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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不应该是国家包养的“二奶”/李鸿文
(博讯2007年2月10日 来稿)
     作协主席铁凝刚刚在《中国青年》上发出“一个大国养不起作家是悲哀”的感慨,湖南作家黄辉就被重庆富婆红艳以协议的方式“包养一年”。而有关包养和资助的区分,在语义上或许泾渭分明,但在现实操作的层面,也确实进入到一个模糊区域,让人浮想联翩。
    
       无论是包养还是资助,古往今来,像红艳那样以贴现的方式支持作家的富婆不计其数。其中最无私的当数华伦夫人,华伦夫人就靠法国皇室提供的年金,养了卢梭整整14年。另一位较有代表性的富婆则是斯达尔夫人,这位写出《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的才女,在伏尔泰、歌德、席勒等人遭遇经济上的困扰时,以其慷慨和美丽,滋润并慰藉他们几近干涸的肉体和心灵。 (博讯 boxun.com)

    
      在红艳的博客上我还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红艳除了是富婆之外,她的另一重身份是作协会员。也就是说,作为一位像黄辉一样的不知名作家,她对作家生活的清苦可以说是深察其味。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她包养男作家的创举,理解成一位基层作协的会员,主观并能动地为作协排忧解难。但从实际效果而言,如果有更多的富婆包养作家,相信铁凝女士就不会为作家是否需要供养而烦恼了。
    
      实质上,有关作家的供养问题,在铁凝当选作协主席之前就存在。在作代会之前,东北作家洪峰就通过上街乞讨的方式,希望有关单位落实待遇。不论此举是否恰当,但它确实激发了社会有关作家供养制度的思考。尽管不久洪峰退出了作协,可很多人愿意相信,正是洪峰放大了一部分被文学市场冷落的作家们的生存窘境,之后,就有媒体披露了湖南作家黄辉想被富婆包养的新闻。
    
      我们一直不加区分地使用作家这个称呼,从而模糊了这个称呼背后其实还有身份、职业或者作协会员的分别。社会上很多人将作家这个称呼送给一些有写作欲望的人,写得多了,写得好了,就会被吸收为作协会员。同时,作协还有个层次之分,县里的,市里的,省里的,全国的,就像爬楼梯,一级一级往上升。十几年前的作协会员证还是蛮稀罕的物件,笔者就目睹一位知名女诗人的老公,在美术馆门前当着漂亮女售票员的面,啪地掏出作协会员证,从而赢得了小姑娘仰慕的目光。
    
      文化市场化之后,专业作家们就被市场之手无形之中划分为两类:一类如鱼得水,如陈忠实、贾平凹等,在享受工资、福利的同时还能拿着丰厚的版税;另一类的日子则是越来越窘迫,除固定工资外,福利越来越少,饿不死,也吃不饱。而体制外作家则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们既不在乎作协的福利,也不在意作协会员的荣誉。写出头了,书中自有黄金屋;要不,就像黄辉那些玩网络文学的湖南老乡一样,耗在网上也能年薪百万;实在没办法,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如包养黄辉的红艳,先得找个正经事儿。
    
      回到“作家是否需要供养”的问题上。首先,一个大国是养得起作家的;其次,一个大国的作家是有法子养活自己的,所以,他们并不需要国家供养。黄辉和那些体制内作家的区别在于,在等不来、靠不住的前提下,他以另一种方式走入了市场;同时,他又区别于那些写出畅销书的当红作家,作品畅销说明作家拥有广阔的市场,而黄辉的文学期货市场则被红艳一人所垄断,他终究以文学的名义推销并出售了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不赞成国家向文学投入,但国家的投入完全可以落实在选题、题材或作品上,落实在创作活动上,并不一定要落实到作家身上。那些体制内作家真要是断奶断粮了,说不定就能横下一条心走出书斋,走入火热的现实生活,走进广阔的文学市场,真要到了那一天,他们一定会满怀喜悦地向铁凝主席汇报:一个大国的作家要靠国家来养活,多寒碜人啊!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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