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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20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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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不一定会带来政治的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特定环境下有可能阻挠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步伐。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跨国公司所起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主角之一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跨国公司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某些顶级跨国公司的经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中等规模的国家。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有些跨国公司违背人类基本的道德底线,或者疯狂掠夺后发展国家的能源及各种资源,或者将垃圾、有害农药、有危险的基因产品等倾销到穷国,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其牺牲品。 (博讯 boxun.com)

    更让人忧虑的是,许多跨国公司为了经济利益,与独裁政权狼狈为奸,成为其最大的支持者。最突出的情形便是若干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恐龙式”的超级跨国公司在世界百强中占有三分之二,在中国的投资最多,陆续被曝光的恶行也最多。比如,美国最大的连锁超级市场沃尔玛公司订购中国监狱囚犯所生产的大量廉价商品,思科公司帮助中共建立“网络长城”(剥夺公民知情权的“金盾工程”),微软公司应中国的要求单方面删除《纽约时报》助理安替撰写的包含所谓“敏感”内容的博客,雅虎公司向中共当局提供异议作家的个人资料并导致多人被判处重刑,谷歌公司为适应中国信息不自由的“国情”而推出经过了过滤的“谷歌中国”……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与他们在西方的行为截然不同。他们在有法律的地方遵守法律,在没有法律的地方为所欲为,甚至连起码的道德伦理都抛弃了。
    大概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本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当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崩溃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共产政权居然是中共政权,而对中共政权帮助最大的,不是其他国家的工农大众,却是作为“垄断资本主义”最典型代表的西方跨国公司。当然,中共自己早已背弃了共产教条,它只要能生存下来,便不惜与任何“敌人”亲密合作;但是,依托于西方的文化、道德、宗教信仰及经济规律的跨国公司,是否可以仅仅为了赚钱便为虎作伥呢?
    
    
    雅虎扮演盖世太保的线人角色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上午,雅虎年度股东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圣塔克拉拉县会议中心召开。受师涛母亲高琴声的委托,雅虎股东之一赵京在股东大会上宣读了这位母亲写给雅虎股东的呼吁信。信中说:“雅虎对客对用户的出卖彻底毁掉了我儿子的前途,也毁掉了他的健康,给我和我全家带来巨大的苦难……我不禁想问,除了我儿子,雅虎还以这方法出卖了多少客户?还有多少家庭受着我的痛苦?我希望雅虎所有股东了解这一真相,并呼吁有良知的股东采取措施防止他们更多的客户受害。”
    现年三十九岁的师涛,因使用雅虎信箱为海外媒体发送有关中共当局禁止报道天安门屠杀事件,而被当局判处十年有期徒刑。至今仍在服刑的师涛,由于监狱的恶劣环境身患多种疾病,而他的刚刚新婚一年的妻子也在当局的压力下与之离婚。师涛是我好朋友,是一位真诚而正直的诗人、政治评论家、记者和编辑,他曾经编发过我的许多文章,也参与过我发起的多起人权事件的呼吁书。雅虎的香港分公司向中共安全部门提供了师涛的个人用户资料,这些资料成为师涛被判刑的罪证而出现在判决书中。
    这并不是雅虎第一次作恶。遭到雅虎出卖而被关押的大陆异议人士:网络作家王小宁二零零三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当局判刑十年,二零零三年四川达州前财政局官员李志被被判刑八年,二零零二年辽宁网络活跃人士姜力钧同样因雅虎提供了个人信箱的讯息而遭判刑。雅虎辩解说,他们的做法是遵守所在地的法律。但是,香港法律并没有规定网络公司有向当局提供用户个人资料的义务。雅虎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如同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的线人:雅虎将用户的个人资料呈送给中共的安全部门,他们完全知道后果是什么;如同昔日盖世太保豢养的一批线人,他们向盖世太保提供犹太人的资料、以便对犹太人实施抓捕和屠杀。我们能够说大屠杀与这些线人毫无关系吗?我们能够说线人是无辜的吗?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白宫与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也谈及师涛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其早日获得释放。布什总统解释说,在美国的制度格局下,政府难以对私人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建议利用媒体的力量影响雅虎的股东,并由股东改变公司的决策。如今,雅虎股东大会上有关议案的提出,以及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士赴美为儿子的处境呼吁、并计划通过律师起诉雅虎,正是按照布什总统的建议在运作。与此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王小宁案件一样,舆论和司法双管齐下,已经让雅虎开始尝到了作恶的苦果。
    在此之前,雅虎根本不理会被害者的悲惨遭遇。他们不仅粗暴地对待前来其总部示威的“记者无疆界”的人员,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资助两百万美元、用于“信息自由”项目。在中共政府的影响下,香港特区政府下属的私隐公署判定,雅虎香港向中共公安部门提供师涛的IP地址,并不损害用户的利益。该决定固然让雅虎大大松了一口气,却激起舆论更大的反弹,香港舆论置疑特区政府已经沦为北京的应声虫。
    在当天的股东大会上,尽管没有通过要求审查雅虎高层在若干中国大陆言论自由案件中的作为的提案,但雅虎已经意识到其丑行正在被曝光。雅虎发言人库利南对媒体表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美国政府而不是单个公司,因为即使比雅虎更大的其他公司也没有任何办法影响中国。他说:“我们认为互联网有利于信息自由,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整个互联网产业的问题、全球的问题,而且应该由政府负责。”他强调说:“有关人权的问题,不是一万三千职员会认为中国人被关押是个好事情,但我们需要找一个适合的方式帮助这些人获得自由。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是美国政府。”雅虎方面又将球踢到了美国政府一边。既然雅虎主动要求美国政府干涉此事,那么布什总统也许可以顺理成章地介入,由政府主导整合美国所有的互联网公司的力量,以集体的力量对抗中共。
    
    
    谷歌甘当中共的“看家狗”
    
    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大张旗鼓地推出专门适应中共要求的、对“敏感信息”作了过滤的“谷歌中国”。美国财经专家白赛克在题为《没被赤化的,上不了Google》的文章中指出,“不为恶”这句谷歌的“口号”已经不再适用,新的版本应该是“不为恶,除了在有一亿一千一百万网民与无限商机的中国之外”。
    谷歌的两位创始人佩吉与布理恩,以前曾一心一意地让知识与信息在全球的各个角落自由流通,如今却协助专制独裁的中共当局禁止中国民众获取多元化的信息。谷歌的行为与也与那些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实施器官移植手术——那些器官大都是通过非法手段从死囚身上取下来的——的西方富翁极其相似,这不是作恶又是什么呢?
    谷歌的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谷歌(最早被中国人译为“古狗”)是一只一夜成名的“导盲犬”。它是流动的图书馆,它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对知识的看法。但是,谷歌在中国却迅速堕落为中共政权忠实的“看家狗”。一般人似乎无法理解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一家宣称“决不作恶”的、以扩展自由为旨归的跨国公司,为何甘愿充当中共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的帮凶呢?白赛克充满讽刺意味地指出,在谷歌上面用“勇气”的英文搜寻,找到的网站超过四千九百万个;用英文“良心”搜寻,超过三千二百万个;用英文“脊梁”搜索,超过二千九百万个。但是,“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这家拥有全球最多用户的搜寻引擎公司向中共屈膝时,看起来好像把上面三样东西一次都丢光了。”
    其实,在正式推出自动删掉中共不喜欢的内容的“谷歌中国”之前,谷歌早已开始了中共要求的“自律”。我个人便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尝试用谷歌搜索自己名字的时候,那些我在海外发表的政治评论文章的题目大都会被排列出来。但当我去点击某篇文章的时候,立即显示为“没有此内容”。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我再也无法点击开其他的内容,也无办法登陆其他的网站,电脑顿时处于“休克”状态。我只能重新开机。这种情形的出现,显然是谷歌与中共达成了某种默契——通过此种方式惩罚那些希望阅读中共不让阅读的信息的公民。“谷歌中国”推出之后,信息过滤和隔离更为彻底:如果我再次尝试搜索我的名字,连那些我在海外发表的文章的题目都荡然无存了。在谷歌忠心耿耿的帮助下,中共宣传部可以像纳粹宣传部一样,千万次地向公众灌输谎言,因为真相已经被消灭了。
    当然,谷歌在某些时刻表现得相当“勇敢”——当美国司法部要求他们提供部分资料,以遏制色情网站的泛滥的时候,他们“勇敢”地拒绝了。谷歌知道美国政府是一个讲理、讲法的政府,是一个可以对话、批评乃至拒绝的政府。而当中共提出若干与互联网原则背道而驰的要求时,谷歌却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他们知道中共当局是一个不讲理、也不讲法的政府,是一个不可以对话、不可以批评、也不可以拒绝的政府。谷歌实在太聪明了,“记者无疆界”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谷歌顺服中共的决定是“高度伪善”,“中国的网络越来越孤立于外界,而且表达意见的自由越来越小,这些公司过度地高估未来网络世界的自由与无限,只是为了方便隐藏他们难以令人接受的道德瑕疵”。
    在我看来,谷歌在中国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瑕疵”,而是参与犯罪。一个曾高调宣称“决不作恶”的公司,进入中国之后就公然作恶;可以估计,还有更多不曾表明过“决不作恶”的公司,正在默默地作恶。
    
    
    沃尔玛不战而降
    
    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连锁公司近日宣布,已在中国总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自二零零六年八月份以来,沃尔玛先后在中国建立了五个类似的党组织。
    在此之前,沃尔玛已经顺应中共的要求,在企业中建立了工会。在西方市场上,沃尔玛一向是我行我素,拒不建立工会,拒不接受美国劳联产联严厉的批评,显示出其牛筋一般的脾气。但是在中国,它却不敢违背中共当局的命令,乖乖地建立了工会。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吗?
    中共以工农运动起家,在其执政的半个多世纪里,却将工农运动视为仇寇。在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中,判刑最重的往往都是工运积极分子,而非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近年来的农民维权活动中,当局甚至悍然命令军警向群起抗议的农民开枪。这说明中共最害怕的还是蕴藏在工农之中的力量。那么,中共为什么对在沃尔玛建立工会如此积极呢?
    在沃尔玛中建立的工会,是在“全国总工会”牢牢控制之下的“黄色工会”。该工会与雇员的权利无关,仅仅是中共延伸其权力的御用组织。工会的建立,并没有改善员工的劳动条件。沃尔玛的中国员工与其他企业的职工一样,不仅没有罢工的权利,而且没有联合起来与资方讨价还价的权利。他们享受不到基本的福利待遇,却像奴隶一样付出非同寻常的辛苦劳动。工会的建立,是当局更好地与资方合作对工人进行控制的方法,故而沃尔玛一改在西方闻工会而色变的传统,欢迎此举措。
    沃尔玛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以为,作出此种让步便可万事大吉,以后就能够安全地、大把大把地在中国赚钱了。然而,邪恶势力往往是得寸进尺的,其野心永远没有满足的那一天。紧接着,中共当局又下令在沃尔玛中国公司中建立中共的党组织。
    沃尔玛再次顺应中共的要求,不战而降。此举颇具象征意义。按照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设置的基本原则,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成立党支部。此前在华的外资企业可以例外,但这次沃尔玛的屈服,中共势力再度扩张。表面上党支部不会插手公司的管理,但它会积极活动,搜集各种情报和信息,甚至帮助资方控制雇员的言行和思想动态,将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治国方针移植到外资企业之中。对于资方来说,当然乐见其成,从此以后,哪个雇员敢对老板表示不满呢?中共的党组织会积极帮助老板压迫工人。
    沃尔玛长期将工人当作奴隶劳工使用,工人的工作时间超过法定规定时间,却拒绝给工人加薪。甚至还有部分工人的最低工资大大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这类情况还在麦当劳、肯德鸡等公司出现过。当中国的媒体报道此类消息之后,这些跨国公司的公关部门立即与中国政府联系,要求政府出面压制媒体。放在美国社会,类似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
    沃尔玛的此一举动,必然会引领更多外资企业欢迎中共在其中建立党支部。马克思和列宁万万不会想到,冠冕堂皇的“共产党”会自告奋勇地为资本家“保驾护航”。今天的中共已经完全背离了其建党宗旨和指导思想,完全沦为一个惟权是用、惟利是图的权力和利益共同体。中共早该改名为“中国资本家党”了,或者可以更为准确地定义为“官商党”。
    沃尔玛对中共的要求照单全收,卑微地接受中共“党天下”的事实,固然说明“商人没有祖国”的老生常谈,这种做法却深深地伤害了西方世界民主人权的基本价值。沃尔玛单向度地强调“入乡随俗”,遵从中共的独裁体制,为什么不要求中共也遵循一些普世价值呢?比如,沃尔玛应当提出,在雇员的生活区内设立教堂,方便那些有宗教信仰的西方雇员和中国雇员实施敬拜活动,这样做也间接地促进了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沃尔玛以及其他在华的外企为何不做这样的努力呢?
    
    
    在道德与利益之间的选择
    
    每一家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必然面临在道德和利益之间作选择。每一家跨国公司都有其传统与文化,比如美国跨国公司的传统和文化,亦归属于美国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例如,公司不能干涉雇员的私人生活、必须给予雇员基本的福利待遇等。但是,这一切规矩到了中国全都失效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完全顺服中国本土的“潜规则”,比如向官员贿赂、炮制两本账本、竭尽所能地压榨雇员、生产不符合行业标准的劣质产品等等。
    中国投资巨大的网络监控项目“金盾工程”,便有若干家西方的跨国公司参与其中。近期的《商务周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的网上长城》的文章。该文指出,北京拥有巨大的基础技术设施用于监控任何潜在的异议人士,它也将大量人力投入网络监控。国内外的公司也都和中国政府合作。事实上,所有在中国大陆的公司都接到一份长达数百禁用词语的秘密清单,它们不得不按名单行事。这份清单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更,监控者们密切注视着网络的变化,一点也不落伍:从达赖喇嘛、法轮功到河南艾滋病泛滥、广东东洲武警开枪杀人以及各地的煤矿爆炸等,全都是是“不可接触”的词汇。
    黑客们发现中国最流行的即时通讯业务QQ上有一份长达九百八十七个禁用词语的清单,政府也要求电话公司安装封锁违禁词语的软件。如果某人博客的文章的题目中含有“自由”等词语,该文章将无法张贴出来。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微软的MSN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关闭了一位记者安替的博客。微软说自己没有其他选择,MSN群组产品部经理布鲁克•里查森说:“我们轻易不会删除用户网页的内容,除非接到相关管理部门的命令。”
    这种无耻地推卸责任的说法,与谷歌、雅虎等公司一模一样。此类行为,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无疑已经严重地违犯法律了;但当他们在中国这样做时,却俨然以遵纪守法的模范自居。在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乃是一种潜在的、可怕且可耻的种族主义思想:你们中国人就是劣等人种,你们就是不配自由地获得和拥有信息。但是,你们仍然是我们最为广大的、最有活力的市场,我们仍然要从你们身上赚取大量的金钱。
    在此意义上,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的,除了中共统治者之外,还包括那些与之狼狈为奸的跨国公司。古老的长城让中国人故步自封、闭关锁国了两千多年;如今由中共和西方跨国公司共同修建的网络长城,将再次延缓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梦想。许多跨国公司在道德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毅然选择站在利益一边。是的,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和无数的廉价劳工,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让任何一个公司都垂涎三尺。这是古老的贪婪和背信弃义,在一个技术急剧变化的时代、一个金钱瞬间膨胀数万倍的时代的重新释放。
    昔日,苏联政权被阻隔于铁幕的另一端,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甚少;今日,中共政权在经济上却深入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变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处理这种态势,显然更为棘手。美国学者泰德•纳杰在其杰作《美国黑帮——公司强权的扩张和民主制度的衰落》一书中指出:“与反思整个制度相比,从道德上谴责并控告那些贪婪的罪犯更应当是一个可行的方案。”针对安然、安达信、强生、世通等公司的丑闻,美国总统布什宣称支持建立基本的道德准则,他认为“许多公司的行为并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并公开谴责公司欺诈的行为是“破坏性的贪婪”。殊不知,若干公司的“破坏性的贪婪”,在本国至少还受到一定的约束;而到了类似中国这样的“非民主国家”,则会以某种癌变的方式急速扩张,与独裁政权完全是夫唱妇和、水乳交融。
    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大大地败坏了美国的国家形象,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当局不可对此漠然视之。因为普通的中国人很难把某一个具体作恶的公司与普遍意义上的美国的人权价值分割开来。美国政府宣称支持全球的自由事业、拓展民主的疆界,布什总统在布拉格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美国将以多种方式追求我们的自由议程。一些是看得见的、公开的,另一些则是静悄悄的、隐秘的。结束暴政需要道德良心力量的支持,它会从内部削弱专制社会。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阿马利克将一个独裁国家比作时时把枪指着敌人的士兵——直到他的手臂最终疲劳,犯人逃跑。自由世界的作用就是给世界上暴君的手臂增加压力,并且加强犯人的试图加速政权崩溃的力量。”因此,美国政府不能无视跨国公司在中国所做的与之截然的事情,否则的话,美国政府的努力将被抵消,甚至被付之东流。
    
    
    我们如何防止跨国公司作恶?
    
    难道我们就这样让他们肆无忌惮地作恶下去吗?
    难道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地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吗?
    有人说,这些跨国公司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他们不仅拥有天文数字般的资本规模,还组建了强有力的游说公司对美国政府和国会展开游说。他们都设立了处理公共关系的专门机构,迅速回应媒体的批评并引导舆论沿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甚至有的跨国公司本身便是巨无霸的媒体集团,比如传媒大亨默多克控制的新闻集团,近年来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不惜扭曲新闻的基本规律,弱化对中共的批评,以期望赢得中共当局的好感而对其网开一面。
    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遭到了许多团体和人士的抗议,如民运人士、法轮功、西藏人、台湾人等。除了中共使馆花钱组织的、前来摇旗呐喊的华人以外,对胡锦涛最热情的便是波音公司和微软公司的高层人士了。这些腰缠万贯的老板成了胡锦涛最好的朋友。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他们辩解说:“商业就是商业!”他们看不到自己道德上的盲点。美国学者伯利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警告说:“从目前来看,现代公司的发展趋势将无法阻挡。事实上,这一组织形式的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它既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有力推动器,又可能被人滥用。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大众,都应当认真地思考这一问题。”毫无疑问,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作为,损害的不仅是中国公众的基本人权,而且还在侵蚀着西方世界伦理和价值的根基。
    防止跨国公司作恶,理应被提升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全球民主化格局的高度上评估和考量。靠单个的个人及分散的人权组织,无力于对抗这些庞大的跨国公司。在作为受害者的师涛的母亲面前,是雅虎公司的高楼大厦和数以亿计的用户。尽管许多人权活动人士呼吁公众拒绝使用雅虎的信箱、抵制雅虎提供的各种网络服务,但这些努力尚不足以对雅虎的商业利益产生致命的打击。
    那么,如何才能制止这些“巨无霸”在“异国他乡”作恶呢?
    我认为,首先应当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的行政当局、国会、法院,对此类公司在海外、尤其是在独裁国家的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以立法的形式,将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规定出来——如果这些公司充当专制政权的走狗,例如妨碍信息的自由流通、参与制造人权案件等,其所在国的政府部门应当给予严厉的惩罚。
    其次,西方媒体应当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与天职,将这些公司在中国作恶的事实加以披露,让更多的西方公众对其所作所为有充分的了解,从而让公众改变对跨国公司在遥远的国度的经营活动的漠不关心的状态。
    第三,西方的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关心人权的组织和机构,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批评及谴责这些公司的丑恶行径。尤其重要的是,积极游说这些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在股东大会上不断提出各种相关的议案,使得公司管理层在作恶的时候不得不再三思考,因为作恶必将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
    正如泰德•纳杰说建议的那样,必须将人权观念拓展至人与公司的各种互动之中,比如消费者、工人等等。必须以基本的伦理和道德准则来规范公司的行为,遏制其不择手段地盈利的冲动。更重要的是,必须转变观念,树立起批判精神。公司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即使能成功地驯化公司,还是要提醒孩子们:“当心点!要密切关注公司的行为,而且永远都不要忘记,它是会咬人的!”
    是的,他们不是不可以战胜的。一旦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恶行得以制止,中共当局对民众的压迫将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而中国民众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努力也就获得了支援。中国人眼中的美国的形象,也将更加表里如一。
    转自《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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