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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走多远,政改就能走多远——和王力雄先生商榷(随笔三)/周巨川
(博讯2007年5月06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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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文中问答仅为一种写作方法,并非真实对谈
     (博讯 boxun.com)

      问: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共“拒绝民主”恨恨的,对此你怎么看?
      答:如果有谁说“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用语)”拒绝民主我信,说共产党(包括中共)拒绝民主,我认为是很荒谬的,因为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怎可能拒绝?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曾对黄炎培许下诺言,要用民主的办法跳出“专制周期律”,谁能相信,当时他就打定主意得天下后实行专制?其实,今日中国民主建设之所以很不理想,原因并非中共缺乏诚意,而是“思想问题”所致。
      我以为,自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至今,已有三次想兑现当初的民主承诺,列举如下。
      第一次是1957年,中共广泛征求党内外批评意见,意在民主。不料此举招来众多“攻击”,使得毛泽东大为光火。毛秉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民主是:对同志民主,对敌人专制。在毛看来,当时出现的情况已经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问题,而是一些“阶级敌人以及右翼分子”在趁机“向党进攻”。于是发动了“反右斗争”,第一次民主宣告结束。
      第二次民主便是文化大革命。毛站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判定,当时党内出现了“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发动群众起来“监督”(这是他想象中的民主。他是否想“趁有生之年兑现当年对黄炎培许下的诺言”?不得而知)。虽然他明确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说法,然一贯受“阶级斗争”思想熏陶的民众却没能很好把握,以至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一场空前灾难。
      第三次民主尝试便是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已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有了较大区别,因此有意无意间放宽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被右派人士至今仍津津乐道的“民主小阳春”。不料好景不长,民主小阳春很快发展成“民主大发作”,直至发生六.四事件(对六.四孰是孰非,本文不予评说)。
      三次“民主”,引发了三场悲剧,不能不令人深思。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中国始终就没有一成熟的民主信仰(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制)的权力,也属专制信仰)。没受过民主信仰熏陶的中国当权者以及民众,不是把民主理解成这样,就是理解成那样,不懂得“民主程序”、“民主规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应“适可而止”,不知道什么叫“恰到好处”,事态总是趋于极端,趋于“非理性”,结果导致:要么受专制压迫忍气吞声,要么弘扬民主得理不饶人。最终只好重回专制,至少专制能保证国家统一、社会表面安定。
    
      问:这的确令人悲哀!那么你认为中共今后还有无可能再次“尝试民主”?
      答:最近这些年,国内的言论环境总体上说还是改善了,这一方面是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使控制言论越来越难;另方面也是经济发展势头还好,有了放宽“自由度”的资本;再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多多少少也发生了些许变化,但提到中共再次主动做民主尝试,我认为其可能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微小。
    
      问:何以见得?
      答:以往中共坚信马列,时不时还会在其指导下有所动作,而今日之中共,已明确觉察出马列理论有“重大问题”,已经不能再用来指导实践;另一“决定性因素”是,目前中共已经走到了“自己理论宗旨的反面”,更加谈不上用原来的理论指导实践了。
    
      问:搞民主实践必须得有指导思想吗?
      答:如果有谁以为搞民主实践可以没有指导思想,就相当于认为没大脑的人也可做事一样,此人一定是个白痴;如果有那位领导人在没有指导思想的情况下就敢于发动一场“社会转型”运动,那他一定是个“晕头政治家”。
    
      问:当初搞经体改革,好像也没什么指导思想啊?要么指导思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答:否。那不过是“表面托词”,而“真正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也很透彻,只是“不能说”。
    
      问:为何?
      答:中共“真的是很不容易”,只因其信奉的马列理论有重大缺陷,便落得格外被动,甚至“纠正自己以往的错误也不能说”,只能“顶着自己战友的责难埋头做(邓的“不争论”)”,以“最后结果说明问题”。
    
      问:经体改革已见成效(暂抛开公平、公正问题),目前轮到政体改革了,中共领导人是否也已有了指导思想?
      答:我确信还没有(当然不排除“意想不到”),因为经改和政改需要的指导思想在“难易程度”上差距实在太大了,政改需要的是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加系统、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而这绝不是随便那个思想家或政治家拍拍脑袋就能想出来的。
    
      问:假如真的是你“意想不到”呢?
      答:那将出现“更加不能说”的尴尬局面,因此举会“触动中共的根”。
    
      问:什么意思?
      答:新旧思想更替,必然伴随着对旧思想的否定(不破不立),而中共实在无法“直面”自己的过去,就好像一个人,大半辈子都自夸做事如何如何正确,可忽然有一天,承认自己以前做的事错了,应该“反着做(比如以前搞阶级斗争、公有制,现在搞阶级和谐、私有制)”才对,怎么出口啊!?
    
      问:坦率认错,或干脆改名为“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反正已实际走上这条道了)”之类,按西方的套路走,兴许能得到国人的谅解和支持吧?
      答:大否!在此问题上,恐怕没谁能比王力雄先生看得更透彻,他在“中共与西方民主制之间没有转换逻辑”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中共从建党宣称的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自始至终把西方民主制视为敌对制度,因此中共采纳西方民主制将被视为承认失败,向毕生的敌人投降。这无论在感情上还是脸面上都是不能被中共接受的。更重要的是认输并未完事。承认失败等于承认以往所作皆是错的,而那些错误导致那么多灾难、死亡和冤案,牵扯方方面面,岂是认输就能既往不咎、从头开始的?错了就要负责,就要赔偿和追究,怎么还能继续执政?从这个角度,那种认为只要共产党改个名就可以适应变化并被社会接受的看法是不现实的。共产党的道统和法统不会因为改名而改变来源,它的历史也不会就此一笔勾销。邓小平之所以不让批判毛泽东,不在于他要捍卫毛个人,而是要捍卫中共和他自己。他的治国路线尽管与毛完全相反,但他和毛依然只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问:这确是个大难题,不能自我否定就不能更新,不能更新就产生不了合乎时代需求的“新思想体系”,没有新思想体系指导,政改大业也就无望完成,而这完不成政改,最终会落个什么结果?
      答:将再次陷入“专制循环陷阱”,而且百分之百肯定!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都曾有过专制历史,无不是经过政改才步入坦途,中国岂能例外?
    
      问:可否借鉴经改做法,也来个“不争论”,“闷头搞政改”?
      答:我相信,如政改各项措施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眼前利益(一如经改初期)”,无论后来结果如何,至少开始能顺利发动起来(因“姓资姓社”问题除极少数政治家、理论家关心外,绝大多数人是不太看重的,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利益得失),问题是难以做到,因政改在本质上就是剥夺社会强势群体的部分权益,转移给弱势群体,如此一来,强势群体的动力源泉何在?
    
      问:其实,若“长远看”,政改顺利成功,中国走上了发展的康庄大道,那时的中国将比现在富足得多,而且会越来越富,不仅会使弱势群体受益,强势群体也同样受益,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考虑:由于政改实际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所以“应该能”争取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
      答:这在“理论上”能成立,可实际做起来需要有个过程。
    
      问:什么过程?
      答:我又要“老话重谈”了,需要用一深刻的、新的民主信仰对国人进行“教化”,以期达到这样的目标:中国的强势者们“觉悟”了,知道“适度让权让利”,可使自己避免在社会冲突中受害,也真正合乎自己长远的切身利益......
    
      问:你是说,实现全民支持政改,需要有个“全民觉悟提高”过程?
      答:是的,只有觉悟提高了,才可能真正懂得政改、支持政改,哪怕暂时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
    
      问:在全民觉悟提高之前,如政改方案非常正确、非常公平合理,也不行吗?
      答:不行。就算能把方案搞出来,而且好得不能再好了,一个字也无需改动了,那么在全民觉悟提高之前,强势者们也会视方案制定者为仇敌,认为他是“跟自己过不去”;弱势者们同样不会把方案制定者当“好人”,会认为他替强势者说话,助纣为虐,或说他是“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
    
      问:怎么这样啊!看来智慧是最关键的,缺乏智慧的群体什么也做不成!那么“教化”还应起到什么作用?
      答:教化应起的作用方方面面,比如:使中国的弱势者们觉悟了,为防止自己成为“新的专制统治者”,懂得了“得权得利适可而止(只求平衡,不求“反压其上”)”的道理;使“加害者”们觉悟了,向受害者们真诚道歉,乞求宽恕;使“受害者”们觉悟了,知道要“永远结束悲剧”,就应大度地原谅加害者,放弃报复......等等吧。总之,这种教化也可看作“政改启蒙”,不是对某一部分人启蒙,而是对“全民启蒙”。只有“事先”经历这一过程,政改才能有望获得成功;当然,还需其它方方面面措施也得当。
      不过这么一来,“闷头搞政改”就不行了,不仅不能闷头,而且不事先把话说深、说透,政改都无法启动。
    
      问:记得王力雄先生曾在“思想引导权力的途径”一文中这样写道:
      “当然,当政者中只有那种百年不遇的“圣人”可以事先了然自我转变的“一盘棋”。多数当政者并非如此,他们的需要只是就事论事,解决问题。但只要不是被虚假信息包围,以当政者拥有的信息优势,无疑比多数人更知道危机程度,也更清楚无能为力的困境。到了“形势比人强”、“有病乱投医”之时,他们就不得不打破原来的封闭去寻求其他思想资源。那时,只要有可以令其摆脱眼前困境的办法,就可能有得到接受与实施的机会。那肯定不是因为主义,而是因为方法的可行。从这个角度,思想需要增加一个切入点:从眼前问题入手,以方法的面目出现,靠着操作性的优良与安全吸引当政者接受——这将成为思想利用权力的另一条途径。
      不过,这并不意味让思想沦为策论或折子。有生命力的思想一定是善于解决具体问题的,而且其思想一定可以贯穿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中。只要当政者接受了方法,在达到其所希望的稳定社会和摆脱危机之同时,社会也就被带上了伏设于方法中的轨道,不可逆转地驶向思想确定的方向——这就是思想对权力的引导。”
      对王先生的这一论断,你意如何?
      答:深以为然。相信最终结果会是这样。但问题是方法终归是方法,没有教化人的功能,而缺少了“政改启蒙”在先,只怕方法再好,人们也不情愿执行,而会千方百计“按自己想法”去扭曲它。
    
      问:这就是说,在“政改的两大基础”中,建立新的民主信仰工作才是“重中之重”?
      答:我以为是这样。
    
      问:可中共有“没法说”难题,此项工作怎么进行?
      答:我认为,就算有法说,这项工作也不该由中共来承担。
    
      问:什么意思?
      答:搞思想创新,必须要“直面过去”,遮遮掩掩不行,而直面过去,必然要触及中共以往所犯的“错误”,因此要做好“配套”的“为中共开脱”的工作,否则“话一出口”,就将面临“天下大乱”的危险。
    
      问:有这么严重吗?
      答:当然有。对一个尚缺乏理性、缺乏智慧的群体而言,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问:为中共开脱,也就是“有意偏袒”吧?
      答:特谬!开脱仅为公正合理,防止中共受到“偏执”伤害。
    
      问:做好了“开脱工作”,错误就变正确了?
      答:不能这么说,只是需认识到,追究政党甚至个别领袖人物的错,是一种“低等见识”,需要“提高觉悟”。比如,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因此就把所有的错都归在马克思一人身上吗?如果只马克思一人错了,其他所有人都没错,那么马克思的话没人听,他还能“错得成”吗?因此说,共产主义运动的错,应该是“历史的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犯的错”,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个运动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没必要追究谁的责任。当然,这项任务极其艰巨,话说得不深、不透,就不能解开人们心头的“疙瘩”。这是“一大块”任务,需要花大力气来做,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很多,这里暂不细说。这里要说的是:中共怎能自己为自己开脱?
    
      问:你是说,当今社会需要有一“公道人(或群体)”来为中共说“公道话”,以排除不能直面过去的思想更新障碍?
      答:是这样。
    
      问:这个“公道人(或群体)”能隶属于某个党派或政治团体吗?
      答:绝对不能,不然就与其“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相悖了。
    
      问:都需要“公道人(或群体)”解决什么样的理论问题?
      答:除为中共开脱外,还需依次说清下列问题。
      一、世间万物遵循着一种什么样的规律?
      二、在这种规律支配下,人类社会以往都发生了什么,现在正在发生着什么以及将来会发生什么?
      三、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哪个阶段?
      四、目前中国应该走向哪里才合乎历史发展规律?
      五、给出由现今至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总体设计方案。
    
      问:这些在先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是都有答案吗?
      答:那些大多都过时了,需要新的、更合乎实际的答案。
    
      问:你是说,事先需把这些“大的理论问题”解决好,提供给中共,以促使其信心坚定地拉起一场伟大变革的帷幕?
      答:应该是这样。有了“成熟的理论基础”,才会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核心”,也才会有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源泉。当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们之所以在极其艰难困苦之中不灰心、不溃散,并最终取得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的基础,今天我们搞政改,同样需要这样的基础。
    
      问:总体来说,新的民主信仰要完成的任务是:一、为政改提供完整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以及设计方案;二、为中共开脱,使其免受不公正伤害;三、教化所有人,为政改做好前期启蒙工作;四、制定出政改期间“全民的行为规范”,以保证政改安全、稳定、有条不紊地进行。是这样吗?
      答:说得好!很周全,是这样。
    
      问:这就是你说的:“政改需在信仰框架内”运作?
      答:正是。
    
      问:这就是你说的:思想走多远,政改就能走多远?
      答:正是。
    
      问:有个问题恐怕你得认真考虑,听你话里话外意思,好像政改要始终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可民主要达到的目标是“政党轮流执政”啊?
      答:没错,将来中共、民主党、社民党以及其他党派,都需接受民众挑选,轮流执政,这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应有之意。
    
      问:怎么又出来共产主义了!?不是说共产主义错了吗!?我想王先生恐怕也得被你搞糊涂了,你这都“哪对哪”啊?
      答:我没说乱套,只是一句半句解释不清,咱们还是下次再谈吧。
    
    
    作者:周巨川
    网址:http:zxwh.cc333.com(21世纪新共产主义者俱乐部)
    住址:北京海淀区香山北营七号
    宅电:010-62592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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