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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社会学述评/李毅
(博讯2007年3月27日 来稿)
    作者:李毅 博士
    
内容提要

    
    西方国际社会学(或称全球社会学)的蓬勃发展,略迟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发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帕森斯的社会发展理论占统治地位。七十年代,社会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影响广泛。现在,只有世界体系论硕果仅存。主要代表人物有颇郎伊、艾森斯塔德、墨尔、佛兰克、斯卡齐波尔、梯利、傅高义、林茨、蔡斯-丹,而影响最大的是沃勒斯坦。在亚欧非大陆世界大体系中,中国处于核心地位一千多年,欧洲是边缘。1865年前后,英国产值超过中国;1900年前后,美国产值超过英国;中国成了边缘。今后几十年内,中国产值有可能超过美国,并长期保持第一。果如此,则以中国为核心,就是人类世界体系的常态。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was a little bit later than that of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science of development. In 1950s and 1960s, Parsons’ theory was in domination. In 1970s, there were Theory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of Dependency, and World-System Analysis. Now only World-System Analysis survived. The important figures are Polanyi, Eisenstadt, Moore, Frank, Skocpol, Tilly, Vogel, Linz, Chase-Dun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Wallerstein. In the Afroeurasian world system, China was the core 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and Europe was the periphery. British GDP surpassed that of China around 1865, American GDP surpassed that of Britain around 1900, and China became periphery. It is possible that Chinese GDP surpasses that of the U.S. in decades, and keeps number one after that. If it is so, China as the core would be the normality of the world system.
    
正文

    
    
     国际社会学(International Sociology),或称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探索国际社会的结构与国际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是西方社会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国际社会学囊括了全球社会学、发展社会学(Sociology of Development)、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比较社会学(comparative sociology)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Perspective)、全球化(Globalization)研究的主要部分。我认为,全球社会学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摩尔之前是第一阶段。摩尔开启了第二阶段。埃文斯与斯蒂芬的总结文章开启了第三阶段。
    
一. 帕森斯占统治地位的第一阶段


颇郎伊
     颇郎伊(Karl Polanyi)在1944年出版了《伟大的转变: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颇郎伊分析了当代世界的起源,一直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苏联的五年计划、法西斯的崛起、尚未结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认为市场经济是方向,但有显著的缺陷;法西斯主义就是对市场社会的缺陷的反动。工人和农民不应成为市场经济的受害者。人类社会应该走向使工人和农民得益的市场经济,避免法西斯主义。直到现在,美国大学社会学系一些教授还把这本书作为研究生有关讨论课的教材。这本书,可以看作这门学科的起点。

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的兴起
    
     全球社会学的真正发展,是在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治学兴起之后。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日薄西山。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过去是怎样发展的,第三世界现在应该怎样发展,成为当然课题。罗斯托(W. W Rostow)1959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是发展经济学的力作,指出了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起飞,走向成熟,大众消费阶段。对每一阶段的历史,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关对策,都有精辟的分析。奥甘斯基(Organski, A.F.K)1965年出版了《政治发展的阶段》(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指出了政治发展的四个阶段:初步统一,工业化,社会福利,富裕社会,对每个阶段的历史、问题、对策都有翔实的分析。
    
     即使今天看来,这两本大作的观点也是基本正确的。按照罗斯托的经济发展五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起飞阶段”的中期。按照奥甘斯基的政治发展四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 “初步统一阶段”的末期和 “工业化阶段”的中期。我认为,政治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确定实现普选的合适时机,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发展阶段。最佳时机,应该是在经济 “起飞阶段”已经完成,和政治发展的“统一阶段”和 “工业化阶段”也已完成的时候。搞得太早,比如印度,会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害。搞得太迟,比如苏联,可能促成社会分裂。对在中国实现普选的最佳时机必须深思熟虑,决不可操之过急,这样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

艾森斯塔德
    
    
     全球社会学的起步是艾森斯塔德(S.N. Eisenstadt)1963出版的《各大帝国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这本书比较了中华帝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印度帝国、阿拉伯帝国、以及欧洲诸帝国,发现这些帝国不仅包含了现代专制的种子,也包含了现代民主的种子。这些种子包括:一个相对统一和集中的国体,科层化的行政管理,精英之间为了获得有关社会集团的支持而进行的制度化的政治斗争。这本书现在很少有人用作教材了。

帕森斯
    
    
     二战结束后,近三十年时间,帕森斯(T. Parsons)是美国社会学占垄断地位的领袖人物。那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学社会学理论就是学帕森斯。帕森斯1966年出版了《各种社会:进化的观点与比较的观点》(Societies: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把他此前的有关思想集中放在一本书里。这本小册子是一本人类社会发展简史,正文只有一百页。反马克思、反共、反华、反革命、西方中心论,愚昧、狂妄。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就是从古希腊到今日美国的历史。美国社会是人类发展的顶峰(或顶点)。人类社会其他部分的发展(包括中国社会从古到今的发展),都偏离了这个正确的轨道。这本书集中体现了美国打冷战、打朝鲜战争、打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想基础,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今天美国的社会学研究生大部分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本书,更不知道这种社会思想曾被奉为圭臬。美国大学社会学概论教材一般在第一章的后面列出几个社会学大师的头像,以示尊重。我1994年初来美国的时候,几乎每一本书都列出帕森斯的头像。现在没有一本书列出帕森斯的头像,绝大部分倒是列出马克思的头像。美国社会学现在已经完全从冷战思维中摆脱出来了。但帕森斯社会思想教育出来的那代人,还有不少是精英人物,这些人现在在电视上咒骂中国的语言,其社会思想基础还是帕森斯的这一套。
    
     其实,在社会学界,当时就有人知道帕森斯这一套在学术上根本不能成立。帕森斯在哈佛曾经是著名社会学家索罗金的学生。我的硕士是在密苏里大学主校读的。系上有个有些名气的老教授叫班森(Benson)。我亲耳听班森讲:班森做研究生的时候,索罗金到班森的学校讲学。那正是帕森斯如日中天的时候。下课以后,班森等几个研究生把索罗金拉到酒吧喝啤酒。问索罗金对帕森斯的评价,索罗金不讲。喝下几杯以后再问,索罗金说:帕森斯的东西,百分之五十是胡说八道, 百分之四十五是老生常谈, 只有半分之五是好东西,都是从我这儿偷的。
二. 摩尔开启了第二阶段


摩尔
    
    
     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年出版了《专制与民主的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这本书现在美国大学社会学系还普遍用作研究生有关讨论课的教材, 所以我把这本书作为第二阶段的开端。
    
     这本书五百多页,一共九章。头六章篇幅很长,分别分析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的社会发展道路。后三章很短,做一些总结和分析。为什么英美走了议会民主的道路,中苏走了革命的道路,德日走了法西斯的道路,而印度又有所不同?摩尔认为,这要从每个国家前工业社会农村中地主和农民的不同关系中去找原因。他认为,农产品商品化的不同形式是关键过程,因为它在提供食物的同时,产生了赋税的来源。摩尔是哈佛教授,这本书写了十年,一边写,一边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本来还有德国和苏联两章,写不完。这本书在资料上下的工夫非常之大。我认真研究了这本书的参考文献中的中国部分。可以说,当时英文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社会的重要资料摩尔全都用了。
    
     这本书的巨大贡献在于它的方法论意义。它通过研究历史、确立典型、解剖麻雀,通过分析主要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试图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就使得这门学科从帕森斯那种意识形态挂帅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科学研究的轨道。下面马上要讨论的斯卡齐波尔和梯利都是摩尔课堂上教出来的学生。

斯卡齐波尔
    
    
     斯卡齐波尔(Theda Skocpol)1979年出版了《国家与社会革命:法国、俄国、中国的比较分析》(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这是一本关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这人类三大社会革命的比较研究。与摩尔研究农产品商业化有所不同,斯卡齐波尔直接研究国家与革命,探寻三大社会革命的原因与后果。在摩尔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洞见和研究基础之上,她考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现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直接源于这三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无能,源于这三个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下滑。而三大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了三个全新的励精图治的统治阶级,是这三个国家的国力大为增强,是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简言之,革命有理,革命有功。这就把帕森斯的那套反革命理论完全颠覆了。
    
     美国社会学界有些人直到现在还说这本书在处理资料方面有问题,不够严谨。这本书我认真读过不止一遍。我认真研究过这本书的参考资料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参考资料之全之精不在摩尔之下。有关中国的行文中也没有明显的常识性的错误。有关解放后的部分,线条的确粗了一些,但这不是她的问题,由于中美长期隔绝,当时能够找到的资料只有这些。
    
     这本书是美欧社会学的划时代著作,一出版就洛阳纸贵,今天还是美国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有关讨论课的必读教材。斯卡齐波尔因此成为著名社会学家,但也因此出了一件著名的案子。一般情况下,美国大学讲师转副教授叫做评终身教授,相当一部分人评不上,必须走人。斯卡齐波尔留哈佛任教,有这样的大作在手,评副教授时居然评不上,被开除了。这显然是政治报复,但难以回击。斯卡齐波尔上法院告了哈佛,不说是政治原因,说是性别歧视,打赢了官司,拿到了哈佛终身教授。此事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美国政治学会还曾把斯卡齐波尔选为会长,明确表示了对美国社会学界有关人士的不满、反感、抗议。

梯利
    
    
     梯利(Charles Tilly)也是摩尔的学生,有两本名著。一本是1984.年出版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这本书现在还是美国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方法论讨论课的通用教材。这本书正文最后一页有一个著名的段落,代表了美国社会学目前的共识、境界、水平: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难想象,要对长期的结构变迁建立任何有效分析,我们可以不把这个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同两个相互依赖的巨大过程联系起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我们面对的是把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整合到历史中去的挑战。(Tilly, 1984, 147)
    
    
     梯利的另一本名著是1989年出版的《强制,资本,欧洲国家,990年到1990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这本书研究欧洲主要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用作教材的情况不多。我在美国社会学年会上见过梯利给一、两千人作报告讲这本书。这本书论证了战争在欧洲各国建国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一个国家的战争行为,无论防御或进攻,都需要榨取:纳贡、租金、现金流通税、债券和收入,这些都反过来使得国家更加卷入裁定、分配、生产、监督、社会一体化。对中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常识,秦以后两千多年这个统一的中国,就是五百多年春秋战国打仗打出来的。
    
     这本书还试图探索了古代中国成功建立国家的原因,但他没有找到答案(第127-130页)。梯利发现,中国与欧洲有重大区别: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中世纪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很相似,周期性的造反和边患威胁到国家的统治。但是,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大得让欧洲人无法想象。一个朝代衰落了,另一个朝代起而继之。然而,罗马帝国衰落后,再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拥有同样的幅员。梯利认为,欧洲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相比其自上而下的政府结构,更为完整、连贯、周延,这是试图在欧洲大陆重建罗马帝国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我在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第二章讨论了梯利的这个解释是不成立的,此不赘述。

《大国的兴衰》
    
    
     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87年出版了《大国的兴衰:1500年到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一经出版,即成经典,成为各国政治、军事、思想界领导人的案头书。中文版1989年出版,多次重印,广为引用,影响很大,故此不赘述。我在美国曾用此书作本科生教材,一些学生反映,生字不少,读起来不容易,我才明白,为什么该书在美国没有普遍用作教材。我认为,在全球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发展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社会学、世界体系论 、全球化研究所有这些领域和学科中,不要说超过,目前还没有一本书能接近《大国的兴衰》的境界和水平。这本书可以成为中国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有关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
    
     这本书也有不足之处。秦统一之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顶峰和灯塔,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产值占世界三分之一,两、三百年的罗马帝国和一、二百年的蒙古帝国只是昙花一现,直到1865年前后英国产值才超过中国。要讲大国兴衰的实践和理论,首先要研究中国这个大国是怎么兴起来的,又怎么衰下去被英国超过了。下面要讨论,直到最近几年,这个问题才变成西方社会学的研究课题。

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就当代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律,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现在,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已经自行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这两种理论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和缺陷。现代化理论把一切事物都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认为二者可以截然分开,认为只要勇于抛弃传统、走向现代,社会就能很快现代化。“现代化理论”中的“现代”和“传统”这两个核心概念有致命的失误。比如,美国有个参议院,古罗马也有个参议院,日本有个天皇,英国有个女王。参议院、天皇、女王都是“传统”的,但美国社会、日本社会、英国社会却都是“现代”社会,可见传统和现代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我们可以找出无数这样的事例。正是现代化理论在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核心概念上的失误导致了自身的解体。我们在使用现代化这个词的时候,必须把它严格界定于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这三个要素,不可以随意附加任何其他东西。
    
     依附论源于拉丁美洲研究。一百多年前,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和美国发达程度差不多,现在差了很远,为什么?依附论认为,是因为美国强大以后控制、掠夺拉丁美洲,拉丁美洲被迫依附美国。到了八十年代,用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情况一比较,依附论显然就有问题了。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并不在拉丁美洲之下,为什么亚洲四小龙能发展,拉丁美洲就不能发展?显然,除了外因以外,还要找一找内因,下面就要讨论傅高义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依附论能否解释拉丁美洲,可以讨论。依附论不能解释全世界,就不言自明了。
    
     由于这两个理论自行退出了历史舞台,世界体系论就自然变成了这门学科的唯一理论。
三. 归于世界体系论的第三阶段


埃文斯与斯蒂芬的“发展与世界经济”
    
     在介绍这篇文章之前,先介绍一下美国社会学界的出版情况。做学者,做学问,就要搞研究。研究出来一点东西,就要写文章。研究出来的东西多了,就要出书。和中国一样,美国大一些的大学都有出版社。和中国不一样,美国众多有关社会科学的出版社是私有的出版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其中有几个在竞争中成了大的出版公司(集团)。
    
     美国数得上的社会学刊物有一、二十个,大一点的有三个。一个是《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是美国社会学会办的。一个是《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办的。一个是《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是北卡洛莱纳大学社会学系办的。这三个杂志的大多数文章,不要说美国老百姓不看,社会学本科生不看,就是大多数社会学研究生和大多数社会学教授一般也不看。原因在于,美国社会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分科很细,细到只有很少同行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些杂志的多数文章一般只讲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事情,而且是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不仅与社会大众无关,就是与其他绝大多数社会学家也无关。
    
     在这些杂志之上,有一个《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每年出一本。美国社会学有几十个分支领域,每隔五年八年,《社会学年鉴》就请一个人,把这个分支领域近年来的发展写个总结,介绍一下。这些总结篇幅都不长,但内容都很丰富,因为是几百部著作、文章的总结。研究生要考试,或者要做学问,教授会介绍你去《社会学年鉴》看你这个领域的总结。几十年来,美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的研究,《社会学年鉴》已经发表了四个总结,我在拙著第一章第一节介绍了这四个总结。
    
     在年鉴之上,是《社会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ology)。《社会学手册》不是一个小手册,而是一本很大很厚的书。一般有二十多章,每章介绍社会学一个重要分支的总貌。1943年出了第一本,1988年出了第二本,2006年出了第三本。由于在这里不便讨论的原因,第三本的质量和影响力没有超过第二本。
    
     埃文斯与斯蒂芬(Evans, Peter B and Stephens, John D)的这一章,是1988年出版的第二本《社会学手册》中关于这门学科的总结,标题是“发展与世界经济”(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y)。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总结,全面介绍了发展社会学、全球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历史社会学、世界体系论从马克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发展概貌和主要成就。在《社会学手册》中给这个学科一章,说明这个学科已趋成熟。这么好的总结,后来再也没有见到。所以,我把这篇文章,作为第三阶段的开端。
    
     该文总结到,迟发展者“为了动员资本和压低工资,倾向于喜好专制政府”。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条件”,对迟发展者尤其如此。“外部压力强迫各国寻求合适的军事组织结构,而军事组织结构又反过来重铸了国家的内部结构。国家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又影响未来的政策和统治方式”(Evans and Stephens, 1988, 744)。
    
    
     对迟发展者,市场的有效运行常常与强大果断的国家政权相连,而市场失灵往往源于国家没有自主权和政府低能……战后的日本、四小龙和目前中国的强劲崛起,都显示出国家干预同市场导向相结合十分有效。有关研究表明果断的国家机器有助于有效的市场导向政策,同时也表明使私营企业缺乏自主权和政府低能的国家机器必然破坏市场、伤害发展。
    
    
     国家政策和市场当然不会只向一个方向运动。政治考量决定了通往工业发展的国家政策,但这些政策反过来对国家的政治基础产生影响……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增加财富、提高教育水平和识字率、发展大众传媒、促进收入平等、扩大中产阶级,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民主化。(同上, 744-752)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的社会发展历程显示中国的发展道路符合上述所有方面,是典型的迟发展者。

傅高义
    
    
     与美欧相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走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其中公认的经典,则是傅高义( Ezra F. Vogel)1991年出版的《四小龙:工业化在东亚的伸展》(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傅高义发现,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包括五个发展环境要素(第85-91页)和四个制度文化要素(第92-103页)。五个发展环境因素是:美国的援助;旧社会秩序的瓦解;社会经济发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迫切性;一只渴望工作的、数量庞大的的劳动大军;亚洲四小龙熟悉日本模式。四个制度文化要素是:基于学历和政绩选拔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式的政府精英;统一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科举);社会的集体主义;国家的自立自强;自我奋进的个人奋斗。傅高义把这四个制度文化要素合称为“工业化的新儒家”。
    
     目前,国内外都在探索什么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以为,如果我们把美援换成中国革命,傅高义总结的这个东亚发展模式就是今日中国成功发展的基本模式。这是毫不足奇的,中国本来就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和主体,台湾和香港根本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成就,只不过是作为东亚文明发源地和主体的中国的蓬勃发展和重新崛起的一个前哨战而已。

林茨和史蒂芬
    
    
     林茨和史蒂芬(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han) 1996年出版了《民主转型和巩固过程中的问题:南欧、南美、苏东》(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一经出版,该书即刻成为美国大学研究生院有关民主化课程的通用教材。这本书有力批驳了民主化研究中的流行的谬误,把有关民主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新阶段。这本书是多年研究的结果,林茨作了三十年,史蒂芬作了二十年。该书二十一章,第二编分析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第三编分析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第四编分析俄国和东欧诸国。该书的精华是第一编第一章,建立了关于民主的系统的理论。
    
     林茨和史蒂芬这本书是对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93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s Century)的强力批判。亨廷顿这本书是欢呼苏东剧变的。认为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可以分为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的时候,实现民主要几十年、上百年时间,到了第三次浪潮,几周甚至几天就能实现民主。民主并不难,只要一搞市场经济,一普选,民主就实现了。市场经济加普选的民主化,必将很快席卷全球。“民选的政府可能没有效率、腐败、短视、无法采纳为人民服务的政策。这些特征使这些政府不理想,但不能说这些政府不民主”(第10页)。亨廷顿这本《第三次浪潮》,文笔有很强的煽动性,很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全球热卖。
    
     林茨和史蒂芬这本书,全面批判了亨廷顿的观点。他们直指亨廷顿的观点是“选举谬论” (electoralist fallacy )。他们指出,认定民主化就是“选举加市场”是有害的,而更有害的是以为民主化可以成为一种“浪潮”。林兹和史蒂芬指出,要实现民主,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和五个重要条件。先决条件是必须先有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国家认同有问题或有人闹分裂,民主就搞不成(第7页)。五个重要条件是:1)一个有结社和通讯自由的公民社会;2)一个有自由和包容性选举形成的凝聚力的政治社会;3)法制的立宪政体;4)一个有理性和法制的科层规范的国家机关;5)一个有制度化的市场的经济社会。这五个条件,没有一个条件是能够在短时间形成,更不用说完善。
    
     在前言中,林茨和史蒂芬实言相告,该书本来有亚洲一编。在研究了几个亚洲国家之后,他们发现,西方的这一套关于民主的概念、理论、制度、政策,和亚洲的社会现实有相当大的距离,西方的民主理论和亚洲的民主实践很难找到连接点,因此他们干脆把亚洲这一编放弃了。该书还专门提到台湾,说台湾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独统问题,不符合实行民主的先决条件。

“世界体系论”
    
    
     1995年《社会学年鉴》有一个专章就叫“世界体系论”,由蔡斯-丹和格莱姆斯(Chase-Dunn, C. and P. Grimes)撰写,全面介绍了世界体系论。《社会学年鉴》出专章这件事本身就是美国社会学对世界体系论的学术地位的再一次正式确认。世界体系论是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74正式创立的。这一年,他出版了多卷本著作的第一卷:《当代世界体系1: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Modern World-System 1: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和马克思计划写六卷资本论,结果只出了一卷一样,沃勒斯坦最后也只出了一、两卷。蔡斯-丹是世界体系论这个学派中地位仅次于沃勒斯坦的人物。
    
     世界体系论认为,人类世界由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可以分为三类:核心国家(core),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y),边缘国家(periphery)。发达国家是核心国家,发展中国家是边缘国家。体系一经形成,发展中国家很难通过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变成发达国家,如同现代化理论倡导的那样。相反,体系本身倾向于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地位。除了个别向上、向下流动的事例以外,核心国家总在核心,边缘国家总在边缘。两者之间是一些半边缘国家,兼有两者的特性(第389页)。与中国或罗马帝国不用,现代核心国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个国家,其中有一个是霸主。与以往的藩属进贡制度不同,现代世界体系来源于资本主义积累。(第390页)。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以往的世界体系是由尊贵商品交换(prestige goods exchange)形成的。由此,亚非欧大陆世界体系的产生,就不止500年历史,而是5000年历史,那时候同样有核心,有边缘(第391页)。在那个亚非欧大世界体系中,中国是核心。欧洲是落后的边缘,向中国出口银子,换取丝绸和瓷器。这个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宋朝的时候,差一点变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十七世纪欧洲的那些资本主义城市是半边缘。这种半边缘状态,使资本主义便于产生(第394页)。中国的影响力早就远达中东,比多数世界史学家们以为的要早得多。直到十八世纪末,欧洲是边缘,中国是核心。1825年的时候,伦敦要比北京小得多(第395页)。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相对而言,核心国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边缘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形成不平等交换,使得核心与边缘之间的流动非常困难。但也有例外。日本1880年之后从边缘流动到了核心(第396页)。美国更是成功地从边缘流动到半边缘,到核心(1880),最后成为霸主(1945)。核心和霸主地位源于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不断创新。一个国家是核心还是边缘,最终是由这个国家在世界经济总产值和世界军事费用中的比重所决定的(第397页)。

世界体系的演变
    
    
     蔡斯-丹和霍尔(Chase-Dunn, Christopher and Thomas D Hall)1997年出版了《兴起与衰落:比较不同的世界体系》(Rise and Demise: Comparing World-Systems)。这部著作分析了公元前500年之前的小世界体系,分析了亚非欧大世界体系怎样在公元前500到1400年逐步形成,这个世界体系怎样演变,后来怎样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变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本书学术价值很高,但文字很晦涩。美国的研究生看起来都很吃力。我以为这些研究生小时候没有好好学语文,所以看起来吃力。后来,有个老教授给我说,他看起来都很吃力,我才明白这本书的文字真的晦涩。这是一部力作,解决了一些世界学术界多年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
    
     该书直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一直是亚非欧世界体系的中心。欧洲长期处于世界体系的落后的边缘,向中国输出金银换取丝绸和瓷器,以满足欧洲上层阶级的需要。对欧洲人来讲,寻找能在对华贸易中替代金银的东西,是个艰苦而漫长的事情。他们最后找到美国西洋参和印度鸦片作为进口替代。“欧洲和西亚都力图获得进口替代品,以避免昂贵的对华贸易,并通过卖给临近的国家赚钱”(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91)。中国在亚非欧世界体系中坐头把交椅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而是主要由于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先进性造成的不平等交换……‘技术寻租’是欧洲和中国之间不平等交换的基础。” (同上,191-192) 。
    
     过去一百多年来,社会学一直面临一个难题的挑战。中国衰落和西方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该书详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是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某种文化上的原因或社会组织上的原因:
    
    
     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不是欧洲封建社会文化上的独特性和社会组织上的独特性:既不是欧洲国家之间主权的相互分割,也不是欧洲基督教王国的规范性和谐。不如说,是欧洲封建社会的背景,一个非常分散的、非常脆弱的朝贡制的积累方式,积淀在亚非欧大陆的尊贵商品生产销售网络的市场力量之中,使资本主义积累方式最终取代了朝贡制的积累方式。不是东方衰落了,而是西亚和东亚朝贡制的持续强势阻碍了资本主义在那里成为主导。欧洲是在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时间迎接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兴起。(Chase-Dunn and Hall, 1997, 189-190)

《白银资本》和《大分流》
    
     佛兰克(André Gunder Frank)1998年出版了《重新定位:世界经济在亚洲时代》(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1999年中译本就出版了,名为《白银资本》,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故此不赘述。佛兰克是依附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世界体系论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七十年代就是大家。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可能难以想象,他的导师居然是自由主义大师佛里曼。毕业后先在美国作教授,1962年去南美。1973年尼克松、基辛格把智利阿连德政府颠覆在血泊中,佛兰克不得已逃往欧洲,重新作教授。佛兰克在南美十年,有时候行踪清楚,比如在智利作教授。有时候行踪不清楚,对此所有英文出版物都讳莫如深。一般认为他参加过南美游击战,和中央情报局血拼过,他本人不承认,不否认。他不是一个在书房里玩学问的小知识分子,而是一个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实践社会理论的英雄。2005年,英雄辞世,特此向英雄致敬。该书出版后,北京学术界热情接待过他。正如中译本读者所熟知,和上述早一年出版的《兴起与衰落》一样,这本书彻底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谬误,还原了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体系中心的历史真相。这本书虽然在美国学术界有很大反响,但也没有普遍用作教材,原因也是生字太多,学生不容易读。
    
     正是在这样一个恢复历史真相的潮流之中,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2000年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译本即刻出版,也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故此不赘述。如中译本读者所熟知,这本书也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谬误。这本书的文字也不容易读。

韦伯错了
    
     十多年来,在一些像佛兰克、蔡斯-丹这样的名家、名著带领下,美国社会学界也开始从以往对世界历史、欧洲历史、中国历史的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美国社会学的这些错误思想有不少来自韦伯。众所熟知,韦伯认为欧洲先进、中国落后是有原因的。在思想上,儒教落后,新教先进。中国虽然有科层制,但欧洲的更为正式而理性。在法律上,中国法律不理性(rational)、不正式(formal),西方法律正式而理性(formal rational)。韦伯这些思想,都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都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傅高义就论证了,儒家的思想和制度不仅不阻碍工业化,更是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玛仕(Robert M Marsh)2000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 韦伯对传统中国法律的误解”(Weber’s Mis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韦伯自己不懂中文,连韦伯自己也承认没有看到多少中国法律的资料。中国法律要比韦伯想象的系统、正式的多。中国法律的随意性远比韦伯想象的小。中国法律专家远比韦伯想象的多。即使按照韦伯自己的定义,中国法律也比韦伯想象的要“理性”的多。而按照韦伯自己的定义,韦伯时代的欧洲法律的“理性”也很有限。玛仕的研究成果并非偶然。玛仕1980年就出版了《中国官员:中国精英的循环,1600-1900》(Mandarins: The Circulation of Elite in China,1600-1900)一书,我认为,这是英文世界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分层的最佳著作。
    
     凯瑟和蔡勇(Edgar Kiser and Yong Cai)2003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了“战争与科层制在秦国:对一个反常案例的探索”(War and Bureaucratization in Qin China: Exploring an Anomalous Case)。直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中央政府。古罗马也没有。中国是例外,秦朝就有了(第511页)。秦朝的政府制度一传就是两千多年,直到清朝,一脉相承(第512页)。秦朝的战争最频繁、最惨烈,秦朝比任何前现代国家都更为科层化。战争产生国家(第513页)。韦伯认为,战争促成科层化,不打仗的政府没有科层化的动力,要打仗就要有更有效的科层化,不能有效科层化的政府就要打败仗(第514页)。1450年以前欧洲没有科层制政府,因为没人知道科层制政府是个什么样子。战国时代,要打大仗,要有大部队,大部队的科层职为文官政府提供了模式(第516页)。修运河,修驰道,修长城,都要求有一个中央集权制的文官政府。韦伯只认识到科层制有自我的持续性,实际上,科层制的持续源于科层制保持和提高了通讯、交通、文牍的“技术优势”(technical superiority)(第517页)。春秋战国时期科层制取代贵族封建制的首要原因是战争规模巨大。战役用兵一般十万至五十万,战役伤亡一般一万到四万,长平之战伤亡竟达四十五万。秦军最多时带甲百万(第520页)。大型军队的规章制度、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为科层制文官政府的形成提供了模式(第521页)。科层制取代贵族封建制最先在中国实现,主要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超过了1800年之前世界上任何地方(第522-525页)。和古代中国相比,古罗马完全没有一个领工资的专业政府(第534页)。

今日世界概论
    
     今日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是否有一本学术著作向读者介绍一下当今世界的概貌?没有,当今英文世界还找不到这样一本学术著作。如果一定要找,那就是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2001出版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二十一世纪的外交》(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Toward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一出版就碰上九一一,基辛格马上在重印时加写了一个序言。该书在美国是畅销书,也普遍用作辅助教材。该书共七章,以美国为中心分析世界,第一章是美国概论,第二章是欧洲概论,第三章是拉丁美洲概论,第四章是亚洲概论,第五章是中东与非洲概论,第六章讨论全球化,第七章讨论美国继续称霸二十一世纪的理论基础。语言隽永、典雅、平实,既有恢宏的气度、充满智慧,又没有一丝一毫的学究气。基辛格是美国现实主义思想流派的大师和领袖。在理论上,他是哈佛年轻教授出身,从政之前就有多本大作。在实践上,他为确立美国今天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立过赫赫功劳。美国今天能独步全球,与美国统治阶级中有基辛格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是分不开的。该书中文版2003年出版,成为国内的畅销书,故此不赘述。和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样,这本书可以成为中国大学有关课程的通用教学参考书。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现在最缺的就是这种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能够写出以中国为中心、为中国服务的当今世界概论的思想家、学问家。

《当代世界的起源》
    
     九一一之后,在美国成为畅销大学教材的是麦克斯(Robert B. Marks)2002年出版的《当代世界的起源:一个全球性的和生态学的故事》(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该书是一本不到二百页的小册子,全面介绍了当今世界体系是怎样从1400年发展过来的。该书在序言中开宗明义,说九一一之后,美国人民想了解世界,想知道为什么有人这么恨美国,为此就要了解当今世界是从哪里来的。麦克斯坦陈这本书受到《白银资本》和《大分流》的很大影响,佛兰克还帮他校阅过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麦克斯直言,这本书就是要把学术界一、二十年来的有关成果综合起来,用作本科生的入门教材。这本书成为近年来美国大学的畅销教材,决非偶然。蔡斯-丹、佛兰克、彭慕兰花几百页篇幅、用很艰深语言都不容易说清楚的事情,麦克斯只用一百多页,象讲故事一样,说得清清楚楚、生动流畅,实属不易。这本书2006年重印时,副标题加了几个字,变为《当代世界的起源:一个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性的和生态学的故事》(The Origin of the Modern World: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from Fifteenth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建议尽快出版该书中译本。麦克斯有这样的成就,并非偶然,他1998年出版的《老虎、大米、丝绸、煤炭:中国帝国晚期的环境与经济》(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一部力作。

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
    
     许天田(Victoria Tin-bor Hui)2005年出版了《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该书解决了西方学术界这个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难题,一经出版,立即荣获美国政治学会年度最佳图书奖。这本书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统一、欧洲分裂,都不是必然的、命定的,都是偶然的、人为的。
    
     战国七雄中,秦本是弱国,秦灭六国,是以弱胜强(第65页)。六国的战略是合纵,秦国的战略是连横(第67页)。连横最后战胜了合纵,为什么?因为六国之间也是争斗关系,难以真正合纵。等到不真正合纵就要灭亡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第74-79页)。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富国强兵(第80-84页)。秦国得以富强的制度政策,六国也可以学,但他们学得太慢、太迟,最后学也来不及了(第85页)。秦善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于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慎战,轻易不出手(第88页)。非打不可的时候,也善于以少击多,分而歼之。但到了非集全部国力一决雌雄的时候,秦国从不手软,例如长平之战和灭楚之战(第89-90页)。欧洲分裂、中国统一,与地理无关。欧洲多有一马平川,中国多有高山大河、天堑屏障。黄河与几个险关隘要,曾经是秦国东进的天然屏障(第90-91页)。秦灭六国,以弱胜强,不是逞一时之勇,而是七代君王,花了135年时间,打了57场战争,殊为不易(第96-97页)。采用郡县制使秦的扩张更为便利(第97-99页)。秦最后终于一统天下,主观条件决不可忽略。秦始皇、李斯,雄才大略,气吞山河,集全国人力、物力、财力,破釜沉舟,发起最后一战,九年时间,荡平六国,一统天下(第99-101页)。为什么秦国能制定聪明的战略?和六国统治者相比,秦国君臣更为雄才大略、聪明睿智。秦国用人看才能、不看出身。秦王胸怀宽广、用人不疑、放手让大臣将帅做事(第101-107页)。
    
     早期欧洲则完全相反。1495年到1659年,不论法国还是哈布斯堡王朝,都不是走自强的道路,而是自我消弱(第111-120页)。1661-1715年,英国走向自强,法国则继续自我消弱(第120-126页)。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法国,才达到古代中国的水平,拿破仑差一点统一欧洲。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像古代中国一样,实行了征兵制,有了职业军官。拿破仑也像秦国一样,实行连横的战略。在兵败俄国之前,拿破仑一直走上坡,之后就走下坡了。为什么?秦国也有过多次大的失败,但最后成功了,为什么拿破仑败了一次就起不来了?秦国是靠自己的人力、物力打仗,这次败了,回去生聚修养,下次再来。拿破仑是靠欧洲各国的钱和欧洲各国的兵来打仗,一败就不可收拾。简言之,和秦国相比,拿破仑自强的制度政策还不够彻底、不够有力,国力还很有限,还达不到统一的要求(第127-136页)。早期欧洲士兵是雇佣兵,军官是雇佣军官、贪污腐化,资本家唯利是图,容易自我消弱(第139-142页)。欧洲长期英法相斗。英国走富国的道路,国富兵不强;法国走强兵的道路,兵强国不富;都没有找到秦国富国强兵的正确道路。主要由于直接学习中国,后来普鲁士最先找到了接近于秦国富国强兵的道路(第142-149页)。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欧洲中国,盖莫如是。但如果比较战争时代的长度,战争频繁的程度,投入兵力的数量,伤亡的数量,战争所引起的人口的减少,按人口比例计算战争所造成的人口减少,古代中国的战争都要比欧洲惨烈的多。春秋战国打了500年,从100多个国家,打到几十个国家,打到战国七雄,最后秦始皇一统天下。欧洲打来打去,并没有灭掉多少国家,早期欧洲君主实属无能。拿破仑之后,要想改变多国并存的状况,为时已晚(第149-156页)。
    
     春秋战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臣子经常直谏君主,君主经常从善如流,大家都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行仁政,从大臣到百姓,都可能弃你而去(第168-179页)。为了自强,战国七雄都搞征兵制,都搞中央集权政府,都搞以法治国。商鞅变法后秦国搞得最好,政府按政策和法令办事,高度合理化,高度理性化,秦律的规定非常详细,力图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很接近现代民族国家。这些方面,欧洲都是在拿破仑之后才逐渐赶上来。秦律虽然严苛,但公平。英国税率比法国高,但法国老是因为征税闹事,因为法国不公平。秦国比英国还公平(第178-190页)。早期欧洲国家,国不像国。没有常备军,雇佣兵腐败。国家向资本家借钱,还不起就要破产。国家自己收不了税,雇人收税,弊端丛生。后来瑞典、英国、普鲁士、法国都变法改革自强,但都没有强大到足以统一欧洲(第190-195页)。古代中国不用雇佣兵,政府手上没有现款也垮不了。田赋用来支付政府行政费。商业税收用于宫廷,现款多了,则会重赏有功之士。而欧洲君主离了商业税收就活不下去。为了富国强兵,春秋战国秦汉都重农。欧洲则不得不重商。重商把欧洲国家搞弱了(207-214页)。秦国用民力用得太狠,讲法太多,讲礼太少,重武轻文。汉承秦制,但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纠正了这些错误,中国的统一遂成为定势(第216-223)。
    
     没有什么是命定的,秦国的统一,德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是逆势上扬,都是秦国、德国、日本变法图强、自强不息干出来的。世界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未来如何取决于你现在怎么做。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国家现在的政策。国际社会将继续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第三世界国家难以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达国家不让他们产生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第235-237页)。
    
     我花了一页半来介绍许天田这本书,是因为该书还没有中译本。建议尽快出版中译本,和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基辛格《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麦克斯《当代世界的起源》一起,作为国内大学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有关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
    
作者简介

     李毅,旅美社会学家。中国西北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修满研究生学分,美国密苏立大学社会学硕士,美国伊利诺大学社会学博士。理论取向为国际社会学、发展社会学、世界体系论。方法论取向为定性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比较社会学。学科取向为社会发展战略、社会分层。研究对象取向为中国研究、东亚研究。主要英文著作为美国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5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第489号课题负责人,主编研究生教材《马克思社会思想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主编本科生教材《社会学概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版第2次印刷)。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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