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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民主派到台湾传经/凌锋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3日 转载)
     炎夏的台北,温度超过摄氏三十八度。大热天的热门话题,却是台湾的转型正义问题,这是台湾民主化发展到今天,遇到重重挫折后必须提出来的问题。台湾民主基金会、台湾智库等,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举办多个国际研讨会,向台湾民众介绍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

     头一炮是由台湾民主基金会在七月二十五日主办的保加利亚前总统哲列夫博士专题演讲暨“法西斯主义”中译本发表会,主题是“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孪生异体的政治体制”。大会由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林文成博士主持并致开幕词,引言贵宾则是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吴玉山博士。

     哲列夫是一九八九年“苏东波”后创立的保加利亚民主力量联盟协调委员会主席,一九九○年七月获选该委员会国会委员会主席,八月经国会选举出任总统,再于一九九二年经直选被选为总统,一九九六年年底卸任。哲列夫与捷克的哈维尔也许是东欧共产党解体后出任总统的两位文化人。他在一九五八年取得大学哲学学位后,六二年就完成“法西斯主义”一书,被列为禁书后于一九六五年被开出党籍,并下放农村。但是他在一九七四年还能获得索非亚大学博士学位,并在一九七五年担任文化学院研究员,可见保加利亚共产党比中国共产党宽容得多。 (博讯 boxun.com)

     一九八二年“法西斯主义”正式出版,原名“极权国家”,为避免当局的联想而被阻挡,改名为“法西斯主义”,由于内容是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作比较,有许多是批判共产主义的内容,所以后来还是遭禁,但也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一九八六年有一批中国学者访问保加利亚,拿到这本书后,在一个月内分工合译完成,但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无缘面世。

     经过对极权政府的研究,哲列夫认为共产极权“至今也仍是极权政府最完美与彻底的模式”,两者最大不同处,是在于法西斯并未完全掌控社会经济。由于法西斯比共产制度晚诞生,“法西斯反倒像是个模仿技巧拙劣的抄袭作品”。

     他还有一个观点值得探讨,尤其关系到中国的现状。他说:共产极权政府衰落过程中,会经历一段“法西斯”时期,之后会走向民主,因此共产极权国家并非真正意欲走向法西斯,而是完美极权制度变得较不完美、较不稳定,促使政府以压迫手段重建稳定的秩序。只是因为这个过程既然无可避免,当然是愈快愈好。

     显然,哲列夫把后共产时期的领导人都看作是改革者,因此镇压是迫不得已,向民主的过渡就愈快愈好。也许东欧国家是如此,中国的国情则大不一样,因为根本还没有经历共产党崩解的过程,所以一直负隅顽抗,拖慢改革的过程。

     哲列夫在演讲中认为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特别列举斯大林杀的人比希特勒杀的人更多,并且批评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远比对法西斯主义宽容。经过共产党统治的我们当然对这点深有同感。因此我也极力想听一下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说法,因为对比较苏联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杀人比他们更多。很遗憾,哲列夫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

     所以他的演讲结束要我们提问时,我提了这个问题,问他之所以没有提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他根本不把中共当作正统的共产党而只是土匪,还是因为这涉及政治敏感议题而不便评论。他的回答,中共是“特例”,他们正在进行改革,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台湾新闻财经文化周刊的记者问及其他国家不承认台湾政府的问题,他倒认为应该承认台湾的存在。

     后来我阅读此书,他在一九八九年写的序言中对中国是这样写的:“中国领导班子在过去十年推动经济改革,内容包括解散公社;以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不等的期限,将土地放租给农民;建立较自由的市场,成立特别经济区等,使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冲突,经济改革使社会部分阶层变得更富有、更独立,顺应新的社会地位与态度,这些新富也开始追求更多政治权力,因而危及共产政权的一党制体系。除此之外,知识分子与青年向来对自由民主议题最为敏感,也开始在中国挑战共产党的霸权,要求更多开放。”看来这篇序言写于六四前后,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基本上恐怕也还停留在那个时候。

     七月二十八日,台湾智库举办整整一天的“转型正义经验比较”国际研讨会,邀请了前东德、匈牙利、波兰、立陶宛、蒙古国等官员与学者,介绍他们国家在威权体制解体后的转型过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前东德最后一任总理德梅基耶,他原来是东德共产党垮台后的东德基督教民主党主席,然后成为第一个民选总理,在他手中,实现了东德与西德的统一。他着重讲东德共产党的党产转型问题,陈水扁全程听完。

     在他的具体介绍中,我感到兴趣的有两个:

     一,司法制度的改造。首先解散国安部,由一个专门机关管理档案。司法部门因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所以成立委员会调查每一个法官过去的工作,结果只有一半可以继续工作。检察官情况更差。后由西德政府派退休法官与年轻法官到东德协助工作,西德政府给他们津贴。还取消压迫人民的法案,修改刑法、民法,使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与国际接轨。还为冤案平反或减刑。警察也改组,上课培训。

     二,更困难的是剥夺共产党的物质基础--党产。党产除了大量存款外,还有许多公司,包括国外的公司,但是有的在他人名下。东德共还有渡假中心、打猎中心、培训中心、招待所等等;外围的群众组织,如工会、社福组织、青年组织、少年先锋队等等也有相当大的财产。一九九○年一月东德共开大会,不少党员主张解散共产党再成立左派政党,以摆脱压迫人民的形象,但是受到领导层的反对,因为共产党一解散,党产就要缴回国库。当东德政府发现共产党把党产隐藏起来,甚至转移到国外,就想法阻止。西德派他的堂弟(现在仍担任重要职务)协助他秘密起草法案阻止。一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前草拟完成法案,那天凌晨找了国会主席知会,带了四百份法案给国会议员讨论,当天二读,隔天生效。各政党、群众组织必须把党产交给信托机构,是总理设立的独立委员会。委员会权力很大,可以搜查、没收财产等。虽然他们利用国会多数与突然袭击的手段,但是德梅基耶还是承认他们还太天真,因为共产党一直拒绝公开他们的财产,最后委员会找了共产党党主席的一个很有威望的老师担任委员会主席来制服他。这在东德有效,在东方的中国和台湾不一定有效,因为吾爱吾师,吾尤爱党产而不是真理。

     在他介绍完毕,人们到休息室喝咖啡时,我见到台湾智库陈博志董事长,我说,很可惜,过去台湾不了解这些经验,而且绿营在立法院没有占多数;他则回答说:东德旁边有一个西德像大哥一样帮助他们转型。而我们旁边却是一个恶霸!的确,这是台湾的另一个难处。

     晚宴时,我走到前总理那桌向他敬酒,还哼了一首五○年代初我十几岁在印尼读初中时学唱的东德革命歌曲“蓝旗歌”,我记得一开始是:“阳光把蔚蓝色的天空,照耀得灿烂辉煌;白鸽成群的自由飞翔……”他说,这是东德青年团的歌曲。我再哼一首“民主青年进行曲”,开始是“世界各民主儿女,我们都热爱着和平……”,他说这是萧斯塔科维奇为当时在东柏林召开的青年运动会作的曲子;我则记得是世界青年联欢节唱的,也许是两者同时举行。他开玩笑的说,这次来台湾,完全没有料到会接受这方面的挑战,下次再来要好好准备。

     台湾的“宁静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和平演变”,减少了不少损失,但是也因为没有打破旧国家机器而留下许多后遗症,这些后遗症逐渐发酵。例如,军公教因为大部分是国民党员,民众又因为长期受威权教育的影响,以致转型困难,甚至造成政局动荡。但是这些都是外在的原因,内在原因是民进党掌握政权后,没有趁势取得国会多数,以致无法通过适当法令改造旧国家机器,实现转型正义。这个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

     第一,民进党执政不是自己的“强大”,而是国民党的分裂,但是主要领导人却因为自满而没有继续“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也因为自满,尝到第一次掌握权力的甜头,一些投机分子、意志薄弱者无法抵挡旧体制沿袭下来陋习而很快腐败。

     第三,由于军公教为国民党掌握,民进党自然不能采取简单粗暴手法改造旧体制,但是显然也沾染官僚的怠惰习气,没有魄力采用积极手段来推行改革,使改革面目模糊,以对党产“一曝十寒”的态度最为明显。

     第四,因为缺乏长远眼光与广阔胸怀,以及运用适当策略,而无法团结更多的人士来壮大自己队伍获取过半国会议席。

     第五,对旧势力的反扑显然也缺乏应有的精神准备,这可能与缺乏国际观有关。因此沉沦在“书生气”里而无视政治的残酷,例如所谓党政军退出媒体,国会改革等,都为获取虚名,反而砸自己的脚。

     台湾的这些经验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也有很大教育意义。对共产党来说,他们吸取的是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的反面经验;作为中国的异议人士,台湾的经验教训就太宝贵了,这里难以细说。 以目前台湾的转型经验来说,还应该关注如何避过“共产关”,不容共产党插手,否则像香港那样,长夜茫茫何由彻?然而就是从国民党的威权体制跳到民主体制,这条路也不好走。就以这个大型研讨会来说,亲绿的“自由时报”整版报导,后来还对这位东德前总理进行专访。亲蓝的“中国时报”只有一篇小报导,“联合报”则“当佢冇到”。主办单位与国民党及马英九联络,希望与访台贵宾能与他们接触,都被婉言拒绝。是国民党留恋旧体制,根本缺乏改革的意愿,还是害怕与葬送共产党的政治人物接触,会得罪中国?“开放”杂志2007年9月号 _(博讯记者:凌锋)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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