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李幼蒸: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中)
(博讯2007年1月09日)
    作者:李幼蒸
3、 顾颉刚和王国维


3.1 《古史辨》和《古史新证》
    现在我们来看围绕着《古史辨》第一册展开的现代中国史学史上一种持久的史学认识论对比现象:这就是以顾先生为主要代表的历史文本批评学派(疑古派)和以王国维为主要代表的二重证据法学派(信古派或释古派)之间的理论对峙。第一册的编选学本身是极富理论象征性涵义的。它不仅文体特异,包括长序、书信、正反论辨,而且引人注目地收进了与本书观点对立的《古史新证》两章。而顾先生为此两章写的跋文则尤其值得深思:对王国维的主题“二重证据法”,只加以刊布而不予评论,却又巧妙地从中摘引对自己“有利”而对王氏“不利”的证据(即借助王国维等所证“禹”出现之最古的说法,来瓦解传说上更古的“尧舜”的真实性)。结果却客观地展示了王国维晚年在证明逻辑上的失误。顾颉刚的“证”是证文本之性质真伪,可落实在“文本实体”上,而王国维之“证”的对象则为证假想之史实。(*研究者往往引用顾本人对其他学者的敬慕言语以证明对对方思想的认同。这就完全误解了顾氏的本意。对学者〔如康有为、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等等〕某方面学问或品德的赞许为一事,对其其他方面思想的批评为另一事。顾氏论人论事,不时可见此意。)
    
    我们不必反对一些当代信史派人士将二重证据法和古史辨加以对立的企图:《古史新证》的确是“冲着”古史辨而来的。1923年顾、钱两人之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通信,一定给予王国维很大的冲击。顾颉刚将《古史新证》两章纳入第一册的编辑动机,未尝不是有意在暗示一种“史学思想认识论对立:理智 vs 信仰”。我们还可以想象,王国维非常可能受到顾颉刚的这一编辑方式的强烈刺激:毕竟王氏受过现代教育,从而难以忽略顾氏以其现代理智力所发出的有力诘难。在此册中顾氏使“理性话语”和“信仰话语”并列,从而反讽地留下了一次史学认识论冲突的时代记录。结果,王国维强烈的信仰主义,在其自负的古史学领域内(他的精神生命之寄托处),承受着来自顾颉刚理性之坚强“压力”。于是,王国维错综复杂的自沉原因中,也包含着科学时代加予一位儒教怀乡主义者的精神痛苦。同为新旧交替时代的史学家,王国维在技术理性层面上进入了现代,而在思想理性层面上仍然属于古代。(严复、章太炎等在其他方面亦如是)顾颉刚虽然读过十几年古书,进入民国以后则毅然决然地迈入了新世纪,遂成为现代中国史学界 真正的承前启后者,他既是传统学术的终结者,又是新时代中国古史学方向的主要奠基者之一。顾颉刚以其一贯的君子风度,既尊重学术对手的表达权(这和今日许多中外学者惯于封杀论辨对手表达权的作法形成对比),又以或语或默的方式坚持表达自己和对手方不同的立场(如此才不是膜拜,如此才不是乡愿,如此才是诚实),以贯彻其惟真理是问的学术理想。

3.2 二重证据法
    我们来看王氏如下名言:“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此句重点在前半,它成了其后信古派的座右铭,大家得以假王氏之权威瓦解疑古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此句并不能成为明确可操作的一种研究原则。几十年来对此断言所做的批评很多。首先王氏未明确区分怀疑和否定这两个概念,因怀疑不等于否定。当怀疑足可成为否定时,正是达到了求真的目的。如按“不能证伪即应视若真实”的说法,则将为任何虚假话语的制作大开方便之门。如果“不能否定”指可存疑,则古史辨派的主要工作正在于对古书的“史实代表性”资格提出合理的存疑。要点在于,文本分析的目的不在于通过直接观察来证事之真伪,而在于通过文本分析来间接证明:文本指涉关系之或真或伪。王氏的证伪要求建立在:没有区分不同的文本形成背景,而假定一切历史文本在指涉证伪能力上的等价性。顾颉刚的先秦史辨伪学,主要是针对汉魏以前文本形成的初始状态而言的,那时的历史文本“可靠性”远比汉魏以来的正史系统和现代史系统为弱(在学术、技术、意识、思想等各个方面)。唐宋以来写出的笔记和著述,可以在较大比例上被视为真实,乃因后世思想和技术条件可以被今人多方面加以间接合理推断。结果,正是二重证据法的含混观念(考古学式的古史学由此而来),才成为古史辨派之后的科学文本史料分析学未能有力继续开展的直接原因。
    
    在这里,顾颉刚和王国维史学理论观的对立表现在:王氏的重事主义和顾氏的重真主义。王代表的信史派以“重建”可靠史事为第一目标,而以顾氏为代表的疑史派,则以探得史藉话语真伪为第一目标。真伪,不是指对史事的直接验证,而是指对文本和史事对应关系的验证。求真派目的在于搞清历史文本“所言”究竟为何,以及所指涉的史事真确到什么程度。“求真”关心的是文本对其“所指”的意指关系本身,真假即指二者的相符关系。而所得结论之或真或伪,均为科学研究之正当结论(科研成绩和此成绩之社会效用为截然之两事)。对于科学态度而言,合理的或真或伪结论,是同样有价值的。至于有关传说史事之获验证与否,以及被推倒的史事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文化效应等等,乃属科学程序以外之事。一如研究数学物理者只论实验、推理结果之正误,而不论结果正误的社会性效应如何。因为后者已是另一领域内的问题(应由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处理的社会“工程”类问题)。
    
    从历史符号学角度看,所谓“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科学性的概念。因为它简单化了两个不同学科(考古学和古史学)运作程序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就殷商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而言,问题还不在于实物史料和史书史料在指涉时间上是否相合,而在于两类史料对象的构成不同。何况先秦史书的指涉时间和制作时间二者也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尽管先秦史书伪作甚多,但编写者在竹帛上刻制文字时具有的记录和编写意识与技能,是和甲文时代书写者在龟骨上刻句时的记录意识和技能极不相同的。因此也就是,二者在各自文字实践中体现的观察、记录、目的、惯习、技术条件等等情况非常不一样。二重证据法打算将两套文本类型统一处置,乃因简单化地以为二者都“体现”着(实仅“指涉”着)同一客观历史对象。但是我们并不能以史事或史实“为对象”,而只能够以史事之“代表”(文字记录和非文字实迹)为对象。因此须先研究直接对象(书写文本)的各种意义表达层面和其成分构造。此外,应当指出,一门有关古典文本的符号学研究,当然是包含着古典时期各种语史考据学类别的(小学,分类学,书藉制作史等等)。另一方面,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史学诸不同的相近学科之间,不仅可能而且必须进行密切合作,这也完全合乎跨学科运作的要求。然而问题相关于学科之间沟通和合作方式的合理性问题,不能根据研究者的主观信仰,来对不同学科间的材料和方法予以随意搭配。顺便指出,史前史学、考古学、历史人类学和古史学之间的学科互动关系,实为今日西方史学理论界正在探索的前沿课题之一。有鉴于此,我们在处理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的关系时,也应当关注国际学界相关问题探讨的进展。

3.3 疑、信、释三派的划分
    所谓疑古派、信古派、释古派三分法,作为现代史学思想史的三组学者群的称呼,实际上当然均有确指,但其中衍生出了派别之所指和派别所含字义间问题的混淆:“疑”、“信”、“释”三个关键字成为三个派别的学术原则区别的标志。其实这三个字可以并必然适用于任何学术思考步骤,本来与学术立场无关。疑为疑问,即提出问题,无问题即无思想;信为对所得结论的认定;释为解释,即对内容涵义的阐发和说明,任何学术思考均须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故以此三字作为三个不同史学派别的区分原则,殊为不妥。一些海外学者基于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认知,误将五四时代的理性学术思想也称之为“激进”,因此才有余英时等对顾颉刚晚年学术的如下评语:“从勇猛的疑古转而为审慎的释古了。”【*余英时在答复唐文标批评文时解释说:“唐先生的疑窦大约是起于一种误会,以为我故意和顾先生过不去。”(参见《史学与传统》,284-286)余氏对顾颉刚学术的意义,由于其学术训练背景,并未能充分体认。实际上,台湾李济考古学系统和台湾钱穆思想史系统,虽学术背景不同,都难以充分理解顾颉刚典藉文本辨伪学的现代学术价值。】
    
    怀疑即提问,此即为与“学”相对而言的“思”之表徵,应属任何科学实践的基本特征。现代期中国史学之所以特别突出这个特点,乃因现时代与古代在文化观和研究写作的环境和条件之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断裂”,现代学术应该对“前现代期”学术进行系统的批评整理,此乃理性与科学必有之义。正当此批评性研究工作开始之际,反理性批评的学术势力一涌而出,其所谓信古派者,乃欲将古代典藉神圣化和古玩化,使之,象儒教时代一样,成为信仰膜拜工具,从而抵制现代科学对历史和史学的客观认知努力。一些学者虽未必如此明确意识,但因受到传统思想方式和个人功利主义意识的影响,遂欲把历代史藉的解释权作为建立民族“自信心”的手段。【*顾氏说:“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V1,83;顾颉刚回忆《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各种保守思想的反对,并引述戴传贤言:“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必须看到,蒋氏政权失败的各种原因中最主要者之一,必为其不能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系统之封建主义。如今此落伍封建意识形态,开始从上世纪之政治转入新世纪之学术,适足以影响中华民族精神之方向,可不慎乎?】不知道,个人和集体的自信心应当建立在求真的学术目标之上,而非建立在为祖先编造伟大神话的愿望之上。今日所谓学术空气浮躁,其根本在于学者欠缺顾颉刚一代所有的求真理之诚挚心和意志力。所以,今日的学术问题,包括史学学术问题,首先还不是学术性问题,而是学术实践涉及的心术问题。在二十世纪中国学者之中,顾颉刚先生毕生的学术实践,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其作为一位现代仁者的端正心术。
    
4、 中国史学的学科类别划分

    
    为了进一步理解顾颉刚辨伪学今日具有的时代意义,有必要对历史科学进行合理的亚学科划分。

4.1 中国史学的四个类型
    “中国历史学”领域,应当说含有四类不同的材料对象群:a。甲文金文(考古学的出土文物暂不论),b。先秦史藉,c。正史系统,和d。现代史学。四者大致对应着历史过程的四个先后阶段。这一提法同样相关于前述历史1和历史2的区分概念。我们不以文本“指涉”的历史时期为标准(客观历史阶段),也不以文本制作的时期(史书编成时代)为标准,而是以史料的组成方式为标准,虽然史料的构成自然联系于其内容指涉的历史以及相关于史料形成的历史。史学学科的划分,根本上说,不是由于所指涉的历史阶段的不同,而是由于学科史料构成类型的不同。因此我们不仅不宜于将历史学和人类学、考古学等不同学科的史料和方法论,按相同方式加以运用,也不宜于对“历史学”诸不同阶段学科加以随意混同;也就是不能把各时期的史料当作同一类史料加以统一处理。此外,四种不同的史料构造,也对应着四种不同的方法论要求,从而也就对应着四种不同的学者知识准备的要求。严格来说,广义“历史”作为客观社会过程,可以成为一切社会人文科学所朝向的研究目标,但这个在不断逝去中的历史过程,不可能被研究者直接加以“观察”。我们只能通过作为狭义史学(即现行职业史学)中现有的“表达材料”(历史2)去间接把握“历史现实”(历史1)。如果说历史1可视作在其构成上具有着高度客观统一性,历史2 中的诸类别则不具有此构成上的统一性,因为它们,作为学科运作实体,都只是人为加工的“制成品”,各自带有不同时代的史学制作中的不同技术性特点和历史功能。
    
    其中最易发生的混淆,发生在a类和b类之间,二者包含着大片共同的“所指称之历史”(历史1)。但a类 相关于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学诸学科,b类则相关于传说史学、考据学、经学解释学以及现代文本批评等学科。对于历史科学建设来说,我们不应以所指历史阶段,作为史学类别的划分标准,而应以材料的构成方式和其相关方法论类型,作为划分标准。上述四类史学彼此之间存在有明显区别,不可互相随意沟通。不能因为均相关于“历史”(历史1)这个总称,而认为都“属于”一个“大学科”(“唯一的”历史2),从而把各阶段的历史都看作是“同质性”的。实际上,现代期史学与前三种类史学非常不同。甚至于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家对此问题的态度,也不免表现出严重的误会,例如以为可以把十八、十九世纪历史著作群,当作历史学一般分析的典型对象(怀特,伊格尔斯等)。如果连考古学和历史学都被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混为一谈的话,把前三种史学混为一谈也就不足为奇了。实际上“甲骨文学术史”(其他出土文物和金文暂不论),“先秦典藉史”,“正史”以及“现代史”,作为四种历史学术话语及其研究类别,彼此的构造非常不同(包括材料和方法两方面)。不能因为四者均含有对同一时间段(如殷商)的指涉性,就可以将四种历史话语放在同一运作平面上加以混同论述。

4.2 “现代史”和史学认识论
    科学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人类知识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本质改变,前科学时代的史学和科学时代以来的史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学术实践形式。【*如顾颉刚早就认识到的:“许多现存的材料,应该依着现在的历史观念和分类法去整理一过。”V4,1。】 而时至今日人们还在历史系内将“历史学”诸科目看作具有着统一的研究对象:“历史”。我们的历史知识,虽然来源于社会现实,但是通过主观的认知意识和客观的技术工具来构成的。至于现代以来的所谓“历史学”,应该打上引号了,因为现代历史过程的观察、记录、分析、编写的工具已经空前丰富化,从而使得现代历史知识和以往各种历史知识在类别构成上迥异。也就是说,今日历史话语的“近真度”已经大为提高,原则上使得现代人类已可以近乎充分地把握现代历史因果之真理。(现代史学学术的危机,乃源于人为的政治性、技术性障碍,而非源于学术方法论的缺欠)换言之,自现代时期以来,历史1和历史2在原则上已非常接近,也就是大量的历史话语接近于直接反映现实本身。例如,经济、政治、军事等主要社会过程,均具有详尽的文本记录和分析结果,社会媒体如报章和电视类观察、记载、分析手段等等,更是与现实过程近乎同步形成。(现代史的成就足以反驳后现代主义虚无认识论,如为纳粹历史辩护的谬论等等)对现代历史学的对象而言,首先“历史”这个标称的涵义已经空前扩大化和复杂化了,以至于应当把它和前科学时代史学研究分离开来,对此暂不详论。但重要的是,现代期史学的特殊构成,可成为我们检讨和分析前现代期诸史学类型的身份和构成的某种有效参照系,对于我们认识前现代期历史的真理问题,提供了更可靠的参照规范,因此可以间接促进了我们对前现代期史学认识论的理解。
    
    前现代期史学中的前述三主要类别可规定为:狭义的史前史类,古典传说史类(先秦史)和正统史类(正史系统)。从史学认识论角度看,三者之中又以顾颉刚古史辨一代处理的先秦史类最值得注意。【¨顾说:“我也不是一个上古史专家……我的理想中的成就,只是作成一个战国秦汉史家,但我所自任的也不是普通的战国秦汉史……我希望真能作成一个「中古期的上古史说」的专门家,破坏假的上古史,建设真的上古史”。V2,6。】
     就正史系统话语而言,其政治、社会、文化、写作方式等等,呈现某种突出的统一性和相对可查证性。它的文本系统和历史现实的关系也较比明确,也就是其历史话语的似真度或失真性,均具有内在结构性的特点,便于进行系统的研究。远古时期出土文物,包括文字类文物(甲骨金石),数量上先天限定,所提供的历史信息不可能充分扩大,而且此类“呆滞性”历史信息,更多地属于社会文化层次,而非属于历史事件层次(因此在性质上远离“历史现实”)。一些古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混淆了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在学术世界内的存在层次,以为可以通过社会物质类文化性知识,自然地过度到历史事件性知识。实际上,现代中国古史学所面对的认识论问题,又比一般考古学和历史学关系问题更为复杂,质言之,这主要关系到古文献学和甲骨文学的学科互动关系问题。(跨学科方法论不仅处理学科间合作的可能性,也须处理二者互动关系中的合理条件和限制)

4.3 “先秦史”学科的特质
    从史学角度研究经学的性质,成为宋代以来千年辨伪学传统的共同倾向。五四学人在科学时代,更在全新的高度上,发展了这一历史的实证思考传统。为什么说先秦经学和子学的史学内容,应该纳入一种特殊的古典史学类别?首先因为,和正史不同,“先秦史”中诸历史文本的“来历”难以查证,正如《圣经》的文本来历难以查证一样。与正史话语不同,先秦历史话语中史事、传说、神话混合难分,其文本构成方式遂成为一种特殊的研究对象。现代时期一种完全非科学的说法是:既然古籍中史事与传说不可分,就应均视其为正当的史学材料。这类看法完全欠缺顾颉刚所具有的科学求真意识。他们关心的不是“真知”有多少,而是关心“可(促进信仰之)用”的材料有多少。从史学认识论角度看,先秦史的主要特点还不是其“三重”成分构造性,而是现代学者对其制作之历史过程欠缺合理推断的条件。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造书过程”是发生在秦后的。研究者对各代“造书过程”的推断能力,决定了相关史学学术运作的特点。
    
    现代国学者因为与古人分享同一批文本典藉对象,遂倾向于认同于古人治学方式,以为身为现代人的自己和身为古代人的古代史家,为同一类学者(遂产生了继承古代“道统”、“学统”的自期)。实际上,这一误解乃因未知学术之本质在其方法和材料的构成,而非在于文本所指涉的历史现实之异同。在史学话语编写方式上,古今完全不同,因此现代学人不能直接援引古代话语作为今人话语的现成组成部分(直接援引未加整理的历史旧藉资料是不妥的,顾颉刚对此多有警告)。对于先秦典藉更加需要这样的区分意识,这就是为什么古史辨派大多能够坚持这一古今史学话语区分原则。其结果就是须先对历史典藉文本进行“解剖”或“重释”(分析批评),认识到两种不同史学方法论之间有待于“辨证地”沟通而非使彼此随意混同。
    
    中国古史学研究,是人类一切古典史学和传说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重(史事、传说、神话)史料构成性,使之成为最具特色的人类古典史学类型之一。而古史辨派对此类历史文本的实证式批评解剖又相当成功,足以成为人类“比较古典史学”(中东史、犹太史、希腊史、东亚史)研究的普适模型之一。各国有关这一历史阶段的史学,均以史事和体现信仰的神话传说之混合为特色,除史学意义外,它们也是研究人类信仰形成和历史行为互动关系的珍贵资料。
    
    此外,从史学认识论角度看,先秦史具有成为历史符号学典型研究对象的特点。历史符号学和各种“历史思想”研究不同,不是对历史1进行分析评论,而是研究历史2和历史1的“泛语义学关系”,其中包括对“学科”对象本身的结构功能性分析。历史学由于构成复杂,谈到“历史研究”很容易将“学科学”和“思想史”混为一谈。先秦史固然也有这个问题,如“诸子思想”就是不可排除的思想史讨论内容。但是,重要的是注意到,由于先秦史中的历史1和历史2之间的关系特点是系统地欠缺文本实证性的史学证据支持,学者遂自然地减少了根据历史2立场来直接谈论历史1的兴趣或条件。这一史料学特点,客观上导致学者更多地侧重历史2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在先秦史学科内自发地更加关注史学本身构成的问题。因此,顾颉刚重视先秦史、尤其是经学史一事,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史学理论朝向性意识。这和经学家关注儒家意识形态内容的出发点是并不相同的。两种现代史学话语之“内质”(substance)相同,而彼此学术运作的目标和方式迥异。

4.4 考古学和古史学
    考古学、史前史学、历史人类学、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等学科之间,由于指涉着共同的历史过程,彼此存在着密切的学术关联性。但是我们所强调的跨学科方法论,不是指不同学科材料的随意搭配,而是指相关学科间在理论逻辑上的有效沟通和有机配合。就中国古史学而言,一方面考古学和古史学需要密切合作,另一方面却又须防止简单化地将两个学科内的内容任意搭配。不适切的(irrelevant)学科内容搭配,反而会成为学术逻辑混乱的原因。古史学中的“物质类史料派”固然也是强调以整理包括文本在内的一切史料为古史学研究之优先,但他们没有严格区分史书(历史2)和史事(历史1)的“构成”不同;史书绝非史事的直接代表,不是在读解史书时就已触及到了史事。当现代考古学形成后出现的非文本史料和原始文字史料(甲金文),表面上似乎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但物质史料派未注意到,史书的史料意义不仅与出土实物的史料意义不同,它也与甲金文一类书写类史料的构造和功能不同。当初中研院史语所不仅忽略了历史理论建设,而且在考古学和古史学的关系上,还犯了已经不少人指出过的简单化毛病。考古学虽与古史学指涉同一历史阶段,但对象在时间段上的叠合,不等于两个学科可简单互通,因“学科”主要指的是材料对象之构成方式和相应的方法论类型。很多现代优秀考古学家们并没有可与古史学家相比的文献学训练,又忽略了古史辨派对古籍真伪研究的重要价值,而凭借本学科 属于“现代科学”的自信,对复杂的古史材料进行未必适切的(relevant)学理判断。实际上,考古学和古史学的材料和运作程序应当严格划分,彼此在证据上的相互支持,也只能是间接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固然属于跨学科方向,但“互动方法”的适切性也是要特别探讨的,不能随意“搭配”。特别有趣的是,考古学虽为偏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者却往往会将感情因素纳入研究过程,结果,准自然科学式的考古学学者,最后可能不以求真为最终目标,反而以在对象域上“求用”为直接目的。(如以“拉长”时间、“扩大”地域之结果为科研之成就准绳之类)不以分析出土文物之史学学术涵义为目标,而以发现和积累物质性史事迹之多少(所谓挖宝)为目标。结果,学术民族主义,不仅在方法论上趋于保守,而且在为学目标上也有违科学精神。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李幼蒸: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上)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