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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张鸣事件引出的感想
(博讯2007年3月3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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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和他的上司李景治的冲突发生以来,学界有很多议论。虽然我不是大学中人,但对于此事的是非,还是一眼就能看清楚。如果非要表一个态,我肯定是支持张鸣的,我看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也听到人大一些朋友的私下议论。不过我现在想说的不是关于此事的是非,而是由此事可以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的制度缺陷。
    
    中西方大学内部,都有校园政治,这是生活常态,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制度在强化校园内部冲突。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大学制度,但却有缺点比较少的大学制度,而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正如张鸣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比较坏的制度。在比较好的制度下,好人比较舒心,在一种坏的制度下,好人就比较烦。
    
    
    
    中国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时间并不长,怎么算也不过百年左右,但中国早年引进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比较高明,就是从一开始就把这个制度设计成一种有竞争性的制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是一种垄断的制度。
    
    
    
    1949年前,中国的大学制度分为国立和私立两种体系,在私立大学的概念中,包括了教会大学的形式,所以一般说来,中国的老大学是国立、私立和教会三种形式并存。它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当时的《大学组织法》对此有明确规定,虽然在经验和事实上这三种形式的大学极难获得事实上完全平等的地位,但它们的法定地位始终是平等的。因为这三种形式的大学各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在事实上,这三种形式的大学中,都产生了一流的大学,国立不必说了,教会大学中的燕京、协和、私立南开大学等等,当时都是名校。
    
    
    
    有了这样的大学制度,才能产生相应的教授流动机制。中国老大学的教授是在自由流动机制中保持活力的。自由流动成为事实的前提一是真正的迁徙自由,二是经济保障,三是教授治校。
    
    
    
    张鸣鸣事件的起源大体可以说是评职称,这在中西大学中,都是引发冲突的核心元素,因为这是校园利益的重心。在任何单位,人事冲突都难免发生,但在具有自由流动机制的地方,冲突一般会减少到较低程度,因为凡冲突都有积累过程,在自由流动的环境中,当冲突即将发生时,因流动带来的转换会使冲突平静,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没有人愿意选择冲突,凡冲突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当下的大学制度,对教授,特别是名教授,事实上具备了自由流动的条件,但中国的教授,一般不会选择由名校流动到非名校,所以所谓教授的流动,事实上只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因为地区和校际间的不平等,事实上的教授自由流动不是一种常态,不流动的名校教授间会聚集大量的矛盾,张鸣事件不过是刚开了个头而已。中国老大学里,教授间也常有矛盾发生,但因为自由流动是一种常态,通常的模式是要么你走,要么我走,一般不会打起来,不会伤和气。1938 年钱锺书从英国回来,到西南联大外文系教书,因为说话比较随便,得罪了一些人,钱锺书的选择是一走了之,到了湘西国立兰田师院,用流动化解冲突。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教授书,听说顾颉刚要来,因为两人有过节,鲁迅主动选择离开,到厦门教书去了。
    
    
    
    教授的聘用,其实是一种选拔制度,任何选拔制度都不可能把事实上存在的缺点都回避掉,但在刚性的制度约束和经验的灵活掌握中,总会找到一种平衡。中国老大学中教授的聘用,也有学历和资格的约束,但并不排斥灵活性。所以才有像钱穆这样只有小学学历的人被顾颉刚这样科班出身的大学者,请到燕京大学去当教授,也有像沈从文这样连小学都有没有毕业的人,被胡适这样什么学历都不缺的学者请到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这说明当时教授的聘用制度有活力。
    
    
    
    老大学教授的聘用权,理论上在校长手里,事实上由各院院长掌握,但实际的选拔人是各系的系主任,因为教授是由系主任来使用的,在专业分工细密的情况下,通常也只有系主任会对教授的专业有比较符合事实的评价。作为一个系主任,就是今天中国大学的系主任,如果给了他聘用教授的权力,我想他们也不会全部聘用草包教授,一个单位,总得要干活的人嘛。照顾个别的亲朋故旧是难免的,这也是人之常情,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但一般不会全成了自家兄弟,除非他不想干这个系主任了。张鸣为萧延中说话,我是深表理解的,在中国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中,我知道萧延中和单少杰,但他们都是副教授(萧也是刚评上),他们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名的学者。张鸣认为是过度行政化,这还是客气的说法,其实我看连行政化也够不上,是衙门化。大学不能以社会声望来选择教授,是当下中国大学最大的悲哀,因为社会声望比学历和资格更为难得,虽然是一个软性的条件,但在事实上它也是一种社会承认。
    
    
    
    再好的制度,如果对一个没有任何道德的人来说,都难产生作用。中国老大学办得比较好,一是制度比较合理,二是教授的道德水平比较可靠。不是说那时没有矛盾,没有烂事,而是说比较少。如果这两条都不具备,中国大学很难有希望,什么一流大学,什么世界排名,都是扯淡。
    
    
    
    张鸣是名教授,不平则鸣,应该说他的抗议有相当的积极意义。我想说,在那样的机关教书,和那样的领导共事,早点离开也好!
    
    
    
    中国大学扩张不到十年,矛盾已如此尖锐,确实需要反思和改革中国大学制度中不合理以及不近人情的地方。在办理大学事务中,今天中国教育管理者的智慧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明显下降了,大学如果能不独立,教授不能治校,学术也不可能独立和自由,这样,期待中国大学出世界一流的学者和成绩是很难的。
    
    
    
    【作者简介】谢泳,43岁,《黄河》杂志副主编。谢泳近年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在这个基础上,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清理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做了肯定性评价。他以人物、杂志和大学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对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较强的概括力。他不是专业学者,但他的工作却能给人启发。他对原始材料的选择和重视,使他的工作富有学术性;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又有思想性.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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