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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 (反右五十周年纪念)/孙文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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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0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我这一辈子,尝够了人间滋味——酸甜苦辣;实践了“四不”原则——不党、不私、不盲、不卖;修成了“五无”正果——无欲、无求、无畏、无怨、无悔。

春风得意马蹄疾
    1933年10月17日,贵州遵义诞生了一个酷爱自由、充满叛逆精神的男孩,那就是我。我出生不久,中国工农红军就攻占了遵义县城,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我的命运就同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1年11月我在重庆就读于清华中学二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当时的政务院(现称国务院)办公厅委托中共西南局组织部,在西南地区的高中学生和青年军人中挑选一部分人,送到机要干部训练班去秘密培训,说是为解放台湾作准备。我被选中,就这样来到了北京。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拖住了中共的后腿,解放台湾成为泡影,培训班结束后,我们一百多个学员被分成了三部分:一部分到政务院办公厅机要处去上班;一部分留在政务院搞“三反运动”;还有一部分政审不合格者另行分配工作。我被派到政务院的机关生产单位“中南建筑公司”去“打老虎”。“三反”运动结束后,中南建筑公司与党中央的机关生产单位“中直建筑公司”均被撤消,合并成立了建筑工程部。我们便留在建筑部门工作。
    1954年夏季,全国高等院校经过院系调整以后扩大招生,动员一部分青年干部去读大学。只读过一年半高中的我又被选中,而且居然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当时我的心情就跟“范进中举”一样亢奋,便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党票、即将被破格提拔的机会和建筑文工团漂亮女孩的追求,迫不及待地去北大报了到。心想:只要上了北大,一切都会有的,一切都会美好。
    进入这所“最高学府”,前三年我的功课考试成绩都是五分(优秀)。功课之外我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年级担任三班班长,二年级被推举为中文系学生会副主席;每到寒暑假我就外出旅游练笔,写了不少游记和杂文,成为班级内的“活跃分子”。更为幸运的是,我被丘比特的箭射中,成为一些同学羡慕的对象。总之,在北大的前三年,是我一生中春风得意的三年,踌躇满志的三年,最感幸福的三年。
    然而,1957年“伟大领袖”一搞“阳谋”,我便成为“出洞之蛇”而被捉,从此受了二十几年罪。

愁云惨淡万里凝
    我是自投罗网——主动向党支部交出日记、信件当上右派分子的。
    反右运动初期,我还是一头扎进了当时藏书最丰的北大图书馆“向科学进军”。所以,谭天荣的抛出的几株“大毒草”,大饭厅前围攻张元勋的大辩论,林希翎来北大“扇风点火”……我都没有亲眼见到。然而,我却被北大校园“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大字报热浪所感染,被许多大字报中提出的精辟论点所激动,因此我在自己的日记和给女朋友的信件中,写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十分看重‘威信’二字,但是决不能只讲威不讲信。所以孟子就说过:‘民无信不立’。现在你说要整风,动员人家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又说人家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太不公道了”;“共产党打天下的时候需要我这种人:敢想、敢说、敢干、敢负责任;现在只需要两种人:溜鬚拍马的人和毫无头脑的人,那这个党我永远不入了。”于是我撤回了入党申请书;“看来,解放军进城以后,广大战士是好的,保持了艰苦朴素的好传统;但是军官,特别是高级军官,搞不好是会变质的”;“我觉得南斯拉夫在工厂实行‘工人委员会’制度,比苏联在工厂实行的‘一长制’好,因为更符合工人当家作主的精神”……我向党支部书记交上日记信件的时候,为了让审阅人“找茬儿”方便,自己用红笔把有问题的言论划上杠杠。现在看来,简直是幼稚,傻冒!当时却真是出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一片忠诚,结果我和女朋友张玲被打成了一队“鸳鸯右派”,受到开除团籍和留校学习查看的处分,1958年夏毕业后,被充军发配到了宁夏。当时,宁夏正在紧罗密鼓地筹备成立回族自治区,于是直接派人到北大新闻专业来要了十个毕业生去筹办《宁夏日报》。我们两个右派,是作为“残次品”搭配去的。我在那里一呆就是二十年,演出了一幕幕苦涩的滑稽戏。
    一方面,我像个人:一个右派分子,居然能够在省级党报长期立足,而且外出采访,编辑专栏,撰写社论,参与重点报道,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并担任团长秘书,乃至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起草在区市两级干部大会上的报告,等等等等;另一方面,我像个鬼:一到报社就被罚去印刷厂“监督劳动”,以后又两次被罚去报社农场“劳动改造”。我在贺兰山下开过荒、种过地、放过羊、喂过猪、掏过大粪、赶过毛驴车、当过炊事员……体力透支,全身浮肿,差点把命送在那里。然而,最使我难以忍受的还不是超负荷的体力劳动,而是在编辑部里所受的屈辱:低人一等,动辙得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中共建国十周年前夕,要求报纸大吹特吹各条战线的“伟大成就”。我到商业局去采访,局长说,为了打肿脸充胖子,他们把库存的商品通通上了货架,报纸一吹,顾客买光,就后继不上了。回来以后我如实向部主任汇报,说这篇报道不能写。他给我扣上“坚持右派立场”和“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大帽子,另外派一位姓周的老记者去采访。“形势一派大好”的报道写出来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就到来了。我在报社工商部,还遭到嫉妒者的陷害。一天,那位姓周的交给我一篇工人稿件,说是自己拿不准,要我帮忙看看能不能采用。我看后说不能用,他立即到部主任那里去告状,说我瞧不起工人阶级,扼杀工农兵稿件。我冲过去跟他讲理,他就在办公室大喊大叫:“右派分子翻天罗!”并且到报社大院去刷出大标语:“坚决打击右派分子孙文铄的嚣张气焰!”就这样,本来报社领导班子已经作出给我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被取消了,而且把我送去报社农场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一来,国家看不到前途,个人看不到希望,再加上劳燕分飞的打击,我有点承受不住了,悄悄地攒了两瓶安眠药,准备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吞下去。是两个人救了我:一个是我当时的岳父、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张谷若先生,一个是工宣队的王师傅。张先生叫我读一读《资治通鉴》。他说:“那是一部帝王教科书,你读后许多事情都会明白。”果然,我读了以后心胸豁然开朗。原来一部二十四史,就是封建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滥杀无辜的历史。历史上比我优秀百倍而被杀乃至满门抄斩的人多的是,我受的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王师傅没有文化,但他告诉我一条最朴素不过的真理:“你今年才四十岁,总活得过他(毛泽东)吧。他死了你就有希望。”果然,西方红,太阳落,时间救了我孙文铄。
    文革结束以后,胡耀邦给右派平了反。1978年7月,我从《羊城晚报》上得知广州暨南大学复办的消息,便给复办筹备小组组长、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康华写了一封信“毛遂自荐”,被他看中而调来暨大新闻系任教。来暨大之前路过长沙,拜访了在湖南师院任教多年的黄钧学长。他提醒我:你不是广东人,不是暨大毕业生,又是个“改正右派”,因此要有“甘当三年小媳妇”的思想准备。他不幸而言中。我在新闻系,尽管同时担任《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两门主课的教学,又多次被学生评选为“讲台上的好老师”,但是评职称、提工资都没有我的份,而且处处受到校、系领导的猜疑。1983年,从安徽调来一位“老革命”担任暨大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他一不抓教学,二不抓科研,却大抓“阶级斗争”。说什么“全国的阶级斗争,广东最复杂;广东的阶级斗争,暨大最复杂;暨大的阶级斗争,新闻系最复杂。”其根据就是新闻系有五个“改正右派”。他想拿“老右派”陈朗(广东新闻界的知名人物)和我这个小右派开刀,杀鸡儆猴。是坐以待毙还是奋起抗争?我们选择了后者,联络新闻系的几位老师向《人民日报》和《羊城晚报》反映情况,得到两报的支持。1984年3月21日,两报同一天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长篇通讯《发生在暨南园里的咄咄怪事》,指出改革开放要想取得成果,必须肃清左的流毒。在两报的重炮轰击下,这位党委书记下台了,暨大校园才有了生气,我也才真正翻了身。这件事情使我懂得了一个道理:幸福不能靠恩赐,只能靠抗争。当然,并不是我们几个人有多大能量,而是因为当时的总书记是胡耀邦,总理是赵紫阳,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是胡绩伟。
    是金子总会发光。1985年我被评为暨南大学优秀教师、广东省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副教授、教授的职称接踵而来;新闻系党总支和暨大民盟总支也上门来发展我入党、入盟,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是不知道入党、入盟的好处,而是因为我早已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神和旧《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奉为自己的做人原则。

不准忧国且为乐
    1994年1月,我办了退休手续以后,便遵循“一个中心(健康)两个基本点(潇洒一点、糊涂一点)”的方针,宣布“四不”(不再教授新闻学课程,不再撰写新闻学文章,不再担任新闻学会任何职务,不再参加新闻学会任何活动),广交八友(文友、网友、亲友、学友、棋友、茶友、泳友、爬山友),随心所欲、自得其乐。
    刚退下来,我就买了一台电脑,主要用来写作,几家以敢言著称的报刊主编成了我的文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给自己想给的报刊,享受以文会友之乐。
    电脑网络开通以后,我又交了一批网友,大家把在网上读到的信息、文章互相交流,受益匪浅。
    1997年,我组织暨大新闻系、外语系和历史系的几位退休老师参加的茶会,每月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畅所欲言,享受以茶会友之乐。
    2000年,我发起成立了“暨南大学老年游泳队”,开展冬泳,参加比赛。于是,《中国体育报》、《羊城晚报》、《新快报》和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南方电视台相继以“老八仙戏水”、“泳池里游动的不老松”等为题加以报道;广州一家广告公司选中我们充当广告模特,所得微酬,至今还没有花完。
    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爬山。泰山、黄山、庐山、峨眉山……早已爬过。退休以后,广州的白云山、贵阳的黔灵山、昆明的西山、大理的苍山……则是我多次驾临之地。登高望远,仰天长啸,吐故纳新,乐趣无穷。
    2002年2月5日,我仿照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一个大家族所办的《家声报》,创办了一份《家门信息》,把我们孙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二十多个兄弟姐妹联系起来,得亲友之乐也。
    至于棋友之乐,则始于文革时期的银川。当时,报纸不出本地消息了,我除了读书外,一学做饭,二学钓鱼,三学围棋。退休以后,下棋之好得到发扬。每逢周末,棋友来聚,手谈数局,解闷忘忧。
    在众多乐趣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学友之乐。2005年10月17日我七十二岁生日那天,创办了一份《同窗情谊》。甫一创刊,即受到同窗们的热烈欢迎,欲罢不能。七期以后,我自命为“巡回亲善大使”,前往全国各地探望同学。历时半年,走访了13个城市,见到了48位同学和位老师。《同窗情谊》在我手上发行了28期,达到了“了解同窗情况,沟通同窗情怀,交流同窗情趣,增进同窗情谊”的目的。同学们称此刊、此行为北大校史上之壮举和创举,我则充分享受了学友之乐。
    乐!乐!乐!难道你就无忧吗?答曰:有,而且是大忧。那就是欧阳修之忧,顾炎武之忧,林则徐之忧。然而现在谁说真话就封谁的口,众多大儒尚不能幸免,何况我辈小民!《诗经》有云:“硕鼠硕鼠,勿食我粟……誓将去汝,适彼乐土。”惹不起躲得起,还是躲到万里之遥的海岛上去与小女共享天伦之乐吧。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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