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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姚国祥(方法)
(博讯2007年4月17日 来稿)
    (一)四叔的孩子、姚国强老弟的倡议:姚家各房,写出自己的“家史”,以便汇成姚家总的“家史”。我很赞成。也感谢他的义举。我们姚家一脉,虽然只是一些无足轻重、普通而又平凡的“匆匆过客”,但是,从我们的身上,也折射出这个伟大的时代和动乱的年月。特别是我们的儿孙后辈,已经很难体会到我们的辛酸苦辣,更很难接受我们的人生体验。仅仅从发扬传统和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来讲,国强老弟的倡议和义举,也是极有意义的。
    
     (二)我的祖父姚鉴候,抗日战争前,在杭州城站(即杭州火车站)做售票员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是旧社会典型的铁路职员。他对古文有一定的造诣,书法、写诗都有浑厚的基础。记得在抗战期间,他写了几十首诗,提及逃难离开杭州,我母亲的病逝,等等。其中有一首诗还夸奖我懂事、孝敬。这本诗集,我曾在父亲的遗物中见过,可能还能找到。祖父在解放前去世,我因为在外上学、应考,未能为他送行。 (博讯 boxun.com)

    
    我的祖母在抗战期间病逝,我们印象不深,仅知道她非常善良,是贤妻良母型的妇女。
    
    (三)我的父亲姚其源,字诚伯。他们兄弟五人,姐妹三人,他是老大。他是兄弟姐妹中唯一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在北京交通大学上学,同著名铁道专家金士宣等是同班同学。他从北京交通大学毕业后,即到沪杭铁路工作,从练习生做起,后来曾任杭州城站站长,行车室主任(管理列车车长)等。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全家离开杭州,到浙赣铁路任职,曾担任调度室工作等,一直到浙赣铁路全线沦入敌手。抗战胜利后,他回到沪杭铁路,即受到排挤,调到许村、临平任站长……。在抗战前,我父亲在铁路系统,已经可以算是中高级职员,待遇较高,所以家中雇有女佣、包车夫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的父亲同样也是有过不少过失。但是,在我父亲身上,也有着许多突出的值得后人效法的优点。
    
    第一, 他爱国,有民族正义感,不愿做日寇铁蹄下的顺民。抗战爆发,日寇进逼沪杭,他毅然背井离乡,带领全家逃难到浙西、江西、福建等地。逃难途中,我母亲病死江西宜春彬江,我妹妹累死在福建邵武、光泽一带,颠沛流离,但他义无反顾,做一个堂堂正正、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第二, 他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学有专长,在沪杭铁路任职,可说已拥有一个稳定的较好的工作。但是,当他长子患白喉医治无效身亡,他即发愤自学中医,而且有所成就。当浙赣铁路全线失守,他带领我二姐、我妹妹和我,在上饶沦陷前夕,离开上饶,长途跋涉途中,穷途末路之际,就是靠在中药铺行医度日,维持全家生活和费用,一直到抗战胜利,重回沪杭铁路。他勤奋学习,精益求精,晚年依然如此。他手抄的医书有黄帝的《内经》、张仲景的《伤寒论》、孙思邈的《千金方》、李时珍的《本草》、吴塘的《温病条辩》等等。这些医学巨著,全是用毛笔、朱砂笔正楷书写,一字不苟,无一处涂抹。部分抄写的医书,至今仍在,使人想起了我父亲的勤奋和辛劳。不仅如此,他在中医治疗方面,也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当时南方疟疾猖獗,他曾经以常山等常用治疗疟疾的药,掺以狗肉等偏方,治疟很有疗效;在治疗妇女病方面,他晚年总结多年经验,著有《妇女百病宝鉴》一书,(可惜此书被我学生借去后“丢失”)。这种学习精神,这种钻研精神,至今仍感动和激励着我。
    
    第三, 抗战以后,父亲带领全家(后来我大姐、我哥哥和我先后上学离去)转辗逃难,历尽艰难困苦。最困难的时候,挨过饿,受过冻,卖过凉茶,步行逃难,……妻子幼女先后死亡,但他仍然坚强面对人生,克服了种种困难。这种奋斗精神,同样也值得后人学习。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事,抗战期间,我父亲带领我们,离开江西宜春彬江之后,又来到了浙江江山、江西上饶一带,一度担任浙赣铁路江山新塘边员工子弟小学校长。我和二姐就在这所小学上学。他曾经创作这所小学的校歌(包括词、曲)。歌词是:
    
    浙赣铁路东南首创/员工子弟济济一堂/敬业乐礼期深造/锻体似铁体如钢/养德性/惜流光/交通史上发辉煌/奋勇直前莫踌躇/发扬光大/在吾辈少年身上。
    
    歌曲曲调优美,至今我仍能唱。由此可见我父亲多方面的才能。
    
    1955年,他得了咽喉癌,经医治无效,在杭州病逝,终年近六十岁。我当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但陷身于“反胡风斗争”的政治运动中,正受到批判、审查;我哥哥姚国安(姚重华)由于工作关系,也无法分身;我二姐姚秀娟远在东北,因此都无法奔丧,只有大姐就近参与料理后事。五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许多往事,都已经如烟飘散。能记得的,恐怕就只有这些了!
    
    (四)我的母亲姚江氏。当我们逃离杭州,父亲就职于浙赣铁路,先到南昌,又到宜春彬江。我母亲得了伤寒,不幸病故。由于当时我也大病一场,可能是得了“温病”,高烧不退,神志昏迷,所以有许多情节都记不得了。母亲死后,浮葬在铁路一侧,准备战后迁回杭州入土。但抗战胜利后,我哥哥去办理迁葬,已经找不到当年浮葬的棺木了。魂兮归来,我母亲可能至今还在外地流浪吧?
    
    尽管如此,我的母亲,在我们子女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高大的形象。她善良,她慈爱,她能干,大小家务,她应对自如。她生了众多子女,除了早年夭折的以外,抗战开始时,还有六人。在生了我弟弟之后,她不幸足跛,行动有了困难。抗战以后,她含辛茹苦,帮助我父亲应对变故,在困难的时刻,离开我们而去了。她没有见到抗战的胜利,没有见到人民的解放,没有见到我们的成长……。她至今还流落在他乡。母亲啊!母亲啊!我们呼唤着你!我们呼唤着你!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五) 我的大姐姚梅娟,仍然健在。她的情况,可以向她询问,我要说的是:我们兄弟姐妹,在学校学习方面,都可说比较优秀的,而尤以我的大姐更为突出。她在全国闻名的杭高毕业后,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中央大学,毕业后到银行界工作。一直到退休。我们作为她的弟弟、妹妹,都得到过她的帮助。直到现在,她还关心爱护着我们。
    
    (六) 我的哥哥姚国安,小名定生,后因工作需要,改名姚重华。抗战爆发,他并没有随家庭逃难,而是随学校迁移到金华、丽水一带。日寇进一步进占,他身无分文,靠变卖衣物,忍饥挨饿,徒步前往赣州(因为我父亲带领我二姐、我已去赣州)。一路风餐露宿,在端午节那天,小店的老板看他是个穷学生,不肯为他热水做饭,他是嚼生米、喝凉水过了一个纪念屈原的节日。好不容易到了赣州,我父亲和我二姐却已经去了湖南,而我一个人在江西赣州基督教联合中学(从江浙迁去的华东联中和赣州青年会中学合并而成),对自己的哥哥也无能为力。幸亏他考入了蒋经国举办的正气中学,读完了高中。在学校,他刻苦读书,毕业时,在全省会考中,取得了第一的好成绩。随即,他又设法长途跋涉,前去重庆,投靠大姐。后来又依靠自己的努力,考入了西南联大的物理系。
    
    他在西南联大物理系,同样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很得著名教授的赏识。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投身于“一二、一运动”,并且在运动中锻炼成长。
    
    西南联大复员,他来到了当时的北平(现在的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积极投身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物理系的名教授深为他惋惜,认为他很有可能在物理学方面有所建树,但他义无反顾。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可以奉献一切。在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踏踏实实地从事一些隐蔽的工作,如领导民青(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若干支部、小组;组织读书会,在会上对当时的内战形势分析、研究,还担任清华西山书店的“老板”。这个小小的书店,秘密出售《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进步书籍。他定期进城去买这些书,一个人大包、小包拎回来。有时资金不够,还得自己设法筹措,这是一件冒着风险的工作。同时,他是清华大学“大家唱合唱团”的成员,合唱团的所有歌曲歌谱,都是他用工整的字体,用钢板、腊纸刻出来的。刻钢板、腊纸并不容易,不但要字体工整,大小一样,而且一笔一划都要用力,轻重一致,这样油印出来才会字字清晰。这是一件细致、吃苦的工作。当时他身体不好,胸部肋骨疼痛,但他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不吹嘘,不表功。很多知情的同学都说他是“无名英雄”。1947年7月,我从北平投奔解放区后,遇到一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学(到解放区后改名李务浦,原用名不详),这位同志对我说:你哥哥刻写的大家唱合唱团的歌谱,工整、清晰,实在漂亮。
    
    当时我在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原北京交大,现北京交大)中等技术科上学,身在市区,而他在清华园,因而,对他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但是,每次大的活动,如“一二、三十”抗暴、“五二O”、“六二”等活动,都能听到和他有关的信息。当我决定离开北平投奔解放区时,他和几位民青负责人曾在清华大学食堂同我谈话,劝我再留一段时间,后来我说了我的处境,他们也就同意了我的意见。从此一别,到解放后才能与我哥哥见面了。
    
    1947年7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寒假,他曾去邯郸解放区轮训班学习。1948年暑假,由于贵州的地下党遭到了破坏,组织上派他去贵阳,以贵阳清华中学教师的职业为掩护,担任贵阳特别支部负责人,
    
    重建地下党。他到贵阳之后,艰苦工作,终于重建了地下党组织。在他逝世前,中共贵阳市委特意派出有关人员来到上海华东医院,请我哥哥讲述重建贵阳地下党的情况,作了录音。这些录音,在贵阳市委党史陈列馆中可能找到。原贵州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同志,就是我哥哥在贵阳清华中学发展的地下党员。
    
    解放前夕,一天,当时已是地下党员的朱厚泽同志,在路上碰到一名国民党特务向他打听姚重华住所,朱有了警觉,立刻通知了姚重华。我哥哥作了部署后,也立即离开贵阳,经香港到武汉去找钱瑛同志接头。
    
    南方地下党是由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领导的。南方局组织部长是钱瑛同志。解放以后,钱瑛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长,我哥哥去武汉,就留在中南局组织部工作。钱瑛同志调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纪委担任副部长、副书记,我哥哥也随同来到北京担任她的秘书。我当时在青年团辽西省委工作,特意去北京看望,这是从北平分手后第一次会面。
    
    后来,我从团辽西省委调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工作;东北局撤消,我又调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也来到北京。而我哥哥则离开了中共中央纪委,到军工部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11月,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一千名干部加强文教战线,我又回到辽宁工作。几年后,我哥哥和我嫂子徐铮,先后调到上海,最后到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劫难逃,被定为“三反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在此期间,我曾逃避“武斗”,到上海、泰州,尽管我哥哥、姐姐当时也危机四伏,但是仍然尽其所能的帮助了我。
    
    我离开上海不久,华东局的造反派,即以叛徒、特务的罪名,将我哥哥嫂嫂送入监狱,家中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而我当时也被“无产阶级专政”入了“牛棚”。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过去常说:相濡以沫,现在却是关山阻隔,相濡以沫也无可能。
    
    三年冤狱,以及随后流放,到南汇县,内控使用,监督改造,后果是可想而知的。直到打倒“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才重回上海市委工作(当时已经没有华东局)。他对党仍然忠心耿耿,无怨无悔,加倍努力工作以补偿过去损失的时间。
    
    但是,三年冤狱,已经给他种下了祸根。监狱的环境,造反派的逼供,对他生理、心理上造成了莫大的伤害。1973年就发现他嘴唇上患有有癌中之王之称的黑色素癌。随后的手术、服药,也没有制止癌的转移,于是,又摘除了颈部左侧41个淋巴。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奋斗不懈。
    
    他在上海市委农委、文教卫委工作一段时间后,组织上任命他担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他不顾已患癌症,起早贪黑,辛勤工作。早晨上班,不坐小车,硬是早晨六七点钟去挤公共汽车上班。一天,挤上公共汽车,被挤断了臂骨。经过医院检查,是因为癌转移到臂骨,造成骨质疏松所致。原来准备切除这条臂膀,但发现癌已转移到肋骨、颅骨……。在这种情况下,他才住进了华东医院,医生确诊为癌症已进入晚期。
    
    就在这样的时刻,复旦大学的少数人,派性作怪,排挤、打击我哥哥这样的党员干部。于是,姚重华又回到了市委文教卫委。
    
    在华东医院住院阶段,我去上海探望他。在病魔的折磨下,他仍然乐观向上,顽强地和病魔搏斗。老同志来探望,他仍然热情交谈。贵阳市委派人来录音,他耐心地叙述了在贵阳重建地下党的历史。他还向上海市委文教卫委的领导表示:他对党内出现的腐败变质现象极为担忧,希望重视党的建设。癌症晚期,痛苦异常,一般麻醉药已经无效,他忍痛向组织上和医院建议:不要再继续用药,否则既造成“浪费”,又延长了自己的痛苦。他同时提出: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不留骨灰。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充分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1982年3月6日,我的哥哥姚重华永远离开了我们!时年55岁!
    
    我和我哥哥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抗战爆发,我们各奔东西,都有一段艰辛的历史。参加革命以后,我们也各自异地工作。就是同在北京,也很少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我们殊途同归,都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了。这条道路,就是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道路,就是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奋斗的道路。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历经艰难困苦,但痴心不改,无怨无悔!
    
    五十五岁,英年早逝!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却有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丹心和良知。正是千千万万像姚重华这样的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和不懈奋斗,才创造了、并且正在继续创造着我们党和人民的辉煌事业!我的哥哥姚重华,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的嫂子徐铮,现在仍然健在。她同我哥哥生死相依,患难与共。我哥哥离我们而去,她的悲痛是可想而知的。
    
    (七)我的二姐姚秀娟,现在也仍然健在。我和我二姐,在抗战期间,曾经在一起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1941年到1942年间,当时我母亲已病逝,父亲在浙赣铁路金华地区工作,我和我二姐,还有那后来死去的妹妹,住在上饶,相依为命。直到日寇进犯浙赣铁路,在上饶沦陷前夕,我父亲才从金华赶回,带领我们在国民党坚壁清野的火光映照下,逃离上饶。一路历经艰险,辗转到了赣州。我到赣州基督教联中上学,我二姐就随同父亲去了湖南。直到抗战胜利,我们才重新见面。但不久,我到上海念书,1946年10月又去北京念书,1947年7月从北京投奔解放区,就各奔南北了。
    
    解放之后,我二姐随二姐夫丁林来东北抗美援朝。当时二姐夫是二十三军医院(后改为陆军十五医院、四十五医院)院长,驻地就在锦西(今葫芦岛市),离我工作所在锦州不远。我们重新见面,分外高兴。可惜后来我工作调动,调到东北局组织部、中央组织部工作;我二姐和二姐夫也转业到江苏太州。我们又不能经常来往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为了逃避武斗到上海、太州“避难”。我二姐和二姐夫,虽然自身也有困难,但还是尽其所能地帮助了我。……
    
    后来,我二姐夫不幸车祸身亡,我二姐受到沉重的打击。所幸我二姐能够坚强面对人生。她的四个子女,都很懂事,都很孝敬。这也是对于我二姐一生辛劳的一个回报吧!
    
    (八)1930年7月,我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到2006年7月,已经满76周岁了。回顾往事:一生坎坷,一言难尽。前面已经提及,抗战爆发,年幼的我,即随家逃难。1943年春季,经我四叔的同学戚光宇先生介绍,进入江西赣州基督教联合中学上学。我父亲带我二姐去了湖南,我留在赣州,依靠学校救济和生产互助,维持学习生活。平日我没有家庭接济,从不上街购物,也不出外游玩,最困难的时候,连买双草鞋都买不起。由于日寇侵犯,学校从赣州到寻邬,又从寻邬到瑞金、长汀,宣布解散,我随学校转移,学校解散后,不得不到“战区学生训导所”(收容流亡学生的机构)栖身,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给剧团刻写过剧本,到青年军当过上士文书,……正在这时,抗战胜利了!我借了路费回浙江遂安找到了祖父,见到父亲、姐姐也在那里,就一同回到了家乡。
    
    回到杭州,已经接近年末。1946年初,我就到教育部上海中学“进修班”上学,这个“中学进修班”是一律“公费”,班主任是解放后曾任外交部秘书长、外交协会会长的吴茂荪。不到半年,“进修班”解散,我就报考当时的中专,后来被两所中专录取,1946年9月,我乘船从上海到秦皇岛转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到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中等技术科上学。因为积极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受到威胁、迫害,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于1947年7月投奔解放区。离校后,我和其他三名同学,即被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明令开除学藉。
    
    当时在北平铁院的院办公室里,有一位地下党员,他细心地保存了铁院“训导”会议的有关记录,摘要如下:
    
    
    
    第一, 关于中技科学生突破反动军警的封锁,参加全市学生“五·二0”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的处理。
    
    (以下引号内的文字均为档案原文,标点为编者所加,括号内为编者所注。)
    
    “第三次训导会议纪录
    
    “日期:三十六(1947)年八月十四日
    
    “……
    
    “主席:徐(佩琨)院长。记录:韩文甫(生活指导组主任)”
    
    “(二)讨论事项:
    
    (1) 中技科学生姚国祥、孙启光、封明为、闵布扬等四人,屡犯校规,迭诫不改,且遇事生波,防不胜防,究应如何处罚,请公决案。
    
    “决议:中技科学生姚国祥、孙启光、封明为、闵布扬等四人,迭违校规,迭诫不改,一律开除学籍。”
    
    纪录后附由训导处盖章的中技科生活指导组的报告,和姚国祥等四人的材料。材料原文是:
    
    “姚国祥:第一,擅出壁报(内有毁谤政府的剪报)先后两次,第一次勒令撕去后,仍出第二期;
    
    第二, 私自设立图书馆,内备有共党宣传品及漫骂政府激刺青年之书报;
    
    第三, 学潮平息后,本院重挂校牌时,与孙启光明知故犯擅摘校牌;
    
    第四, 于学年考试期(六月二十九),在楼上高叠课椅,令其倾倒,以致损坏不少;
    
    第五, 在浴室水泼电线走火,几生危险。
    
    孙启光:(一)学潮平息,本院重挂校牌,与姚国祥擅摘校牌;
    
    (二)考期与姚国祥高叠课椅,致倾倒后毁坏不少;
    
    (三)平日对师长毫无礼貌,七月二十一日发公费时,公然大声辱骂,不守院规。
    
    封明为(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一)对师长大声辱骂六次以上;
    
    (二)平日有不规则举动时,本科主任面加训诫,傲不接受;
    
    (三)平日举止狂放,借机鼓动学潮,迭经职员劝诫,反受侮辱。
    
    闵布扬:(略) (原载北方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辑》)
    
    
    
    到了解放区,先是随同先后从平津地区投奔解放区的80多名同学,参加冀东区党委举办的群众运动研究班,总结学生运动。接着,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派杜星垣、石峰两同志接我们到热河建昌五家子分局所在地,动员我们入冀察热辽联合大学行政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在联合大学,我们一天课也没有上,而是直接参加了两次土改。辽沈战役开始,组织上派我们部分同学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解放军官团工作,接收辽沈战役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锦州解放,我们进入锦州,组织上决定让我留在锦州工作。在锦州,我曾在辽西省学联、锦州市青委(团市工委)、团辽西省工委(即团省委)担任省学联组织部长、市青委秘书兼青年俱乐部主任、《辽西青年》主编、团省委学校工作部兼少年儿童部副部长、团省委委员等职。1953年10月,调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干部处工作。东北局撤销,1954年10月,调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编辑室、研究室工作。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机关抽调一千名干部加强文教战线。同年11月,我到辽宁抚顺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抚顺市十一中副校长、抚顺工学院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抚顺六中校长、市委文教干部训练班主任、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副主任(现市教师进修学院)、抚顺市建筑工程学校(抚顺市城市建设学校)和抚顺市艺术幼儿师范学校校长。1990年离休后,又创办了抚顺市学前教育高教自考辅导学校,并担任艺术幼师、师专分校、抚顺师专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
    
    早在赣州联中时期,我即接近进步同学,进步书刊。面对日寇侵略,我们不愿做亡国奴,背井离乡,经受苦难。抗战胜利之后,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拍案而起。1947年7月,十七岁的我,即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49年6月,我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但是,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
    
    1955年,周扬同志发表批判胡风的报告,当时我正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在学习讨论会上,我根据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几个疑问,竟然被怀疑同胡风反革命集团有组织上的联系,全部大会批判(后来成为赵紫阳总理秘书的鲍彤同志,就是当时批判我的急先锋),肃反审干,给我作了一个很不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个结论,直到1987年,在中组部原组织局局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尹锡珍同志的帮助下,才基本上得以平反。
    
    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尽管我作为主管思想政治教育的校长,积极率领学生,修营守水库,修景三铁路,大炼钢铁,秋翻地,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大辨论,……做出了成绩,但只是响应市委号召,向党交心,就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撤职降薪,下放农村劳动。1960年5月—1961年7月,在农村十四个月,开始放猪、种地、后来又抽调做农村整风整社工作,最后教育系统只剩下我一人还留在农村。曾和我同在东北局组织部工作的抚顺市委组织部部长冯培夫同志,在农村见到了我,了解了情况,才通知中学党委调我回市。1962年甄别,恢复原来工资待遇,而“处分”期间的工资,却分文不补了。
    
    1966年5、16通知下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更是“在劫难逃”。当时我正在抚顺市文教四清工作团担任综合组副组长兼学习组组长,一位组织组长(市委文教部干部处长),让人抄录我的档案(包括中央明令撤出档案的“交心材料”),送到我曾经工作过的六中,接着将我抛回六中批斗。从此,大祸临头,批斗无数次,挨打无其数,每天请罪、示众,“专政”八个月,“劳改”好几年。1972年恢复工作,借调到省,主持讨论编写中小学教学大纲,但回抚之后,仍然是重点对象。……我们个人的遭遇,是无足轻重的,我们所忧虑的,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什么时候,能够重新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啊!尽管遇到种种磨难,我们对于自已所选择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道路,仍然无怨无悔,痴心不改!“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数十年来,我给党组织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写出调查报告、专题征文等,不下数百篇之多。其中有些文章,曾获得省、市优秀论文奖,或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幼儿教育》、《师范教育》等报刊发表。仅离休之后,《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谈谈知识经济和关心下一代工作》、《素质教育的一大课题----话说考试》,曾经获省关工委、市教育局等颁发的优秀论文奖,并收录于《当代中国教育理论汇编》(校长谈教育)等书刊。2001年,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号召为“十五”计划献计献策,我响应号召,写了《门外汉谈经济》。在全国一万七千份意见、建议中,评选出一等奖十名,二等奖二十名,三等奖五十名,鼓励奖五百名。我的意见被评为三等奖,文章并被选入《“十五”计划公众建议选编》。
    
    七十六年的人生经历,五十九年的革命生涯,我的人生体验可以归纳为六个字,即:理想、学习、奋斗。理想要坚定不移,学习要坚持不懈,奋斗要坚韧不拔。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让我们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我的爱人董薰,是辽宁省新民县(现归沈阳市管辖)大民屯人。是原阜新煤矿学校的高材生。1952年,省委决定加强阜新煤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上抽调她担任学校的团委书记。我当时正从事团省委学校工作。我们因工作而相识,又进而相爱而结婚(1955年)。五十多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历次运动,我在劫难逃,她同受牵连。不仅是她,连我们的三个子女,何尝不是如此。
    
    (九)我的弟弟,小名锦生,从小就过继给五叔,但后来不幸夭折。我对他了解不多,但手足之情还是有的。从小离开了父母兄弟,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亲情,这也是不幸吧!
    
    (十)我的妹妹姚娜娟。前面已经提及,在江西宜春彬江,我母亲因病去世,那时我九岁,而我妹妹才二、三岁。
    
    后来,我父亲带领我二姐、我和妹妹,来到浙江江山、江西上饶,又扔下我们三个孩子,只身去金华工作。我和二姐到上饶女子小学上学。我妹妹没有到上学年令,家中无人照看,就随我们上学,坐在我们中间“听课”。她不吵不闹,一道听课,一起放学回家。
    
    我们三个孩子,自己料理生活。由于年令小,不懂事,不知道孩子成长发育需要足够的营养,经常不吃蔬菜、炒菜,只吃咸菜、臭腐乳;父亲捎回来的食盐(江西吃盐困难),也只是换点花生米当零嘴吃。这样就造成了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特别是我的妹妹。
    
    1942年,日寇进犯浙赣铁路。父亲从金华赶回上饶,在上饶沦陷前夕,带我们逃出了上饶,直奔福建的建阳、上杭一带。
    
    我那年仅五、六岁的妹妹,终于没有能够逃脱这次劫难。
    
    我父亲领着三个孩子,带着简单的衣物,披星载月,一路步行。妹妹年令小,就连背带走。由于身体虚弱,过度劳累,风寒入侵,妹妹得了虚痨之症,每天低烧不止,骨瘦如柴,浑身无力。父亲是“自学成才”的中医,说我妹妹得了“骨蒸”(俗名“痨病”)。加上过了福建建阳,父亲身无分文,妹妹又寸步难行,只好找一个较大的乡镇(地名记不清),停留下来,父亲在一所药铺做“坐堂郎中”(即坐堂大夫),给人看病,积攒一点路费,也给我妹妹治病。当时,我妹妹的病曾经有所好转。有一天,有个乡民,乘我们外出,我妹妹在屋里养病,偷走了积攒的一百多元路费。后来,依靠我妹妹的记忆,虽然找到了那个偷钱的乡民,要回了这笔路费,但是,也无法继续在那里停留了。
    
    于是,又一次启程,打算到当时的“新赣南”去寻找生活出路。又一次的日晒雨淋,又一次的过度劳累,我的妹妹终于活活累死在路上。一张草席,一捧黄土,我们草草地将她埋葬在路旁。二三岁的时候,母亲离她而去;五、六岁的时候,生命又离她而去。她没有幸福的童年,有的只是眼泪和痛苦。
    
    直到现在,想起了我的妹妹,我都会感到揪心的痛苦,总是想大哭一场!大哭一场!我知道,这也是日本强盗欠下的又一笔债务。没有日本的侵略,就不会有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但是,尽管这样,随着年令的增长,我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妹妹?为什么我们总是让她吃臭腐乳、吃咸菜,使她得不到必要的营养?早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宁愿我自己不吃不喝,宁愿我捐弃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让自己的妹妹中途夭折啊!现在,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我心上的创伤,是永远不会愈合的了!
    
    (十一)写在后面:
    
    姚家只是中国的普通一户家庭,没有什么显赫的名声,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却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从姚家的历史上,也折射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反映出中国人民不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下二代:
    
    这是生育抚养了我们的一片热土,这里响彻过许多仁人志士的慷慨悲歌,不要玷污他们的英名,更不要数典忘祖。
    
    姚家的先辈中,没有什么杰出的人物,但是,他们都尽到了自己责任。他们有许多弱点,但是,也各有所长。我们要尊重传统,汲取长处,发扬光大,创造辉煌。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百年”,希望我们姚家,一代胜过一代,为我们的家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赢得更大的光彩。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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