的比赛,真正的民主是先制订宪政制度的民主,现代法律层面上的真正的正义是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换句话说就是先有可供操作的刚性的规则和工具,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建议和文化建设。白话文就是这样一种供操作的刚性的规则和工具。周作人就说过,在胡适没有提倡白话文之前,《新青年》就是一种给中学生看的辅导读物,是胡适对于话语工具的改变,一下子把握到了话语方面的主动权,这样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章士钊宣传宪政民主那么多年,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条能够普及传播宪政民主的工具,最后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宣传的宪政民主了。他自己又不甘心承认胡适的领导性地位,便逆潮流而动唱起了反调。用大白话来宣传来自欧美国家的以人为本、宽容和谐、宪政民主、程序正义的先进文化,这是胡适对于中国的最大贡献。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去年我的《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出版之后,总有人在我问我:你的“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为什么主要是学界而很少有政界啊?我说这个事情你不应该问我,而是应该问一问当权者:为什么不让中国人用民间资本办报刊、办出版社呢?为什么不让农民自己组织草根农会呢?为什么中国的工会不是工人自己组织的草根工会,而是基本上不替工人说话的党和政府的各级工会组织呢?同样是血肉之躯,为什么当了官的党人就可以审查别人的政治思想呢?
    
    我在“政学两界的人和事”中确实写到了另外几个政界人物,出版过程中被拿掉了。这本《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也是这样,我自己的原稿是比较完整的新文化运动路线图,只是为了争取出版的机会,我才不得不委曲求全,自动删除了正面批评鲁迅和李大钊的一些篇章,而且也不得不添加了几句违心话。不过,我基本的思路是能够经受住历史考验的,出现在我笔下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与出现在周策纵、唐德刚这些人笔下的相关文字,是不在一个层次和一种境界上的。谁要是不相信,可以把他们的著作拿来比较一下。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他们这些人没有足够明确的人文关怀和路径意识,自然不会有明确的方法论。
    
    在这本书中的十二章里面,我最不满意的就是第一章。因为关于陈独秀的一些事情不太方便说,就得重了就不能出版。其中的最后一部分《新青年》同人的国家观,作为文章结构来说是多余的,但是,这些东西又是我最想说出来的。当年在《新青年》写文章的人大部分是世界主义者而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期间明确表示,中国要是不能好起来的话,与其卖给日本和俄国,不如卖给美国和英国。但是,几年之后他和李大钊、孙中山、冯玉祥这些人,合伙把中国卖给了苏联。胡适虽然一再表示“中国不亡,天理不容”,他最后还是一心一意给中国社会找出一条宪政民主的道路来,这条道路至少在台湾已经结出了初步的成果。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是关于民主与宪政的关系。我认为,正像法律上的程序正义要优先于实质正义、体育比赛中的游戏规则要优先于体育比赛一样,宪政制度的设计要优先于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的广泛普及,台湾社会的乱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源于民主有余而宪政不足。普通民众的职责所在是依法纳税和定期选举,全体民众不可能也不应该都去直接参政和天天议政,代议制的各级议会才是宪政民主的最佳体现。没有宪政却又全民参政的民主,只能是野心家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祸国殃民的假民主。
    
    实际上一个国家好不好主要是体现在读书人和政治精英身上的,中国政学两界的官员和学者应该承担起最大份额的责任,不要把责任推到老百姓身上。有人说还要推行梁启超的“新民”,老百姓不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然后依法纳税、定期投票就可以了吗?一个制度合理的社会里,绝对不需要每一个老百姓都去参政议政的。不能把什么坏事都推卸到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工人的愚昧无知上,到了工人下岗和农民失地的时候,却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张耀杰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定价20元。万圣书园有售。《炎黄春秋》杂志社负责邮购业务。也可以与出版社直接联系。]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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