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八九民运的思想理论—— 八九民运的性质、目标与理论 (之三)/陈子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8月17日 转载)
    八九民运的爆发,是八十年代思想理论运动的一个产物。而八九民运本身,又成为新的理论活动的研究对象。
    
     (博讯 boxun.com)

    一、 三种理论来源
    
    八九民运参加者当时所了解或接受的民主理论,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大致地说,有三种主要的理论源头: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近代政治哲学的民主理论、现代政治学的民主理论。
    
    我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载陈子明等著:《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中写道:“毛泽东发动批陈(伯达)运动,给许多人带来一个意外的收获。……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他的本意是要批判陈伯达的“天才论”、“唯生产力论”,却为普通民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了绿灯。“于是,马列著作在许多人那里变成了非毛化的思想武器。”我本人以及我认识的许多同代人,就是在1970、1971年,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走上反叛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伯恩斯坦主义、考茨基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铁托主义、赫鲁晓夫主义……,是一个庞杂的理论框架。五六十年代接受过“红色教授学院派”的系统教育的人,主要接受的是“红色沙皇”钦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七十年代自学马克思主义的人,从中寻觅的则是那些有关民主和自由的论述,例如马克思出道的第一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在七十年代的中国民主运动中是一种很流行的做法。由于中共垄断媒体使大多数民众无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理论,正如汪晖所说,属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主观、公平观,在八九民运“这一特定时刻”仍然是“一种批判性的动员力量”。
    
    但是,对于参加运动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已经解决不了他们的理论饥渴,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已经跳出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樊篱,接受了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穆勒(密尔)等近代启蒙思想家的民主理论。就我本人而言,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密集阅读只维持了一年多,此后就转向了上述作家。当我在秦城监狱坐牢的时候,扬子写过一篇《我的“插友”陈子明》。文中写道:“我们刚认识时他还不到二十岁,走进他们蒙古包,迎面柜上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那时中央刚刚开始号召学马列著作,一般插青的蒙古包里仍是‘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放着一两本如《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之类的书。从他的谈吐中可感觉到他不是在赶时髦或是追求‘时髦赶我’,而是真读过这些经典启蒙读物的。当消息最快的插青里的干部子弟开始传播有关江青的小道消息时,陈子明的话题已经是这个社会的结构不合理,不公平和管理得没有效率了。”确实,我在二十岁以后,除了写文章需要引用语录,基本上不再读马克思的书了。(在此之前,我则通读过《资本论》、《马恩选集》和若干卷《马恩全集》。)到八十年代,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主要著作都已经出齐,而且一版再版,还出版了大批有关的思想和生平传记(譬如我主编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中国工人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凡是关心政治的大学生,当时都或多或少地读过这些书。
    
    现代政治学的民主理论,八九民运时在全社会乃至知识分子中的普及面还比较小。从世界范围来说,现代政治学是20世纪的产物,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曾获得过一定的发展,到1952年“院系调整”,就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从教育、研究、出版界扫地出门了。我在1981年写作有关文官(公务员)制度的文章,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读完了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全部中文政治学读物,其中绝大多数是1949年以前出版的,可见政治学在当时的凋零。
    
    我在八十年代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在中国大陆推动现代政治学的普及。1982年,我根据对西方文官制度和民国时期考试院的研究,撰写了《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考任制度》一文。1983年,我用现代行政学的方法,在河北省栾城县和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进行了调查,研究报告收入与李盛平合著的《职务分类与人事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同年,陈子明、杨百揆、李盛平、陈兆钢、缪晓非、王燕滨等人组建了一个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组。1984年,我与杨百揆等人合著了《西方文官系统》,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一种出版。1985年,我和何家栋等人创办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在全国招生五万人,开设了十几门新的课程。1986年,我和李盛平、闵琦等人创办了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并发行一种内部刊物《政治与行政研究》。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及其派生的北京社会和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李盛平)主持了《二十世纪文库》的翻译、编辑和出版,其中包含了大批的现代政治学与法学译著。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派生的另一机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子明)则组织编辑出版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我和陈兆钢等人合著了该丛书中的一本:《现代政治学导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全书分为六章,分别是绪论、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变迁。正好是八九民运开始的时候,宁夏人民出版社发出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译丛的征订单,书目包括《政治腐化》、《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传播与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延续》、《科层组织与政治发展》、《现代宪法》、《政党与政治发展》、《现代公共行政》、《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文官与政治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预算、政纲与竞选》、《监察制度比较》、《现代化与政治后果》、《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稳定和暴乱》、《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多元政治——参与和敌对》。其中9本书已经付印,7、8月份就可以发行了。可惜被“六四”拦腰斩断,大部分书到现在还没有机会与国人见面。
    
    1988年11月,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经济学周报》和国防经济学会主办了“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有全国300多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的筹备工作由闵琦、李盛平、王军涛、陈小平、周舵、王润生、黎鸣、刘在平等人负责。政治现代化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在这次大会前后,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等还召开了多次中小型理论沙龙,讨论如何以政治现代化理论探索中国政治转型的具体途径。1989年4月23日和5月14日在双泉堡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召开的会议,正是这一系列理论沙龙中的两次。这些理论沙龙的参加者包括:包遵信、张显扬、陈奎德、黄万盛、许纪霖、陈峰、程翔、郑硕宇、刘力群、杨百揆、陈小平、谢小庆、石小敏、刘力群、杨百揆、姜洪、刘晓波、王润生、梁治平、远志明、谢选骏、杨冠三、杨晓、吴稼祥、高瑜、王小平、王锦娜等。其中有不少人在八九民运中发挥了程度不同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现代政治学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影响八九民运的民主理论来源之一。
    
    二、新权威主义插曲
    
    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曾经是八十年代末的一本政治理论畅销书。先是作为《二十世纪文库》的一种,由华夏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第二年又出了三联书店版,书名改译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在亨廷顿这本书和张五常等海外学者观点的影响下,从1988年底到1989年初,国内思想界和政坛上出现了一股“新权威主义”的冲击波。
    
    严格地说,“新权威主义”可以分为新“权威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两个分支。前者是一种思想流派,不论是在“六四”之前还是之后,其鼓吹者始终坚持“权威主义”(或“威权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表现出一种思想的虔诚和理论的连贯。后者是一种政治流派,其鼓吹者服膺的是人格化的“新权威”,当特定的“新权威”不存在了,他们可以弃“权威主义”如敝屣。
    
    “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对于参加八九民运的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影响,但它对于八九民运的最终命运,却产生了两种间接的影响。首先,鼓吹“新权威主义”扩大了邓小平和赵紫阳之间的裂痕,使陈云、李先念、王震、李鹏等人得以乘隙而入。其次,对于“新权威主义”的批评方式的不同,在民主派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从而增加了整合知识分子力量的难度。
    
    有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将亨廷顿的观点视为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典范,认为现代政治学的民主理论与启蒙思想家的民主理论是对立的,认为熊彼特、波普、勒纳、阿尔蒙德、派伊等学者的观点与亨廷顿的观点是一丘之貉,进而将主张政治现代化理论的王军涛和我本人视为新权威主义者。由于我们主张对于新权威主义者要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更加深了这种观感。至于我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反而不被关注了。
    
    1989年两会期间,陈子明、王军涛、闵琦、刘卫华、陈小平与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镜报》社长徐四民有过一次座谈,座谈纪要由高瑜整理成文,以《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为题,刊登在《镜报》月刊四月号。我在座谈时说:“西方民主程序给予的权威要比政绩给予的权威更具有可靠性。”“中国知识分子成熟性已表现出来,从去年北京饭店会议到今年的签名运动,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另外独立的企业家阶层,文官阶层也在成长,这种成长是历史性的成长。恢复权威的来源,就是要使体制和社会力量的发展相配套。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带头人,如果不将他纳入体制,就会把他打入敌对的阶层。对正在由自发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的知识分子,仅仅小恩小惠来收买,给个局长、部长当当是不行的,而且参政方式只开后门(靠亲友、秘书等关系得以打个小报告)也是不行的。要开前门,要容纳具有参政意识的知识分子对国是进行公开讨论”。“当前‘新权威主义’的讨论观点并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讨论本身是有价值的。是用非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学术语言在探讨,官方因对其语言不熟悉,生怕中圈套,就采取审慎态度,这就使得讨论成为新的思想权威确立道路中的一步。过去十年是新思想穿破旧的意识形态的牢笼,水银泄地一样,占领了地盘;新时代要求的却是新思想的收敛,重新完成整合,实现新文化的再造。”
    
    应何家栋之邀,我为《经济学周报》写了一篇批评“新权威主义”的文章。何家栋拟分为三次刊载,于4月23日和30日分别刊出了第二节“新权威主义理论构造的缺陷”、第三节“学术讨论应有的风度”,第一节“新权威主义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最后没有刊登出来。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1987至1988年思想理论界相当的沉寂,表明一个新的思想运动正在孕育之中。这一思想运动的新课题是:把模糊的改革方向厘定为明确的目标体系;在继续发掘改革的正面效应的同时,约束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的负面效应;确认改革的现实障碍并逐一找到相应的克服办法;发现呼唤改革的社会动力并揭示其优势、弱点和潜能;系统研究改革的战略、策略、阶段任务、程序设计和操作方案。围绕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争论,正是这一思想运动的第一次胎动。”“新权威主义提出者在寻求改革的社会动力的理论探索中,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但是,他们在这方面所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他们解答了的问题。……不无遗憾的是,为回答这些问题而用来构造理论的方法,却不完全是新的。新权威主义提出者常常一起步一投足就陷入了传统思维方法的旧陷阱。”这其中包括“决定论的方法”和“理想化的方法”。我指出:“依赖政治强人启动民主化进程的新权威主义和他们所批评的激进的大众民主理论一样,都是过分迷恋理想化的政治模式的产物。事实上,既不存在具有积极政治参与要求的大多数民众,也不存在具有一贯正确的现代化导向和无可争议的权威的政治强人,这些都是理想的状态。在多元的民主化进程中,大多数民众的不满情绪和抗议活动,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有力人物从旧体制中脱颖而出,行政力量与法制系统的强化和完善,都不过是殊途同归的一元而已。如何整合这些不同的因素,使之达到最佳的结果,需要思想家和政治家富于勇气和智慧的实证分析和程序设计,善于平衡和妥协的政治艺术,而不是在主义和模式上的固执己见。”“毫无疑义,知识精英是现代化的栋梁和灵魂,学术界必然成为积极参与政治的压力集团。但是,学术界不同于其他的压力集团,它的影响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声势、实力和权谋,而取决于它手中真理。学术共同体的科学精神、规范作法、攻坚勇气和善意态度,将是知识精英改造中国政治文化,建设中国民主制度最可靠、最强有力的工具。”
    
    由于我和王军涛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没有“铁饭碗”——工资福利医疗保障等等,王军涛虽曾一度挂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但在胡启立的直接干预下,不得不由罗点点和高瑜取而代之),由于我们多年来是专政机关的监控对象,也由于我们在民主派知识分子中辈分低、知名度小,人们对于我们的经历和思想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当我在1989年2月24日召开的“我国当前政治思潮中的新权威主义”研讨会上,听到王丹根据辗转听到的一些信息,竟把王军涛列为中国当前五种政治“保守势力”中第一种的第一名代表时,感到非常的伤悲。比我们年轻十几岁的人(八九一代人)对于我们(四五一代人)已经完全隔膜了,而我们对于上一代人又何偿不是呢。我和王军涛深知在整合知识分子方面“超水平”发挥之难,但出于道义的原因又不能不挺身而出,这就注定了我们在八九民运中的命运。
    
    三、我们的理论努力
    在八九民运期间,我和王军涛有过一次分歧。戒严之后,他坚决不同意我到运动的第一线,要求我坚守“二线”。他希望我在“二线”做两件事:首先是要力争保住已经建立起来的十几个民办单位,至少也要设法保住其中的一部分人员和资金;其次是在郊区准备一两个新的秘密据点,储存足够的饮水、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以备大规模的镇压来临时,“一线”人员有一个栖身之处。我的思路有所不同:在官方的眼中,陈王不可分,因此没有必要划分“一线”“二线”;当前最要紧的是尽一切可能阻止镇压的发生,一旦镇压发生了,我们的任何准备工作都会是无效劳动。最后达成妥协:一旦“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成立,我就离开“一线”。但我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军涛希望我做的事情上,从5月24日到6月3日,我一直忙于组织一篇几万字的理论文章,争取在《经济学周报》还能说话的时候,用八版篇幅一次性刊出。
    
    文章的题目初步拟定为《中国现代化论纲》,参加提纲讨论的有陈子明、石小敏、闵琦、杨百揆、刘力群、孙立平、刘卫华等人。各章写作分工如下:时代特征(陈子明),文明抉择(陈子明),十年反思(石小敏),困难时刻(闵琦),政治改革(杨百揆),经济改革(刘力群),社会整合(孙立平),文化重建(刘卫华)。5月31日,我们确定了文章的纲目,分头回家写作,准备在一周后碰头统稿。然而,“六四”的枪声打破了平静的写作,到6月7日,文章的执笔者已分头踏上避难的旅途。给八九民运留下一份理论文献的努力最后胎死腹中。
    
    但是,我们在“六四”前的理论努力也没有完全白费,在九十年代终于结出了果实。1991年,我和王军涛被判刑十三年后,闵琦、张祖桦等重组了“现代化与中国”课题组。课题组成员和执笔人有闵琦、张祖桦、刘卫华、孙立平、刘北成、汪晓涛、金灿荣、许纪霖、章立凡、缪晓非、杨咏中、郑继兵、杨东平、廖晓易、王逸舟等;参与研究讨论的有杨冠三、李克平、杨百揆、刘军宁、张明澍、雷颐、吴廷嘉、郑也夫、张炳九、余习广、黎鸣、谢小庆、郑棣、李凡、张晓明、周孝正、王鲁湘、王焱、徐勇、刘晓波、王康、雷桢孝、李慎之、冯媛、梁晓燕等。从1992年2月至11月,召开讨论会16次,与会各学科专家学者达70余人,总计300多人次。我也从狱中写信给妻子王之虹,对课题组的研究大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该项研究的部分成果汇编为闵琦等著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来自大陆民间社会的报告》(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1994年6月至1995年6月,我第一次保外就医期间,在刘卫华的协助下,组织了“后邓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与走势”课题研究。旨在“清理‘邓时代’留下的遗产,对十五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作整体性反思,围绕重大事件和主导线索进行客观系统的分析,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累积型成果和日趋恶化的负面效应分别予以中肯的评价”。提出今后的“主导型发展思路(发展目标、模式、战略、政策),以此为基础,选择具体的市场体制及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推进策略;包括社团、社会中间组织、社区自治在内的社会整合方式及配套政策;文化构架,上层文化的重建,与世界文明融合,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等。该项研究的部分成果结集为陈子明、王军涛主编的《解除中国危机——关于中国政经环境的秘密报告》(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年版)。这两本书的序言都说明,是以我们在“六四”前夕的讨论作为研究的源头。
    
    八九民运的爆发,是八十年代思想理论运动的一个产物。而八九民运本身,又成为新的理论活动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工作尚有欠缺,有待大家今后继续切磋,共同努力。
    
    2007年5月
    转载于<人与人权>: 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中国需要“开放三部曲”/陈子明
  • 革命、改革与宪政 ——八九民运的性质、目标与理论(之一)/陈子明
  • 陈子明王军涛:六四将获应有评价
  • 中宣部是人民快乐的障碍/陈子明
  • 陈子明:中宣部是人民快乐的障碍
  • 陈子明:1957年“主动右派”的三种类型(中)
  • 陈子明:1957年“主动右派”的三种类型 (上)
  • 陈子明:再评禁书事件--听其言而观其行
  • 請用事實說服我——致陈子明先生/李大立
  • 陈子明三评禁书事件:欢迎邬书林说“人话”
  • 陈子明: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
  • 陈子明:怀念何家栋(下)——兼与仲维光商榷
  • 陈子明:曾是革命的儿子,不是革命的孙子——致武宜三
  • 怀念何家栋 (上)/陈子明
  • 学者陈子明驳邓小平女儿六四言论
  • 蔡咏梅:陈子明的传奇人生(图)
  •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陈子明获准赴港
  • 图片:陈子明等老朋友们(图)
  • 陈子明先生获2005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