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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改革与宪政 ——八九民运的性质、目标与理论(之一)/陈子明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9日 转载)
     本文结合个人的亲身体验,讨论八九民主运动的性质、目标与理论等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并作为对于八九民主运动十八周年的一个纪念。
    
     一、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 (博讯 boxun.com)

    
    在八九民运进行期间,人们就已经把它称为“爱国民主运动”。顾名思义,民主运动就是以建立和改善民主制度为基本诉求的政治运动。
    
    然而,汪晖在2000年《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年6月号发表时标题改为《“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除了提到一句“这场运动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中的意义”之外,通篇都把这场运动称为“社会运动”(以及“社会抗议运动”、“社会保护运动”)。汪晖的意图是要强调它是“一个包含著复杂成份的社会运动”,并将它一分为三。其一是带有“绝对的平等诉求或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运动,“基本诉求是落实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社自由和实行法制”等“程序性的政治构架和法律条文”。其二是被“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动员”的“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力量”的运动,有着“更为具体的社会内含,即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反对太子党﹙特权阶级﹚、稳定物价、还我洋浦﹙海南岛﹚、要求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其中“包含了对于不平等的市场扩张的自发的反抗”。其三是“在一九八○年代以放权让利为特征的改革过程中获得了广泛的好处”的“一些利益群体”(包括“与国家权力存在密切关系的某些知识分子”),“出于对正在到来的调整政策的不满,这些利益群体试图通过将自己的诉求注入社会运动,推动国家进行更为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即“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萌芽状态。
    
    我在2001年《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评汪晖〈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2年3月号)中指出:“按照梁启超的主张,国民运动可分为对外的国民运动与对内的国民运动。对外的运动比较容易造成,例如在1946年一年之中,就爆发了由国民党领导针对苏联的和由共产党领导针对美国的两场大规模学生运动;时至今日,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只要有人煽风点火就不难成为燎原之势。对内的国民运动或市民运动对于中国来说则是特别宝贵和难得的,其中代表个别社会阶层利益以及以经济、社会目标为主要诉求的,通常称为社会运动;代表社会各阶层普遍利益和以政治目标为主要诉求的,通常称为政治运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替亚•森曾论证,自由权是一种‘公共物品’,建立了普选权,则合格公民共享之,剥夺普选权,则大家共失之。收入则基本上是‘私有物品’,一个人的收入增加或被剥夺,其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个人(及其家庭)。因此,森认为有无普选权的影响大于收入增减的影响,在价值评价系统中,法治自由权应该具有更大的权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九八九民主运动不是争取个别社会阶层利益的社会运动,而是争取公民的自由民主权利这种‘公共物品’的政治运动,即使由于农民的缺席而不能成为全民参与的政治运动,至少也是以全民利益为诉求的政治运动。”“硬要把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内容注入其中,将统一的运动割裂开来,是不适宜的。国际经验证明,弱势集团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是表现为砸机器、零散罢工、帮会黑道等低级方式,而是以政治斗争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展开,就必须以获得自由民主等公民权利为前提条件。在此之前,国内政治运动完全可以表现为国民运动、市民运动的形态,而不一定是阶级运动的形态。”
    
    除了那些争取校内权益(改善伙食、取消考试、增添或销减课程等)或学生本阶层利益(公平录取、扩大高校招生比例等)的学生运动可以称为社会运动外,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的学生运动都是政治运动,譬如1895年公车上书运动、1957年“五一九运动”、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1986年由官方压制竞选所激发的全国学生运动,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和1960年代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等。1989年的学生运动也不例外。
    
    “反腐败”、“争民主”是八九民运中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的共同口号。“《再论》刻意将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的运动诉求——落实政治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与社会其他阶层的诉求——反对腐败、反对官倒、反对太子党、要求社会保障和社会公正区分开来,目的在于解构运动的‘全民性’、‘市民性’、‘政治性’,对运动进行社会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再论》反复强调运动中“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诉求,据说“工人阶级的‘铁饭碗’面临危机,收入下降,下岗和失业虽未成为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作为一种迹象已经为国有企业的工人所感知”。这种说法很像“文革”前大陆史学界对工人在五四运动中作用以及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夸大宣传。事实上,当时能够预见到后来国有企业职工境况的只有个别“乌鸦”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微弱的警告声不要说让工人相信,连让工人听到也很困难。把一九九○年代后期的公众认知提前到一九八九年以前是不恰当的,当时的大众心态相当逼真地表达在下面的民间话语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前半句话说明工人和其他市民阶层对于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满意的,后半句话表明最不满意的是新权贵和极少数暴发户通过非正当手段巧取豪夺;他们期盼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新闻自由,以便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并能够从刚进入普通家庭的彩电上看到多姿多彩的新闻和其他节目,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就是说,自由民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奢侈品,工人和普通市民阶层同样是它们的消费者与追求者。但是后者的自觉意识差一些,在民主运动白热化时,工矿工人却在领着加班费,所以今天不少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后才有“早知今日,何不当初”的感慨。在我被软禁期间,不止一个在我家门口站岗的“联防队员”(都是下岗工人)悄悄地对我说:“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发生1989年那样的民主运动,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积极参加。”
    
    把在双轨制改革中以“寻租”方式攫取暴利的群体作为八九民主运动的主体之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私有化过程中凭借权力转移而产生的利益群体”,通俗地说就是以“康华公司”为代表的“太子党”和大大小小的“官倒”集团。他们是运动的主要针对目标,当时正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发出了“镇压二十万人换取二十年稳定”的叫嚣,又怎么会“利用注入资金”的方式来成为运动的参与者。官方媒体曾大肆炒作“四通公司”向学生运动“注入资金”,但是,“四通公司”以及后来派生出来的“四通利方”、“新浪网”等均属民营高科技企业,他们是现在所谓“新经济”、“知识经济”的代表,而不是最为人们诟病的“权贵资本主义经济”的代表。当时使学生运动受到最大鼓舞的是全国总工会的赠款,虽然它是官办组织,但在朱厚泽领导下曾有过积极的表现,直到现在也还是相对最关注弱势群体利益的一个党群机构,显然与“私有化”无缘。至于香港各界人士、北京个体户、街坊大妈大嫂们的捐赠,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动机,与“利益群体”毫不相干。
    
    汪晖主张从“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一九九九年十一﹣十二月间在西雅图和二○○○年四﹣五月间在华盛顿发生的对于WTO和IMF的抗议”的“内在的联系”的角度来理解运动的意义,而反对从“一九八九年之后盛行一时的‘历史终结论’”的角度——即将八九民运视为由东欧“天鹅绒革命”、苏联民主化运动、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所构成的历史运动中的一环——来理解运动的意义。通过对“一九八九社会运动”的重新定义,将其纳入全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解释框架,恐怕很难说服当年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也很难说服大多数研究这一运动的学者。
    
     二、革命运动还是改革运动
    
    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序言中所定义的“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而是汉娜•阿伦特所谓的革命,即:革命隐藏着“一个全新的故事,以前从不知道、没有讲过的故事,即将展示开来”。现代寓意上革命意味着新知识的涌现或者新制度的建立。人们在判断一系列事件是否真的构成一场革命时,主要是对其新颖性的深度和广度进行检验,而不取决于其手段是否“激烈”,转变是否“急剧”。革命并不一定要和暴力联系在一起,既可以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形式,所以才会有“天鹅绒革命”的说法。判断八九民运是不是一场革命运动,要看它有没有提出全新的制度愿景。无论是作为运动前奏的几轮知识分子联署上书,还是4月18日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向全国人大提出的七点要求,还是5月22日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关于时局的十点声明,都没有提出革命性的制度主张。
    
    有人说,如果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振臂一呼,就可以掀起一场民主革命,就像叶利钦在1991年8月所作的那样。这是把革命视为一种儿戏了。即使是20世纪革命的祖师爷列宁,也曾告诫不要把革命和起义当成儿戏,要依据客观情势而不能仅凭主观愿望。什么是革命的客观情势?他指出:“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当赵紫阳前往广场的时候,连革命的主观愿望尚未形成——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做好革命的思想准备和心理准备,更遑论革命的客观情势了。事实上,赵紫阳并不比叶利钦的胆子小或人格低下,叶利钦曾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发言是个错误”,企图用这种屈辱的做法来保住自己在苏共政治局中的席位,而赵紫阳前往广场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以辞职来抗议邓小平的戒严命令。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在1988年叶利钦被解除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职务之后,苏联民主化形势获得迅猛发展。1989年3月,叶利钦在竞争性直接选举中以89%的绝对优势在莫斯科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同年7月,300名苏联人民代表成立“跨地区代表团”,选出了由25名委员和叶利钦、萨哈罗夫等5名主席组成的协调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反对派议会党团。1990年7月,叶利钦等人在苏共28大上提出的“民主派纲领”未被大会接受,他在大会结束时宣布退党。1991年6月,叶利钦在直接选举中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这时候,苏共上层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于是发生了八月政变和叶利钦在反政变中登上坦克的一幕。
    
    在八九民运期间,也不是没有人想到过革命。1989年5月1日,我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全体所务委员参加的“香山会议”上做了题为《形势、任务与反思》的书面报告,提出要“为可能出现的镇压和革命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但是我将其列为“我们当前第二位的任务”,第一位的则是“推动知识精英迅速成长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这是时代的需求,历史的使命,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我认为:“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形成了一个明确的、清晰的政治方向和纲领。这个政治方向应当是理性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可操作的、以民族大义为重而不是以本阶层、本集团的利益为重的。知识精英在政治上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形成一种彼此沟通、理解、协商、合作的机制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从而能够将分散、微弱的声音聚集、放大,引导政治家前进并教育广大民众。方向和力量,是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缺一不可。”当时我对于在短时期内达成这一任务并不乐观:“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个社会中理性的力量还是弱小的幼苗,无论是在统治阶层、中等阶层还是一般民众中都是如此。如果统治阶层中的某些人死死地抓住即得利益,不肯作出任何妥协,坚持用镇压的方法来对待知识精英政治表达和参与的要求;如果知识精英和一般民众中的革命情绪由于社会经济原因的刺激迅速高涨,以感情因素对待感情因素,以破坏方式对付镇压方式;如果具有理性的知识精英不能团结起来,迅速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势头,而是陷于无休止的争吵、内战,我们所期望的社会前途就不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无论是革命浪潮将社会仅存的合法性权威席卷而去,还是统治阶层中的顽固派将社会理性的幼苗扼杀在摇篮中,都将酿成社会的悲剧。唯一的出路是社会理性力量的超水平发挥,迅速渡过危险的襁褓期,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此前,我在4月23日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召开的理论沙龙上指出:“中国的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它已经在历史上崛起了,下一步它的成熟化,就是需要它有一个组织起来的过程,从政治上自觉到一种组织上的……一支力量”;“当前知识阶层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先进分子所面临的时代性的任务”,是“加速完成知识阶层的组织化过程”。首先要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才谈得上如何运用这支力量。而知识分子讲组织、讲力量,是中共最害怕的。因此,我4月23日的言论在法院的判决书中成为判定“阴谋颠覆政府罪”的一个主要“罪证”。
    
    在我的判决书中还有一条“罪证”:“五月中旬,……陈子明派人印刷了任畹町(另案处理)炮制的反革命传单《四月人民民主运动向何处去——三论我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献给绝食团的勇士们》数百份,供任散发。”任畹町在这份传单中写道:“四月运动象历次人民运动那样又一次教育了我们:一元化八位一体的共产主义官僚政治压迫人民民主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在关系我国民主利益的重大关头,狭隘的学生运动意识和策略主义这种自我孤立将会断送四月运动的民主成果。不管道路多么曲折,不管前途多么艰险,我们将向人们指出一条崭新的道路来。和平改造八位一体的一元化社会政治结构,争取实现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多元民族的多元社会,是我国民主运动的理论纲领和奋斗目标。……在成熟之机,合法建立起坚强有力的全国性社团吧!与现行政党共同参与中国政治。同学们,酝酿组成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公民委员会吧!与人代会共同行使职权,在此基础上改组政府,修改宪法,建立民主新秩序。”任畹町在八九民运期间一共写了“四论”,他在其他几论中写道:“经过一系列人民运动的革命洗礼而逐步实现的人民运动的充分展开和高级形态已经在向社会呼唤一个新的政党领导或一个新的人民团体出现。”“89民主运动是一个新的党和新社团的催生婆。”“在宪法不代表民意,人代会不代表民意的情况下,目前可以制止腐败和建立秩序的唯一可行办法是以各地大专院校为基础,吸收代表民意的专家、学者、教授及各阶层人士,参加组成全新的公民委员会,与人代会共同形使职权,改组政府,讨论修宪问题,酝酿新的党团,将几十年来书生论政,推向民主政治的实际操纵过程。”“这就是人们多年来呼唤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真缔,也是知识界代表人民进行政体改革的行动纲领。”广场上的学生不知道任畹町过去的民运经历,也没有听得进他的意见。后来李禄说,“我想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是不知道(任畹町)他们做过什么事情的”。封从德说,“后来到了广场,他(指任畹町)还写了一篇文章给我看,我也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对待他,这是值得检讨的。我们学生是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的。”这样,任畹町的声音就淹没在广场的嘈杂声浪中了。
    
     八九民运的主流声音,是要求(甚至跪求)中共高层如何如何,而不是说“我们”应当如何如何,这就说明,它仍然没有脱离改革运动的范畴。
    
     三、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宪政民主
    
     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1973年“李一哲”大字报,标题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1976年四五运动中最激动人心的话语“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其作者紧接着就写道:“我们信仰马列主义。”1979年民主墙运动中民刊《北京之春》的发刊词,将“社会主义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办刊宗旨。整个八十年代引领舆论潮流的“理论务虚会派”,一直将“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自己的旗帜。一位对于王丹影响很大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在1989年初的文章中仍写道:“民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七、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显流,还没有脱离“社会主义民主”的羁绊。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民主运动萌生了,尽管起初还很稚嫩和弱小,但它一直在顽强地生长。1979年,魏京生将没有任何前缀的“民主”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目标,他说:“人民追求幸福、和平、繁荣的一切斗争,都只能以追求民主为前提,人民反抗压迫与剥削的一切斗争,也都只能以达到民主为先决条件,以我们的全部力量投入到为民主而斗争的战斗中吧!”同一年,任畹町依据世界人权宣言和公约提出了《中国人权宣言》19条;胡平发表了理论名著《论言论自由》。1980年,陈子明、王军涛、胡平、李盛平等人发起和推动了首都高校竞选运动,陈、胡、李三人当选为海淀区和西城区的人民代表。1982年,我在《从干部终身制谈到政府的稳定》一文中提出了“宪政的国家”和“宪政的政府”的目标。……然而,由于中共对于舆论和教育的垄断,民主运动的这一流派对于参加八九民运的大多数学生的影响,远不如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影响。
    
     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与社会主义并没有很大的关联,中共自身现在就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党了。它的实质性含义是坚持或者承认共产党超越于宪法和选民之上的领导(时髦的说法是执政)地位。
    
    就我个人来说,早就是一个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反革命分子”。我的辩护律师告诉我,他看了许多我的案卷材料,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官方会选定我作为八九民运的主要“黑手”,后来看到一份揭发检举材料,才知道官方没有选错人。这份材料说,陈子明在七十年代末,就是《北京之春》团体中具有最明确和系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理论、纲领和作法的人。他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在秦城监狱对我的上百次提审中,只有一次是由我不认识的预审员主审的,他专门问我在四五运动和《北京之春》时候的情况。我对他说,你先出示重新否定四五运动的中央文件,否则我拒绝回答你的问题,把他给顶回去了。事实上,当局并不需要借助于这种揭发检举材料,他们早就掌握了我的思想状况,并对我进行了长期的秘密监控。1975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化工学院委员会《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称:“经查,陈在插队期间……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
    
    然而,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在八九民运期间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主张。5月19日下午,我和周舵、杨百揆等人共同起草了《告人民书》,首次披露了赵紫阳已经下台和“军事管制已迫在眉睫”的内幕消息,呼吁各界“实行全国性罢工、罢课、罢教、罢市”进行抗争,在要求“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同时,还要求“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特别代表大会,决定总书记人选”。这种要求本身即是对中共领导地位的一种认可。
    
     八九民运前夕,中国思想界正处在一个尴尬的过渡期。从1988年下半年起,“理论务虚会派”与中共统治集团愈行愈远,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因而提出要搞“新启蒙”。1989年初的知识分子签名运动,表明主流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对敏感的政治话题保持距离,出现了体制内民主派向体制外民主派的思想靠拢的新趋势。但是,直到运动爆发,还没有打出“宪政民主”的新旗帜来取代旧的旗帜。
    
    5月21日,《经济学周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王军涛与何家栋合写的文章《写于大学生绝食第五天》。文章指出:“现代化进程是工业革命引起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及人们心态剧烈变动的过程,必须建立一种机制,适时适度地适应变动,进行自我调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类利益;从而实现政治稳定。这种体制,只能是民主宪政。所谓民主宪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则:(1)以个人作为政治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与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2)代议制与普选。(3)责任内阁的行政政府,(4)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5)党派斗争公开化、合法化、规则化、非暴力化与结社自由(6)社会生活领域多样化与政府权力有限性。(7)舆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及信息开放。”但是在运动高潮中,这种对于“民主宪政”的呼唤远没有对于“李鹏下台”的呐喊来的刺激,而“李鹏下台”与“汪东兴下台”、“华国锋下台”、“邓力群下台”一样,完全可以纳入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框架。
    
    事实上,中共残存的那一点合法性,是“六四”清晨他们自己用坦克在天安门广场上碾碎的。“社会主义民主”从此变成了与“无产阶级专政”等同的概念。中国民主运动也与之彻底告别,走上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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