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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守主义的方式发动和遏制革命/陈永苗
(博讯2007年4月17日 转载)
    革命具有两个历时性的面相:一方面,砸碎枷锁、反抗旧体制;另一方面,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说成是“开天辟地”的“大典”。对于革命者来说,它所带来的一个难题是:当革命推翻旧体制而着手建立新体制时,由不受既定传统束缚、揭竿而起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说明自己的正当性?从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取得它的正当性论证?
    解决的办法往往是赋予这个新的创制一种更高超、更绝对的根据,这个绝对根据可以是古代的圣人、伟大的导师、民族的共同意志、科学的历史规律等等。这就是重新发现政治的根基。
     在革命中重新发现政治的根基,造成两种后果:一种是对高于统治者的,赋予统治者权力的政治秩序的修补,即使换掉统治者,还是原来那种政治秩序。而只有当推翻政治秩序,才是根本性的。另一种不仅推翻现有统治者,而且通过推翻统治者,连同政治秩序一并推翻,并重建新的秩序,任命新的统治者。前面一种发现,是保守主义的,也就是回到这个历史阶段的源头,在起源中复活政治的根基,以一种改良的方式进行,潜移默化的,而不是悍然发动激烈变革,予以撕裂。 (博讯 boxun.com)

    至少从文革以来,中国已经有了两种可喜的观念落地生根下来,甚至转化为本能。一个是对政府权力的恐惧,另外是一个是对革命的恐惧。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一个美好的大词,要蜕变一个毒恶的蛇,必须是让它吃掉自己的儿女,就像革命吃掉自己儿女一样,才能完成。
    启蒙是这样的大词,革命也是。人们害怕了启蒙,也害怕了革命。因此两种法治革命兴起:一种是维权运动,一种是诉诸于宪法和自然法的违宪审查。
    我在《对〈倚天屠龙记〉的宪法学解释》中把不服从抵抗运动和违宪审查制作为当前最为重要的两种“屠龙术”。不服从抵抗运动和违宪审查制都是法治框架下的“屠龙术”,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两种“屠龙术”,把革命的历时性,转化为共时性,也就是说反对与建设同时完成,而不像以前那样有先有后,而是反对就是建设,建设同时就是反对。两种力量合并在一起。
    
     维权运动
    
    维权运动是启蒙革命之后崭新的革命形式,一种自我限制的革命。爱德华.索乌坦在《一般的宪政论》中说,自我限制的革命,是一种新的政治创举(政治科学),已经成了实现人类理想的巨大希望和源泉。圣雄甘地比其他任何人尽了更大的力量,发展起来非暴力的群众社会运动,一种自我限制的宪政化革命。在甘地、马丁路德、瓦文萨,阿基诺和其他人手中,这一创举也许是20世纪的政治献给未来世时代代最伟大的赠礼。
    对中国来说,维权运动是将未来革命面临的问题,带到当下来解决,以遏制将来革命的规模,同时是延长改良的时间,以减少将来革命的可能性。它嵌在革命和改良之间,也许是21世纪的自由主义给未来世时代代最伟大的赠礼。
    
     宪法之下的革命
    
    对政府权力的恐惧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的。施特劳斯认为有限政府是人类永恒的政治智慧。在宪政中限制和自我约束是一种制度安排,有限政府必须依赖于革命的自我限制,除了美国革命,其他的革命都没有形成有限政府。
    美国人认为独立战争是一种法律斗争,伯纳德.施瓦茨在《美国法律史》中说道, 它至少是以解决法律问题的名义发动起来的,那场引起革命的冲突,主要是由于对英国宪法所规定的殖民地位解释不同而发生的。正当性对抗合法性的时候,不要轻易抛弃宪法。对宪法进行阐释,以找出对抗的法理依据,是一种妥当的办法。
    看来美国革命的诸原则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对宪法的重新阐释而出现的,与原有宪法之间条文之间不即不离。斯托纳说,就会看到,美国人对于不列颠的政策的抱怨,其实是一种在宪法范围内的申诉。《独立宣言》的主体部分看起来像一份起诉状。美国革命是宪法之下的革命,而不是在宪法之外发生革命。从表面看起来,美国革命是没有合法性,但是宪法文本中的普通法精神却给了它正当性。美国革命是一种正当性对抗合法性。 
    美国的司法审查,并非从美国最高院马歇尔大法官的口中诞生,也不是在汉密尔顿的笔下诞生,而是植根于美国革命的原则。当用高于宪法文本但蕴含在其中的高级法进行革命的时候,就在延续和革命的两难之中,完成了高难度的舞蹈。革命中的小册子詹姆斯.奥蒂斯的《重申和证明英国殖民地的权利》,就拿着普通法中的高级法来判定国会的法案违法。 如果不这样做,那么美国革命于法无据,要理亏一截。
    孙志刚案件之后,网络上人人都是法政系,网络成为法律战争反抗专制的主战场。法政系像全国人大提出违宪审查,这形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导流渠,将强大的民意引导向“恶性”的制度。如果这洪水般的民意没有被知识分子导向制度建设,撕开“铁幕”,是不可能够的。当“铁幕”撕开以后,民意的流动变得比较畅通。在宪法之下的恶法,被剥去盔甲,就无时不处在提起违宪审查的威胁之中。例如劳动教养和拆迁问题比较典型。这些构成中国宪法之下革命。
    
     知识分子改良,底层民众革命
    
    现代以后就进入了一个民主的政体,党国体制也是在人民主权的话语下演变的,其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异化,也就是叫极权主义民主。民国之后的革命,跟民主自由的价值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大,而更多地跟社会矛盾、社会财产分配有关系。如果带上民主自由的色彩,那还是为了解决财产分配,为了解决吃饱饭问题。所谓的政治革命其实还是依附于经济革命。以财产权为中心为了吃饱饭生存的法律诉求,如果无法解决,转化为暴力革命,应该得到支持,不能视为叛乱。
    财产分配的暴力革命并没有侵犯自然法。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没有把财产权当作“自然权利”。洛克是把财产权看得最重要,但是从来也没有说是“自然权利”。17世纪普遍接受,当超出一般社会条件的时候,财产权就不存在了。这很清楚写在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中。
    我们将来的革命不像清朝末年,或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因为人民主权革命已经完成了。将来的革命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革命,不是自由革命,也不是民主革命,它就是法律和政体技术细节上的革命。在政治自由方面,即使有革命,那也是如同英国美国是被迫的,而且是保守主义的。只要没有财产权和生存贫困问题,保守主义的革命,是很容易杀得住车的,而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不断革命”。所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没有革命的权利,只有要求改良的权利,因为他想达到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有革命权的是底层老百姓,财产分配不平均造成的暴力革命是必然要凸现出来,这是有道理的,是应该支持的。
    转载于:《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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