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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胡耀邦:一脉相承 代代情
(博讯2007年4月10日 来稿)
    (本文作者系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 原载日本联合周报)
    
     二零零五年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6周年庆典活动,在人民大会堂遇到《中华儿女》杂志社的郭丽琴主任。她对我说“最近我们发表了伍绍祖同志写的一篇纪念耀邦同志的文章,影响很大。他是一位高干子弟,你可否能以一位平民子弟的身份写一篇纪念耀邦同志的文章呢,我们等待著……”。 (博讯 boxun.com)

    
    其实写一篇纪念恩人胡耀邦的文章是我多年的心愿,二十多年来,每当记者采访我时,我都是首先要讲敬爱的耀邦同志对我这一平民子弟的关怀。特别是他在一九八三年八月三十日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光彩”著名讲话,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所产生的划时代的指导和今天利国富民的影响,都是我必讲的内容。而且不管风云有何变幻,我都坚持从不动摇。这是因为在我人生五十多年的历史中,近25年是同敬爱的耀邦同志有著血浓于水的情感。他是领导十二亿人民的泱泱大国领袖,我是一布衣子弟。在这辽阔的中华大地,我们应是一种天高地远的关系,可是多年来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我天天都会看见,他老人家的思想一直在指导我进步,他老人家伟大的人格力量一直在激励我像他那样做人成长。总之,在我的生命里有了他老人家的精髓,我的生命同他的魂灵天人合一。

胡耀邦总书记说我们是光彩的
    我是1980年离开服役十一个春秋的部队,回到家乡大连,按照政策分配到大连市文化局。但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国家百废待兴,我等了八个月也未安排工作,无奈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前摆了一个摄影摊亭,自食其力干起了个体户。我虽是大连市第一个复转军人自谋职业者,但在那多少年形成的择业观念里,没落腐朽的封建意识充斥在各行各业中,当时社会流传著一句话“好人都有工作,没工作的人才干个体户”。言外之意干个体的没有好人,也正是这样,社会上对个体户的歧视、打压,诽议严重地冲击著个体户这支队伍,也严重影响从事个体事业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工作。
    记得1983年社会严打风潮时,大连市有关部门将我们合法经营的这些个体户强行迁走,名曰“净化城市”。我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有些同情我们的好人只能偷偷对我们表示安慰,我们迷茫了,不知路在何方。八月三十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里传来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京接见城市集体和个体先进代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就不很清楚,到处碰到这样的情况。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难……。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为人民吃穿用等方面服务,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生活会搞成什么样子呢?究竟谁光彩呢?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那些在困难、危险的环境下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同志们最光彩。什么是不光彩的?什么是最不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请同志们回去传个话,说中央的同志讲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做出了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我一下冲到收音机前,听着听着眼里流出了热泪,心情万分激动。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七家在公园前摆摊的个体户不约而同每人手里都拿了一张刚刚买来的《大连日报》,大家拥到一起。忘记了生意,由我给大家读起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大家动心的听着,每个人都流下了眼泪,许多过路的人停下来看着我们,问我们怎么了。没想到七个小夥伴竟然一口同声的说“胡耀邦总书记说我们是光彩的”。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是让人激动不已,也就是从那天起,我们第一次感到自己从事的个体工作是同国家的利益紧紧相连, 我们也第一次感到自己挺起了腰杆,有了当家作主人的自豪感,也正是从这天起,社会对我们也有了深刻的变化。因为那个年代人们刚刚从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对党有深厚的情感,对共和国的领袖忠诚热爱,特别是胡耀邦同志的“光彩”讲话,给各级干部对补充国家经济的个体经济有了质的认识,从此“光彩”二字就成了非公经济的名字和旗帜。耀邦总书记对从事个体经济的人群给予的热情关怀影响至今,我们也在平凡的工作中努力为社会服务,感激耀邦总书记给予我们“光彩”的称号。
    
    到了1984年初,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一位港商要卖给我一套彩色照片扩印机,价格是19万8千元人民币,在那个年代里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不愿失掉这一改变职业工作的机会,就结合国家现有的中外合资企业模式同这位港商提出以个体户身份同他合资经营这个照片彩扩公司,港商高兴同意,大连市领导也十分重视,但是在我兴高采烈准备同港商签合同时,突然发现大连市领导一夜之间视我为异类,将我拒之市政府大门外,并告诉我不要再提此事。我问为什么?一位政府同志悄悄告诉我:“你的事查找了有关中央文件,也看了宪法和中外合资法,都不允许个人同外商合资,在大连是不可能让你办成了,你只有去北京找政策吧。”我的父母和一些朋友也都劝我算了吧,还是回文化局当干部上班吧!但我都听不进去,只想为什么外商愿意将设备投给我,我可以为从事摄影的个体小夥伴们快速冲印照片,服务客户怎么就不行。我毅然的来到首都北京,但在那个年月,人们还没有身份证,各个部门都要手持县团级的介绍信才能入门登堂,而我一个体户什么也没有。在北京近三个月我走过无数国家机关,都因我是个体户而被拒之门外。在北京我投宿战友,朋友家中,三个月借住二十几家,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但我坚信我的要求没错,“耀邦总书记都说我们是光彩的”成了我的精神支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84年5月4日,我借住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叔叔家,他拿了一张五四首都青年联欢的入门票,让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我拿起照相机来到了东大厅,这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同首都青年跳起了集体舞。突然一位中年同志问我:“你是哪个报社的,我怎么没见过”。我说:“我是个体户。”这时他走过来对我说:“个体户好呀,耀邦同志都称赞你们是光彩的。”这时旁边同志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同志。”我顿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听王兆国同志又问:“你来北京有什么事吗?”我说了想同外商合资办企业的想法。他让我找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谈,并将我写的报告拿去。后来我的一位战友又介绍我认识了王任重副委员长的女儿,王任重副委员长在家中亲切接见了我并听我谈了近四个小时,王老听完后说他要将这件事立即报告给耀邦、紫阳同志,并亲笔写信给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任仲林同志,要他接待我。第二天,在国家工商总局,四位司局长同我一起商谈。首先他们想出,个体户不具有法人资格。我问他们什么人能具有法人资格。任仲林局长说“那只有将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我马上说:“那就变呗”。任局长严肃的对我说:“小同志,你知道吗,我们党在1957年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果就是取消了私营企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公私合营的道路。你一句话,变了呗,怎么变,我可说不好”。这时又有一位司长说:“姜维同志,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雇工问题”。我说:“什么雇工问题。”他说国家有文规定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人,你要办的企业肯定超过。”我说“超过八个人怎么了”。他说:“超过八个人就视为剥削。”我说:“什么根据”。他说国家劳动部根据马克思资本论里的劳动剩余价值一书制定的规定。我当时听完就急了,说:“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是共产党养大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这时任局长摸著我的头说:“小同志不要着急,正是耀邦同志在最近一次会上提出,可否考虑私营企业的出现讲话,才给了我们来同你研究你提出的问题的勇气,如果你做为私营企业同外商合资办企业,那你就是资本家,不过你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现在任重同志这样关心你,相信党中央,相信耀邦同志吧。”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在我借住的友人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人,一位是王任重副委员长女儿王晓黎,可那位男的感觉很面熟,但不认识。这时晓黎姐说:“姜维这是德平,耀邦同志的儿子,今天他来看看你。”我惊呆了,胡耀邦总书记的儿子来看我。这时德平同志双手紧紧地握著我,他说“我知道了你的情况,你从千里之外来到北京,找党来解决你的问题,说明你对党的信任,这也说明经过拔乱反正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你的问题得到解决,你也不要认为这是哪一位领导同志个人的事,这是我们的党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体现,你有什么问题可告诉我。另外,你写的材料可交给我带走,我一定交给我父亲,放心吧,你提出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临走时,才发现他两一人骑了一辆直响的旧自行车远去,这时我很后悔,刚才为什么不同他们留个影呢?很快我就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要我到中南海去参加研究我成立公司一事,当时参加会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总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等中央有关部委,会议很激烈。开了多长时间我已忘记,但我知道为了我要办这一公司惊动了如此多的部门来论证研究,这也是建国后从未有过的。我还记得,当他们因历史原因有些政策性问题解决不了时,我感到压力和害怕。国务院法规中心秘书长王正明同志就安慰我不要怕,有耀邦同志,一定会解决的。多少年后,我到深圳遇到了时任市委书记的李灏同志(他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他告诉我:“姜维同志,你的事耀邦同志没少费心,我们当时也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耀邦同志说让他先试办一下嘛。就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例批准。”
    
    记得国家工商总局要为我公司正式批准时,任仲林局长问我:“姜维,你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光彩”我立即回答。任局长高兴的说:“我就知道你会叫光彩,这是耀邦同志给你们的光荣。”当时没有电脑,通讯还不发达,为了不重名,国家工商总局的同志就用电话全国查询了四天,最后正式批准用“光彩”命名的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诞生,消息一传出,国内各媒体都做为一条重要消息报导。新华社发了通稿后,世界许多国家报纸也都报导并做了评论,顿时我也成了新闻人物。正如有的媒体说:“姜维创办的光彩公司成立,标志著销声匿迹20年的私营企业(宪法已宣布我国从57年取消了私营企业)又重出现在印著国徽的文件上, 姜维也将作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经理载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册。还有的文章说“恢复中国私营经济,姜维在他人生中迈出了一小步,而中国都是迈出了一大步”。我知道这一步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多么重要,这一大步又有敬爱的耀邦总书记高瞻远瞩为中国富强、人民幸福而付出的多少勇气和英明决断。1984年11月9日,中央经贸部魏玉明副部长在他办公室向我宣布:“姜维同志,你要办的私营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同港商合资办公司了,这是国务院的批文。”我接过国务院的文件,激动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当我看到文件中有一条里的一段话“耀邦同志考虑到姜维办的公司是私营企业公司,在同外资合作,外汇平衡如果有困难,国家应为他调济解决……。”耀邦同志当时是中国最高领袖,特别他身负重任,平反冤假错案,救亿万人恢复正常生活,日理万机中对我这一平民子弟的事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而且想的那么具体,今日想起也是让人激动不已。耀邦总书记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倡导和指导者,中国私企有今天的辉煌,我们是不能忘记敬爱的耀邦总书记和他开创领导的伟大事业。

耀邦总书记指引我走上了光彩的道路
    因为历史和改革开放的特殊性,我的光彩公司成立伊始,就引起社会的关注。经济日报84年曾在第一版用很大篇幅发表了介绍我的文章,题目是“改革开放把他推上了光彩的岗位”。时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郑拓彬同志对我说:“陈慕华同志(时任副总理)看了这篇文章,对我们说,我们对姜维同志更有信心,也更加理解耀邦同志对此事的决定”。1985年初,中央经贸部正式向我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证书,这样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中外合资公司成立了。当时和我合资的港商听了我公司叫光彩的来历,立即表示中外合资公司也叫光彩公司,因为他们也尊敬耀邦总书记。一九八五年受团中央委托让我去南京参加江苏省第一届个体先进代表大会并邀请我在大会上讲话,当我讲到83年听到耀邦总书记“光彩”著名讲话时的感受时,台下许多个体户的兄弟姐妹都哭了起来。我讲到我受到耀邦总书记关怀成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的法人代表并同外资合营时,台下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当我将印有国徽的营业执照给大家看时,许多个体户夥伴冲到台上和我握手拥抱,并同这张执照合影;当我最后喊出“夥伴们不要忘记党中央和胡耀邦总书记对我们的美好期望,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吧”,全场气氛达到了高潮。参加大会的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同志也激动的握著我的手连声说好。这是我第一次提出“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的口号。时任江苏省政府副省长的张绪武同志连夜接见了我并邀我去他家乡南通访问。面对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我顿时感到胡耀邦总书记是我们这些从事个体事业的人们最亲的亲人,他领导的共产党是我们这些人最大的靠山和保护神,人们给了我这么多荣誉和温暖都是因为我受恩于他。从今后,我不能随便活著,我要认真的去做每一件事,因为做的好坏都会影响耀邦总书记对我的关怀和支持,我不能给他脸上抹黑。
    1985年我带著十几位新招聘的年青的员工从大连来到北京,在团中央同志帮助下,同国旗班的战士一起举起了当时还没有群众参加的升旗仪式。清晨,十几位光彩公司的员工手捧鲜花,在用录音机播放的国歌声中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看了每一个人眼中都充满了激动的泪水。第二天,经济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我们升旗的照片,并配了一首诗“个体户与五星红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陈昊苏同志亲自到我们的住地富强胡同六号团中央招待所来看望我们。他鼓励我们一定不要辜负胡耀邦总书记的期望,做好光彩事业。
    还记得86年我同《新观察》杂志等新闻单位一起举行了重温胡耀邦同志《怎么划分光彩和不光彩》讲话三周年的座谈会。费孝通等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参加,并由我起草了向全国一千七百万个体户发出 “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倡议书,经济日报在第一版套红发表。那天晚上我受陈昊苏副市长邀请,参加首都体育馆的一个大型活动,在主席台上看到了习仲勋同志,当他得知我们白天举行了纪念耀邦同志光彩讲话座谈会时,习老说:“为什么不请我参加,耀邦同志讲这个话时,我就在场,我是历史的见证人,你们再举行这样活动一定要我参加,来小伙子,我同你照张相,光彩的像。”就这样由陈昊苏副市长亲自拍照的我同习老合影的光彩照片,留下了我同这位历史的老人美好回忆。以后20多年来,我做了一百多场光彩事业的报告会,场场爆满,甚受欢迎。不管后来政治风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也不管什么势利小人如何涂改历史,我都坚持逢会必讲耀邦同志光彩著名讲话是如何影响了一代社会和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
    1987年,中央电视台拍了一部描写我创办光彩公司的电视剧,由朱时茂扮演我,剧名叫“光彩的事业”。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出版了一本写我的纪实传记“光彩的事业”的书,就在准备播放出版时,我尊敬的耀邦总书记辞职了。记得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团中央招待所)这是耀邦同志住过的地方。我在招待所耀邦同志当年睡过的床上痛哭了一夜,记得我还要团中央同志给我照了一张照片留下历史的纪念。几天后,有人告诉我那部电视剧要改名,不能再叫《光彩事业》了。叫“五彩贝”,那本书也要改名叫《黄金与十字架》。我愤怒了,我问“为什么?”可谁也不回答。我发现他们也很痛苦,因为他们也热爱敬爱的耀邦同志呀……。又过了几天,又有人来找我说:“你们公司是否改一下名字,不要叫光彩了。”我立即反问:“那叫什么,按你们的意思加一个字叫不光彩公司好吗?光彩怎么了?耀邦同志光彩著名讲话没有任何错,为什么要改名,不改,坚决不改……”。来人理屈词穷的走了,可我却久久不能平静,我眼前又浮现出敬爱的耀邦总书记讲“光彩”著名讲话的情形和我们坐在公园门前学他讲话及江苏省个体户夥伴的齐声高喊“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的一幕幕,泪水又一次充上了我的心头,我在心中默默地向他老人家保证:“敬爱的耀邦同志,请您放心,不管今后怎样,您都是我们中国个体私营劳动者的大恩人,您的光彩讲话将永远激动我们去为祖国服务,决不干不光彩的事,给您老人家抹黑,光彩我将坚持终生”从此我就更加谨慎的活著,公司经营上我坚持遵章守法,不做任何越格的事,要发财不贪财,很怕企业出了问题给耀邦他老人家添麻烦。因此我不敢做更大的项目,也不敢去银行贷款,特别是许多有名企业家因各种原因落马破产引起社会议论时,我就更加小心。多少年后,许多亿贯大亨出现,有人在议论我时常常会以我气粗财小而瞧不起,甚至冷嘲热讽,饥笑我就剩那点光彩历史时,我不自卑也不气馁,我相信有耀邦他老人家保佑我,我就一定活得比你好,“富有”与“贫穷”如何划分?今天中国有390万多户的私营企业,我是中国第一户,今天光彩事业是民营企业家追逐的荣誉,而在国家工商总局以光彩注册的第一人是我。我是中国最富有的人,我是最光彩的,这些都是耀邦他老人家给我的。一九八八年,我光彩公司帮助辽宁盘锦市第一次将中华茂毛蟹出口日本,当时他们为了感谢我,问我要什么?我说给我一点河蟹吧,他们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要钱?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早已想好,我要将河蟹拿到北京送给耀邦他老人家。那是个漆黑的夜晚,肖华将军的女儿肖露领著我来到恩人耀邦的女儿满妹家,当我将河蟹交给满妹时,她一再说“我爸爸不要别人东西,谢谢你了”。我说“耀邦总书记在位,给了我许多关怀,也鼓舞了中国几千万个体私营劳动者,今天他老人家休息了,我将我帮助一个城市出口成功他们奖励我的果实送给他老人家,是想让他知道我没有给他老人家丢脸,请一定送给他老人家,哪怕他看一眼,这是我们老百姓的真心呀”。当他女儿说收下了并一定送给他爸爸时,我哭了,我说“请您告诉他老人家多保重要好好活,使劲活,我们全国人民都在等待他……”,这时屋子里的人都哭了起来,那天从满妹家里出来,我走在长安街上,感到很冷。我心中默默的祈祷著,愿老天爷保佑耀邦他老人家──我的大恩人。

我为恩人耀邦送葬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我从大连飞到北京,准备做一件大事情。日本原总理大臣竹下登先生知道我的事情后,特别是知道那本写我的书,他希望能翻译成日文发表。他还准备为我题写书名“中国私商第一人”并希望中国的胡耀邦先生能写“光彩”二字。解放军报社著名画家陈玉先同志专门为我设计了封面,另外受日本自民党邀请,四月十九日我将率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所以十五日赶到北京想请耀邦同志给我题写“光彩”二字,谁知我下了飞机来接我的人告诉我,“听说耀邦同志今天逝世了,”“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扯著来人的衣服,使劲捶打著他,这时他早已泪流满面一直说:“我也不相信,但愿不是真的”。然而无情的消息还是告诉了人们“敬爱的胡耀邦同志四月十五日七时五十六分于北京逝世”,当天富强胡同六号院子里哭声一片。我愤问苍天“为什么,为什么要他死,他救中国人亿万,他讲“光彩”给了我们新生命,他是天底下最大的大好人,他不能死,我们要他活……。”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天安门广场,登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同来自各地的人民群众一起纪念耀邦他老人家,我在纪念碑前整整坐了一天,没吃没喝就是想哭。在我的身边也坐了许多和我一样的老百姓,都在眼望蓝天,热泪横流。十七日团中央的曹卫洲(国际联络部部长)、张军(保卫处处长)来找我一起去耀邦家拜祭。我们先到了崇文门花店买了一花篮,当我付钱时,花店同志说:“你们是送耀邦同志吧,我们不要钱,到胡家转告一下,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怀念,这就算我们的一点心意吧。”我们含泪捧著鲜花,走在东交民巷的大街上,由曹卫洲执笔写了一副挽联,“耀邦是您指引我们中国个体私营企业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并将那本准备请他老人家题字的书放在了花篮中间。当我们来到南长街会计司胡同时,吊唁的人群长队排到了大马路上,我和曹卫洲抬著花篮和团中央6、7位同志一起步入灵堂。当我们看到耀邦遗像放在鲜花中时,所有人都放声大哭。大家让我说句话,我就语无论次的说着:“我们听您的话,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三鞠躬后,我们来到耀邦家人面前,他的三儿子德华和女婿刘晓江紧紧的拥抱著我,大家都哭了一团。这时,德平兄过来领我到一个房间,说:“你写几句话吧。”我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是您指导我们干了光彩的事业,中国二千万个体户永远铭记您的恩德,我们永远听您的话,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德平兄说:“你来参加追悼会吧。”我说好,十九日访问日本推迟到二十三日。二十一日晚我从大连乘飞机到北京参加第二天的胡耀帮追悼大会,谁知大连因为天气原因当晚飞机不飞。我立即乘火车赶到沈阳,早上三时到沈后,我和沈阳的辽宁光彩公司的夥伴连夜将耀邦他老人家当年讲光彩时的照片做成一个哀悼的花篮,然后一早就直奔沈阳桃仙机场。当时等票的人很多,我对大家说,“让我先走吧,我是去参加耀邦追悼会的。”这时拥挤的人群突然静了下来,“让他走,让他先走,他是参加耀邦追悼会的。”人们齐声让票给我,我知道这是他们热爱耀邦他老人家,我办好票,捧著耀邦遗像坐在那里等著上飞机。过了一会,走过来两位武警战士,到我跟前敬了一个军礼,说:“现在登机了,我们领导让我们护送耀邦同志遗像上飞机。”我顿时泪水流了出来,我手捧遗像一步一步沉重的走向飞机,沿途旅客都低下头痛哭起来。上了飞机我刚要走向我的座位,这时一位机组人员对我说,“请耀邦同志坐头等舱吧”。他们从我手中接过遗像,小心的放在第一排座位上,飞机上的人们都哭了起来。飞机飞上天空,整个机舱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听到的都是哭泣声。今天有人可能不会理解,但那个年代的人们就是这么纯洁真实,谁对他们好,他们就热爱谁,毫无虚情假意和铜臭味,特别是像胡耀邦这样的好人,人们除了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位可尊敬的人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感到中国失去了什么?恩情、希望,正义甚至前途……。飞机到了北京,因地区戒严接我的车无法到机场,我就将出国行李装上了一辆出租车。当车走到丽都饭店附近时,司机提出他不想进城,因开追悼会路上不好走。我说:“去吧,我就是参加耀邦追悼会的,”他表示不相信。我说:“你看,我把衣服包著的耀邦遗像露出来。”他说:“那也不好走呀。”我说:“没事,我有参加追悼会的证件。”他说“那好,警察你来说吧。”一路上警察知道我参加追悼会都十分客气让我们往人民大会堂赶,当我赶到大会堂西门时,我立即下车,但又下意识的停了一下,这时那位出租车司机马上从衣服里拿出两个证件,身份证和驾驶证。说“你快进去吧,相信我吧,我等著你,这是我的证件,你的行李放车上没问题”。当时我已顾不上了这些,就把他的证件仍给他,手捧遗像就要走。突然司机又叫住我说:“等一等,我求你一件事。”“什么事快说”。“你进去替我给他老人家鞠个躬,行吗?”我含泪点头,立即冲进大会堂。这时北京市公安局的苏仲祥局长问我从哪来,怎么回事?我说我从大连来,是德平让我来。他就领著我跑步到了吊唁大厅,这时追悼会刚结束,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正往外走,新闻记者也在外撤。突然看见我进来,大家不知怎么回事就又都拥回来。这时的我早已泪水模糊了双眼,只觉得有人将我送到一个大玻璃罩前,我的恩人耀邦他老人家静卧在里边。突然德平兄过来一把搂著我说:“赶来了,你大声说几句话吧。”我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周围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见我的亲人耀邦他老人家面对著我,我不知怎么称呼他。他虽是我们心中的总书记,但现在他已不是,称他耀邦同志,他对我恩重如山,大有失礼。突然我就喊出:“耀邦叔叔,我代表中国二千七百万个体户私营企业家给您送行来了,我们一定记住您的话,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说完后,有人来把我手捧的遗像拿走,然后领我同亲属握手。当我握到一位穿着黑色土布衣裳和一双黄胶鞋的老汉时,我惊呆了,他就是一大国领袖胡耀邦的亲哥哥农民胡耀福。当我来到了胡耀邦夫人李昭身边时,她突然搂著我又把我领到恩人耀邦灵前,手拍著水晶棺,大声的对我说:“孩子记住他对你们说的话,干光彩事业,做光彩的人”。说完我和老妈妈哭成了一团。启灵了,这时德平兄告诉我,你也去八宝山吧。我就随著人们跟在灵柩的后边,一步一步走出人民大会堂,这时我发现我就在温家宝主任旁边,这时他问我你从哪里来,显然刚才他看见了我最后进来。“我从大连来”,我小声的回答他。走到西南门后,人们都去找车,突然我发现团中央的孙怀山,曹卫州等五、六人都在那焦急的等什么。他们一看见我就问:“姜维你的车呢?”我说在这。他们一看是出租车,孙怀山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车证说:“都坐你的车吧。”我一人坐在车前,车后挤了五六个团中央的同志(今天孙怀山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曹卫洲是全国人大副秘书长)。车一启动,警察发现一辆出租车立即赶过来,我就一指车证,警察同志立即敬礼并将我的车安排进送葬的车队里,就这样在中国已故的共和国领袖送葬的车队里第一次出现了一辆出租车。车到公主坟时,十里长街送耀邦的人群堵住了车队行进,德平兄下来致谢。也有记者发现了我们这辆出租车纷纷来拍照,后来有篇报导就说“在已故的共和国领袖的送葬车队里有辆出租车,车上坐著的就是他生前曾关心过的一位个体私营企业家姜维。”
    车队来到了八宝山,我们也随李昭夫人一起进了告别室,李昭夫人 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告别,说的人们泣不成声。当我的恩人耀邦他老人家遗体推去火化时,我突然感到一切都没了,我的精神好似也随著他老人家离去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只剩下了一个空壳,感到活著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因为这么多年耀邦他老人家就是我的精神支柱,我不能没有他,中国不能没有他呀。后来在休息室等待火化时,德平兄告诉我,有一次他陪父亲在中南海散步,耀邦他老人家提到了我说:“他干的事业是光彩的,我也希望他能做一个光彩的人。”德平兄在这一非常时刻,向我讲述了这位曾是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对我这一平民子弟的关怀和希望,情恩浩荡,永志不忘。第二天我就是带著这样的心情率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代表团开始了赴日访问。

恩人耀邦光照我做民间使者
    四月二十三日在日本,耀邦的友人日本自民党的资深国会议员田代由纪男先生接待我们到福山县访问。谁知第三天突然田代议员办公室紧急通知我们,立即返回东京。日本国会参议院土屋义彦议长要接见我们,这在原安排的日程里是没有的,我们的团从规格上日本国会议长是不会见的。到了议长官邸土屋议长十分热情的按照会见外国国宾的礼遇接待我们,我被安排在主宾席。只见土屋议长从桌上拿起一张日本报纸说:“欢迎你们来日本访问,我是贵国胡耀邦主席的好朋友,当年他在日本国会演讲,现在还激动著我。我看了报纸知道你们代表团团长姜维先生是他支持的中国私营企业第一人,我也支持你。姜先生我也欢迎您来日本发展,今后有什么事情,可直接找我。我今天请你们来我官邸,就是为了表达我对胡耀邦先生的敬意和对他不幸逝世哀悼。当年他访问日本给全日本人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所以这次我让田代议员邀请你们来东京同我见面中断你们正常访问日程,虽很失礼,但请你们理解我对胡先生的最高敬意”。原来是国内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胡耀邦逝世的“十一亿人为他送行”的长文,其中有一段写了我:1983年,耀邦曾接见过大连的个体户姜维,鼓励他们“干光彩的事业。”如今,他们办起了私营中外企业名字叫光彩实业公司。今天,他们从大连赶来吊唁沉痛哀思。姜维提笔在留言簿上写道:是您指导我们干了光彩的事业,中国两千万个体户永远铭记您的恩德,我们永远听您的话,干光彩的事业,做光彩的人。
    
----人民日报“十一亿人为他送行”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
    日本报纸第二天就转载了这篇文章,土屋议长看了后得知我正在日本访问就安排了以上的会见。从此在日本只要提起中国的胡耀邦大家就会想到我,许多日本政治家也常常找到我,询问有关李昭夫人和德平兄的近况。因为这么多年日本人民都深深怀念他老人家,都在怀念他到日本访问时给人们留下的难忘印象。在他老人家逝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陪同资深日本政治家田代由纪男到北京胡府看望了李昭阿姨,这是耀邦他老人家逝世后第一个外国政治家来北京拜祭。田代议员为了感谢我的安排,回国后,他请佐川急便公司渡边广康社长向我赠送了一百台大型货车。6.4风波以后,日方也未改变初衷,并继续邀我赴日洽谈赠车事宜。在当时西方七国制裁中,日本自民党内亲华的政治家为了向中国领导人表述他们对中国的关心和西方七国对中国制裁的看法,决定请田代由纪男议员以来看望我光彩公司为名,避开日本媒体和右派的干扰,我中断了在日本的正常活动,亲自陪他老人家来到北京。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政治家做了重要的会谈。两天后田代议员又和我回到日本,继续访问。田代议员曾告诉我,“这件事我们找你来帮忙是因为胡耀邦先生关心过你,我们就相信你,此事重大,现在不能对外说,多少年后,我不在了,你再说。这就好像当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意义重大。”现在田代议员已经逝世,恩人 耀邦离开我们也有十六个年头,今天我所以把此事公布天下,也是对中日两国政治家特别是胡耀邦总书记,田代由纪男议员这些为中日友好做出历史贡献的伟人们最好的纪念。
    在耀邦恩人逝世一年后,我同日本姑娘高原洁子相识结婚,这是我进入不惑之年第一次结婚。回国后,许多关心我的前辈都表示祝贺,当时人民大会堂苏秋成局长高兴的对我说“姜维,你也是我们国家私营企业代表人物,耀邦同志又关怀过你,还有你对耀邦的感情,我们都知道,许多老同志也关心你。今天你在西藏厅举行一个结婚庆贺会吧。”我立即给李昭阿姨打电话。我说“阿姨我结婚了”。李昭阿姨听后高兴的说“好呀,我的小姜维可结婚了,我祝贺你,今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我去。”我说在人民大会堂。这时李昭阿姨突然停了一会说“孩子,那我就不去了,你耀邦叔叔就是从那走的,我让德平去吧。”我明白了,阿姨是怕见景生情,又想起耀邦叔叔。我无言以对,默默的放下了电话。晚上程思远、溥杰、沈醉、吴祖光、新凤霞、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宋之光大使和夫人、 还有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官员,特别是国旗部队也派了卫队长和升旗手参加(在耀邦叔叔离开我们一年时,1999年5月12日我的北京光彩工厂为国旗部队特制了哨位遮阳伞,这是在天安门广场国旗哨位第一次设立了遮阳伞。在伞上印有我们“光彩公司赠”的字样,国旗部队赠给我了一面天安门广场飘扬过的五星红旗。据说建国以来中央有关部门只送过两面,一面老山英雄部队,一面就是我们光彩公司。武警部队领导能批准我将遮阳伞放到天安门国旗哨位上很多人都感惊讶,当时的北京武警总队长张文奇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对耀邦同志有著深深的感情,他们相信我,因为我干的是光彩的事业。到了晚6时左右,突然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薛立秋副局长跑过来说“姜维,快,李昭同志来了。”这时西藏厅里的人们都突然站起来拥向大厅门口,迎接李照阿姨。我看到许多老前辈紧紧握著她的手,眼里都充满了泪水,问候李昭阿姨。我知道这又是包涵了多少对耀邦叔叔的深情怀念呀。宴会开始,我首先向老前辈们报告,我姜维是受恩于敬爱的耀邦叔叔和李昭阿姨的关怀,一个平民子弟,结个婚还要惊动国母和各位前辈,“皇恩”浩荡,永志不忘。我宣布:一、我虽和高原洁子结婚,但我永远不加入日本籍,这也是我对耀邦叔叔在天之灵的保证;二、我同洁子异国结合说真话也是为了光彩事业,当然我四十岁结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会好好同洁子走到未来。当时洁子感到奇怪,而在座的中国前辈都明白我说的话的深深的含意。在中国坚持一个理念和一个事业,是要付出多少努力,特别是对一个已经离开我们的好人的纪念,最好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他的生前开创的伟业。我一布衣子弟,没有更大的力量,但我可以从我做起,坚持光彩事业,喊到底,做到底,就是对他老人家的最好记念。
    
    弹指挥间,我在日本已经十六年了。我在东京银座创立了日本中国光彩事业株式会社,许多日本人都感到吃惊。因为银座地价是世界上最贵的。同样的房屋,会比其他地方贵几倍,但我感到在日本我能受到这样多的惠遇,是因为他们尊敬胡耀邦总书记。我的头上在顶著他老人家给我的光环,所以我要做就要做得更好,要给日本人看,我不能有损胡耀邦总书记在日本人民心中的形像。十几年来,我们为许多中国省市各种类型的访日团成功举行了招商活动,我也多次带领日本友人到中国访问,洽谈贸易合作。特别是1997年国内在王兆国部长和德平兄的义利兼顾理念指导下,成立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众多民营企业家投身到光彩事业中来, 涌现出了许多光彩事业的优秀人物。我由衷的高兴,因为从耀邦总书记发表“光彩”著名讲话到今天,经历了多少风雨,我始终坚持的光彩事业理念,终于被社会和历史承认。我想今天应该告慰恩人耀邦,您老人家开创的光彩事业,今天已经成了民族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的全国大会上,我勇敢的向世人呼喊,光彩事业有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光彩事业的奠基人,是我们敬爱的胡耀邦同志。我多次在全国的会议上和香港的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大声疾呼为民营企业家争取合法权益和告诫私营企业家的夥伴们应严格自律不要得意忘形。香港大公报社长王国华先生在听了我的演讲后让大公报用一整版来报导,大标题是“姜维说民营企业家勿忘本”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2000年我在日本同一些爱国华人企业家成立了“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并得到了王兆国会长的肯定,他曾在一次全国会议上说:“不要忘记姜维是光彩第一人”。我也被选为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并荣获“光彩事业奖章”。中国50年大庆时,我也被邀请为国庆观礼代表,并参加了人们大会堂得国宴。在我们的东京银座总部办公室高挂敬爱的耀邦同志遗像,每当有日本友人和国内访日代表团来访,大家都会要在他老人家像前合影留念。我们在中国重大节日和国内来代表团访问时,在银座总部楼上升起中国五星红旗。有人说在东京除中国大使馆升挂中国国旗,再就是你们日本光彩会。我每年四月十五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回国到江西共青城为耀邦他老人家扫墓,多年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全国各地的人们特别是光彩事业的夥伴们每到忌日都会给我电话询问活动时间内容,我是第一个在耀邦墓前宣读祭文的人。在耀邦逝世十周年时,日本国原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委派我作为他的特使到江西共青城为耀邦扫墓,李昭阿姨也亲自在墓前接受了中曾根先生的慰问信。我还多次受李昭夫人和德平兄的委托到东京去看望中曾根原总理大臣和木村一三等一些日本友人。德平兄几次访日,我们都会安排他同中曾根先生见面。记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李昭夫人同德平兄将一本中共中央出版的大型记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年的画册,让我转送中曾根先生。那天中曾根先生认真的翻看画册,当看到胡耀邦总书记的部分时,他动情的说:“我很想念他呀,这画册我要珍藏。”当时的情形,被同我一起去的新华社等驻日媒体如实记录下来,今天想起那是多么珍贵。当天晚上我们出席了有中曾根先生演讲的一个大型活动。当他走上台后,开始讲话,竟先讲起了他同胡耀邦的情感。他说了一段,后来经常被中日媒体引用来批评小泉首相的话,那就是“我当总理大臣后,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时有人告诉我,你去参拜,会给你的老朋友中国的胡耀邦先生添麻烦,我也感觉到了,就再也不去参拜。当然后来他不担任总书记了,我一直感到不安,是否也因为我影响了他,那只有我到天国时再去问他了”。当时在场的中国驻日使馆徐参赞问我:“姜维你们是怎么给这老先生做的工作,今天怎么讲起了中国和耀邦同志。”我望着台上的中曾根先生,这位日本政界的大老,他是一位有极重要影响的大人物,他的话举足重轻。但当他讲起他的中国老友胡耀邦时,他就会情感外溢,让人感到那么真实可亲。这次在中共中央纪念胡耀邦同志90诞辰时,中曾根先生于10月28日在东京同我会见,他深情的说:“我和胡耀邦先生是盟友,这次中国纪念他,我也想去北京,我会写一篇纪念文章,并赠送我家乡90株樱花树栽到他的墓地。后因各种原因,他未能成行,他老人家就委托我将信带到北京。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活动时郑重交给了李昭夫人和德平兄。18日这一天,记得照像时德平兄让我站他母亲身边,我要站到他边上,德平兄说你站里边回去好向老先生有个交代,可见胡家与中曾根家之间的情深意长。日本自民党原干事长野中广务也派代表_下重信先生来北京将信面交给了李昭夫人,19日晚上,德平兄在江西迎宾馆亲切会见了_下先生一行,_下先生回忆了当年他们三千青年受胡耀邦先生邀请来到中国,_下先生是当年三千青年的事务局长,今天见到德平先生温故知新,看着他们亲切交谈的情形,让人相信现在日中间虽有困难,但日中两国老一辈开创的日中友好关系是任何力量也战胜不了的。德平兄希望_下先生回日本能转达他和母亲李昭对日本人民的问候。20日我又陪同_下先生到了江西共青城拜祭了耀邦墓。仪式结束后,我跪拜在他老人家陵前,告诉他老人家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举行了隆重纪念他老人家90诞辰的活动。我说:“您老人家在这休息了十多年,每年我们来看您,您老人家一直是用忧国忧民的心情接待我们。今天您高兴吧,今后我们再来都会是愉快的心情来看您老人家,放心吧,中国的明天更美好。”那天在他老人家陵前,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原来这都是每年自发来为他老人家扫墓的光彩事业企业家,但遗憾的是今天他们都没有资格被邀请参加拜祭和座谈会,我们相见时都流露出了莫名其妙的表情。我想耀邦总书记是布衣领袖,他最理解老百姓,善待、善哉!

一脉相承 代代情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德平兄率领中国光彩事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代表团共60多人,都是国内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我领导的日本光彩会荣幸的担当了接待任务。当代表团抵达东京时,中国驻日王毅大使派于淑媛总领事等官员前往迎接,还有华侨华人的代表,场面十分热烈。德平兄在东京有十二个小时进行了广泛的民间外交。日本朝野政党的政治家纷纷举行欢迎会。德平兄在一天内,众、参两院议长分别接见了他。众院议长河野洋平首先回忆了当年他在国会曾听过耀邦先生的演讲,记忆犹新。当天在我和华侨华人社团共同举办的报告会上,德平兄发表了针对日中现状并呼吁急待改善的演讲。他铿锵有力的话语和诚恳的愿望都给不协调的日中关系送入了一缕春风。晚上我们举行了200人的欢迎宴会,没想到来了300多人。原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老先生带著他的儿子曾任日本文部大臣的中曾根弘文前来。羽田孜原总理也不请自到,而且要求上台讲话。有近30多位国会议员参加。会上到处洋溢著对故人胡耀邦先生的怀念,和对胡德平先生这一代中国政治家的期望。正如有一份日本报社说的那样“在会场里,人们看到了一位中国来的人物,他在抽著烟,人们感到他们熟悉的胡耀邦先生再现。”在日访问期间,德平兄还率领代表团到横滨山手华侨学校访问,并由企业家捐助了200万日元给困难中的海外华人学校,这在国内外成了美谈。德平兄在发表讲话时,让许多华侨华人感动的流下了热泪。
    在访日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日本有近百年历史的《文艺春秋》杂志社,想采访德平兄,用他编辑长的话说“我们是百年杂志社,我们是年青的一代,我们很想改变一下我们多年的模式。如能正面的采访一位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特别是胡德平先生,那对我们的读者和我们办报者都是十分有益的。”他们在宾馆大堂等了6个小时,此时我得到的来自不同的声音是《文艺春秋》是右派杂志,不能接受采访等等。晚上是我在东京台场大江户温泉为代表团举行告别欢送会。当德平兄下车后,我告诉他《文艺春秋》的日本编辑长等人在等候他,并告诉了他有人说他们是右派杂志时,德平兄十分干脆的说:“他右我不右,不就得了吗,来见见他们。”他迎了过去,紧紧握著他们的手说:“让你们久等了,来我们坐下谈。”可那是在庭院里,德平兄同他们就坐在院子里的石磴上,交谈了起来。因还有其它活动,德平兄就表示欢迎他们到中国来。半个月后,在我安排下,《文艺春秋》三位主要领导人来到北京,在向外交部报告后,胡德平副部长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正式接受了采访,日方十分尊重他,稿子出来后,由我太太翻译成中文,再由我在北京交给德平兄修正。几天后《文艺春秋》就用醒目的标题刊登了采访内容,发表后,在日本政、经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是《文艺春秋》百年来第一次正面报导中国高级干部的采访内容,让日本人民又一次感受到了胡耀邦和胡德平一脉相承的思想和人格的魅力。
    
    今年十月二十六日,东京下了一整天大雨,下午四时多我东京银座总部突然来了一位女客人,原来是国会议员小宫山泰子。她说明日我们组团访华,希望我们能为小泽一郎大政治家安排同胡德平先生见面。时间十分紧急,我们连夜立即报告给北京在征得同意后,不到20小时就完成了安排内容,28日下午3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胡德平同小泽一郎进行了会见。这在日中关系冰点的今天也从一个方面起到了积极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推动作用,我们能从民间外交的角度为之服务也感到了无尚的光荣。
    
    耀邦恩人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人格给了我做人的力量,多少年来由于接受了敬爱的恩师耀邦思想教育,细雨润物的影响著我的身心。我公司的标志就是耀邦恩人的陵墓。每个公司都高挂耀邦遗像,我还做了一身耀邦总书记发表“光彩”讲话时穿的灰色中山服,重要活动我都要穿上它,如同看见了耀邦恩人。今年5月22日吴仪副总理访日,王毅大使向她介绍了我:“吴副总理,姜维他们在日本为国家做了许多工作。”吴仪副总理说:“来,咱们照张像。”这时,吴仪同志问我:“在日本做什么?”我说:“光彩事业。”吴仪说:“是德平那个光彩事业?”我说:“是”。然后她又小声问我:“你怎么穿中山装?”我说:“耀邦叔叔关心过我,他穿过这样的衣服。我在重大活动时都穿。今天您来访问,日中关系又这样,我更要穿这身衣服来见您。吴仪副总理理解的拍我一下说:“对!”。十多年来,在日本历任中国大使都给予我热情关怀,在日本华侨华人中我也有了一定影响,我也积极努力的为祖国,为在日华人社会服务。我领导的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也多次得到中国大使馆和国内表扬。2002年我还作为在日华侨代表回国参加了中国政府举办的世界侨领大会。然而在我回到日本不久,我驻外一干部因个人私利对我和光彩事业促进会制造了莫须有,大打出手,由于手段卑劣引起了在日本华人社会强列的反感。此时有人让我在报纸上或者上网揭开此事内幕,以视正听。但我想起了敬爱的耀邦总书记一生中的坎坷却坚持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的走到了最后。个别人对我不好他只能代表他自己,如果我不冷静,感情用事那将是对祖国的大不敬。我要求我的夥伴们忍辱负重,坚持工作。这期间王兆国部长和德平兄都曾向有关部门打招呼和写信,中共中央统战部也曾在一文件中称“姜维同志是爱党爱国的”,我阅后十分激动。祖国和党对我的肯定足矣,我知足了。
    
    想想耀邦恩人,我就什么也不多想了。但事与愿违没想到由于那个人的影响,2004年5月26日在日本东京却发生了一件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一天日本警视厅突然光临我的家和公司,以我公司一雇员在外面又打了一份工违犯了资格外的活动为由,强行搜查。当天日本的报纸报导了日本这天强行取缔了几家有恐怖活动的外国在日组织和公司。虽没有提我们的名字,但也会让人感到其中。我当时正在国内以顾问身份陪同日本国贸促代表团访问,知道此消息后,我立即向北京中国外交部等部门报告。两天后,我返回日本,当时许多人劝我先不要回去。当时我就一个想法,决不能因此事影响耀邦恩人和德平兄在日本人民心中的形像,我大义凛然的回到了东京。第二天又紧张接待了湖北十堰市政府代表团,我还主持了他们的招商会,并接受了他们聘我为十堰市政府顾问的证书。第六天,我身穿中山服同我太太一起走到警视厅,见面后我就发现日本警察对我态度十分客气。在交谈中他们一再询问,光彩事业促进会是做什么的,领导人王兆国、胡德平是什么人。当我说完后,他们停顿了好长时间,虽没有说话,但一眼看出他们感到此事严重了。特别是当他们得知胡德平就是胡耀邦的儿子时,脸上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但很诚恳的表情。过了一会,其中一位警官说:“姜社长,请别误会,我们接到了举报,特别是近一年来你们在华人社会中被议论很多,都让我们感到很奇怪,也对你们的组织和你个人产生了兴趣。其实在你们的被查资料中,我们已经感到了,可能我们的行动有了问题。今天同您见面,现在就更清楚了。现在日中关系不太好,希望姜社长能理解我们,不要报告媒体也不希望惊动外交。今后我们会更加支持你们光彩事业在日本的活动。我们也十分尊敬胡耀邦先生,有关你们的东西,我们明天就亲自送还,这在我们警视厅还是第一次,一般都是当事人自己取走。”
    
    在询问中,日本警察多次提到那位中国干部名字,我都给予拒绝回答。我说:“你们日本人无权过问,我也没有义务回答你。”听了我的回答,日本警察感到很意外,我也从中感到了一点什么,日本警视厅同我的会合就这样快结束了。走出警视厅我让日本警察用我的相机照了一张我穿中山服同我太太站在警署门前的照片。陪我去的光彩事业的夥伴们都十分激动的拥抱我,也合影留念。我们的日本律师后来对我说:“我佩服你们,你们真是中国人的代表,我打了这么多年官司,还从未见过日本警察这样在中国人面前殷勤的表现,你们公司里挂著胡耀邦先生的遗照,一定是他在保佑你们,了不起呀。” 在日本我们对那位干部在公开场合从未说过一句带情绪的评论,但回国后,我们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对他进行教育,不要让这样的干部随心所欲的败坏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影响世界。我们也保留用法律手段来清白莫须有的权力。我想这也是耀邦恩人于人为善、疾恶如仇思想对我的影响,刚直不阿光明磊落的做人也是我一生的努力。

布衣“国母”李昭
    
    李昭阿姨是耀邦恩人的夫人,耀邦恩人曾任中国最高领导人,那用老百姓的话说,夫人李昭也曾是“国母”。但在我的眼中的“国母”李昭却是可亲的阿姨,如称“国母”那也是布衣“国母”,因为她同耀邦恩人亲情百姓,情系人民。
    我和我的家人都因各种原因有机会同李昭夫人有了交往,不管是我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到北京看望她老人家,记得那一年,我携全家回国去江西给耀邦恩人扫墓,李昭阿姨一定要德平兄安排他的秘书郭栋先生陪同我们前往,一路照料。回到北京后,她老人家又邀我全家去家里吃饭。我的太太十分感动,她说:“李昭夫人是这样高的身份,这样的热情接待我们全家,这在日本是不敢想象的,李昭夫人是一位慈祥的老妈妈,我们全家不能忘记这份恩情。”饭前,我全家在恩人耀邦像前拜祭,两个孩子也用日本话求胡爷爷保佑,李昭阿姨在一旁看着直乐,其情融融。
    多少年了,孩子们已经长大,每到年节,他们都会在家中耀邦恩人的祭台前焚香祈祷,而我每次回国李昭阿姨都常常准备好礼物让我带回日本给孩子们,有时在越洋的电话里,孩子们也会问胡奶奶好,我们就会听见远在中国的李昭阿姨在电话里的笑声。
    记得有一年,李昭阿姨因眼疾住在北京协和医院,我正好回国住在北京饭店,有时间我就去看望她,每次去看她,李昭阿姨都让我给她念念报纸或者讲一些外面见闻,我深深感到她老人家是那样深情的关心著国家和她热爱的人民。有一天,她拿著一些水果和鲜花,要我送到七楼,说:“戴煌同志也在住院,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他,让他好好休息。养好精神迎接手术。”我来到七楼,将李昭阿姨对他的关心转告戴煌老先生时,他很激动,说:“她也是病人,还关心我。谢谢她了。”老人家当场送我他刚出版的一本书“直面人生”戴煌老人躺在床上给我题了字“每一位爱国爱民的中国人都应该向人民讲真话与姜维同志共勉,戴煌。”第二天李昭阿姨要手术,可是不巧,德平兄要开一个重要的会,家里其他人都因为工作要晚来一会,德平兄说“那姜维你早点过来,先陪陪我妈妈。”第二天我一早就来到医院,李昭阿姨已经做好了手术前的准备,我推著她老人家去手术室时,李昭阿姨躺在车上还是谈笑风生,一点不象要去手术的八旬老人,到了手术室门口,护士接过车,我握著李昭阿姨的手,“阿姨,我们在门外等著您,医生说不痛。”李昭阿姨使劲握了我一下“好,不痛,不痛,你们等著我……”。老人家的手术很成功,当她出了手术室时,德华,满妹等家里人都在迎接她老人家,情景让人感到温暖,我也深深感到能为国母服务,一生荣幸。
    有一年我引进了日本了一个环保企业落户中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活动后,李昭阿姨知我父母也来北京,就邀请我父母去家中见面,我父母见到李昭阿姨时向她老人家表示感谢对我的关怀,李昭阿姨深情地说:“姜维是个好孩子,他对他耀邦叔叔有感情,这么多年始终如一,也谢谢你们呀。”李昭阿姨又喊德平兄和我过来同我父母一起照了像。这是一张极为有意义的照片,照片上布衣“国母”和布衣百姓亲如一家。
    我每年四月十五日去共青城为耀邦叔叔扫墓时都要先到北京,李昭阿姨因年事已高,不能每年都去,每年她都准备好一包耀邦叔叔最爱抽的烟让我带到灵前,每当这时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李昭阿姨不要她的服务员陪同,而是自己进到耀邦叔叔生前工作的房间里,一会手捧著一瓶酒和一盒烟交给我,然后说:“烟给他(耀邦叔叔)抽吧,酒就给去参加扫墓的同志中午吃饭时喝吧,你耀邦叔叔不能喝酒爱抽烟。”看着李昭阿姨对耀邦叔叔的一往深情,真让我们晚辈对她老人家从心里感动和尊敬。每次在墓前,我都会向耀邦叔叔诉说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和李昭阿姨对他的问候。记得有一次我扫墓回来,李昭阿姨看到一张由我和中央统战部孙公麟局长跪拜墓前的照片。她老人家十分动情地说“唉,不用这样,真难为你们这一片心了。”我说“阿姨你别难过,不是有首诗说‘有的人活著,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著’,谁死了这么多年人们还这样地想念他,每年都有那么多的人去看他。您应该高兴啊!”,李昭阿姨也说“高兴、高兴”。
    2003年,华艺文化公司的同志们同我们一起去了共青城祭奠耀邦他老人家,并拍了由我主持的记录片。当我们送给李昭阿姨看时,她老人家同我们一起流下了热泪,当片尾出现“光彩耀邦,天人合一”字幕时,李昭阿姨指著我连声说道:“姜维这是你说的,对,天人合一……”.

美丽的传说
    
    我十几年来每年都要去江西共青城为耀邦恩人扫墓,共青城的耀邦陵园山清水秀、风水宝地。十多年来,我听了许多传说也亲身感受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现在想来也会常常感到百思不解。今天在我写的这篇纪念文章里我想把它们写出来,让大家共享。据说,当年温家宝主任和德平兄还有江西省的主要领导一起在共青城选墓地时,一直下大雨,第三天当他们走到一个山坡时,江西省的那位领导摔了一跤,这时另一位领导就说:“省长大人下跪,一定是风水宝地。”德平兄等上前扶起摔倒的领导,不好意思地说:“就这吧,找了三天了。”这时大家一看雨停了,就说“上这个坡看看”。大家登上山顶,突然眼前一亮,在山的对面一片湖水,原来是鄱阳湖,山坡往下十分平坦,是一理想的墓地陵园,就这样耀邦陵园就选定在这叫富华山的地方。当时,山上没有树木,只有杂草,修陵园时栽种了众多树木,长的郁郁葱葱,十分茂盛。许多白鹭鸟都□息在此。当地老百姓说,耀邦神灵,富华山栽什么活什么,都是他老人家的恩德呀!

1998年4月14日,我们去了很多人扫墓。当天晚上,共青城领导宴请来宾60多人,当时耀邦的二儿子刘湖夫妇也参加了。刘湖说:“姜维,你代表大家说几句话吧。”我就站了起来,举杯提议大家为耀邦他老人家在天之灵敬一杯酒。当我们把酒洒向大地时,突然屋子里的灯灭了,共青城领导很着急就让人去检查一下,这时就听刘湖夫人惊呼:“你们看爸爸来看大家了!”全场一震,都向门外看,这时灯突然又亮了,大家都哭了起来。民间传说,自己的亲人会看见故去的人。我们后来将此发生的事情用文字留了下来,并制作了照片制成纪念镜框,送到耀邦家中存放在会客室。
    
    我还遇到过去共青城扫墓,经常是大雨天。但每次到了陵园,走到墓地,大雨就会停下来。2000年,我带全家从日本回国到共青扫墓,头天晚上我们全家就住在耀邦当年视察共青时住过的那间房子里。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陵园,天又下起了雨,但我们走到墓地雨就小了。这时,我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在墓前说了下面一段对话。妹妹说:“这是谁?”哥哥说:“胡爷爷。”妹妹:“胡爷爷是谁?”哥哥:“胡爷爷是爸爸的恩人。”妹妹:“那是好人吗?”哥哥:“胡爷爷是好人呀!”妹妹:“那好人怎么还能死?”哥哥:“……。”我太太听到这哭了起来,抱起了妹妹,也不知应该怎样面对这天真无邪的孩子提问大人也无法回答的问题。这天仪式开始,雨又全停了下来,地也很快就干了。共青城领导都说是耀邦他老人家显灵欢迎大家来看他。这么多年我常感到耀邦大恩人时时在关心祖国和他热爱的人民,我也常常在梦中见他老人家。三年前,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他老人家临终前让我妈妈转告我,每年一定要去先给他耀邦叔叔扫墓,他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当时因日本那个中国干部对我非议,父亲怕我坚持不住,就一再嘱咐让我要学耀邦叔叔那样去做人。他最后留下这样的几句话:“做好人难。难,也要做好人。”现在这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也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今年11月18日是我爸爸的忌日,而就在这天中共中央为耀邦恩人召开了纪念他老人家90诞辰。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看着醒目的会标,默默地向着远方,告诉我爸爸今天发生的事情:“爸爸,我今天未到您的墓前拜奠,但我相信您听到这些好消息一定会为耀邦叔叔高兴,您也会感到安慰,这也是送给您老人家最好的纪念。原谅我吧!爸爸。”
    有人问我,你对耀邦同志的感情这样深,今后你还准备做些什么呢?我还会一如继往地热爱他老人家。这么多年培养起来的神似他老人家的情感继续加深,在事业上争取更大成绩。今年我已经决定在做好日本公司工作的基础上回国发展,并为推动中日间的交流和发展多做工作。为明年中曾根先生能顺利访华做好工作。因我当年是艺术院校毕业,最后在我的有生之年,能扮演胡耀邦恩人的形像,就算圆满我的一生。
    我不是作家,也不懂文字的处理。但一篇对恩人纪念的文章却越写越长,真的有些收不住了。这主要是胡耀邦他老人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是无法用笔墨能书写完的。我一布衣子弟对他老人家的感激之情也不是用语言和文字能表达圆满的。可是,文章终究是要有结束语的……
    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张纸,原来是我这次回国参加纪念耀邦大恩人活动时在飞机上写的一段话。我就把它抄录下来,做为我这篇纪念文章的本不应该结束的结束语吧。
    ──敬爱的耀邦叔叔:我现在在天上给您写信,您虽然离开了我们已16年之多,但我们天天都在想念您。16年您没有离开我们,就如同现在我觉得您就在前边看着我,您一点都没有老,还是那样充满著年轻的活力。耀邦叔叔,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此文
    2005年10月动笔写于北京、东京、江西共青城、深圳,
    2005年12月16日于深圳搁笔。
    (本文作者系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会长)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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