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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误国——毛泽东时代为何没有出经济盛世?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4日 转载)
    
    在建立毛泽东王朝之后,这位共和国的始创者在位达二十七年。毛泽东时代的开始没有象历代各个王朝一样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因为它遭遇了一场新的、虽发生在国境外却不得不倾全国之兵和全国之力苦力维持的战争。因为长期受这场战争之累(1),毛泽东时代没有出现经济和文化上的“盛世”。然则没有出现盛世的原因,也并不仅仅因为那战争之累。其中从大历史角度而论绝对不能不算紧要的一个原因,却是因为毛泽东在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欠。这种缺欠发生在最为严重的关头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成是诗文误国。
     (博讯 boxun.com)

    几乎没有人不承认毛泽东是一个好学的人,从他的求学时期到他的一生,甚至是临近登临天国,书卷常伴他左右。他在文、史、哲方面的知识和见解,甚至可以当得一个一流或二流水准的学者。但是可惜,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时代,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洪流正在席卷全球,决策者对经济趋势和规律的任何一点疏忽都足以影响大局,何况一国的统治者却有可能是一个经济盲?
    
    在文史哲方面的巨大自信,以及对知识分子天然的排斥,让毛泽东在自身知识欠缺的情况下犯了第二个错误,即不尊重拥有专门知识的人才和官员。这使得国家治理这种本质上也构成一种专门学问的技术变成了“大老粗”们率性而为的游戏。
    
    崇信甚至迷信群众运动的毛泽东也曾经有过一次亲力亲为的经济指导实践,那就是动机绝好效果却大差的“大跃进”。因为知识上的缺乏,毛泽东可能一直不能明白,自己为什么好心办了错事,或者好心把事办砸。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毛泽东这样一个党和国家的一把手,他在国家初建、世界环境复杂的气氛下,未必会把经济建设看得比政治和外交即应对党内和国外的敌人更重要。可就是在一样对国内国外的一点风吹草动异常警惕的心理下,一些在搞经济上相对有一套(至少是想在和平气候下抓好经济)的同事如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又不得不受到牵制甚至排斥。相反,如同在现当代的军事环境中还保留了如许世友这样的粗豪武夫一样,在各大区、各省高官的位子上,还坐着许多只知唯上唯令而不习“农桑”的外行。
    
    过分偏重诗文以致于达到“误国”境界的古代君皇,我们可以举出宋徽宗、南唐后主等名字,可在毛泽东身上,因为这样的“偏科”和“偏科综合症”,共和国的经济也几乎被误了若干年(2)。从与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在台湾的实践也可以作比:毛泽东在大陆轻松地战胜了蒋介石,可蒋介石及蒋经国则在他们偏安的小岛上为百姓们提供了平均而言要好过大陆的公共产品。
    
    本文试图利用当前还并不是很丰富的史料来说明一番这样的“偏科”和这样的“偏科综合症”。
    
    一、“多才多艺”的负面效果
    
    与多才多艺、能诗善文、谈笑风生、书生意气的毛泽东相比,不苟言笑、更多的时间是在埋头学习和思考刘少奇简直有些太无趣了。但是,刘少奇自接手国家主席及一线主持以来却以其对国民经济的贴近赢得了许多时人和世人的好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对于一个治国者,过分的多才多艺不仅不一定是长处,反而可能成为负担。一堆中看不中用的文才武略,在已经不发生作用或不产生功能性作用的时代简直可以说是华而不实。
    
    与战争时代过分沉迷于吟诗作赋而被饶漱石责之以不务正业与士人治游的陈毅相似,毛泽东在建国以后,轻松闲逸的有些过度了。这位一向以其在吃和穿上都异常节俭而闻名的老革命家,其实也在另外的一些方面又被看上去过分地奢华和安逸:几乎每一年,毛泽东都要每间了他的专列去祖国的各个城市巡游、视察、疗养。而建国后的诸多调研,也不过是找一些大员开个座谈会或到已经预先设置好的“布景”下“到此一游”而已。这种工作或调研方式低效而又浪费,恐怕当时是不大可能有人对他提出意见的----据说彭老总曾就毛主席在某处所建的一处游泳池的浪费提过意见,在庐山会议上又相对比较含蓄地指出过毛泽东调研效果上的不足----因为二人都去过毛的家乡而毛泽东听到的更多的是好话而彭德怀则听到了底层的呼声。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开给彭老总们的一些书目还与打仗有关的话,则建国后毛泽东时不时地把自己读到的某部古书或闲书提示给属下去读----有时甚至是让许世友这类典型的武夫去读----这实在有些隔靴搔痒既没有明确的指向又没有实际的作用。过分偏读文史的结果,还让一些善于钻营者和真心敬仰者因为模仿而同样犯了偏科的习惯。而“偏科”尤其是忽视“应知应会”的结果,就是经济上的瞎指挥。时至今日,许多关键岗位上仍然有着诸多不通业务的相对文盲,这不能说不是拜老人家所赐。
    
    二、偏科习惯
    
    毛泽东很早就有偏科的习惯。在长沙一师时,他有一套偏科的理论:只要有几门主科过得硬,纵使那门自己不感兴趣的副科(比如美术、数学等)考了零分,平均的结果也仍然可以过关。于是,毛泽东在他感兴趣的各门课上用力甚勤,甚至宁肯花时间用于看“闲书”也不愿对美术之类的课多花一点功夫。他动辄在美术课上画上一个圆圈并注明“这是蛋”便扬长而去,以至于曾经有过三次校方要对他进行处分,幸亏有杨昌济等老师喜欢他在国文等方面的特殊天赋而为他求情才得以逃过处分。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似乎与那位投考清华时数学只考了十五分的钱钟书好有一比。但是可惜,人家钱钟书最终成就的是一个文学大师,他从专业而言甚至可以不用一点点数学。
    
    毛泽东可就不同了。他的职务是党和国家的主席,他的专业是“治国”(当然,还包括治军这样的工作和治党这样的功课)。如果说一个曾经在指挥全国战争中大受闲书之益的天才战略家和一个因悟通权术规律而在治党方面大有所成的政治家可以在最朴素的知识根基下大获成功的话,治国这个专业就不能再如过去一样吃老本了。
    
    可毛泽东还是过于迷信自己的天纵聪明了。他想不到自己那曾经在战争年代屡试不爽的毛家枪法会在遇到新问题之后疲软。受到苏联经济发展、卫星上天感奋的他老人家雄心万丈,回国来便要超英赶美并因为同事们陪着自己一起激越而一次次地调整赶超的时间表,最终弄出了一个让全国和全世界人们都瞪目惊舌的“大跃进”。
    
    如果有一些专业人员帮忙并有高人设计一个相对合情合理的实施方案,“集中兵力”的作法也许真得能够产生高效率的产出。但是可惜,刚刚经历了一口气收拾了五十五万个右派的毛泽东,这时候所能依靠和利用的力量,不过是一群和他一样狂热的官员和更大的一片怀了红心和热血的“群氓”。加上各种天灾和外债因素,“大跃进”的良好愿望被本来就稀缺的资源和人力以及绝对不科学的配置所败坏。毛泽东出师不利,事后一次次为此交出学费----比如退居二线。
    
    毛泽东也花过一些时间用于经济学的学习,但是可惜,这门学问在天资虽然聪明偏科已成习惯的毛泽东那里真得就成了天书。因为自己所策划和推动下的诸多经济实践如人民公社等大多走向夭折,毛泽东在经济学(大而言之可以说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之道)这门课上也许真得没有及格,虽然留下了那么多的“毛泽东猜想”。
    
    三、偏科综合症
    
    1、反智主义
    
    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公开表现出他对于其他知识分子,尤其是名知识分子和具有特定专长的知识分子的歧视甚至蔑视,这是令人费解的。从毛泽东这个个案而言,这显然算不得是文人相轻,他有他严格的政治标准。但某些政治观点或标准,从逻辑上而言不能说不是滑稽的。从在延安整风中用划一律要求丁玲萧军、到对农民的认知苛求梁漱溟、到对人口的认识非难马寅初,毛泽东在不自觉之间走进了反智主义的局限性之中。基于自己并不是特别全面的信息和浓厚的知识修养而对后来证明是高于他(至少不低于他)的知识人进行评价和攻击,其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
    
    到了后来,把本可以在特定领域发挥出高出常人的生产力的知识分子交给农民去改造,则更是反智主义的经典表现。知识分子的专向作用并不是非要在腿上掺了牛粪才能发挥的,它需要一个更适用的环境。当这样的定向环境被强行取消后,那些文弱的书生肯定还不如一个农民。当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标准很松说是高中毕业以上的都算知识分子,但即使那样全国也不超过五百万----走上机械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时,一片巨大的生产潜力被压制了。因为毛泽东的个人偏好,几乎整个一个知识阶级的历史作用被阉割。
    
    如果那五十五万被打成右派、更多的人被禁言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被鼓动出来,国家的经济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即使从相对的意义上说,毛泽东在历史上的一次次反智,也是一种误国----尤其是江山已经姓共之后。
    
    2、缩短学制
    
    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着共和国的未来前景。被进行了基础的文化和专业训练的他们,将因为被提前赋予了知识和技能而将发挥出比只依靠经验而更加理性的建设者作用。可毛泽东还是觉得这些学生们学得有些多了、木了,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一时之间,学生们成了学校这个车间里出来的“半产品”、“夹生饭”,“该念的书都没有念”。蒋南翔在去向主席汇报时,也颇有情绪地说“大学生学中学的课”、教学质量大大降低。
    
    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更多的是靠经验吃饭、靠灵感创造、靠老本维持、靠指示行动时,知识和信息的经济功能被大大地压制了。当全民都沦为一些初级技术水平时,国家发展的进程肯定要迟缓起来。当大跃进的参加者只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低层次劳动力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阻抑。当某些官员算不清合乎事实的征购时、当某些农村干部哟五喝六地要求百姓们砑锅卖铁地大炼用不上的钢铁时、当一级一级的官员以及一个以一个的积极分子腆着肚子报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卫星”和虚夸业绩时,一国的生产力怎能不为之所误?
    
    3、迷信群众
    
    毛泽东有一句无论从逻辑还是语法修辞上都谬误的警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还有看上去象是以人为本但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不顾现实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兵民是胜利之本”。
    
    对无差别的群众的迷信曾经让毛泽东大受其益。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力曾经是解放战争和革命建设中的奇迹。但是可惜,在一个工业化社会里,农业社会下那种操作就可以包打天下的现象越来越远去,已经越来越显得缺少知识和技术造就的群众的平均生产力肯定不如受到专门训练后的专家、技术人员。
    
    但是,一方面,毛泽东用反右的行动压制和挫伤了知识分子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苏联所派的专家全部撤回。不信邪的毛泽东、不服输的毛泽东、不受威胁的毛泽东、心存侥幸的毛泽东手里所能依靠的力量,只能是那些听话的官员和听话的百姓。于是,一个具有负气、赌气、争气性质的大跃进呈现出巨大的低智商和欠策划性。一场因为领袖的智慧缺乏而导致的全局被动发生了。这不能说不是偏科的毛泽东的“误”国。
    
    4、政治至上
    
    说毛泽东诗文误国,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说他根本就不想把国家搞好,或者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把国家的经济搞好。他之所以在经济上没有如当年取得战争胜利一样获得成功,其实还是因为他的政治至上观所致。
    
    政治也是一门专有的技术。它当然更适合那些具有政治秉赋的人来操作。从长征到抗日,毛泽东在政治上一天天崛起。毛泽东时代也在他的天才策划下顺利到来。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他老人家仍然把政治这种在寻常人眼里偏于务虚的事务当成头等大事来做。甚而至于,某些愿意投入精力去抓经济的,也被冠以“唯生产力论”、“白专道路”而遭遇打击。可以说,偏重于政治而歧视经济,是毛泽东所以“误国”的内在原因。事实上,即使出现了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后,毛泽东也仍然没有把经济作为治国的首要大事。后来发动的四清和文革再次指向政治斗争便是明证。
    
    也就是说,毛泽东所考虑的并不是经济这种“小道”。就如当年不把美术课看在眼里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偏科。
    
    5、强学无功
    
    学习是需要兴趣的,否则会造成低效率。毛泽东也曾经发愿学习经济学,可我们一直也没有看到他学出效果来。就如他曾经长期坚持学习英语,但除了见到他经常在谈话中吐出几个英语单词,也没见过他的这种学习产生过什么象样的“生产力”。
    
    实际上,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统揽全局、掌控大事的伟人而言,也确实没有必要把经济学学到多么高的水平。他只要能够因此而认识到经济学的重要、理解了搞经济者的辛苦、读得懂经济一线的汇报、支持人们对经济工作的贡献等就足够了。但是可惜,同样写来过分简单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并不足以让毛泽东产生出这样的自觉。
    
    6、看不懂的报告
    
    毛泽东曾经抱怨下面报上来的报告(比如财政经济方面的方案)过于专业而让自己手足无措----他显然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和兴趣去做钻研,可这种报告又不能不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精通文史哲的毛泽东在专业知识领域的尴尬。刘邓等一线领导是不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提示他靠边,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样的结果颇让毛泽东意识到与刘邓等当年主持的知识差距,却是肯定的。
    
    7、外行评价内行
    
    虽然自己也承认对经济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毛泽东肯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作为一个评论者的角色。尤其是当一线主持者的政治方向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多么好的国家治理蓝图都应该让路。
    
    鉴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当时也都是新的课题,也并没有多少证据说明刘邓等的经济治理艺术有何等的高明,但是毕竟,毛泽东对刘邓治国思路的一再干预,便很有外行品评内行的感觉。
    
    8、诗文之交
    
    说毛泽东诗文“误”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毛泽东宁肯把较多的闲暇时间分配给诗文、史书和怡情唱和,也不愿意在那枯燥的经济等专门学问上多下一点功夫。
    
    胡乔木被冷落后,又找到了一个与毛泽东沟通联系的方式,那就是把自己练习写作的诗词送毛主席阅读。颇好此道的毛泽东立刻花去大量时间用于对胡词的修改,甚至可以叫作不厌其烦。为此,毛泽东占去了大量应该用于睡眠或其他国务的时间。如果不是江青对胡乔木直言相告(她说:别再送你那些破诗了,毛主席给你改一次几乎就等于重写)到了人格污辱的地步,这样的时间和精力损失还会在毛泽东身上频繁的发生。
    
    与芦荻教授谈诗论文虽然发生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并且有治疗神经衰弱的作用,但是也属于纯粹无关国事的个人偏好。如果毛泽东能够把这类诗情画意多投给国家建设一些,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面貌肯定不会停留在当年的那种状况。
    
    9、亲操文牍
    
    不仅基本不用秘书写稿,而且对属下(如总司令、国防部长、新华社等)的文章也亲自操刀是毛泽东的行事风格,这种亲操文牍的作风绝对值得现在的领导们学习。但是,过多的精力投入在微观的字斟句酌上,也不能不使毛泽东的精力一次次地被束缚在文字上,期间必然少了与同事策划国家大事、投入时间学习治国之道。
    
    10、诗词风雅
    
    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毛泽东赋诗作词的儒雅风度,却没有多少人怀疑因为这种博雅之道是不是特别地适用于一个大国领袖。刘少奇不通此道,可他因此拥有了更纯粹和更集中的思考方向。周恩来也想弄几首小诗,结果遭遇了陈毅元帅一句“当得好总理的人未必非要做一个诗人”的忠告而做罢(其实周恩来的诗并不差,至少不比有些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胡乔木要好)。而周恩来少收获诗篇的结果是为共和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1、清谈与隐喻
    
    与毛泽东读了大量的文史著作相关,他的清谈和隐喻出奇的多。在全国上下对领袖充满神一样的敬仰的情况下,这些清谈必须当成启示录去学,这些隐喻必须当成圣经去钻研。这可是足以浪费人们的精力,而这些精力本来是可以投入于国家建设的。
    
    不仅清谈和隐喻都如谜语一般令人百思不解,毛泽东还有说“黑话”的习惯。比如他在西方的那个山洞给江青写的信、比如他在接见米高扬时说的那些让米高扬也半信半疑的反话。
    
    清谈、隐喻或黑话都属于典型的费解信息、待处理信息、低效率信息,可这几乎是文人墨客们的雅好。只是可惜,这样的雅好发生在一个大国首脑的身上,就会变成一种形成一轮又一轮的精力浪费。
    
    12、与规律相抗:人定胜天
    
    过度重视诗文的结果,是毛泽东比之于其他国家领导人要浪漫、豪放、骄狂地多。从少年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到晚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毛泽东无时不表现出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强大自信。
    
    可人力毕竟有限,纵是一个伟人的自信也不可能无边。尤其是当毛泽东所坚信的一些观念更多的只是一种精神时。这种观念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原子弹)”、“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这种理念尤其不能滥用。相对于无情的苍天,人有时太渺小了。毛泽东启动的大跃进的理想何等辉煌,可仅某处饿死人、经济出现滑坡等并不是必然应该出现的细节就足以让你感觉到自己的不幸和委屈。纵是天纵神武的毛泽东,那位在七十高龄还能披波长江的伟大老人,也总还是有限度的。具体到治国方面,仅仅是在诗文、政治、战争等方面有了一些相对于他的党内同事稍稍高了一些造诣的他,也绝对不可能一通百通。比如说,他老人家就是没有留下什么有着浓厚的实践基础从而光彩夺目的“经济学”。
    
    四、诗文“误”国与与斯文误国
    
    本文在说到毛泽东的诗文“误”国时,都有意识地把“误”字引了起来。也就是说,笔者也仍然把这一命题视为一种假设。一则这种“误”是相对的;二则它即使真的出现也不是毛泽东有意为之的;三则,关于那个时候的统计资料,我和许多人一样并不相信。
    
    但这又确实是一个理论问题:一个过分注重诗文博雅之道的大国领袖,因为对治国之术的轻视和贫乏,是极有可能产生误国结果的。
    
    可毛泽东的诗文“误”国却非斯文误国。相反,毛泽东的治国一扫文弱、文静、温文而雅的宋代遗风,而表现地刚猛而灵活。从对美国侵朝、侵越的断然出击,到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屑一顾,再到联合国的有理有据、游刃有余,以及乒乓球里玩出的小巧外交,还有与诸多外国人的亲密接触,都让毛泽东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羡慕。
    
    对台湾,毛泽东也采取了刚柔相济的策略。炮击金门打出了艺术就是实证。而派遣章士钊重修旧好也是帝王之学。
    
    与中国历代帝王及世界伟大政治家相比,毛泽东更似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成的天涯怪客。他的许多言行都有令时人和后人匪夷所思、惊叹莫名。也正因此,“毛学”才成为一门可以争议和反复吟诵的绝学,可供几代人做殚精竭虑的参彻而妙味无穷……
    
    附何新论毛:
    
    1958年的大跃进中也曾是如此。”人民公社“这种村社组织形式,并不是毛的发明,而是农民自身的发明。1960年河南信阳农民的大批饿死,正是由于认为已实现共产主义的群众,在大食堂中放开肚皮大喝大喝自己吃光了所有的储备粮和种子粮。他们以为(也许有乡官承诺),吃光了国家会管。但在国家遭灾后,地、省没有余粮可调拨,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而向上和对外严密封锁和隐瞒消息。正是群氓的愚昧造成了这场大灾祸。实际上,文革中的各市地多群众性暴政也都是如此造成的。不理解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历史观,对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理解的。
    
    庐山会后在军委扩大会上,毛检讨自己说:“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定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1959.9.15)
    
    同年12月30日毛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当时毛组织了邓立群、胡绳等“秀才”,与他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值得注意的是毛1962年8月10日及8月12日对国务院国家机关及中组部的两件批示:(1)“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如果再不改,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2)“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事实上,国家机关及中组部不向上级请示报告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但毛退居二线后,他们都只向直接上级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请示报告,而不向毛报告日常工作,因此毛有失控之感。
    
    此前,毛泽东多次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抓“四清”,但没有人下去。刘少奇后来讲了话,许多部长就都下去了。因此毛泽东有大权旁落之感。他感到,党的组织路线发生了问题,许多高级干部不跟他走。党中央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政治核心的另一个“司令部。”
    
    在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12月20日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刘少奇的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尖锐不同。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①
    
    ①毛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
    
    1月13日,毛泽东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研究毛泽东的人会注意到,毛的内心深处深深憎恨一切阶级压迫,厌恶等级制度,有浓厚的平等意识和平民观念。(因此,1958年,他支持张春桥那篇受到党内多数官员反对的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即反对等级制度的文章。)
    
    毛一向蔑视人世间那些高高在上者,随时准备向他们挑战和斗争,无论这种高高在上者是称霸于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本国土地上的官僚。同时,他更关心社会中的那些贫穷无靠者的命运。因此他多次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①
    
    ①陈正人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毛的上述话是针对此文而发的。
    
    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是合乎逻辑的。社论认为,这样的“大学校”一旦建成,“三大差别”就会自然消灭,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能务工、务农,商品交换也就不必要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社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共产主义王国。
    
    [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曾对一个文件作出如下批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臂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浦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全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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