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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顾颉刚史学与历史符号学---兼论中国古史学的理论发展问题(上)
(博讯2007年1月07日)
    作者:李幼蒸
    
题旨

    
    五四时代以来20间的古代史研究,属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最高成就,杰出史家比比皆是,其主要贡献集中于对传统史学的批评整理工作。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突出的史学史阶段也表现出理论认知方面的时代局限,其影响延伸至今,已成为我们必须加以反省和克服的方面。傅斯年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却未蠡清史料学范畴及其在历史科学中的适当地位。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却未能思考此“整理”实应涉及诸多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顾颉刚选择的“典藉科学考据学”这一专门领域,因其遵循着比较彻底的科学理性主义,遂得以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理性精神充分协调一致,并因此为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日后的沟通创造了条件。顾颉刚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按照符号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符号学为研究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结构和功能以及彼此相互关系的研究,语义含混的文本之解剖,则为其主要工作领域之一。顾颉刚学术,不仅是现代历史文本分析之成功实践,而且有助于我们今日进一步深化对“先秦史”学科之结构和功能的理解。和王国维、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具有民族特殊写作风格的学术话语不同,顾氏学术话语不仅是现代的、并且是可与国际学术话语相沟通的,因而成为国学领域内少数可与国际主流人文理论“接轨”的学术之一。“接轨”不仅是指有能力与之“对话与合作”,而且是指有能力与之“辩论和对峙”。因此,顾氏学术因其杰出的学术理性主义成就,而可成为未来可与世界非理性主义主流思想对峙的民族优秀思想之一。余英时因有“新亚”和“汉学”双重学术背景,在顾氏去世时竞言:“顾先生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做沉潜的工夫”;并在将顾氏和洪业的成就相比时说,“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生命尤其相差得很远。(指顾不如洪---本文作者)”(《史学与传统》,时报公司,1982,p。265)余氏所据以和顾先生晚年成就对比的仅是洪业在美汉学系教学时完成的两部英文译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和《刘知几史通》),由此可见“新亚”系统史学眼光之局限。我们今日须在人文社会科学全局脉络里来理解顾氏史学思想所具有的划时代重大意义。顾颉刚学术不仅肯定属于现代中国史学理论主流,而且有朝一日亦将属于世界人文科学理论主流。本文试图从跨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评估顾颉刚史学成就及其对古代史理论和一般历史理论所具有的意义。
    
简目

    1、 历史理论和符号学
    2、 顾颉刚史学思想
    3、 顾颉刚和王国维
    4、 中国史学的学科类别划分
    5、 超越“现代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局限
    6、 中国古史学的世界学术意义
    
序言

    中国古史学在两个方面与现代人文理论密切相关:作为一般历史理论的相关分支之一和作为一般伦理学的历史學根据之一。由于这两点也涉及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国古史学甚至可与一般哲学相通,后者当然也包括西方主流哲学。西方哲学需要研读中国古史学,这是一个不大被注意的、但可能会成为未来人类学术最前沿的课题之一。扩大来说,现代人文理论包括文史哲三大片,中国古史学不仅与历史学其他各领域直接相关,也与史学以外的人文科学各个领域间接相关。此外,它也与人文科学整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关。按此观点,中国古史学决不是甚麽隔离于其他现代学科的“冷门学科”,而很可能将成为现代人文学科及其理论所极其需要了解和应与之对话的重要学科。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分划过严,中国古史学和世界人文学术难得相互学习受益。现在,当中国古史学界呼唤理论建设之时,首先应该认识到,理论的思考不应限于回顾中国现代史学史,而应同时参照当代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所谓“史学理论”这样一门当代学科,乃是跨学科的理论实践结果,没有学际对话,就没有史学理论。在严格的意义上,现代中国古史学的成立,也已经是初步“跨学科”学术实践的产物。因此,也只有从现代跨学科历史理论的角度,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评价现代古史学的过去以及规划其将来。此一扩大的古史学观,今日尤其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和积极运用顾颉刚先生的史学研究成果。
1、历史理论和符号学

    
    1.1历史符号学
    
    按照我本人的符号学观点,符号学在狭义和广义两方面,都与历史理论密切相通。
    
    狭义符号学是指人类话语系统和其所指称的历史现实的相关关系分析,其特例即历史话语和历史现实的意指关系研究;广义符号学则指人文科学理论话语构成的普遍语义学分析。百年来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使其成为当代和未来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进一步现代化的语义学工具之一。按照符号学观点,人文科学实践程序宜于划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有关人文科学话语本身及其与社会现实之关系的语义学研究;其次才是有关社会现实本身、也即有关历史现实之因果关系和评价关系的研究。(简言之,应区分话语对象和现实对象)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就是全面调整传统人文科学的结构,以实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目的。此处之“事”,即我们对学术和现实的真知,此处之“器”即包括语言学和考据学在内的广义符号学工具。按此简略的论述,我们即可理解为什么要给顾颉刚史学思想“扣上”一顶时髦的方法论帽子了。要想把握顾颉刚史学思想的深刻意义,宜于从这样一种“话语---现实两段论”的现代学术认识论角度切入。
    
    1.2 话语和现实
    
    众所周知,在西方,history这个词一直具有二义性(历史1:作为历史实在过程〔史实〕;和历史2:作为表达此过程的文字表现〔史书〕),二者的区别也是到了晚近才趋于明确的。但是直到今日,史学家中还是有不少人把二者混同,这表现在,有意无意地会把历史古籍所记内容当作历史现实的直接报导;以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古籍文本内容本身,因而欠缺须先行考查该文藉本身及其与所指涉的历史现实之关系的性质。而古史辨派的古籍批评运动,可以说是自发地倾向于区分了history的这两层意思,意识到史书(历史2)不仅不等于史事(历史1),而且史书不一定正确“代表”史事。其次他们意识到,古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指历史2,而不是指历史1。也就是,历史学家并无可能把已经消失的历史1(史事)当作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而只能是把历史2(史书)当作研究对象。这就是说,虽然史学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了解历史1,但他只能通过对历史2的研究来间接地、相对地达此目的。严格来说,古史学家的“真正”对象是历史2和历史1之间的“意指关系”,也就是历史2如何“指涉”历史1。这种历史学科所需的研究原则,恰恰相关于现代符号学的思维倾向:即一般话语之“表达面”和“内容面”之间的意指关系问题。应当说,古史辨派诸人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种“文本反思优先”的态度,而顾颉刚先生是其中观点最明确、方法最彻底的一位。
    
    中国古代考据学史,特别是清代以来达到顶峰的考据学研究,也均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直观地体现了符号学式的思考倾向。但是只有当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的二十世纪,区分历史1和历史2的意识才全面成熟,其标志是,学者认识到史书不等于自然地具有“代表”史实的资格;因此,学者应该首先研究有关二者之间联系的方式以及导致二者并不相等的诸多原因(包括“历史2”的形成、结构和运作方式等等)。可以说,古史辨派对史书和史事的辨伪工作,大致反映着一种具有符号学旨趣的时代学术理性主义思潮。
    
    区分历史1和历史2概念的必要性,还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混淆了“历史学论述”和以历史1为对象和以历史2为手段的任何一种政治、社会、文化论述。结果,对历代“历史现实”的任何一种议论,往往会被含混地称作“历史论述”。这也是历史学论述的学科结构至今难以蠡清的原因之一。在本文中,我们将借助历史话题进行各种文化社会性议论的所谓“历史思想”完全排除于讨论之外。
    
2、 顾颉刚史学思想

    
    顾颉刚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其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顾颉刚史学理性主义,虽然并未表现在对理论本身的研究中,却充分体现在他的大量具体史学分析实践中。理性主义学术实践涵有浓厚的伦理学方面,我们需要向顾颉刚先生学习的,首先是他追求客观真理的这种学术伦理态度。中国古史学术发展中的问题,首先还不是什么追求时新理论的问题,而是导正学人治学伦理态度问题。在这方面,《古史辨》第一册的编辑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久的追求科学真理精神的示范。*
    
    2.1 “求真” 和“证事”
    
    顾颉刚先生早先既学哲学又学外语,虽然没有选择理论研究的道路,却表现出比其他同时期一些史学家更敏锐的史学认识论意识:这就是意识到应当区分从经验到理论各个不同层次上的求知实践范围,而不能任意将其混同。此学术实践理性主义表现在:首先选定恰当的运作范围(辨伪学),之后在其内严格贯彻科学方法论实践(理智分析)。顾颉刚的所谓古史辨学派的方向,本质上是一种“古典文本意义分析”的方向,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选择,是和同时代很多偏于保守的史学立场不同的。因为虽然任何史学研究必然同时涉及到史书和史事,但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不同。顾颉刚虽然以辨析已不实际存在的史事为目标,其直接的分析对象卻是实际存在的史书(文本实体)(考古学产生的挂一漏万的历史“物质残余”,与原初作为人际关系过程的生动史事系列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他认识到历史1和历史2截然不同,在研究历史学全体之前,必须先研究文本本身的(在“代表”史事能力上的)“质量”问题;因此,按照科研程序,文本分析必定在史事分析之先。
    
    顾先生比其他同时代史学家更能坚持此文本分析中心主义,不是因为顾先生比别人眼光更狭小,反而是因为比别人眼光更宽广(战略眼光之幅度为一事,战术实践之幅度为另一事)。顾说:“古书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筑研究历史的基础。由古史辨变为古书辨,不仅不是退怯的表示,恰恰相反,正是研究向深入发展的表现。”(《古史辨》V。1,22)顾先生青年时代曾充满情感地表白自己治学的雄伟抱负,对于若干主要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都提到了。就是说,顾氏的文本分析学是被(合理地)安置在一个现代化的整体学术框架内的,从而反映了一种符号学式的理性主义学术实践整体观。顾氏高人一筹的学术整体观意识,导致他为整体内选择的特定辨伪学领域,具有着合理的学科自足性。后者其后才有可能与其他现代学术领域进行有机结合。其学术理性主义,又表现在能够确定学术操作的适当范围和程序方面。于是我们可以由顾先生史学之“小”(集中于文本分析之具体细节,如尚书学分析)以见其眼光之“大”(千里足下:为各种相关历史科学的其他领域奠定共同的“史学材料学”〔而不是考古学材料学〕基础)。我们正可以从其“砸基”动作之坚实,见其(潜在的)建筑设计图理想之雄伟(顾颉刚未能实行的通史写作或其他系统研究目的理想,却可成为其大量具体课题的“视界”;后者对前者具有着运作上规定的作用)。顾先生希望带动别人一起工作,也是出于同样的追求真理志愿和学术研究方式之必要:真理追求乃众人事,非一人之力得以完成。如果学术实践不是以有价值、可操作的方式来安排的,尽管选择主题本身宏伟,也是欠缺学术思想价值的。许多宏观史学并无自诩的思想价值即因此故。史学的目标在于学术研究中判断之“真”,至于由此引生的史事认知结果,并非属于科学程序之列。史学研究的“价值”表现在“真”之程度上,而非表现在其“结果”之“好”(史事认证之多和长)或“坏”(史事认证之少和短)上。
    
    2.2 对象和目标
    
    顾颉刚的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虽然是为了把握历史现实(重建古史),而其直接研究对象却是历史文本(典藉辨析)。我们指出过,顾颉刚史学理性主义表现于在整体认知框架内选择特定的运作域(文本辨伪)和方法论(意义分析),故不妨碍其具体研究结果日后与其他现代思想沟通。而其他同时代人因杂采中西学,特别是诸子学思想(墨子、荀子、董仲舒等),而将现代研究方法和(来自旧学思想的)传统式思想主张随意混杂。 (*注:顾氏对子学和哲学作为现代理论的存疑态度,颇值得注意,其保留性乃其理性主义的另一种表示。他说:“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所以我们在现在的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哲学的发展。”V1,34。)
    
    顾颉刚的研究侧重于历史文本内部各类“真伪”之考辨,而非侧重于史事因果之猜测,虽然表面上他往往通过对事件因果的猜测(有关刘歆、王莽造伪的猜测等等)来支持其文本分析的正当性,并使之成为文本分析运作的合理性工具。人们往往据此责备顾氏以主观推测史事,实际上,在我看来,史事推测只是顾氏使用的假设工具之一而已。与史藉辨伪相关的史事猜测本身之正误当然无法确证,但这一情况并非文本辨伪运作的相关性(relevant)部分,而是一种辅助性说明或一种相关于史事可能性的假设。因此,顾颉刚辨伪学中有关史事因果的推断,特别是有关古人动机的推断,都可视之为一种工具性假设,此史事推证本身,当然也可不断加以质疑。由于晚清今文学派的影响,顾氏采取了通过“史事猜测”(作为研究“目标”的史事因果)来推断文本真伪性质的方法,但其实际着眼处首先是文本的真伪(作为研究“对象”的真伪之辨):“辨伪事”为“辨伪书”的假设性工具而已。因此其辨伪学的价值不在于此类相关史事的猜测本身,而在于借助此类猜测而组织起来的文本内在分析的成果:文本性质的分析和其形成的外部原因的猜测,可以相互分离(有关尧舜禹的辨析,亦可如此理解)。
    
    2.3 文本和史事
    
    我们所说顾颉刚的“伪书辨”之自足域观念,当然只是相对而言。他本人并非已从理论上认识到需要先隔绝一切有关史实的考辨,但其坚强的理智分析习惯要求他自发地坚持推理范围的合理限制性(领域、层次、方面的限制性)。他的有些关于史实的判断,只是属于传承的思考习惯,有些是从方法论上希望使史实和文本相互支持。(如晚年有关商周史实推断的部分)但是和许多其他现代先秦史家不同(如和后来方向大变的杨宽不同),顾颉刚始终是以文本考辨为主的(杨宽《西周史》的立场使其与著《上古史导论》时期的立场迥然不同)。这也正是他毕生坚持理智实践一致性的证据:虽然研究目标朝向着史实推测,研究对象则始终落实在文本分析上。
    
    顾颉刚毕生辨伪学工作的“现代性”,也反映在其潜在的跨学科策略意识上。我们称此为“潜在的”,因为顾氏只是运作着他的坚实的理智分析力,却并非事先构思了某种相关方法论。 (*注:顾氏言:“想在一种学问上创造出一个基础来,但可以由他种学问帮助的地方也须仍归自己动手。”V1,84。谈到年青时读到章学诚批评“横通”时,他写道:“读了这一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汗流浃背”。V1,91)章氏的批评和顾氏的反省均相关于广义“跨学科”问题。)结果,他的理智力所引生的理论思维水准,反比那些专门放谈理论者具有着更高的理论性价值。让我们再次指出,他对辨伪学或文本分析学这个狭窄领域的选择,正是参照着众多相关学科的存在来定位的:因此这是在整体中的定位。而在此专门领域内,他又能贯彻全面的理智分解和综合的运作,从而使其成绩具有长期性价值。为什么他越来越专注于经学,而非子学?这一研究课题的选择,除了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目的外,更反映着一种深刻的史学理论意识:在严格的意义上经书是“史藉”,子书不是“史(学类书)藉”,而是思想史书藉。五四时代许多继承晚清潮流而重视诸子学价值者,往往是著眼于思想内容层面的,从而将史学分析和哲学分析混为一谈。表面上现时代重视子学是从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制约下的解放,以表彰先秦时代的自由思想价值,但现代之人是否应该在现时代思想界全局中来对待传统思想内容呢?(胡适急于证明先秦思想已有的价值,而缓于深入新时代更有价值的新思想方法,这是他与顾颉刚后来分道扬镳的个性因素之一)两千年前的思想史今日还有多少时代性价值呢?五四时代那些积极鼓吹墨子思想者为什么不比较一下世界上各种远比墨子思想高明的相关思想类别呢?反之,顾颉刚只是把旧藉当作史学分析对象,而并未简单地过渡到思想层面来对远离科学时代的古代思想进行哲学性评估。顾颉刚的兴趣和选择,是在持久、统一的理智力主导下进行的。这正是同时代许多人所难以企及之处。表面上侈谈理论名词和表面上炫示博学多闻,都是外在于学理追求的内在价值的。坚强的理智能力(独排众议、一意求真的意志和行动),才是人文学术的生命力之根本。
    
    2.4 影响和创造
    
    在研究顾颉刚史学思想形成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区分其“外缘”部分(从何人最初获得有关学术信息;从何人最初受到方法论启发)和其本人创造性发展部分。在其学术发展过程中,最初的思想方法之“启发”(这往往是时代的共同财富,不过是某些人适巧先出国而略微早知而已)所起的作用之比例,远不能和其本人后来表现出来的独特创造力相提并论;其根源更非由于最初追随过什么主张(今文学,实验主义等等)。在我看来,顾颉刚史学思想的形成,直接相关于其本人所秉赋的深刻理智力和坚强意志力。(*顾氏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V1,80。) 这一事实,甚至于须要超出顾本人有关其思想渊源之自述来加以客观理解。尽管他本人也会以为在遵照什么前人的路子前进,实际上是在走自己的路子。日本史学思想、胡适思想、早先所谓今文学(康有为)和古文学(章太炎)的影响,都属此类。在各种中外知识吸收之中,重要的是他本人的文本分析观点和文本语义辨析智慧,这才是使他既不同于传统史学家、也不同于那些虽然曾经共同有过辨伪史经历而未能像他一样贯彻始终的同辈人士之主要原因。
    
    因此,在回顾顾颉刚思想发展史时,应该区分两个线索:他一方面以其深厚的国学根底严守史学典藉脉络,体现了他的史学经验实证主义立场(而非凭空造论);另一方面,按照科学时代引生的现代理性,对前者进行独立的解剖和拓展。(♣顾氏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功力不但远逊于清代学者,亦远逊于宋代学者。不过我们所处的时代太好了,它给予我们以自由批评的勇气……解除了道统的束缚……解除了学派的束缚。”V3,1。) 别人的最初“引介”固然是必要的,但也是时代迟早会使其知悉的“公言”,而其本人对推进新思想的潜力,才是思想史上因果分析之关键。同样的,某人可能先于他人学习了科学式思维,但因个人思想力和意志力的不足而中途松懈下来,以至于前勇后怯,甚至于最后以情害理。出身于五四时代的一些学人以及五十年代到了海外的学人中间,颇有这类例子。他们的学术实践方向的选择,更不应扯上周围的政治环境。人们往往把政治与学术扯在一起,作为自身选择避难就易学术的借口,这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了时代人文学者在复杂局势面前,进退失据,从而由理性主义退却而转向了功利信仰主义。(信仰主义的本质是功利主义)
    
    学际间不适切的互动与适切的互动效果迥异,而人文学术长期以来受到传统人文话语意义含混之累,致使学术思维混杂。顾颉刚思想过人之处,正在于能够存有关于不同学术运作间之适切性与不适切性的敏锐意识,故能异中见同,同中见异。史学材料,与文学材料和哲学材料相比,其构成更为复杂,因此更须细致地予以“抽丝剥茧”,因此所要求于史学家的是更高级的理智、意志、勇气和毅力,从而能使其得以乱中取序,伪中见真。这才是史学家的才赋和工夫的最上乘表现。(*顾颉刚二十岁时在《寒假读书记》中发愿:“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博通,必举一切附会,一切影响,届揭破之,使无遁形”。《顾颉刚读书笔记》,联经,1990,1。顾先生是二十世纪史学家中深怀学术真理之念的仁者典范之一。)
    
    (注:* 本文为参加山东大学召开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20-23)所提交的论文。
    § 会议期间,《文史哲》编辑部告知,此文将于近期在该刊上全文发表。(作者补记)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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