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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之乡沙龙归来-中国暴富阶层的原罪
(博讯2007年2月08日 转载)
    
    
     (博讯 boxun.com)

       下午去参加乌有之乡举办的沙龙,主题是中国暴富阶层的原罪,在沙龙正式开始之前,先观看了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对中国民营企业原因问题的探讨,之后主持人将沙龙的主题与凤凰卫视节目里的主题作了一个区别。
      接着是普通参与者的提问,然后是七位嘉宾针对这些问题挨个儿发表自己的看法,首先发言的是秋风,因为之前参加过他的一个沙龙,所以对他近来的一些主张多少有些了解,无论嘉宾中的左派与右派,都认为暴富阶层中的一些人是有过违法行为的,关键是大家对这些违法行为的态度和具体提出的措施有所不同,秋风的大概意思是说,改革开放后,一些特权阶层利用自己的权力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导致现在巨大不公平的后果,其原因是因为在之前,即建国以来,官员与人民之间就是不平等的,GCD利用一些手段强行把一些人的财产剥夺,重要的是形成了官与民之间的不平等,只不过那时没有体现在经济上,大众没有太多的感觉,而开放以后,这种有权与无权的不平等就迅速地转化为财产上的不平等,显然秋风的观点是冲着权力来的,而另一个嘉宾韩德强,对秋风的观点提出针锋相对的回答。
      韩认为,秋风的观点是在否定建国以来至开放之前这一时期比改革之后公平,接着韩从理论上对他们之间的分歧做了一个剖析,大意是,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是秋风把市场法则作为是公平的、正义的,而权力就是不公平的,所以要用宪政对权力进行约束,而在韩看来,市场恰恰是一种产生两极分化的机制,是不平等的根源。这当然是一个深层次的分歧了。
      还好,我对这两位的思想都比较熟悉,现作一个我个人的解答,韩其实也不只是强调政府控制,他也主张要市场,他就提出过一种混合经济的理论,而秋风的意思其实也不是韩今天的解读,秋风因为对奥地利经济学派(古典自由主义)的研究,所以他主张的社会主义实际是指一种离心化的社会,去中心化的,多元化的社会,他说中国以前社会的不平等并非是指那时的社会缺少实际的公平(再解释一下社会主义里的公平问题,按耶鲁大学左派经济学教授约翰.罗莫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社)一书中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公平是指(1)自我实现和福利(2)政治影响 (3)社会地位),而我想他真正想表达的是那时的社会是一种讲究一致化的以权力为中心的单一模式社会,而单一模式的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权力这种单一的力量本身缺少其它力量制衡。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自从现代社会到来之后,由于现代理性和各种技术的发展,人类很容易制造出一个以前不可想像的宏然大物来,比如国家,核武器,权力,资本,大企业,大联盟,大运动……所有这些东西的力量都比前现代社会大得多,(比如中国的封建社会时期,虽说是专制,但由于技术条件的有限,其实朝廷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还是有限的,动不动就有人起义,而现代社会还可能起义吗?),凡是大的东西,不管它的出发点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值得警惕,就其酿造的恶果来说,20世纪上半期的事实已经显现了。我想这是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
      所以,秋风在谈到如何将国有企业变成公众企业时,他的方法是让国有企业让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不能被少数的国资委的人和政府的几个领导来控制,前者再差也比后者要多一些监督,通过这种监督机制使国有企业成为公众企业,这个观点,我很赞同,而且我将其引申一下,现在的很多企业,只要大到一定程度,都可以看作是公众公司,而不仅是国有企业,包括投资主体已经多元化的股份和上市公司,还有一些影响到公共利益的企业,无论其是私人资本还是其它混合资本都可以经过最高权力机构来决定其是否是公众企业,然后决定其经营活动的透明程度,因为无论资本掌握在谁手里,只要足够的大都可能妨害到公众的利益,对公众公司的理解要超越公与私的概念,这是我的一点设想,当然我不清楚国外是否有这一说。
      在嘉宾的争论过程之中,都有一些我称之为报复逻辑的东西(我暂时找不出合适的词表达,或者说是找旧帐),比如主张宪政与法治的许志永律师,他在为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开脱时说,(大意)以前中国有一种罪叫投机倒把罪,意思是那些投市场之机,倒货物之把的人都是违法的,当然,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但在当时是被普遍接受的,因为这种罪名本身的不合理,所以一些犯投机倒把罪的企业家的行为本身具有合法性或正义性,他的话里暗含的一个意思是对于因为违反不合理的制度而获得的财富应该不予追究法律责任。或者,如秋风所说的,当时共CD利用暴力把一些人的东西可以公有化,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违法的手段把一些本不合理的东西推翻,我想,这里边他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就是因为他们是违法的,所以我就可以通过违法的手段实现目的。这种逻辑恰恰与他们主张的法治精神相违背。
      当然他们也忽略了另一种问题,就是这两种方式之间在道德优劣上的不同,GCD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的一些目的在当时有道德优势的,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这种规则是不合理的,然后他们采取了一种政治手段去推翻它,这种政治活动是有生命代价的,而不是通过一种让自己得利而让他人受损的方式去对抗它,另一方面,谁敢说现在我们制定的新的法律在日后就不是一种“恶法”呢?关键的问题还是,你与一种恶法对抗的过程中是通过公开的政治手段还是通过违法只是自己得利的手段来对抗。前者能够获得道德上的优势,是一种正义的手段,而后者则要视具体情况而作结论。法治的逻辑是无论一个人如何是否采取正义的行径,只要他违法,那么就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因为,法律是作为一种公平竞争的规则而存在的,拿投机倒把来说,在这个罪名还存在的情况下,投机者行为不得到追究就是对守法者的一种不公平,不能因为他的道德优势就豁免一个人的犯罪行为,当然法律允许道德为他的正义而辩护。法律就是作为一个公平行事的规则而存在的,否则就没有意义。
      
      最后,左派与右派嘉宾在很多事情上取得了一致,在我看来左与右根本就是一类人,他们代表的者是知识的力量,知识者之间常常是很难勾结在一起的,因为他们需要保持自己独立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俗话讲的正直),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所以造成了差异甚至对立。而权力和资本则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要产生出一个知识阶层,这一阶层将不以真理的掌握者而自居,他们不那么坚定,他们有一定的财产,他们可以是企业家,学者、官员或其它身份……他们能够对许多社会矛盾进行协调,以使社会趋于良性。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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