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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下)
(博讯2007年1月13日)
5、超越“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学科的局限


5、1 现代学术思想史:成就和局限
     五四以来二十年间出版的史学家著述,不论什么派别立场,均含有各自持久的可读性,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史的必不可少的基本参考资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学者在专学方面的成就与其在通学方面的立场,今日也必须区别开来。因为与史学大方向相关的通学,是和学者对整体学术环境的理解相关的,而某些持保守学术立场者,往往对整体学术环境欠缺兴趣或不够了解,因此其史学认识论观点可能严重受限。所以,我们在肯定和学习现代史学家在专学上的成就的同时,也须检讨他们在通学上的缺失,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更有效、更恰当地借重他们的学术成果。我们应该明确,今日回顾现代中国史学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予已故学者以公平的评价,而是为了有效提升我们自己今后的历史科学水平。现代中国史学和外国相关学术,都是与我们提升自己史学学术水平相关的知识来源,在此考虑中如果谈论什么中西学应以何为主的问题,岂非文不对题(irrelevant)?本节的主旨在于:为了恰当评价和理解现代中国史学成就、特别是古史学研究中的得失,必须扩大眼界,拓展比较范围,不可只是经验主义地在现代史和现代学术史圈子内“就事论事”。 (博讯 boxun.com)

    
    一方面,古史学的科学发展不可能只在传统古史学资料的基础上经验主义地完成;另一方面,应当分清作为学科的“古史学”和作为此学科指涉历史时段的“古史学”。前者更多地相关于方法论,后者更多地相关于经验材料。古史学理论的建设当然首先是指方法论的建设,因此更多地相关于现代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部分。作为“材料”的古史学甚为古老,而作为“方法论”的古史学则须与时更新;方法学与历史时间段无关,它永远是现代性的。考虑到符号学和中国古史学的关系,可能比任何其他历史科学部门的关系都更具有相关性(relevance),中国古史学的理论更新,可以说,反而偏偏会与最新型的人文理论,例如符号学和解释学,发生密切关系。为什么?因为在上述四类中国史学分支中,先秦史类别在构成上和意义上最为含混,而符号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以含混性历史文本为其主要分析对象的。
    
    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思想史明显地是中西思想汇通的历史。早期梁启超、王国维一代在文化和学术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受到来自日本的西方思想和方法论的启发。他们谈论的材料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但观点和方法已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著明显的差别。不能因为他们使用的历史材料与清末以前学者使用的历史材料相同,遂以为仅仅是“一脉相承”关系。再下一代胡适、傅斯年等,将此中西汇通的潮流进一步向前推进,他们的西学知识则是直接来自欧美的。五十年代以来,海外中西学术汇通的工作更进一步落实在西方本位的学术制度上;即随著欧美汉学界的发展,海外形成了中西学术汇通的机构实体,研究的重心也已转移到了海外。因此,现代时期每个阶段上,中国国学和古史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中西学术汇通的产物。问题在于,此一中西学术汇通的范围、方面和理论程度究竟如何。情况是,百年来中西学术汇通的方式是相当欠充分和相当片面的。目前探讨人文科学学术方法论提升的各种努力,主要局限于回顾和思考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得失,从而在范围和视角方面严重自我设限。只不过由于在特定国学-汉学学科共同体内,形成了“行内”共同话语世界,人们遂习以为常,并形成了学科内维持理论共识的稳定循环。
    
    五四以前梁启超一代的初期启蒙时代不谈,后来的欧美汉学界因为成为了中西混合的学术实践,也可暂切不谈。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术思想史的重要一支,是由胡适、傅斯年等欧美派确立的,最后并落实在中研院史语所的建立和其运作方向的规定。在此过程中,作为官方学术组织者的傅斯年先生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傅先是参加顾颉刚、胡适等通过古代文献批判进行的“疑史运动”,史语所成立后又成为依赖考古文字学建立“准信史 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中,文史哲三科内又以史学具有第一重要性。这个现代时期唯物史观以外的中国史学及其理论主干,大致是由欧美留学生领导的,所取得的学术成绩方面,勿庸置疑。但此中西学术汇通的方式,也表现出忽略理论建设的明显片面性,其结果不仅影响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而且影响到现代史料学的发展。五四一辈“海龟学人”的长处短处应该区别看待。作为最早一批接受西方文科教育者,他们的西学知识还是非常初步的,却在不成熟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意外地发挥了主导的作用。那些虽然待在海外但主要关心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二十年代留学生们,他们究竟花了多少时间在海外研读当时西文社会科学经典书藉、特别是理论书藉呢?这一情况相关于他们那时对于当时西方的学术思想究竟掌握到什么程度?回国后,他们在国内学界立即成为西学解释“权威”,这种情况究竟利弊如何?事实上,他们的学养和态度的确决定着当时和其后中国的文化、学术、乃至思想的方向,甚至于时至新世纪的今日,复又卷土重来。实际上他们对当时西方学术思想的主流及其理论的了解还是十分有限的,但是在当时中国具体社会文化环境内,加上一些人欠缺内在的求真冲动,他们选择了实质上是短线功利主义的国学研究至上的决策。当时中研院的重点不放在中国学界急待提升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知识研习上,而放在利用初步经验科学方法论来“整理国故”的目标上(“史学就是史料学”为此精神的确切写照),而对于现代“整理”的方法却不甚讲究,这一状况反映着一种什么样的时代知识分子性格呢?另一方面,按照此一不重视基本理论建设的中研院史语所所拟制的“旨趣”,连其“史料学”观念,其实也是相当有局限的。从此大家不忙于促进(在材料和理论两方面)“求真”所需的高级大脑活动,而是满足于“动手动脚”、“到处挖宝”,并长期垄断此“宝”(见胡厚宣、陈梦家等人之批评)。此一科研方向几十年来一直影响到海内外古史学界主流,这对于中华民族精神和学术的发展又意味著什么呢:急于积累中华物质史之遗迹(政治、文化、学术各个层次上的“求用”技术),缓于追求中华学术现代化所需的科学理论武器(各个分析层次上的“求真”工具)!
    
    物质类史料派的学术交流环境中含有两个关系面:传统学术和西方汉学。对于前者而言,他们拥有了新知,分析能力明显较为优越;对于后者,他们的国学修养当然是洋人望尘莫及的。这两种优越感,后来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延申至今日海外。因此对于什么是“历史科学”这个整体,他们连考虑都不考虑;以至于在学术宏观的视野上,还赶不上最早一代的梁启超。他们的史学“经验主义”对于后来“国故研究”的范围和方向则带来了严重的理论局限,未能认识到:和“学术思想”有关的,究竟是材料呢,还是理论呢?即使是“材料”,也应该是用现代方法论整理过的材料,而这个现代方法论是要花大力气研习才能获得的。
    
    二十年代文科留学生凤毛麟角,国内没有可与首批海龟相对比的现代知识力量,从而导致他们滋生了“过早成熟的”自信心(传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志向中坏的一面:以浅知为深知)。首先,胡适、傅斯年一辈最早的欧美人文科学留学者所掌握的基本科学观念,只是来自十九世纪主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早期社会科学知识。他们对于二十世纪初叶发展迅速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进展还非很隔膜。胡适所谓实验主义,不过是初步哲学常识而已,今日史学界因其说出的一个常识性口号,而认为其中含有甚麽深奥学理根据。由于两人基本隔膜于当时的价值哲学、心理哲学和社会学中的主流理论,对于有关于历史科学的复杂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了解十分有限。其情况肯定还不如今日中国留学生。而人所共知,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时,尚处于较低学术等级,回国后还需另行努力才能逐步提升各自的理论修养水平。比起今日杰出留学生的西学水平不如的胡、傅二人,回国后基本上并未再提高各人之西学修养,如何能说是长期保持了中西贯通之眼光?他们的长处是旧学的家学渊源与西学常识之结合。因此他们80年前提出的有关中西学术结合方式的史学策略,只能视之为阶段性目标,不可能看作具有持久性意价值。实际上,今后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反而首先须要检讨有关中国现代史学史之得失,并克服其时代性的认知局限。一般来说,他们那时还不能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的不同,尤其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在严复科学观影响下的当时新派人士中不少人都是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时代局限,而新时期的中国学界中还有人以为应该以他们那一代的理论认知为基础。知识差距的盲点,竞然可跨越80年!)五四时代学人中的确不少都是“暴得大名”;问题是,在中国社会环境内,“学术声名”本身具有自动增值能力,学术的影响力遂与名人效应同步增长。后代学界遂有不问学术本身、而只问学者积累的知名度大小的社会惯习。现代学术史反思,遂充满着一种大家争炒偶像知名度的风气。(排比大师席次等等均反映了学界多麽重视学术的社会性“影响”大小,而不问此影响究竟有何内在学术价值,因为要判断后者,有赖于另一种较高等级理论知识的准备。)
    
    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恐怕不能够因为非属唯物史观派的一批批著名学人,在新时期获得了“政治上的平反”,遂以为他们几十年前的学术可以现成地成为新时期史学发展的指南,并倾向于将诸学人及其学术一一偶像化。顾颉刚辨伪学动机,是和他反对学术权威神圣化的动机完全一致的。新时期近三十年来,我们的西学知识已然大增,应该有能力对百年来中国学术史进行客观的、批评性的检讨。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首先需要这种批评检讨的求真态度。须知,二十年代时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的西学认知,不仅必然是初步的而且是片面的。他们待在柏林时,不是象日本留学生那样知难而进、勇于关注周围知识理论主流,以期在较高层次上理解西方知识,而是避难就易、稍获西学常识后就转向对他们而言远为容易(又最易激发其自尊心认同)的国故整理工作。回国后,以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初步掌握的西方科学技术来解释中国古典学术(¨以便尽快以此民族史料的富藏炫示于世界,个人的“荣誉感”亦建基于此(人之相异,在于心端。对孔子之教,虚尊实违而已)。此一精神兴趣五十年代以来遂为港台国学界所继承。结果,他们的国学学术理论建设就大大落后于时代之要求。但信仰主义者本来就是看重“事之丰”、轻忽“理之薄”的。),于是匆忙地选定了一条“史料学民族主义”的学术国策。在此情况下,他们的史学认识论缺欠有二:未能明确区分事实和价值(因为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如此区分不大必要);以及未能区分事实与意义。这两点不仅与学者的真理观直接相关,而且恰恰与古典史料整理方法论密切相关。前者与区分信仰和真实相关,后者与区分书写话语和历史现实相关。胡适和傅斯年二人从早年的疑古健将到后来倾向于“信古派”史学方向,并倾国家机构力量,企图通过“自然科学式”的考古学程序,来重建所谓“信史”,其根本原因乃源于其史学认识论之局限。
    
    傅斯年的史学真理观不如顾颉刚的史学真理观,这主要表现在二人有关区分事实和真理的基本观念不同。从根本上,这是学人在治学之伦理学态度方面的不同。结果,留洋者的西方理性主义,反弱于未留洋者的西方理性主义。这种情况,今日依然可见。结果则是,顾颉刚能以通过辨伪而“识真”为喜,傅斯年则以通过编成古历谱而“证事”为喜。求真目标主要为西方传统,重事目标主要为中国传统,结果反倒是留学西方者坚持后者,未曾留学西方者坚持了前者。实际上顾颉刚所坚持的文本实证辨伪实践,是符合于人类普适的理性主义学术精神的。

5、2 现代学术民族主义和跨学科方向
    百年来具有浓厚信史派倾向的若干学术派别之局限性,可通过跨学科方法论的沟通加以克服。只有通过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性交流,才能认识本学科理论框架的局限。(*顾颉刚年青时写道:“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书藉,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V1,92。这反映了一种素朴的跨学科研究意识。)
    学科自身的理论性建设不可能在本学科内部加以经验性的解决。对于中国古史学而言,首先需要超越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内形成的学术观之局限,要像顾颉刚一样不为“大师”和“权威”的声名所震摄。(¨顾说:“我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我固然有很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并不是愿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对今人如此,对古人亦然。”V1,81。)
    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唯物史观以外存在有四大史学主流,他们一方面对史学的现代化做出过各自积极的贡献,而另一方面又程度不同地成为导致中国史学界理论知识不足的历史性原因之一:
    
    a。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系统:涉及文本分析和史实推证关系问题
    b。傅斯年史语所系统:涉及甲骨文史学和先秦文献史学关系问题
    c。钱穆新亚书院系统:涉及思想史信仰和历史求真态度之关系问题
    d。当代汉学-亚洲考古学系统:涉及考古学、汉学和中国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王国维青年时的一般哲学爱好,自然有助于他在技术层面上所进行的文本科学考证工作,但这并不说明他的文化观和史学观是建基在中西学术汇通之上的。应当说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仍然属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范围。很多人都是在某一层次或某一方面采取某种立场,而在其他层次和其他方面采取不同的另一种立场。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自沉后对其文化精神之称扬,应该说是“意思不明”或者说是感情用事的。(顾颉刚的有关感言则真切而公正)我们今日必须不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框架(涉及到有关诸“大师”的故事,形象,声名之形成和效果等等)所局限,应重新选择更宽广的人类学术视角,以客观地重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得与失:既要认真学习五四时代学人的积极知识成果,又须超脱其理论上的时代局限性。百年前梁启超“新史学”一代的文化学术环境早已时过境迁,今日必须在更全面的学术知识框架内,设定我们的当前“新史学”之身份。应该记住顾颉刚史学实践的意义:我们的任务是为今人和后代求往事之科学真理,不是为了美化古人及其事迹以求感情安慰。民族的信仰应该建立在自身对真理追求的信念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奴隶主、封建主权威系统的怀念上。
    
    在对比顾颉刚和钱穆的古书考辨的工作时,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两人的不同。新亚书院阶段以及后来钱穆成为两蒋“国师”,都与其强烈史学信仰主义有关。当他把信仰主义带入思想史考察和政治史分析后,其学术民族主义立场遂正式成形,并成为海外各地五十年来国学、甚至华人汉学的思想方向定位之一,其突出特点是:忽略当世世界思想大势,宣扬史学怀古主义。以至于其身处西方高等学府的后继者,会在时至90年代还能公开提出甚麽“天地君亲师”口号!这是多麽令人惊诧的时代倒退观!(这样的保守学术思想,会被国内国学界看作海外先进理论代表,难道不正因为中国国学界和其他主流学科之间思想交流之不足么?)学术民族主义者的根本问题,并非因为他们更尊重孔子思想,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未能遵循孔子之教导,结果往往已不知或浅知为已知。人生有限,谁也不可能不学而尽知,于是在知识膨胀之今日,必须讲求“合作问学之道”:这就正是跨学科方法论的宗旨之一。为此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应该相互问学,而不是谨守学科本位,以维持本学科的“论述自治区”和学术权威地位。就古史学的理论建设而言,开展跨学科对话则尤其必要。
    
    五四时代以来,一些学习自然科学的人,他们在对待史学的态度上,有时也不免一定程度上会采取封建信仰主义,因为他们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比较隔膜,而又以为数理化需专门训练,文史哲问题则人人均有能力判断。结果在文史哲领域内,他们不免会听任常识和习惯支配,有时还会以其自然科学的背景来掩盖其对文史哲理论的非科学态度。对此严重学理问题,国学界和古史学界至今未能明确认识。这种情况也因为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本位主义之限制。因此,如果以自然科学的眼光来规划中国古史学研究,就会受到理解条件的限制;科学和科学是不一样的。(同理,8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倡导的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三论史学”,也闯入了同一简单化的理论误区。)于是即使在处理有关考古学和古史学关系的现代史料学概念上,也会出现学术民族主义和自然科学观倾向于相互“配合”的现象。例如晚近在台湾中研院,已故张光直副院长要把中研院文科办成世界“汉学中心”一事表明,他以为中国的人文科学中心就是“汉学”(傅斯年当初要把史语所办成“东方学”中心,其基本观念,如出一辙)。学术民族主义甚至于误认为坚持对传统学术进行批评整理的观点,表现了学者欠缺爱国主义或“数典忘祖”(徐复观语)。海内外不少自以为具有科学观的学术民族主义者,其实所欠缺的正是顾颉刚氏具有的那种求客观真理之心念和意志。为什么五四时代一些知识分子先是以“求真”为目标,后来反而转为以“求用”为目标呢?因为:一以贯之为难,择善固执为难。此亦相关于孔子所教导的“学为己”(求真)、“学为人”(求利)之别。顾颉刚在其著作、笔记、日记、书信中,处处流露的是自己求历史真理的志愿,大概不会有《学衡》派那种借史学来抒发其民族情感的抱负;也不会有傅斯年那种“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的争比心理。
    
    所谓跨学科科研方向,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片的错综复杂互动关系问题。此一学际关系学,也是今日符号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如果不注意研究适切的学际沟通关系,而是在论述中随意进行跨学科比附和装饰,当然也达不到学科间相互沟通的效益。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出现的各种学科关系学研究,遂应当成为中国古史学理论未来发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6 中国古史学的世界学术意义


6、1 五四时代史学家的独特成就
    五四时代众多杰出史学家的个人“知识组合“,不妨称之为思想史上的“绝配”。一方面他们曾作为儒教社会史上最后一代学人,有幸自幼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近乎和古人一样熟悉旧藉;另一方面,在进入青年期后又逢科学时代兴起,结果,在他们身上,中华学术史上重实证的积极方面(体现于“良史观”、考据学和辨伪学),得以汇通于现代科学思考方式,从而使他们得以空前绝后地完成了对古籍文本进行科学批评整理的阶段性任务。前清儒士没有现代科学观念,即使具有一定的实证性批评精神,如崔述、康有为、崔适等,但因时代所限,不可能对历史文本进行充分、彻底的理性分析(如仍然迷信六经思想内容和相信孔子为经学祖师之类),尽管他们为五四时代史学家们准备了革新考据学和辨伪学的学术条件。五四学人达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人文科学史上至今仍属最高水平的人文学术成就。当然,时代所限,他们还来不及处理中国史学学术现代化过程中的下一阶段任务:提升国学和史学研究的理论化水平。(*顾氏区分了历史研究中的“下学”和“上达”,“〔清代学者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底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集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V4,22。) 新时期的古史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将在五四时期史学家研究的基础上,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

6、2 古史辨派“文本实证主义“之现代意义
    顾颉刚的理性主义文本考据学研究,基本上没有受到80年来海内外各种保守主义史学观点的影响。古史辨派的史学研究,在摧毁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乃人所共知;而他们在历史文本分析方面积累的学术成果,才是该派、特别是顾颉刚本人的更为重要的贡献方面。(¨顾早年立志说:“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是把古今的神话和传说作为系统的叙述”。V1,61。)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史学思想,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未来中国古史学和中国的乃至世界的史学理论建设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顾说:“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凤大盛……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V1,78。)正是在国际非理性主义史学思想广为流行的今日,古史辨派表现出来的坚强学术理性主义,更进一步增附了其世界意义。这一意义甚至于不限于史学界,而应影响到人文科学各域。
    
    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析和综合。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历史符号学应当说正包含着现代史学材料学。现代史学理论包括史料学的理论化发展,其关键正在于从相关学科中吸取理论性和技术性资源,来重建新型的、更完整的现代史料学。现代化的史料学,既包括传统的小学和考据学(作为现代史料学的材料来源和技术层面的传统方法论技术),也包括现代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和解释学。后几种现代学科,恰恰也属于今日西方人文科学主流之前沿。中国古史学作为历史1,固然属于远古史事范畴,而作为历史2,则完全可以属于现代科学范畴。重要的是注意到,顾颉刚学术,比其他现代中国史学家学术,更适于与当代国际前沿史学理论“接轨”,即成为当代史学理论、语史学、符号学和解释学的组成部分。因为他所使用的古史辨派“术语”都可转化为时代的科学语言。(“信古派”者的史学话语则包含着过多的、难以翻译的信仰修辞学话语)这类广义的现代化的史料学,可以接着与其他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部门,进行“有机的”结合(而非随意“拚合”)。
    
    我们不妨把顾颉刚的学术遗产,看成是一个有关历史科学提问的庞大个人笔记系统。(*顾氏言:“我对于我的笔记簿始终看作千斤敝帚”。V1,28)它并为后世古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设问学”基础。由其《古史辨》和《读书笔记》为主体形成的这个“笔记系统”,由于其课题广泛、构成复杂和意义深刻,必然会成为未来中国史学理论乃至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史料学基础来源之一。(*顾氏言:“现在还是提出问题的时候,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时候。”V。1,27;顾说,他编辑《古史辨》的动机,是要成就一种《史料汇编》,“要使人读了这部汇编,可以有几个清楚的问题梗在心头。”V5,1;“《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它只是装箱的原料而不是工厂里的制造品。”V3,3)
    
    顾颉刚学术思想的理性主义特色和今日结构主义学术方法论也有相符之处:这就是首先选择学术思想的适切性运作域策略。在承认各种其他历史学部门(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等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将这些实质性史学课题,合理地划在自己研究范围之外(加上括号):但在上述被搁置的科研领域和自己所从事的文本分析领域之间仍然隐存着逻辑性关联,二者之间的“重新联接”将可在其他运作域(相关学科)中继续展开。顾颉刚史学思想相当于一种史学语义学分析,其学术话语的“语义学同质性”,使其得以“适切地”外接于其他历史科学研究课题。

6、3 中国古史学的普遍学术意义
    顾颉刚为古史学研究奠定的广义史学材料学基础,有助于后世学者在历史科学的两大方面向前发展:在史料学的全面现代化方面和在历史科学其他部门研究方面。五四时代史学家在史料科学整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古史学研究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越过五四时代史学成果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史学家应该一方面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现当代理论,扩大和深化现代史料学的科学建设,另一方面,在现代史料学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来拓展中国历史科学内部的各种“上层建筑”(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等等)研究。因此中国史学,特别是古史学,需要在两个方向上开展跨学科研究:在现代史料学(包括符号学、解释学)层次上和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层次上。大致来说,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主要存在于技术层面上(胡适、傅斯年基本上停留在这个阶段),而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才是存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
    
    中国历史科学,由于已拥有世界最丰富的原始历史资料和可能将拥有世界最前沿的理论工具,必将有朝一日对世界史学发挥重大影响。就古史学而言,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有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真理贡献于全人类,以丰富人类共同的历史知识。“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如确,“国学”就也是属于全人类的,而非仅“属于”本民族的。我们研究中国古史学,也有一个对世界学术尽责的意义在。因此中国史学同样地有一个如何与世界史学建立有机联系的问题。世界史学及其理论必然有助于中国史学及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化发展。反过来,世界史学也期待着中国史学及其古史学部分所提供的独特贡献。为此中国古史学必须进一步使其学术话语的组织和表达风格现代化或科学化,以便使其成为可在世界主流学术界参与交流和对话的通行学术话语。如果在史学研究中以激发信仰的实用目标来代替追求真理的科学目标,所传达的就只能是本民族的信仰话语,其他民族科学家是无法与之沟通的。(例如,已被一些人予以“神圣化”的《殷周制度论》一文的论述风格,就是难以为世界人文科学家理解的)学术民族主义或史学实用主义表现在:不是以追求本民族历史之真相为目的,而是以“证明”本民族自古以来伟大为目的,此种信仰主义自然会招致世界其他民族之学者的不解或误解。如此一来,古史学与世界学术、哪怕是只与汉学学术“接轨”的目标,也将遇到困难。结果,学术民族主义方向的古史学,将有蜕化为“史学类信仰学”之虞。
    
    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下,一个更具学术战略性的深刻问题是:一方面中国史学是世界史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世界史学也是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后者的意思是:中国学界应当把全世界、全人类的史学学术都纳入自己的史学实践范围之内,并在此广阔、全面的史学实践框架内,策划其中国学术区内的各种史学研究方略。 “中国史学”,不仅指各种传统史料本身(古代民族性遗产),而且特别指依据现代观点和科学方法(现代世界性工具)对传统史料进行解剖分析后的成果。符号学和解释学理论是来自西方的,但它们,正是在此地处所说的意义上,必定也要“属于”中国学术界,其道理和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现已完全属于中国社会文化一样。中国古史学的“材料”固然甚老,但有关此古老材料之“学”却可能很新。实际上我们应该运用西方最前沿的史料学方法和技术及其解释说明之前沿理论,来研究东方古老文明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加人类历史理论整体的重建事业。“中国-古代-历史”和“西方-现代-理论”之间的“相反相合”学术对话,在我看来,乃是新世纪中属于人类学术最前沿的思想挑战之一。对于这一重要的人类共同学术目标来说,中国历史学家和中国人文科学学者,应当说是责无旁贷或当仁不让了。在此意义上,仁学伦理学理念也是与现代古史学学术发展息息相通的。顾颉刚先生追求史学真理的毕生努力,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现代学界仁者之优良典范。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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