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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真正义意义上的“富人”极少，（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少数职业群体和极少数不靠官方背景发财的工商人士例外）实际上大部分富人就是“权霸”和“钱霸”，就是贪官和他们的关系人。同样中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穷人，“穷人”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也不是资本运营的结果。只是官奴和蚁民，只有剥夺者和被剥者，攫取者和丧失者。 (博讯 boxun.com)

    张维迎们最近大概有些找不到北，比较岑寂。可是茅于轼、任志强却是很活跃，二人一唱一和，双出双入。先是有任志强呐喊：“炸掉一切小产权房”，保持权贵资本在房地产行业的垄断地位，后就有茅于轼精心论证说，“房子就应该为富人建，房子、车子、飞机都是为富人造的，富人就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到处都是替穷人说话的，没有人替富人说话的，富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任志强才是真正关心群众”。

    据说：中国的最大危险是“仇富”，仇富可以导致经济崩溃，到时候大家一起受穷。因为只有“富人”掌握创造财富技能和经验，因此也只有等富人们富够了，回头赏给穷人们些许银两，社会才会整体富起来。这种优美的表述我就称为：“曲线扶贫”论吧！

    在当下中国不仅“仇富”是一个伪命题，“替富人说话”是一个伪命题，极端一点说，就是一些人口里的“富人”也是一个伪命题。虽然大家还都在沿用穷人、富人的“二分法”，甚至有些人惯于用概念中的能指替代概念的所指。因为，在中国的真正义意义上的“富人”极少，（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少数职业群体和极少数不靠官方背景发财的工商人士例外）实际上大部分富人就是“权霸”和“钱霸”，就是贪官和他们的关系人。同样中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穷人，“穷人”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也不是资本运营的结果。只是官奴和蚁民，只有剥夺者和被剥者，攫取者和丧失者。

    面对茅于轼、任志强们，必须追问的是：富人是谁？我这样釜底抽薪式的表述是为了把谎言和遮蔽从概念的重叠中解放出来。比如被茅于轼追捧的“真正关心群众”的任志强是属于诚实勤劳致富，没有官方背景的富人吗？陈良宇们及其家人的收入是多少，是否属于“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

    对富人不做必要的界定，不应该是一个疏忽，而压制薛涌明显属于讨好利益集团。

    我不怀疑茅于轼先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人，善良的人，但这一回肯定是用谎言包裹了自己的观点，以便与任志强的老板们接轨，我的这种武断是建立在南都报业“排薛”事件上的。“挺茅”的力量咄咄逼人，不会是孤立的，本来薛涌与茅于轼的观点冲突，分别带表当前社会的两大群体，是当前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深度。拒发薛涌的文章，使茅于轼一家之言得以光大，如果不是报纸故意放弃一场很有价值的讨论的机会，就是一场既定的谋划：他们是想在17大召开前通过最具潜力的受众“拨乱反正”，传达点什么，重新给富人们加冕。

    茅于轼的花枪无非几点：一是故意不对富人具体界定，笼统用

    　　“中等收入以上人群”遮蔽真相。把诚实致富的富人和另外那些　　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混淆起来。二是　　虚构中国千年的贫穷是因为‘仇富’，顺便给穷人扣一顶屎盆　　子。众所周知，明清之前的穷是因为统治集团的”重农抑商“与　　百姓仇富关系甚微，明清以来国家并不穷，蒲寿庚、刘瑾、和珅　　等少数贪官富可敌国。正如当下中国也并不穷，依旧是少数人富　　得不能再富，而多数人政治、经济权利双重丧失，被高速增长的　　ＧＤＰ边缘化。并非保护好富人，穷人才有饭吃，而本来就是不　　良‘富人’肆意占有了大多数人的财富，妨碍了大多数人致　　富，迫切需要的是‘还财与民’。三是把极少数人的圈钱、抢　　钱、贪污掠夺等非法发财等同于‘按劳分配’，顺便引进‘丛林　　规则’驱逐公平和正义，为‘赢家通吃’”（实际上是权力通　　吃，权贵资本家通吃），

    乔装打扮、浓施粉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转载自《自由圣火》2007-08-17。〕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