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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君:“中國增長”的世界詮釋
(博讯2007年1月06日)
    作為一個正在走出地區、面臨全球責任的大國,中國在向外部世界清晰表達自己的同時,世界也必須做出恰當的反應和調整
    
     ● 王健君(《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歐洲導報社轉自瞭望來稿首發) (博讯 boxun.com)

    
     美國國防部專家湯瑪斯巴奈特在分析美國政府心態時,曾深刻揭示了現存世界秩序不得不面對的抉擇,“我認為現在的美國正如1900年代早期的英國一樣,面臨一個至關重要的選擇:我們看如今的中國就像20世紀時英國看美國一樣,將之視為上升的強國而被先行的強權和平地接受;還是將其視為上個世紀的德國,即全球戰爭的根源?如果美國將中國看成朋友,中國很可能會成為美國的朋友;如果美國將中國看成敵人,中國將會成為敵人。”
    
     “換句話說,是按照西方思維把這只正在躍起的‘巨龍’看作是一個邪惡的‘怪獸’,還是依照東方思維尊重其作為吉祥和繁榮的象徵,完全取決於當下世界秩序主導者是否具備領導全球化的智慧和視野”,採訪中一位高層智囊直言,“當中國接受外部世界考驗的時候,外部世界也同時面對中國成長所帶來的考驗。”
    
     ◆ 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眼中,有著不同的“中國”
    
     “套用一句西方俗諺,‘100個人心中有100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湧告訴《瞭望》新聞週刊,整個外部世界在2006年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個共識,未來的世界政治無論是延續目前一超多強,還是重新出現多個超級大國,或者是無超級大國而只是諸大國體系,中國都將是全球敍述的重心之一,“但是中國正在或將要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外部世界的感受各有不同。”
    
     江湧分析說,對於第三世界和欠發達國家來說,中國是其發展的楷模和信心所在;對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是經濟上的競爭對手和合作夥伴,政治上有助於均衡的重要制衡力量;對於主導國際秩序的發達國家來說,中國在其眼中是一個時刻防範卻不得不打交道的新對手。
    
     其中,情緒最複雜的莫過於西方發達國家。但即使如此,江湧認為西方主流社會對中國的認知也分歧甚大。比如,美歐在對待中國的方式方法上存在結構和觀念諸方面的差異。
    
     在他看來,美國在公開討論中國問題時,總是把中國崛起與其日益增長的硬實力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如中國的軍事力量增長及其對美國在東亞安全利益的影響等,因而總是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力圖阻止中國可能出現的海外擴張行為。這是美國大多數中國問題專家看待中國崛起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激發華盛頓關於中國問題辯論的最主要因素。儘管美國人普遍不滿由於製造業向中國轉移而造成大量工作崗位的流失,然而實際上,中國的經濟增長、對美貿易的巨額順差等問題較之中國崛起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含義還位居其次。
    
     “歐洲則相反,它更多地把中國崛起看成一個國內轉型的過程。”江湧分析說,美國學者主要關注中國的對外行為,而歐洲分析家則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國國內,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進行多重轉型的發展中大國,“歐洲觀察中國的視角決定了歐洲對華政策的基本面:一定程度上願意幫助中國成功把握國內各種轉型和改革,不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失敗國家,而希望成為一個值得信賴而對全球秩序起到重要穩定作用的合作夥伴。”
    
     江湧希望國內應該關注2006年耶誕節前英國《展望》雜誌刊登的一場關於中國發展的辯論,“論戰雙方淋漓盡致地展現了現有世界秩序主導者內部這種深刻的分歧。”辯論雙方分別是前英國《觀察家》總編威爾胡頓和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倫敦經濟學院教授麥格納德德賽。
    
     胡頓挑起論戰,認為“中國已經達到現有模式可持續發展的極限”,按現有制度運行下去對世界體系的影響將是巨大的、破壞性的,“堅信”中國只有在和西方制度類似的情況下才能真正和西方競爭。
    
     德賽卻把這種觀察視角看作“一神教主義”,在德賽看來,發展並不“只有一條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我們(歐美)的制度。”他認為,目前中國所走的道路,是為了擺脫貧窮而走的亞瑟路易斯(1954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宣導的標準發展模式。按照他的觀點,“擔心中國獲得世界領導地位對國際自由秩序帶來危害”本身就很虛偽,或許“中國、印度的到來和西方競爭將迫使西方學會真正的多元和多邊主義,而不是自由地欺侮別人。”
    
     對此,胡頓開始批評德賽對中國劣勢的忽視,認為中國發展中對投資的依賴、資源分配的低效、社會不公現象等等,證明中國沒有做好對舊有傳統的揚棄和對西方體制和價值觀念的領會,難以實現一個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德賽嘲諷胡頓的歷史健忘症,“我並不為中國增長中造成的不平等辯護,事實上,當今許多發達經濟體歷史上無一例外也經歷過類似的問題。”在他看來,“這些是許多國家經濟迅速增長和積累的歷史進程的一部分”,“有什麼新鮮之處呢?”
    
     這場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辯論仍在繼續。“儘管全球還沒有任何力量可能阻擋中國和外部世界越來越迅猛的融合,儘管全球社會中願意理解中國的聲音和持懷疑態度的聲音一樣多。”但在江湧看來,理解和把握外界的情緒和判斷,直接關係著中國能否消除誤解,從而實現與外部世界的順利融合。
    
     ◆ 對“崛起”的多重詮釋
    
     2006年11月24日,《大國崛起》在CCTV播出了最後一集,根據央視索福瑞公佈的收視資料,平均每晚有200萬戶家庭觀看了這部12集的政論片。此片播出後,被稱為“2006年最具震撼力的的一部記錄片”,在社會上激起了一股強烈的衝擊波。一時間,引得《紐約時報》2006年12月8日驚稱,“中國公開討論國家崛起!”
    
     但是,當中華民族復興的期望之情擊中國民情緒的時候,也同時擊中了世界秩序主導者們敏感的神經。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巴瑞布贊以外部世界的視角指出了這種敏感的根源所在,“中國正處於快速變化之中,並伴隨著龐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力量上的釋放。但與其他大國相比,其未來的能力、角色以及政治特徵是最不確定的。這種不確定性是局外者如何理解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一個因素。”
    
     於是就有了眾多的“崛起”解釋版本。江湧認為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懷疑論者和現實主義者的觀點:中國一旦崛起,將會謀求在國際社會施加影響,就像美國已經和正在做的那樣,而且就像他們預料任何超級大國會做的那樣。於是,他們會把“和平崛起”看做是一個旨在蒙蔽世界的“騙局”,當中國崛起到它有能力做它想做的事情的程度時,那麼其他國家再想制止或遏制它則將為時已晚。
    
     其實,在布贊眼中,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界及政策界所流行的“和平崛起”理論是一個頗受歡迎的理論,“它表明,在向占主導的西方地位發動激烈的修正主義挑戰所付出的代價方面,中國從德國、日本和俄羅斯那裏汲取了歷史教訓。通過深化其對國際社會機制尤其是市場機制的融入,中國不僅自身獲益,而且也給意識形態降了溫。”
    
     “特別是,通過利用市場,中國向西方提出了一個有力的挑戰,在它自稱堅持自由經濟原則和它在執行這些原則中的實際做法之間,保持著一種最低限度的差別。可以說,中國既從它自身的經濟發展中獲得好處,又從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的舉止中獲得好處。”他說。
    
     但布贊也指出,僅有這些遠遠不夠消除外部世界的疑慮,“如果對此不能進行有效的詮釋工作,不但在大國政治方面,而且在已經取得的經濟成就方面,中國會遇到越來越多的麻煩。”中國目前不斷遇到的反傾銷訴訟、巨大貿易順差的抱怨和知識產權保護的指責等等,在他看來,所有這些都是源於對不確定性難以把握的潛意識,在經濟政策上針對中國的情緒化表現,而且與不確定性程度呈正比升級。
    
     與此同時,冷戰結束後,華盛頓對中國崛起為超級大國的強烈擔心一直是個公開的秘密。布贊認為,如果現在就地區和世界而言,中國已經“和平崛起”,“而一種純粹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美國對華採取敵視政策,不會在世界上引起什麼同情或支持。在這個關鍵時刻,只要中國以這種方式進行它的崛起,不‘威脅’它的周邊或國際社會的一般穩定,那麼美國以外的許多人的確會歡迎這種崛起。”
    
     “歐洲有可能無所謂,許多國家(譬如俄羅斯、中國、印度、伊朗、法國和馬來西亞)均支持有關多極的言論,將它視為自己所偏愛的權力結構,並以此反對美國作為惟一的超級大國。”布贊說,如果策略巧妙,中國的崛起也許似乎只“威脅”到美國,而不是“威脅”大部分其他國家,因而其戰略就有可能實現。
    
     而無論是質疑還是肯定,擁有巨大經濟體量且增速迅猛的中國,都到了必須思考自身發展與全球格局的關鍵時刻。
    
     ◆ 中國面對四個抉擇
    
     21世紀,一個大國成功的標誌已不再是通過操縱聯盟和使用武力去體現意志,而取決於這個國家能夠在多大範圍和多長時間裏,維持它根據自身及世界需要所創立的安全共同體,也取決於這個國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共用的價值和穩定國際秩序。
    
     因此,在前述高層智囊看來,中國當前必須面對四個抉擇。
    
    ◇ 中國面對的第一個抉擇是,通過主導或共同主導一個集團或組織來謀求和保證自己的利益,還是靠一個全球性秩序來保障自己的體系?
    
    換句話說,是經營一個類似歐盟、東盟或獨聯體那樣的組織行使自己在國際中的權益,還是接受現行全球化規則並在規則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在美國杜克大學教授邁克爾哈特和義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奈格芮合寫的《帝國》一書中,當下的世界秩序被描述為“帝國”,一種全球秩序、一種權力或者一套規則,“它支撐著生產全球化之網,試圖把所有權力關係都置於它的世界秩序之下……趨向於把民族國家變成簡單的工具,把人力分配到不同的市場中,把各種資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給世界生產的各個部分劃分等級,選擇投資方向,指導貨幣運動,指引世界市場新地理,決定世界的新生態政治結構。”
    
     儘管這些觀點自出臺以來一直飽受爭議,但一定程度上仍然強烈地勾畫出了全球化的本質和國際秩序的真義。甚至可以說,其中描述的資訊是第一個抉擇之所以成立的決策基礎。
    
     ◇ 中國面對的第二個抉擇是中美關係。
    
     上月中旬結束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是美國建國以來類似會談的第二次。第一次是1977年由蒙代爾副總統帶隊、8名內閣成員組成的代表團出訪日本。此次保爾森以總統特使身份與美聯儲主席伯克南帶隊出訪中國,除了再次彰顯中國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資訊是,兩國的矛盾或者共同利益已經走到了戰略關口,處理的好壞,直接導致一榮俱榮,或者一損俱損。
    
     對中國而言,中美關係是中國現在和未來一個非常重大的核心問題。對美國而言,其主導的世界秩序需要更多的支援和更多的“利益攸關方”,特別是中國這樣迅猛發展的大國。
    
     “2006年,美國政府在各個不同場合向中國明確提出,中國是要做負責任的大國,與其共同維持現行秩序?還是獨立於秩序之外?”這位智囊人物認為,實際上美國最關心的就是這個問題,“那麼我們如何回應就非常重要。這可能是2007年乃至未來5年中國對外政治的一個非常大的戰略抉擇。”
    
     ◇ 中國面對的第三個抉擇是人民幣位置的安排。
    
     在他看來,現代市場中,某種程度上貨幣在經濟長期增長和社會政治穩定兩大目標實現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持續增加,人民幣國際化只是遲早的事。但是,選擇的道路是歐元區的德國,還是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美國?卻是一個值得慎重思考的問題。
    
     實際上,這個問題本質上是第一個抉擇的派生,即注重組織還是體系秩序。“選擇哪一條道路,可能很難在當下看到未來的結果,但有一點很明確,至少在決策層面,人民幣的位置已經到了做出選擇的時候了。”他說。
    
     ◇ 中國面對的第四個抉擇是如何應對資源短缺。
    
    資源“瓶頸”是目前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發展最大的制約因素之一。對中國而言,目前有四個方法來實現資源品的保障:其一,直接購買礦產;其二,以股東身份投資礦產,用獲得的股利抵消資源價格的上漲;其三,大量儲備;其四,什麼都不做,隨用隨買。四種方法各有利弊,“直接購買”有主動權但成本高,“股權參與”成本小但決定權不在自己手中,“儲備”保障係數高但成本也不易承受,“隨時買”方便但價格波動難以承受。因此,多管齊下是比較務實的選擇。
    
     事實上,150年以來,全球資源品價格一直持續下降。儘管最近20年來價格波動的週期變短、幅度變大,但依舊沒有改變下降的趨勢。因此,這位專家指出,要特別慎重直接購買礦產,“某些中國公司一口氣向石油輸出國簽訂數百億、30年的合同,有沒有考慮到長遠的能源供需變化?”在他看來,相信市場體系遠遠不如相信控制秩序能夠打開更大的能源空間,“要知道,在現行的全球體系中,石油的真正定價權並不在歐佩克手中,而掌握在紐約商品期貨交易所裏。”
    
     在德賽眼中,中國目前所做的這些工作是“一場激動人心的增長實驗”,“任何別的國家都沒有完成的,能夠這麼長時間地保持這個勢頭。中國需要繼續走下去。儘管中國已經成為GDP第四的國家,但是中國按人均來算的話還是非常貧窮的。”對於中國在現有體制下解決了大量文盲的問題和極端貧困的難題,他感到好奇,“讓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合起來,前人從未如此嘗試過,但為什麼不能嘗試一下呢?為什麼不能讓中國人自己選擇喜歡的模式呢?”□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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