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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忱:恐惧“颜色革命”:病笃可乱开药方?
(博讯200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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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房宁《“街头政治”不同结果的启示》
    世界真是变化得太快,新世纪的中国人要认识世界的新事物,跟上世界的新潮流,与其说比100年前容易不了多少,毋宁说更难。
    在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辞典里(其实在旧世纪的世界辞典里也一样),对“革命”这个词,最经典的定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按我对中国几千年革命历史一知半解的认识和理解,就是一伙和朝廷作对的“恶棍”或英雄豪杰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把皇帝或总统赶下龙庭宝座自己取而代之的过程。在中国,几千年来不单是坐龙庭宝座的人恐惧革命,其实我等草根百姓更恐惧革命,所谓“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人特别是象我这种最广大的中国农民的共识(我虽是城里人但骨子里是100%的农民)。
    然而,世纪之交世界真的是彻底地变了!在西方世界,那个叫“革命”的恶棍,居然在山姆大叔的开导和调教下改恶从善,与“天鹅绒”和“玫瑰花”这两个温柔无比的情人搞在一块,在东欧这片马列主义熏陶过几十年的共产主义的土地上,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靠着一群群乌合之众在执政者衙门前大喊大叫也就是所谓搞街头政治,竟兵不血刃,就轻而易举地用一种叫“选票”的武器,夺取了“主人”的卧榻和宝座并生下了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的“杂种”政权,而且个个活蹦乱跳。
    这个叫“革命”的恶棍不用暴力就如此轻易得手,那些执政几十年的东欧共产党政权倾刻间就土崩瓦解,如果说中国人100%看傻了眼绝对是错误的,但如果说99%看傻了眼则绝对正确。因为,这种所谓“革命”大大地超出了中国人有限的政治思维能力,是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既看不懂也更理解不了的所谓“颜色革命”。
    这,就是我看了中国一位很有学问的“左”派知识分子、社科院研究员房宁写的奇文《“街头政治”不同结果的启示》得出的印象。
    毋庸讳言,当今的中国现状,按房先生的判断,革命的前景就是再傻的鸵鸟用屁股思考也能模模糊糊感觉得到的。用房宁的话来说,就是:
    “改革和社会转型期是执政党丧失阶级基础的危险期。”“一方面,原来的阶级基础即普通劳动者阶层并非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逐渐与党疏远。另一方面,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阶级,在经济上具有一定实力后,希望独立发挥作用,与执政党的理念和政策发生冲突。结果,执政党就可能面临既失去原有阶级基础,又未能建立新的基础的危险局面。执政党表面上代表全社会利益,而实际上并没有与某一个主要的社会阶级结成利益共同体,党的执政基础就会空洞化,其社会表现就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无论受益多少都普遍存在不满情绪。”
    中国有学问的人说话和老百姓说话就是不一样。在我这个只会用常识思考的人看来,房先生的话确实说得很学术也很婉转,可怎么看都有点象李莲英向老佛爷说话的口气。
    什么叫“执政党丧失阶级基础”,不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认同执政党吗;什么叫“党的执政基础空洞化”,不就是执政党正在失去追随者而日益靠国家的专政机器来维持稳定吗。再说,用拉美的委内瑞拉成功阻止革命来启示中国防止“颜色革命”,怎么看都有点不伦不类。打个不太准确的比喻,这到有点象一个庸医向得了糖尿病的人推荐治疗肺结核的药方一样,显得既滑稽可笑,又令人吃惊。
    我们还是来看看房医生借大洋彼岸委内瑞拉的事情,为中国的执政党开了一张什么样的药方。
    我说房先生强烈建议中国的执政党向拉美的查韦斯同志(此人乃毛主席著作的最虔诚读者)学习,应该没有歪曲他的意思。你看,他是这样语重心长地对中国的执政党建言:
    “查韦斯政权能够在极大的压力和及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广大劳动阶级的支持:反对派发动抗议示威,就有声势更为浩大的支持查韦斯的游行示威;反对派征集社会签名要求全民公决,查韦斯就能在全民公决中胜出;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动大罢工,企业(图)在经济上摧毁委内瑞拉及其政权,查韦斯就乘机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接管企业,把更多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给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利益,进一步树立政府威信,巩固政权基础。”
    如果我们把房先生比着医生,他想建议中国的执政党用查韦斯医好委内瑞拉病的药方来治中国病,其情真意切可嘉,其糊涂愚蠢则无人可及。
    按照我的理解,房医生活学活用查韦斯同志治疗委内瑞拉病的成功经验,居然给执政党治疗中国病开了这么几帖妙药:
    1,反对派搞游行示威,执政党就搞规模更大的游行示威压过他;
    2,反对派发动群众搞签名运动颠覆政府,逼总统下台,执政党就搞全民公决再一次确认其合法性;
    3,资本家在自己的企业里(居然不是工人!)罢工闹事就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接管企业。
    实事求是地说,房医生对查韦斯同志的理解确实深入其骨髓,对查韦斯医生治好委内瑞拉病的特效药,深得其中三味秘方。本来,房医生给执政党献秘方是不关我什么事的,我大可将他看作李莲英向老佛爷献媚一样当笑话看待。无奈,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辈子既成不了美国人,也成不了东欧人,更成不了拉美人,我得在有生之年承担治中国病吃了房医生开的药的消极后果。说句中国人说了几千年的老话,我“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因为我对17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现在,我就是宁可让人打死,也绝对不会相信“天鹅绒”、“玫瑰花”那样的“颜色革命”会在中国发生,就是再过1000年我第N次如果还是投胎在中国,也还是不会相信在中国会有什么“颜色革命”(流血的红色除外)。中国要发生革命,就一定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就一定是动乱加暴乱。如果你只要知道什么地方叫东阳、叫万州、叫定州、叫池州,也知道这些地方近年来发生过什么事情,我相信你就不会说我是胡说八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五体投地的认同执政党“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
    在个前提下,作为一个中国民间的郎中,如果我也有资格为治中国病献献药方,我想用下面三味有中国特色的中药:
    一,在中国的执政党内先把真正的民主制度搞起来,使执政党尽快跟上世界民主化的潮流。
    前不久,中国执政党的胡总书记在访问美国时,公开向全世界宣告: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说明中国的执政党对跟上世界民主化潮流,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因为我不止一次听过执政党的领导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对胡总书记的这一宣示,我是非常拥戴的。但是,鉴于中国在可见的将来没有也不会允许有反对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特殊中国国情和政治现实,我建议,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应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如果能在中国共产党下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在选举总书记时由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推举两个候选人来竞选,让他们在党的纲领规定的范围内,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来吸引7000万党员的选票,从而使党内的民主化改革一步到位,则不仅绝对会令全世界哪些攻击中国搞专制的敌对势力无话可说,令他们对中国的执政党刮目相看,而且,执政党的活力和先进性也无疑会更大的迸发出来。因为竞争带来进步和繁荣是一个百试不爽的规律。这样选出来的总书记,比那个房宁建议的全民公决不仅先进得多,也简单的多、省钱得多,相信不仅全体党员会拥戴他,而且全军和全国人民会更加拥戴他。
    我相信,以中国农民那么低的民主素质都能在一大帮人中选出那个最不坏的人当村长,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共产党没有道理在两个人中不选出最好的党员来当总书记。再说,对岸的国民党和邻居越南共产党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也是没有道理做不到的。这其实不是个执政党能不能的问题,而仅仅是个一念间的想不想的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规范中国政党活动内容和相关责任的法律制度。
    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执政的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在上个世纪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可以说龙生九子个个不凡。按说,执政后有九个政党为国家发展殚精竭虑,再大的国家也是可以治理得好的。可是,据我很有限的了解,这九个政党在夺权成功后的这50多年的执政或参政过程中,除了共产党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三个代表”外,这些参政党并没有做“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阶级”代表的意思,也没有一个“在经济上具有独立的能力”,更没有一个有“希望独立发挥作用”的打算,几近形同虚设。为此,我建议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一部有中国特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法》。用这部法律而不是各个党的党章来规范中国的各个政党(自然也包括共产党)的建立、发展、组织和活动及其相关责任等等与政党有关的事项,这样一来,绝对能把法学家贺卫方所说的“共产党连法律主体地位都没有”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好。
    考虑到“四项基本原则”入了中国的宪法,在修宪之前,这部有中国特色的《政党法》必须做出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规定势在必行。比如:可以规定,凡是以推翻共产党为纲领的政党在20乃至50年之内不允许成立(哪怕是以和平手段也不可以),以批评共产党为纲领的政党在10至20年内要限制发展,党员人数不能超过若干人等等。我以为这就象WTO规则保护中国的幼稚产业若干年一样是十分合理的。当然,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没水平,没法律、技术含量,但意思也就这么回事就行了。
    话说至此,我忍不住要批驳那种在中国开放党禁的谬论。我始终认为,那种叫嚣中国必须开放党禁的人,绝对个个心存祸水,他们无视中国缺的不是政党而是一部规范政党活动的法律的事实到在其次,其真正的险恶用心是组党来夺取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种人,在我看来,基本上全是对中国的政治接近于弱智的山姆大叔的政治上的养子,只配在太平洋的对岸组建中国的反对党,他们要想享受在台湾下了野的国民党和亲民党那样的待遇,在可见的将来也只能是白日做梦。中国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中国农民是永远不会加入这样的反对党的,充其量也只有几个食洋不化的民主派海龟们会参加而已。
    三,将宪法中规定的人民自由自在说话的权利乃至对各级官员有根据的合法的骂娘的权利真正还给人民。
    有些人一直人为,中国人素质低,搞不得民主,一搞民主绝对是文革时那样的“大民主”,国家会乱得一塌糊涂。就连温家宝这位最亲民的好总理都认为,“从1863年林肯发表《解放宣言》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演说,美国黑人真正获得选举权大约经历了100年。中国在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中推进民主建设,同样需要时间。”
    说实话,如果依据上述观点,中国是永远也搞不了民主制度的。因为,如果说中国人“民主素质差”是不搞民主制度的理由,则中国人永远也不配享受民主制度的,这从一个村级民主制度搞了快20年依然搞得不是那么规范就可以看出端倪的。因为在素质高的人看来,素质低的人永远都是素质低!
    其实,在我看来,所谓搞民主制度,中国人个个都会。按我对民主的理解就一句话的事:我选你上台掌权,同时在台下看你如何用权;当你为选民谋利时,我就为你喝彩并下次再选你继续掌权,你以权谋私我就骂你连你娘一起捎带着骂,并在下次选举时把你的名字打叉给叉掉。所以,我始终认为,搞民主制度建设,一个最要紧的机制就是要给选民们言论自由乃至对台上的贪官污吏们骂娘的自由,如果掌权者连起码的言论自由和那点伤不到他们一根毫毛的骂娘的权利也不给选民(或换一个说法叫被被掌权者代表的人),没准哪一天这些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利的顺民一夜之间就会成为暴民。
    话说至此,我到以为,中国要确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没有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反对法》(名字由执政党及其法律专家来定,我只是抛砖引玉),是不可想像的。我还是前面说过的老话,考虑到四项基本原则入了宪法,执政党可以也完全应该领导人大常委会制定一部这样的法律,规定什么人可以骂,什么人不可以骂,什么事可以骂,什么事不可以骂,真正把那点老百姓非常看重其实是很可怜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和有根据的骂娘的权利还给被治理的人民。让老百姓和平的发泄自己的不满,这才是真正能够把街头上的政治引导到报纸上、电视里和互连网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去的治本之道,而不至于陷各级掌权者闭目塞听,以致人家在台下恨不得日你八辈子的奶奶,你还在台上洋洋自得。
    最后,再多说说几句废话。我不是什么社会学意义上的“医生”,更不是受过系统训练的社会学学者,只是一个土生土长在中国、已年过50而可以按孔子的说法,声称自己是“知天命”的遵纪守法的公民。我是在看了房医生开的药方后,实在忍不住,才献出自己的药方,至于能不能被执政党的决策者看中并用上一、二,那也只能悉听尊便。我想,如果我的药方真的被执政党选中哪怕其中一味服下去,中国病即使不霍然痊愈也不至于有性命不保之虞。无奈,这几帖药在医治中国病的药典中全是有点苦味的药,愿喝的人可能不多。我估计被中南海里的太医们选上的可能性不大。我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是要告诉那些为治中国病而乱开药方的洋医生或半土半洋的庸医们,中国是中国,委内瑞拉是委内瑞拉,此乃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
    (初稿于2005-7-6/修订于2006-5-5)
    
    附文:
    《“街头政治”不同结果的启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房宁
    
    今年1月(2005年——亦忱注),在美国策动的新一轮“颜色革命”和“街头政治”的冲击下,又一个政权吉尔吉斯坦政权被颠覆了。这是2003年11月以来中亚地区继乌克兰、格鲁吉亚之后第三个被“颜色革命”击垮的政权。但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和西化的猛烈冲击,也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经受住了“街头政治”的考验,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中多次取得胜利,顽强地生存下来。“街头政治”应引起我们高度警惕,它的不同结果值得我们深思,必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一、改革和社会转型期是执政党丧失阶级基础的危险期
    改革和社会转型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导致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执政资源发生变化。一方面,原来的阶级基础即普通劳动者阶层并非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逐渐与党疏远。另一方面,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阶级,在经济上具有一定实力后,希望独立发挥作用,与执政党的历来的政策发生冲突。结果,执政党就可能面临既失去原有阶级基础,又未能建立新的基础的危险局面。执政党表面上代表全社会利益,而实际上并没有与某一个主要的社会阶级结成利益共同体,党的执政基础就会空洞化,其社会表现就是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无论受益多少都普遍存在不满情绪。
    二、依靠人民群众是巩固政权的根本
    反观委内瑞拉的形势,则与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截然不同。委内瑞拉上的查韦斯政权,外有美国强大的压力,内有强大的经济界、政界反对派,军队内部也有分歧。但查韦斯政权不畏艰险,敢于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外来干涉和内部颠覆。这种在异常复杂恶劣环境中巩固政权的“委内瑞拉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分析总结。从根本上看,查韦斯之所以能够一再地化险为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得到了委内瑞拉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占委内瑞拉人口70%的中下层劳动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
    委内瑞拉自80年代以来深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荼毒,阶级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在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之后,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和具有左翼倾向的查韦斯掌握了国家政权。查韦斯上台之初,政权基础薄弱,社会形势动荡。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查韦斯采取了中左的社会政策,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政策调整,使利益分配格局向社会中下层倾斜,以争取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的支持,建构政权的社会基础。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查韦斯及时地利用新自由主义在委内瑞拉的其他拉美国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事实,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广大人民,争取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在继承进行组织训练,进一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使国家政权在基层扎根。
    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视查韦斯及其政权为眼中钉,不遗余力地使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颠覆,“街头政治”是他们使用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敌对势力发动了多轮政治动乱冲击委内瑞拉国家政权。查韦斯政权能够在极大的压力和及其限额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广大劳动阶级的支持:反对派发动抗议示威,就有声势更为浩大的支持查韦斯的游行示威;反对派征集社会签名要求全民公决,查韦斯就能在全民公决中胜出;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动大罢工,企业(图)在经济上摧毁委内瑞拉及其政权,查韦斯就乘机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接管企业,把更多资源掌握在国家手中,给予人民群众更多的利益,进一步树立政府威信,巩固政权基础。
    尽管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政治格局下,委内瑞拉现政权处境仍然十分艰难,未来风险很大,但能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到今天,说明查韦斯政权的路线是正确的,其经验具有启示意义。
    三、街头政治不同结果的三点启示
    观察和比较街头政治的两种不同结果,其背后的规律值得注意:
    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人支持。改革和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社会利益割据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相应地社会进入矛盾的多发期。在这一时期,执政党将面对更多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出现反对派,这是正常的。有反对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坚定地支持政权、执政党和政权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中亚地区的一些政权面对的反对派势力并不十分强大,政权却一触即溃,总统孤家寡人,仓促出逃。而查韦斯从容面对美国的重压和国内连续的冲击,坚持不倒,得益于广大劳动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的支持,很难想象查韦斯能坚持下去,而没有查韦斯的阶级路线和政策调整,群众就不可能支持查韦斯。
    有了群众支持,国家机器才是政权的可靠柱石,才能有效发挥作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坦发生动乱时,原政权在形式上也控制着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但它们在强大的反政府游行示威冲击下,不敢使用军警,军警甚至出现临阵倒戈的现象。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在关键时刻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虽然这与查韦斯是军人出身与军队有密切关系有关,但从根本上看,军队之所以支持查韦斯政权,与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分不开。委内瑞拉军队是在多数人民支持查韦斯的情况下,站到政府一边的,毕竟军队的基层官兵基本上来自从查韦斯政策中受益很大的下层劳动阶级。
    必须重视群众工作,进行利益调整,加强宣传教育,构建新的基层组织体系。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近来垮台的独联体国家政权在组织上脱离群众,表现为执政党高高在上,缺乏宣传教育,组织发动的基层网络和体系。吉尔吉斯坦的动乱中,总统已经逃到俄罗斯避难,支持总统的势力才在其家乡组织了千人声援,简直是贻笑大方。反观委内瑞拉政府,近年来在调整社会政策,向劳动人民实施利益倾斜的同时,非常注重基层工作,派遣大批支持政府的进步知识分子、大学生深入厂矿、乡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组织发动群众。正是由于事先有如上大量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在社会动乱面前,查韦斯政府才能一呼百应,依靠人民支持度过险难。
    (上文来源:http://www.lsnews.com.cn/2005-07-01/ca114786.htm)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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