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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铭山：茅于轼的矛和盾我也伸伸脚（之3）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8日转载)     张铭山更多文章请看张铭山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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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铭山 (博讯 boxun.com)

    中国人有句口头禅：“头顶三尺有神明。”西方人常念叨：“上帝与我们同在。”穆斯林张口就是：“真主保佑。”神明、上帝、真主，都具有人所不能企及的力量，是人们信念的守护神。那么，这冥冥之中的万能之神，是凭什么折服放荡不羁的人类的呢？凭的是他的化身──先天地生的道──秩序。

    茅于轼先生说：“我就是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富人、穷人，这种把人以占有财富多少二分的方法自古有之，并且只要人类还存在，人就难免有穷、富的差异，这没什么。每个人的智力、周围环境、机遇等不同，获得的物质财富多寡不同，应是正常的事，但前提是富人富得正当，穷人才会穷得服气。

    中国一切事情都是中国特色的

    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就有中国特色的穷人、富人。但在什么特色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永远都是秩序、正义的守护者，否则他就不配作为公正化身、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的称号。

    茅于轼先生是经济学家，应该为中国经济正常秩序的建立鼓与吹。且不说中国的富人是怎样富的，中国的穷人是怎样穷的，即使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很重要、很正当，这些也似乎不是经济学家分内的事。

    中国特色的富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公司“大饭锅”的大小守护者和掌勺者。他们有几千万人头换来的政权，掌管着社会主义主旋律，何劳别人为他们的话语权瞎操心？中国特色的穷人确实苦。他们苦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想尽办法活下去──维持穷人的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住房、医药、上学这三座大山，压得城里的穷人活不下去；农村穷人的肩上，还有养老这第四座大山。

    胡锦涛“牧民”伊始，一反过去竭泽而渔的做法，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让富人们的饕餮大口张小一点，多让出点残羹剩汁，建立富人穷人“和谐”的社会。温家宝积极操作，爬过煤洞子，看过“下岗”的，眼泪都流了几箩筐，但政令就是出不了中南海。茅于轼先生一身凛然地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请问茅先生：你到底是中国特色的富人的一员、还是自认为比胡、温掌有更大的权柄？

    茅于轼在接受《新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这是念的外国人的经，对不上中国特色改革的茬。中国特色的富人们，在邓设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鼓舞下，经过不到30年鼓捣，0.4%的家庭已占有70%的财富。中国特色的穷人，之所以身陷今天墨黑绝望的境地，正是掌着印巴子、握着枪杆子、耍着笔杆子的富人，不需要保护造成的。

    茅于轼说：“现在城市很多白领都挣到5,000多元了，连农民工的工资也1,000多元了，穷人、富人都得到了好处。所以，我认为赚钱就是关心群众。”又说：“经济适用房是政府讨好百姓的‘馊招’……对于低收入人群，住房应住‘廉租房’。”

    城市白领不是“低收入人群”，当在买房行列。现在很多城市房价都在每平米5,000元以上，除“经济适用房”，每套房子都在80平米以上，价格超过40万。城市“白领”，每月个人开销不会低于2,000元，买房尚需十几年。如此比价，茅先生即使不把低收入人群赶出房去，而是让他们买房，又有多大可能？房价飞涨，水涨船能不高？租房能廉到哪里？

    农民工家庭，一般是男人在外打工，女人在家种地，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即使没有老人生病、孩子上学以及其他天灾人祸等重大变故，每年日常开销也在15,000元左右。茅先生给农民工开的工资，只是在“多收了三、五斗”的年景，能勉强应付过去。

    矛与盾、真与假

    茅先生如此“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就心肺昭然了。茅先生耍了一套花枪，最终还是象张五常之流一样，在用盾遮护“富人”的同时，把手中的矛刺向既“没人说话又没人办事”的穷人。

    中国的问题表面看来错综复杂，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正义、公正缺失的问题。良心摆正，学问才能真。先跳出来的“三纲五常”们也好，后跳出来的茅于轼们也好，不管怎样表演，他们的假主义永远掩盖不了中国的真问题，经不住时间拷问。他们的表演除让人厌恶，徒增后人笑料耳。

    为老不尊，呸！呸！唉！唉！

    （2007-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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