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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
(博讯2007年3月0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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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现代中国是满洲二元帝国的遗产。关于这一点,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Evelyn S. Rawski)的看法可以佐证。他认为早先中国人关于清帝汉化的结论,主要依赖于官方的汉文记录。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将儒家经典作为科考的基础,扶持汉人的艺术和文学,并使自己的信仰中溶入儒教的内容,这些都显然表明了清统治者决心以儒教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在汉人属民面前。清统治者还改变了女真的婚姻习惯,并将火葬改为土葬,以符合汉人的习俗。孝道作为获得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被提到了很高的境地。罗斯基教授指出,满人将自己扮演为汉人的统治者,这一点无可否认,问题在于这是否是他们的全部形象?档案资料已有力证明了对于不同的帝国属民,满人相应采取了不同的“统治者形象”。(这很像中共的“统战方法”。谢选骏注)
     罗斯基教授谈到满蒙关系时说,联合蒙古对于满族的征服是至关重要的。由于联盟通常是由联姻来巩固的,早期清统治者也称蒙古人为满族的先辈。1644年征服中国之前的几十年里,蒙语和满语是清人主要使用的语言。努尔哈赤给他的几个儿子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或是封他们以蒙古的尊号。满、蒙语中有关牲畜、牲畜饲养、骑马用具的词汇多具有共同的词源,甚至农业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女真和蒙古人之间密切的历史关系。很大程度上,满族是借鉴了蒙古人的经验,创立了有名的八旗组织,而且满族政权中许多汉文明因素实际上是透过蒙古人吸收的。藏传佛教是满清控制蒙古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满清政府的蒙藏非汉统治的象征。 (博讯 boxun.com)

    罗斯基教授认为,满族统治者汲取了汉与非汉的多种源泉,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努尔哈赤最早的称号为昆都仑可汗(满语称汗),蒙语意为“年高德劭的统治者”。正如帕梅拉·罗斯雷(Pamela Crossley)解释的,可汗统治形式下的内容与中国皇帝统治形式下的内容是有极大区别的。自成吉思汗后,草原世界野心勃勃的部落首领们所追求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成为“可汗们的可汗”或大可汗。但“可汗们的可汗”并非是中国的皇帝,他的权力建立在草原上不断涌现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基础之上,还须视部落首领们的同意而定。这个称号及它所包含的政治内容,成为努尔哈赤后金统治的政治背景。经清一代,蒙古人始终称清统治者为“大可汗”(博格达可汗)。
    根据这些史料,在清朝政治中,满人的作用很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共产党员。而这些特殊的满文文件所发挥的作用,很像中共的“党内文件”。满人既然完全把汉人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有清一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为老辣。就像“无产阶级专政”把人民当作工作对象处理,因此丝毫不被同胞感情束缚,故“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时代虽然文化凋敝,但统治手段却极为老辣。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满清老辣凶残的二元结构、如此炉火纯青的统治艺术,在遇到西方入侵时却因其二元性质具有的互相牵制功能,成为成为最难改革的二元格局。满人害怕失去控制,极力抵制改革。汉官害怕遭到怀疑,互相比赛守旧。其结果,满清灭亡于汉人复国运动的过程,也是中国大大落伍于欧洲的过程。──又一个兴于斯,亡于斯的活体。
    “兴于斯者亡于斯”,这是我所总结的“历史法则”。一个社会,其自我调节的功能可以帮助免除立即的灭亡;但逃离历记的灾厄,并不能阻止其存在过程所积累的“历史因素”之增加。随着存在过程的绵延、老化过程的深入,一个社会、一个政治实体及其制度之调节能力,必不可免日趋僵硬,大难临头的时刻终于来到。
    所谓历史因素系指在历史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各类因素。历史因素是必然会出现并对后代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有人将“历史因素”与“传统”混为一谈。这是很肤浅的。历史证明,传统可以改变,甚至毁灭,但历史因素却将长在。这是因为传统是种有形的成品,历史因素却是无形的成分。在不同条件下,同一历史因素可以具有很不同的意义及影响。不错,历史因素会因为时间的流逝作用被有所淘汰。可是在这一漫长的淘汰途程中,被淘汰者已对历史发生了影响:历史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会繁殖。此外:传统被破坏后将化为历史因素,传统还不断地分泌出历史因素。传统有其一觉悟,而历史因素却可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视情况而定。
    在我看来,某些历史因素的储存具有“永恒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本身也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不过毕竟始终存在并发出影响力。(例如:人的身上还存在鱼的因素,这从胚胎学可以见之。而从鱼到人经历了多少年代了?)
    我看,生命和社会都有一个“最适点”,也就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至善”。“中庸之道”被认为是达到至善的途径,人如能立于至善或是接近这个最适点,则可以延长盛世──不浪费或少浪费自己的精力,以推迟个人的暮年、民族的衰世。
    (即使中庸的理想可能实现,盛衰轮回的宿命也还是不会丝毫动摇的。因为盛世好像一个抛物线,且有赖于人为的努力;人力有限,耗费的精力也需要休息,“社会的休息期”则意味着“文明的衰落”。)
    社会的活动期和休息期,以百年为一个单位,我们应该吃惊的不是这一“盛衰节奏”的耗时太长,我们只应抱怨自己的生命太短促了。“社会休息期”中的先知先觉,能体察“社会活动期”的繁荣,在对比了自身所处的衰落状态和前人经历的兴盛状态之后,他感到真正的痛苦!他既对衰落有鲜血淋漓的痛感,又记得历史上黄金时代的故事。相比之下,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此则完全没有知觉。先知的痛苦是无人能够体会的。
    衰世中的先知先觉者也可以有他们独特之快乐的。特别当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特殊处境时。他们实际上是一座伟大桥梁的落成典礼祭祀中的太宰。
    这个衰世实际上就是从一个盛世通往另一个盛世的伟大的桥。一个必不可少的间歇。一个休息站──尽管对在其中生活的人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休息而只有可怕的骚乱及奴役,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确然是一种休息呢?身处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就是这样的衰世。
    例如,中华民国兴起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因此也亡于地方势力之间的《临时约法》:国民大会在军事专政的铁拳下无疾而终。军事专政的铁拳,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吸盘──因为据我们研究,无产阶级专政远比铁拳更加无孔不入,而是像海星或乌贼的吸盘那样游刃有余却能窒息人命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1912年3月11日公布。共分七章: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五十六条。它以民权学说为指导,参照三权分立制度,确定了共和国制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四条)。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的机关,由各省都督府指派的参议员组成(第十六﹑十七条);有权议决一切法律案﹑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度量衡的准则﹑公债的募集及国库有负担的契约(第十九条);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第二十九条);在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和宣布大赦时,享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并可弹劾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第十九条)。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为行使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第三十条)﹐但在行使宣战、媾和等权力时,须经参议院议决或同意(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四十条)。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均称为国务员(第四十三条),组成临时大总统以下的“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第四十四条)。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有副署权(第四十五条)﹐以负连带责任。法院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分别任命法官组成(第四十八条)﹐依法审判民事﹑刑事诉讼案件,有关“行政诉讼及其它特别诉讼﹐另以法律定之”(第四十九条)。法官为终身制,独立进行审判(第五十一﹑五十二条)。]
    《临时约法》根据各国宪法中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人民享有人身﹑财产﹑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项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陈诉﹑诉讼等权利(第六—十二条)﹐同时负有依法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第十三﹑十四条)。临时约法还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从而打破了“官办”﹑“官商合办”等桎梏。但是它规定参议员不经人民选举﹐而由地方都督府指派,也没有明确规定人民行使民主自由权利的任何保障,却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第十五条)。这为袁世凯专政肆意剥夺人民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打开了毛泽东专政的道路。
    袁世凯的所作作为,后来被毛泽东发扬光大。1915年袁世凯不敢签下《二十一条》条约,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却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八条和《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1916年袁世凯撤销称帝,1976年毛泽东却死在红太阳的床上。这都是因为毛泽东掌握了袁世凯所没有的“党政军一体化”机器。毛泽东不敢称“帝”却自称“主席”,不敢称“圣旨”却自称“最高指示”,不敢称“朕”却自称“无产阶级”,因为自知无法以帝制传后,而陷入老人常有的绝望,发动文革,妄图通过“不断革命”,使得僭主体制持续下去。
    根据中国的“朝代兴替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起于党政军一体化,因此也将亡于党政军一体化。这一兴亡的机理在于:党政军一体化、有助于夺取政权、实行全面专政,此是其兴起的诀窍;党政军一体化、容易造成僵化、形成尾大不掉之局,此是其衰灭的死穴。中共在1980年代已经模糊意识到这一死穴的存在,也曾试图用“党政分家”的办法来解开这一死穴,但是1989年的戒严镇压和军事管制已经完全杜绝了这一改革的可能。党政分家都不可能,如何实行党政军分工、实现“军队国家化”?而“军队国家化”所标志的的党政军分工合作,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无法诞生的。
    
    (摘自《军阀建国──现代南北朝的原理》第一章异质统治下的中国思想)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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