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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与“左派”过招,和谢老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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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27日 来稿)
    
    谢韬先生《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公开发表之后,中国“左派”们“左”情汹汹,义愤填膺。他们在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轮番登场,口诛笔伐;一时间,在他们自办的网站上,讨谢檄文如云。
     几个月来,我一直倾向于不必搭理这些毛时代的遗老遗少们。理由嘛,倒不是他们已被翻篇,成了秋后的蚂蚱,而是在我的心目中,他们的信誉度极低。“左派”们有个祖传的癖好,常常喜欢把别人说成是骗子。而我觉得,他们才更像是真正的骗子。有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40多年前,当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时,他们公然欺骗我说,台湾人民比你还饿呢,都成皮包骨了,正眼巴巴地盼着你长大后去解放他们呢! (博讯 boxun.com)

    一朝被人骗,十年厌“左派”。这一回,我母校的老校长、86岁高龄的谢老被他们万炮齐轰,我是真有点看不过去了。于是,我耐着性子仔细读了他们的批谢大字报。在这里,我首先想做的,是真诚地夸他们一句:他们虽然本性依旧未改,但也确实有了可喜的进步。比如说,谢老文中提到的两个基本事实——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他们就没表示异议,没有学40多年前他们的前辈,脸不变色心不乱跳地把它们表述为: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日薄西山和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岿然不动。
    然而,我接下去要说的话,“左派”们可就不爱听了;而谢老,也未必会轻易认同。因为我有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闪亮崛起雄辩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前苏联暴力社会主义的黯然消失无情坐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溃败;中国公开放弃计划经济和偷偷摸摸搞私有化,局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衰败;“科学社会主义”(下文提及时不再加引号)明灯——朝鲜和古巴的硕果仅存,则有力指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穷途末路。再加上北美、澳洲和东亚新资本主义不仅“垂而不死”、而且生机勃勃的事实,我的看法可用一句话概括:二十世纪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曾经崛起并基本破产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是它烟消云散、彻底歇菜的世纪。我想,如果“左派”们罔顾事实的本性发作的话,他们会把我的这句话改写为:二十世纪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昂然崛起并深深扎根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则是它走向全世界胜利和资本主义被彻底埋葬的世纪。不过,从“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算起,“左派”们的梦呓还少吗?多这一句,又有何妨?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自出炉至今,大体已有160来年了。不管人们对其评价如何,这个主义本身历来是被表述得清清楚楚的:被马克思慧眼选中的、天然地担当救世使命的无产阶级,(主要)通过暴力革命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劳动对资本的统治,消灭私有制和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取缔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实行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计划经济。
    160多年的近现代史表明,被马恩最为看好的西欧无产阶级实在太不争气了。他们至今没有通过暴力手段成功夺取政权,建立科学社会主义国家。而西北欧由社会民主主义者掌权的国家,虽然有过彷徨,有过冲动,有过挣扎,但最终都没听马恩的忽悠,没有一家决意和平长入科学社会主义。自苏东巨变之后,那里更是“红潮涌动”,一根筋地维护宪政民主,拒绝一党专政;坚持私有制为主体,拒绝公有制为主体;钟情市场经济,拒绝计划经济。这些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刻意通过二次分配增加普通民众的“实质自由”(借用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提法),因此,称他们为实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是比较贴切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大失败,乃是板上钉钉、没跑的事。我认为,马恩倘能再世,也只能徒呼奈何,而不会否认这一铁的事实。
    在我看来,算得上告慰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天之灵的,当是俄国的列宁、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发动暴力的十月革命,一举“跃过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不能说成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他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列宁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发展成列宁主义,的确给马克思主义加进了不少民粹主义的杂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他搞的暴力社会主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同样,斯大林和毛泽东大体上都没有修正马克思主义,他们和列宁一样,不过是把马克思的主张付诸血腥的实践,从而开辟了一条奴役之路而已。
    自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共产党人有所醒悟,通过政治上的逐步解冻背离马克思主义。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则在民意的强大支持下,完成了对附体已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祛除。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苏东巨变,是苏联人和东欧人迷途知返,将马克思主义弃之如敝履,毅然决然地回归人类主流文明的划时代壮举,是马克思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折戟沉沙式惨败的历史见证。
    20世纪70年代末,在拱掉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之后,邓小平开始执掌中共政权。面临严峻的现实困境,他不得不琢磨有限的制度变革,尝试局部背离社会主义。在尽人皆知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几个本质特征或基本要素之中,他坚决保留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为主体;在摸着石头过了一段河之后,他决定拿计划经济开刀:实行经济市场化改革。由于邓没有胆量堂堂正正地批判和背离马克思主义,他只能找借口、放烟幕,赌一把地滑向修正主义。说来也真够为难他的,这位为科学社会主义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七旬老者,情急无奈之下,居然一张嘴说出一句不惜令天下人耻笑的昏话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不清楚。”这意思是说,自1921年列宁派人带钱越境来到中国、秘密组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为一个不清楚是什么玩意儿的东西,瞎斗了28年;从1949年到1979年,又瞎搞了30年。事情如果的确是这样,那“最讲认真”的共产党人可真是渎职到家了!
    好在邓小平的厚脸皮是出了名的,既然豁出去说了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那么,将计划经济从社会主义中放逐也就有戏了。由于受到“左派”们据于马克思主义制高点发出的责难和阻击,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由邓小平主导、赵紫阳组织和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犹抱琵琶半遮脸地走过来的:从“计划经济”蹭到“有计划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以陈云为首的“左派”大举反扑,试图收复失地、逆转经济市场化趋势。他们连篇累牍地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文章,理直气壮地论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誓言要与否定计划经济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血战到底。不过,邓小平知道,他若不在有生之年拱掉计划经济,他的“改革大业”就会前功尽弃,彻底泡汤。1992年春,他干脆把琵琶扔掉,声色俱厉地亮明底牌,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当然,他还辅之以典型的诡辩术,将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计划和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虽有联系但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市场和市场经济混为一谈。慑于邓的余威,江泽民很快就顺服了。几个月之后,他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既违反党章又违反宪法地宣布,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应当公正地指出,少数“左派”并不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账,他们进行了悲壮的抵抗。北大有位经济学教授,因为“党中央”抛弃计划经济而羞愤难当,深感没脸见人而跳楼自尽。而刘国光、吴树青和喻权域等“左派”大腕们,则纷纷变脸转向,为邓小平局部背离马克思主义屈辱地背书。
    江泽民正式执掌大权之后,打着“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的左灯,进一步向右拐去。他干的是蚕食宪法中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10多年来,这种蚕食是鬼子进村型地,悄悄地,不动声色地,每日每时地在进行;到胡锦涛上台5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总体上已经接近私有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转轨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以公有制为主体转到以私有制为主体。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以“中国特色”为掩护,在局部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上不断迈出小碎步,事实上已经走得够远了。与中国毗邻的共产党国家——越南,则比中国走得更远。试问,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亚洲无可挽回的衰败,又是什么?
    幸亏在这个地球上,还有两盏硕果仅存的科学社会主义明灯——朝鲜和古巴。我们在那里,还能清楚地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全部完整的基本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单一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实为按权分配)。不过,朝鲜早已沦为“极其孤立的国际乞儿”(何方先生语),民众食不果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则已风烛残年、行将就木,这个国家的制度转轨,可以说指日可待。坦率地讲,我和“左派”们一样,承认朝鲜、古巴搞的是正宗嫡传马克思主义;同样坦率地讲,我和“左派”们又很不相同,他们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我则认为,它已然山穷水尽、奄奄一息矣。
    遥想88年前的五四运动,国人泣血心诚,要把华夏5000年文明史上没有出现的“科学”和“民主”这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然而,令人悲哀和痛楚的是,后来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既没有科学,也没有民主。按理说,现在改行的市场经济,是比较科学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反映贫富悬殊的中国基尼系数,直愣愣地越过0.45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已然名列世界前茅?为什么教育、医疗、住房这“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80%的国人身上?为什么中华大地腐败丛生、遍地贪官?为什么神州生态急剧劣变、大好河山危情四伏?……我认为,根本原因是掌权者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具有普世价值的多党民主。在这样的基本政治制度下,即使没有张维迎们的鼓吹和辩护,权力扭曲市场,有权者或明火执仗、或上下其手大搞不公正的私有化,也必将大行其道,岂是已被边缘化的“左派”们不着调的郎式呼喊所能阻遏的?在这样的基本政治制度下,受到合法伤害、侵害的工人、农民和其他群体,根本无权组织自己的工会、农会和其它独立社团,与权力资本家相抗衡和博弈。他们想要过上基尼系数只有0.25,社会公平、共同富裕和生态优良的北欧四国那样的生活,真是从何谈起!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俄国人蛮横地抢走了中国大片美丽的国土,又居心叵测地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坏东西输入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基本上,我对俄国人不感冒。当代俄国人值得为之称道的,是他们终于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看清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搞的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就是实质自由资本主义,因而当机立断,改弦更张,从后极权主义和平长入当代资本主义。2006年10月,普京在德国答记者问时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我认为这一次,中国人才应该称他们一声“老大哥”,坚毅地步他们的后尘,义无反顾地变革一党专政加市场经济的现行模式,圆一圆百年共和法治之梦,进入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的新社会中去。我坚信,这样的变革在中国的发生,权势集团可以挡得了一时,但挡不了久远。
    前几天,我读到了马宾等17位“左派”写给胡锦涛的一封公开信。如果把马宾们没敢明说的东西捅破的话,他们的全部主张其实就是一句话:中共十七大必须刻不容缓地修改党章和提出修宪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章和宪法中拿掉,坚决退回去搞朝鲜、古巴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些“左派”们有点昏了头。他们居然连下面的基本事实都拎不清:不要说中国的白领们对朝鲜无不嗤之以鼻,就是中国的蓝领们,又有几个是瞧得起朝鲜的呢?这些可爱的“左派”们还有点过于幼稚和矜妄。他们以为把信公开之后,会对胡温形成有效的精神逼宫: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他们忘了自己早已是过气的人了:以胡锦涛为代表、因邓小平理论而获利甚丰的权势集团,怎么会搭理他们,又怎么会采纳他们声声逆耳的“铮言”呢?我相信,十七大开过之后,马宾等先生可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涕泪横流,仰天长叹。
    
    
    2007年7月27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7月27日播出)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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