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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運動50年 往事不如煙/曾慧燕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24日 转载)
   今年6月是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50周年。1957年的反右運動,一般以當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為發動信號。百萬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鳴放者」被「引蛇出洞」,紛紛中了「陽謀」,在殘酷的政治風暴中淪為社會「賤民」,多少中華民族的菁英死於非命;多少大好家庭毀滅破碎!反右對知識人才的摧殘遺害深遠。半世紀後的今天,當年的右派分子大多死亡,但往事不如煙,歷史將永遠記住1957。

當代中國四大災難

反右是中國歷史、也是世界歷史一場最大的「文字獄」,是一場大規模鎮壓言論自由的政治運動,也是一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中國科學院科學史專家許良英指出,當代中國有四大災難: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而綜觀四次大災難,後面三次都與第一次反右有因果關係。因此,要了解和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反右運動是關鍵。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紀念『反右運動』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6月29 至30日在加州洛杉磯舉行。會議由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亞洲研究中心、華人圖書館員協會南加州分會及21世紀中國基金會合辦。

獲邀與會者包括近50名主要來自北美和中國的學者、作家、歷史學家和維權律師,如來自北京的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原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俞梅蓀、原《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高瑜、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錢理群;現在澳洲坎培拉任訪問學者的原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及上海作家葉永烈等。

一批當年遭受迫害在屈辱中活過來的右派也從各地赴會,包括學生大右派、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北京大學「五一九運動」參與者陳斯駿、中國戲劇影視評論家杜高、清華大學學生右派馮國將、交通大學學生右派張成覺、武漢大學學生右派葉國榮、原河南安陽市中學教師魏紫丹等;還有現居北美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李淑嫻夫婦、軍隊右派分子沈力城及北師大學生雷一寧等。

一些當年被打成右派的大陸知名人士也提供書面發言,包括科學家許良英、詩人流沙河、邵燕祥、原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杜光、《一滴淚》作者巫寧坤及《 1957年的夏季》作者朱正等。 

另外還有來自法國的陳彥、英國的邵江、加拿大的吳國光;來自美國的郭羅基、丁抒、胡平、陳奎德、宋永毅、林培瑞、王丹、張偉國、楊本華及朱學淵等。

除了一些著名右派,還有一些右派後代也獲邀與會,包括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黃萬里的女兒黃肖路及巫寧坤的女兒巫一毛等。

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究竟有多少?中共官方統計數字是55萬,占當時知識分子總數的十分之一以上。不過,據學者專家獨立研究,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扣上各類「帽子」的右派共約120萬,直接受波及被迫害者至少180萬。

將歷史事件刻在銅鐘上

美國明尼蘇達學院教授丁抒是海外研究右派問題的權威學者,著有《陽謀》、《人禍》等專書。他也是這次反右運動50周年研討會組織者之一。

丁抒指出,當年全國總共抓了多少右派,連當時的中共中央也不大清楚。1958年上半年時,毛澤東認為是30萬;同年8月,反右和反右「補課」都已結束,毛仍認為是45萬。如今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右派人數是55萬多。

那麼,今天還有多少右派健在?根據香港《開放》雜誌一項來自中國大陸內部未曾公開的資料,大陸至今仍活著的右派約9800名,港澳台有420人,僑居歐美的80人,總計萬餘人。若以當年中共官方數字55萬右派計算,死亡者高達98%。

如果說「一個人的故事,可以寫一本書;一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成為歷史一部分」。從某種意義來說,目前尚健在的右派是幸運的,因為他們終於「笑到最後」。但要從塵封的記憶中翻出不堪回首的往事,對任何人都是一種痛苦。

丁抒說,關於毛澤東統治時代中國發生的種種歷史事件,人們有著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有人主張讓這些陳年往事「在歷史的塵灰中湮滅」,但呼籲興建「文革博物館」的作家巴金指出,「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將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

丁抒在《陽謀》一書中,記錄了1957年反右運動的全過程。他指出,「在陳列我們民族災難的博物館建立起來前,我們應當先將那些往事的塵灰撣去,將這些事情聚攏過來,鑄成一百口銅鐘、一千口銅鐘。我們沒有權利決定哪些是有必要讓子孫知道的,哪些是不必要。我們要做的,只是把那一樁樁歷史事件刻在一口口銅鐘上。」

開創「以言定罪」先例

會議組織者之一、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研究員宋永毅指出,發生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發動的第一場波及社會各階層,尤其是知識分子的群眾性大型政治運動。它本來是一個極有意義的開端,但以迫害中國知識分子的大悲劇告終。它在中國當代史上,尤其在研究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事件。

宋永毅指出,儘管毛澤東和中共一開始主動號召各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大鳴大放」和幫助中共「整風」,但一旦批評意見危及到他們的專制政權,他們立刻翻臉,把全黨「整風運動」變為全黨和全國的「反右運動」,利用手中的國家機器大舉政治迫害。其結果是:全中國上百萬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戴上了「右派」帽子。輕者被撤職降級,重者被監禁流放、乃至迫害致死。

他說,1957年的「反右運動」,不僅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了作為社會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消滅了他們的批評聲音,更給國家的發展方向帶來災難性後果。

首先,它使中共把它在1956年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確立的經濟建設的工作重心,重新轉移到了階級鬥爭;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發展。為後來的「大躍進」、六○年代初的「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都開了先河。

其次,它在整個中國社會中開創了「以言定罪」的先例,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運動從此一發而不可收,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從此失去了批評政府的社會良心的作用。最後,實質上消滅了當時尚存的中國民主黨派。隨著一大批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被打成「右派」,它們實際上失去了參政議政的功能,淪為中共一黨專政的「花瓶」。

再者,反右運動鞏固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最大最權威的獨裁者的地位。黨外的反對勢力被肅清後,政治鬥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鬥爭。簡言之,「反右」為毛澤東一步步發動文革,打擊他的黨內戰友埋下伏筆。

宋永毅指出,鑒於這一歷史事件無容置疑的重要性,「反右運動」一直是美國中國當代史教學和研究的重點之一。自六○年代以來,已經有數百部(篇)研究這一事件的著作出版。而研究和探討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還有它的當代意義和迫切性。

他說:「從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在1957年對政治民主和學術自由的吶喊,到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乃至今天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積極參與和推動的公民維權運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條民主自由思想的發展軌跡,一個值得我們總結歷史經驗,進一步推進中國民主的當代研究課題。」

另外,中國政府雖然在1978年為右派幾乎全部「改正」,但它仍然在理論上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這就給中國大陸的學術界研究和總結歷史教訓設下了障礙。而當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不少已經逝世,他們中最年輕的也已經七十左右。從這一點來說,釐清真相及搶救歷史記憶刻不容緩。

宋永毅等學者繼完成《中國文化大革命資料庫》的編撰出版工作後,目前正在著手編撰《中國反右運動資料庫》。預計三千萬字左右,在2008年至2009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杜高檔案」奇蹟出現

應邀與會的上海作家葉永烈著有《沉重的1957 》、《歷史悲歌──「反右派」內幕》及《撥開歷史的迷霧》等多本反右運動著作。他指出,1957年6月8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反右派運動」就是從這一天開始的。在這一天,《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了石破天驚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掀開反右派鬥爭的序幕。

與會的前中國戲劇出版社總編輯杜高,原為著名戲劇影視評論家,1955年受「胡風案」牽連,1958年被劃為以吳祖光為首的「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團成員,歷經24年坎坷。197年杜高右派問題獲解決後,當局曾宣布已銷毀他的全部檔案。沒想到「杜高檔案」沒有灰飛煙滅,1998年在北京潘家園文物市場奇蹟般「出土」,被任職《人民日報》的李輝發現購下,始得披露於世。

「杜高檔案」是一個跟隨了杜高24年(1955-1979)的中共絕密檔案,厚達六冊,見證了杜高作為一個人的最美好歲月的毀滅。這是迄今為止,散落民間、未經任何改動、最原始、完整的右派分子個人檔案,從中可見一個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賤民」飽經政治磨難的悲慘命運。杜高據此出版回憶錄《又見昨天》,受到廣泛關注。

這次遠從北京來美赴會的杜高,在會上發表「一部個人檔案和一個歷史時代」的演講。他表示,歷史與人是不可分割的,歷史的本質只能從人的命運中去認識。從一個人的命運去認識一個歷史時代,這也許是「杜高檔案」受到關注的原因。

他強調,歷史是不能忘卻的,一個沒有勇氣在「今天」拷問「昨天」的民族,是不會有「明天」的。

反右研討會四大主題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紀念『反右運動』 5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首天會議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人文教學樓進行,第二天移師洛杉磯蒙特利公園市市立圖書館會議室。兩天會議分為四大主題:一、50年反右後再看反右;二、反右運動和中國知識分子;三、反右運動的前因後果;四、重評反右和中國的政治改革。

會議探討的課題包括:一、反右運動發生的歷史國際大背景;二、「雙百方針」、「整風運動」和反右的發生;三、毛澤東和反右運動的發動:是不是一場「陽謀」?四、對「右派」言論思想價值的再認識;五、發生在某些特殊領域,如中共黨內和軍內的「反右運動」;六、中國邊遠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反右運動」;七、從百萬右派的遭遇看當代中國的人權和法制狀況;八、「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因緣關係探討;九、「反右運動」和中國當前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十、反右50年後看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

這次會議開得十分成功,氣氛感人。會議組織者之一宋永毅有籌辦大型學術會議的豐富經驗,去年在紐約曾成功舉辦文革40周年國際研討會。

現居法國巴黎、搭飛機要戴氧氣筒的林希翎(原名程海果)不無傷感地表示,她相信這是她最後一次參加這樣的會議了。「作為倖存者,我們都行將就木,但歷史將永遠留下195。」

林希翎是至今在世「不予改正」的少數幾名大右派之一。她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作為調幹生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習。在1957年的鳴放中,因為在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的六次公開演講,直接被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打成「學生右派領袖」。1958年更被判處15年徒刑。八○年代初先赴香港,後定居法國。出版有《林希翎自選集》、《給鄧小平的萬言書》等。

由於林希翎特立獨行的作風,加上「自我感覺良好」,近年許多人跟她保持距離,但從當日會場情況來看,不少人對她當年事跡仍有一份敬意。她在大會結束後的餐會中,回憶了當年對她傾慕者不知凡幾的風光往事,當時當局為了把她「批倒批臭」,把她描繪成一個「醜八怪」,與林希翎有一面之緣的杜高為她抱不平,說「林希翎長得不錯嘛!」結果這句話成了杜高的右派罪狀之一。

50年後的今天,杜高攜太太李欲曉自北京來美出席反右研討會,與林希翎久別重逢。兩人回憶這段笑中有淚的難忘往事,不勝唏噓。林希翎更是興奮得手舞足蹈,彷彿回到青春少女年代。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21世紀中國基金會理事會主席林培瑞(Perry Link)雖然是個「洋鬼子」,卻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餐會上即席表演說相聲,有板有眼,維妙維肖,逗得在座人士笑得前仰後合,為與會的右派老人在時代風暴的人生悲劇中平添幾絲喜劇色彩。

75歲的姚監復曾為中共黨內改革派元老、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的秘書,他為人風趣幽默,即席說了幾個「政治笑話」,更將餐會氣氛推向高潮。

半世紀沉思一朝吶喊

原中國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俞梅蓀在會上介紹了大陸民間當前要求平反右派的呼聲。俞梅蓀指出,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55萬知識分子被勞改、勞教達20餘年,其中不少人被迫害致死,絕大部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禍及數百萬家人,其危害直至今日。右派分子人權被侵犯的慘烈與持久,在古今中外都是空前的。

在反右50周年之際,所剩無幾的反右倖存者們,終於挺身而出,上書中共中央,要求徹底推翻反右冤案,發還22年的工資和賠償損失。

俞梅蓀說,自2005年以來,反右運動受害人之一李昌玉等人發起致中共中央的維權訴求公開信,在網上公布後,迄今參與連署者一千多人。2007年3月,在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期間,61名右派老人(大都是中共體制內老幹部)聯名發表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要求開放言禁,平反右派冤案,賠償損失的公開信,海內外右派難友參與連署者2000多人。但北京當局對兩次上書都沒有理會。

今年4月6日,北京30餘名倖存的右派老人聚會紀念反右50周年;5月12日,北京18名右派(其中8人參加聚會)嚴厲譴責1957年《人民日報》反人道反文明的「六八社論」。俞梅蓀指出,右派維權已經成為一個無法迴避的社會問題,具有深刻的歷史與現實意義:右派老人在半世紀沉思後的一朝吶喊,其目的是以史為鑒,推進中國當前和未來的民主法治。同時,將喚起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侵權者們的維權意識,這已成為當前中國維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除非把我的頭割下來」

在半世紀前的反右運動中,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樑骨被打斷了,但也有例外。俞梅蓀在會上講述了當年的年輕右派蔣綏敏九死一生、寧折不曲的故事,令人動容。1957年,任職北京市建築設計院技術員的蔣綏敏只有23歲,被大會批鬥,要他下跪。他說「除非把我的頭割下來」,結果他成了右派分子,先後被送到北京勞改農場及新疆戈壁灘勞改。為免餓死累死,他多次戴著手銬越獄逃跑,有次在收容站還戴著手銬挖洞逃生,最後成功穿越戈壁灘,在庫爾勒地區隱姓埋名生存下來。2007年4月6日,他參加了北京30多名右派分子紀念反右派鬥爭 50周年聚會,向俞梅蓀等人講述了他驚險的人生歷程。

現居加州的原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右派雷一寧,向大會提交了另一位北師大右派張榮生撰寫的《不堪回首的1957年》一文,說出了絕大多數右派分子的心聲。

張榮生說,大學時代本應是人生最為美好、最為珍貴,而且也是最為天真、最是幼稚的時代。「那時我們還不懂得階級鬥爭有時是極其殘酷的,不知道延安的搶救運動,不懂得社會主義道路上並不總是鋪滿鮮花,有時也會荊棘滿路,有時還會六月飛雪。一萬枝暗箭埋伏在你的身邊,伺候著你一千回小心裡的一回不檢點。在革命的名義下,我們這些莘莘學子一下子就淪落成人間最為低賤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成為政治祭壇上無辜的羔羊。」

他指出,「十年浩劫顯示了人性中最為醜惡的一面,把你推了出去,成為階級敵人,他們也就保護了自己。十年浩劫中,像我這種異類,連死都不敢去死。一是擔當不起『自絕於人民』的惡諡;二是妻子兒女都將受到株連。作為賤民,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漫長歲月中,特別是在運動中,那種膽戰心驚、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局外人是很難想像的。」

張榮生說,作為個人,所受的苦難微不足道;但作為個案,則是有意義的。「我們的苦痛、坎坷、眼淚和無辜,難道不需要傾訴?!所謂歷史,無非是一點一滴加起來的許多故事的聚合,是無數蟻民生命留下來的痕跡。我輩的沉默留給歷史的將是空白。」於是,他寫出他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生,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

長期研究反右問題的美國華裔學者丁抒,在「第一部反右派運動史書」(劉賓雁語)──《陽謀》中,詳細敘述了反右運動始末,並以大量詳盡的事實,為後人提供歷史上極為黑暗、最慘烈整肅知識分子的第一手資料,讀來令人髮指,悲憤填膺。此書記載了許多知名右派的死亡,但更多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成了「溝死溝埋」的孤魂野鬼,湮滅在歷史的塵灰之中。

「可是,歷史的帳永不會爛掉,中國人民或早或遲,總會有起來清算反右的一天。」

一如《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引用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說:「我衹害怕一件事:我怕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胡平指出,「對反右運動的最好紀念,就是激發起我們的正義感和勇氣而奮起抗爭。否則,我們不要說對不起歷史,對不起後代子孫,我們甚至對不起自己,對不起我們自己經歷過的苦難。」

(來源:北美世界日報《世界周刊》日期:2007/07/22)(Modified on 2007/7/24)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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