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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楚廷: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奴隶制相似
(博讯2007年3月0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奥姆斯特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南部白人和黑人的劳动态度。他在作品里描写了南部草率的耕作、坎坷不平的道路、破烂不堪的公共设施、火车和汽船晚点或无故取消班次,以及整个得过且过的气氛。奥姆斯特德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奴隶劳动的低效率。强制性的劳动是不情愿的劳动。奥姆斯特德写道,奴隶们“看来是在做着劳动的动作,实际上不使一点劲”。他认为北部一个自由工人的效率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两倍。他解释说,大多数奴隶缺乏努力劳动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以增加产量。他们缺乏现代化劳动所必须的时间观念。一个南部白人说:“他们的时间对于他们自己毫无价值。”奥姆斯特德认为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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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制构成南部独特的社会体制的基础。虽然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南部经济的基本制度是种植园农业,不是奴隶制本身,可是这两种说法并没有多大区别。奴隶制与种植园自17世纪起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在1850年代,从事采矿、交通、建筑、伐木和制造业的奴隶只占奴隶总数的10% ;家奴和从事其它非农业劳动的奴隶占15% ,其余占75% 左右的绝大多数奴隶是从事农业劳动的:55% 种植棉花、几乎全部水稻、甘蔗和大麻及一大部分粮食作物都是由奴隶劳力生产的。 (博讯 boxun.com)

     拥有奴隶的南部白人家庭只有三分之一,但由于奴隶昂贵,这个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对比之下,1950年只有2%的美国家庭拥有与一个世纪前一个奴隶价值相当的公司股票。1850年代,近一半奴隶主只有5 个以下的奴隶;但是占总数12% 、拥有20个或更多奴隶( 这个数目通常区别种植园或农场的标准) 的奴隶主占有了一半以上的奴隶。

     统治民族的民主

     蓄奴制对于非蓄奴白人有何利害关系呢?对于这部分人,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无文化知识并沾点种植园经济的边勉强度日的“穷苦白人”。与此相反,一些南部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种植粮食并为市场种植少量烟草、棉花或养猪的“朴实平民”是自豪、聪明、欣欣向荣和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农村中产阶级。许多现代学者,包括北部和南部的,则把他们看作是反对蓄奴制度的潜在力量,因为种植园制度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感到蓄奴制把一切劳动都降格为奴役劳动了。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全面。为避免偏见,实事求是,必须把农村中三种不同的非奴隶主白人区分开来。一组是“山区”居民,即居住在阿巴拉契亚高地、马里兰西部和肯塔基东部至亚拉巴马北部的峡谷、密苏里南部和阿肯色北部的奥萨克高原的居民。这些地区的奴隶人数很少,其居民大多数是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畜的小农场主。在政治上,山区居民常常在议员名额分配、州政府对内部改良的资助、土地税及奴隶等问题上与山下和低地居民持对立态度。他们是种植园经济的反对派,其态度与南部反蓄奴制第五纵队最为接近。在内战期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忠于联邦政府的。

     第二部分人生活在“松林区”或“杂草地”,那里是沙地或沼泽地,位于北卡罗来纳东部、佐治亚和亚拉巴马南部,密西西比东部和其它许多峡谷地带。这些人最合乎“穷苦白人”的传统形象。他们只种几英亩玉米地或在林区放养几匹骨瘦如柴的牲口。尽管他们有时也向南部较富裕的地区出售少许生猪,总的来说,他们像那些山区人一样,极少参与商品作物经济活动。

     但第三部分非奴隶主白人,人数最多,在这种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居住在山下或不那么肥沃的沿海低洼地带。他们每年收获一两包棉花,或一大桶烟草,也种些粮食作物。他们在个人利益上和情绪上与种植园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为种植园轧棉花,也有可能向附近的种植园出售自产的猪肉。他们中许多人对奴隶主的地位垂涎三尺,而且也确有某些能干的或幸运的人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南部还存在着传统的亲连亲的关系,一个非奴隶主白人很有可能是位于同一条公路沿线的某个庄园主的堂表兄弟或外甥、侄子。大种植园主还按照习俗,每年举办一、两次野餐会招待穷苦的邻里——尤其是他正在竞选议员的时候。

     在奴隶主与非奴隶主白人之间,除了存在着他们潜在的阶级矛盾缓和的亲戚关系和共同的利益外,还存在着一种最重要的纽带,即种族联盟。南部的白人尽管并不都拥有奴隶,但却都拥有白的肤色。蓄奴制不仅是一种劳动剥削的手段,而且它还是种族统治的一种手段。不管有多少非奴隶主白人多么讨厌蓄奴制度,但没有什么人认为尚有其他手段可以维护白人的优越地位。亚拉巴马的一个农民对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说,他相信蓄奴制是错的,但是他也不相信解放奴隶是对的。他说:“假定他们自由了,你会发现他们自认为跟我们一样优秀了。……一个黑人以为跟白人一样优秀了,你怎么想?一个黑人登门向你的千金求婚,你怎么想?”另一个穿着邋遢的农民对奥姆斯特德说,他希望“这里根本不存在黑人。他们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孽障。……但是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赞同解放奴隶。让他们自由并呆在这儿,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要被他们偷去了,那样谁都没法在这里住下去了。”

     奥姆斯特德敏锐地指出:“自孩提时起,在白人大众的社会环境中就只有一样东西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有价值一些,那就是黑奴比他们要低贱。”作为南部亲蓄奴制的主要政治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C ·卡尔霍恩也意识到这一点。1848年卡尔霍恩说:“对于我们来说,社会的两大对立阵营不是富人和穷人,而是白人和黑人;所有的白人,包括贫穷的和富有的,都属于上层阶级,受到尊敬,享受平等……从而享有贫困或灾难都剥夺不走的地位和荣誉。”

    

    

     社会学家皮埃尔·L ·范登伯格把这种为蓄奴辩解的理论和白人的优越感称为“统治民族的民主”,即属于统治民族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的人都优越于不属于这个民族的人。统治民族的观念在南部和北部都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亚拉巴马州的南部权利的卫士威廉·L ·扬西说:“你的祖先和我的祖先是在两种思想基础上建立这个政府的:第一,白人都是公民,是居支配地位的种族,白人与白人之间是相互平等的;第二,黑人是低贱的种族。”按照这个说法,《独立宣言》里所说的平等是所有“白人”的平等。《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是个奴隶主。以安德鲁·杰克逊的名字命名的“杰克逊民主主义”的核心是平等,但杰克逊总统也是一个奴隶主。杰克逊的民主党人是白人优越论的积极维护者。他们的统治民族的观念帮助他们把北部的爱尔兰人、灰胡桃人和非技术工人吸引到民主党一边来,因为该党宣称,不管他们多么潦倒,他们仍然比黑人优越。像南部的非奴隶主白人那样,他们也害怕解放黑奴,因为黑奴解放了,他们的白色皮肤就无意义了。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怀斯说:“粉碎蓄奴制,而且将以蓄奴制的拳头粉碎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就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奇谈怪论:对许多白人来说,蓄奴制成了自由与平等的基石。

     奴隶的处境

     对于奴隶来说,不存在这种奇谈怪论:奴隶制就是奴隶制,自由则是其对立面。奴隶契约赋予奴隶主对奴隶几乎毫无限制的权力:可以买卖;可以不经法庭随意处罚;可以拆散奴隶家庭;可以奸污女奴;甚至可以杀死奴隶而不必害怕承担法律责任。奴隶作为一种形式的财产,在法律上不享有人权。他们在法律上不许结婚,不许占有财产,在多数蓄奴州里也不许学文化。主人可以允许他们建立家庭,挣点钱,或者( 少有情况) 用钱赎买自由,但是在他们获得自由之前,他们的钱、配偶和孩子随时都有可能被强行夺走。有几个州虽然允许奴隶赎买自由,但获得自由后必须离开该州。1860年在各蓄奴州共有25万自由黑人,其中只有3.5 万人生活在下南部的八个产棉州,而且受到各种令人愤慨的限制,因而许多人的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

     在实践中,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常因自身的经济利益或有时的温情主义而有所约束。主人和监工不可能光靠鞭子维持其统治。由于奴隶的死亡、残废、受虐待或逃跑,即使能生产一点棉花,也是很少的。就像雇主和被雇者之间的关系那样,这里也需要劝说、诱导、奖励和让步。绅士派的种植园主所遵循的“高尚行为”准则也要求他们对下等人施以仁慈。奴隶和主人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信仰的是同一个基督教的上帝。在奴隶和主人之间除了敌对和仇视外,信任和情感瓜葛也是可能存在的。

     总之,奴隶制既是一种法律的和经济的制度,也是一种人际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其非人道的倾向,并为奴隶提供了创造其各种文化机构的活动自由。这些文化机构会支撑他们在倍受奴役的环境下能够一代代生存下来。在黑人居住区里出现了一些自然形成的领袖,他们往往成为黑人教会“无形机构”的雄辩的传教士。黑人教徒们不顾禁令,避开白人,单独集会做礼拜( 有些是秘密进行的) 。奴隶们创作的《黑人圣歌》是内战前美国最早的和最感人的音乐,它既反映了黑人无可奈何地忍受痛苦的状况,也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南北战争后这种音乐演变成为伤感民歌,最后又发展成为爵士音乐。奴隶制很难使家庭生活稳定,但多数奴隶还是设法建立了牢固的亲戚关系和家庭关系。所以尽管奴隶制起了压制黑人的作用,但积极的黑人文化所表现出的反抗力,提供了奴隶在苦难面前争取生存的见证。

     与西半球的其他许多地方相比,美国的奴隶主对奴隶的肉体摧残不那么严重。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或巴西的咖啡种植园里,绝大多数的奴隶生活条件实在恶劣,过着牛马似的生活,寿命很短。在那里因气候和疾病而死亡的奴隶人数要比北美多,为奴隶提供的食物、衣物、医药和日用品更少。在热带甘蔗园里,对劳动节奏的要求要比北面种植棉花或烟叶更残忍。

     当奴隶制在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盛行时,非洲的奴隶贸易仍在自由进行。但美国则相反,它的奴隶制达到顶峰只是在1808年禁止贩运非洲奴隶以后。这与奴隶所受到的待遇有重要关系。在拉丁美洲,许多种植园主认为,与其为奴隶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组织家庭和通过自然繁殖维持其人数,不如把他们奴役致死,然后从非洲进口新奴隶来得合算。在美国,奴隶的进口来源被卡死了,种植园主就只能依靠自然繁殖来维持和增加其奴隶“资本”。所以,改善奴隶的健康状况和鼓励生育是符合奴隶主利益的。一名解放了的奴隶说,他的主人“像照料你饲养的一匹马似的,按时让我们吃饱、吃好。”另一个解放奴回忆说:“路易斯安那州有个种植园主喜欢在来人面前夸耀健壮的奴隶儿童,说‘这一个值一千美元’,‘那一个真是个庞然大物’。你看,这完全跟养匹小骡子一样。”

     1840年以后,美国的奴隶人口每十年平均增长27% ,跟白人的自然增长率几乎相等。这样的增长率在奴隶制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西半球的其他地区,自然繁殖连奴隶的原来人数都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增加了。例如,在巴巴多斯,1712年-1762年期间,奴隶人口每十年自然减少43% 。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从非洲进口黑奴人数的十倍,而在西印度群岛,则只有进口黑奴人数的二分之一。奴隶贩子一共从非洲运了一千万人到大西洋彼岸,其中只有6%的非洲人运到了美国;而在废除奴隶制时,美国的黑人人数是西半球黑人总数的30% 强。

     这些简单的人口统计数字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含意。比如,在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法律是允许奴隶结婚的,还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某种形式的保护,但在美国,奴隶的婚姻是没有法律基础的。可是,西印度群岛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依靠进口奴隶来维持奴隶的需求量,而从非洲进口的奴隶中,男性人数几乎是女性的两倍。因此,许多男性奴隶根本没有结婚和组织家庭的可能。相反,1820年后美国的男、女奴隶数目基本相等,多数奴隶都得以组织家庭。这是北美奴隶自然增长率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美国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的次数少于加勒比地区或拉丁美洲国家:有家庭义务的男人比没有家庭义务的人较难参加起义。

     然而,美国的奴隶家庭是脆弱的,因为它缺乏法律保护,美国奴隶制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奴隶家庭的破裂。即使奴隶主本人不愿拆散其奴隶的家庭,将他们出售,也不能阻止他人在他去世后为抵偿他的债务而这样做。许多研究美国奴隶制的学术报告都证实,被奴隶主拆散( 通常是卖掉一人或将两人分别卖给不同主人) 的婚姻占奴隶婚姻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至于被卖掉的子女或被拆散的兄弟姐妹,就不知其数了。

     蓄奴制与劳动道德观

     在现代社会里,人的地位与出身有关,也与个人的成就有关。但奴隶的地位是完全由出身决定的。对于绝大多数的奴隶来说,提高地位的范围是极小的:如从田野作业提拔为司机或室内奴隶。即使那些花钱赎回了自由的奴隶,其地位的变动也受到种族主义和各种限制自由黑人的法律约束。

     蓄奴制也破坏了南部白人的劳动道德观。由于体力劳动都与奴隶相联系,劳动就成为低贱的,而不是光荣的事了。弗吉尼亚的政治家乔治·梅森承认,“蓄奴制对发展工艺和制造业不利。穷人轻视奴隶从事的工作。”南卡罗来纳州的工业家威廉·格雷格抱怨说,他的州“缺乏勤劳人民应该具备的一切特征。”由于就业机会少和对白人的劳动缺乏尊重,到美国来的移民中只有八分之一在南部定居。从蓄奴州移居自由州的白人是自由州移往蓄奴州的两倍。

     奥姆斯特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南部白人和黑人的劳动态度。他在作品里描写了南部草率的耕作、坎坷不平的道路、破烂不堪的公共设施、火车和汽船晚点或无故取消班次,以及整个得过且过的气氛。奥姆斯特德和其他学者一样,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奴隶劳动的低效率。强制性的劳动是不情愿的劳动。奥姆斯特德写道,奴隶们“看来是在做着劳动的动作,实际上不使一点劲”。他认为北部一个自由工人的效率相当于一个奴隶的两倍。他解释说,大多数奴隶缺乏努力劳动和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以增加产量。他们缺乏现代化劳动所必须的时间观念。一个南部白人说:“他们的时间对于他们自己毫无价值。”奥姆斯特德认为这个评论是很中肯的。

     黑人用消极怠工的方式抵制这种强制性劳动。这从黑人的传说和种植园主的档案记录里可以找到印证。例如,他们假装生病、在监工不注意时停止工作、假装听错了命令、破坏工具、虐待耕畜、逃进森林或沼泽地等。奴隶制也是南部农业技术落后的原因之一。南部的锄头十分笨重,据说是因为北方农场通常使用的那种轻便锄头会被奴隶弄坏。北方的农场主开始使用马牵引犁和中耕机之后很久,奴隶们还在继续使用锄头翻地和耕耘。南部农业所用的犁,都是老式的骡拉铁锹似的浅耕犁,而不是19世纪30年代北方普遍使用的马拉模板式深耕犁。南部普遍以骡为耕畜,因为骡虽不如马那样健壮有力,但不需精心饲养,经得起奴隶们的折磨。在1860年,各蓄奴州饲养的骡占全国总数的90% ,而马只有40% 。经济史学专家罗伯特·福吉尔和斯坦利·思格尔曼不同意“奴隶制效率低”的理论。他们认为,由于管理认真、奴隶积极性高,以及大型种植园经济具有优越性,南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比北部的高。没有什么历史学家同意这种说法的。参阅福吉尔和恩格尔曼所著的《处在十字路口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经济》一书,及批评此书观点的另外两本书:保尔·戴维的《蓄奴制的帐单》和赫伯特·古特曼的《蓄奴制与数字游戏》。

     最使蓄奴制与现代化背道而驰的是禁止奴隶学文化。奴隶中至少有90% 是文盲。奴隶们虽然创造了丰富的口头文学,但由于不识字,就使他们无法在现代化社会里交流知识、思想和文化。文化程度低是奴隶与自由民之间最大的差异,也是南、北之间最大的区别( 见表2.5)。废奴主义者认为,这也是南部“落后”和蓄奴制极不道德的主要原因之一。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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