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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在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会的演讲
(博讯2007年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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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目标的大学与中国留学生的杀人事件
    
    在21世纪,大学逐渐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哪个时代,大学在社会格局中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然而,正是这种中心位置的取得,使大学丧失了它的本质与目标。“大学何以为大学”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让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们瞠目结舌。如今,全球的大学教育都处于深刻的危机当中。
    
    美国政治哲学家克瑞可指出,困扰着美国大学的有四种严重的疾病。第一,无目的。学院和大学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的泛滥,雇佣成千上万的人,给他们好工钱,祇是为那些孤独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上了年纪的大染缸——很少提供足够的思想,更不用说良知了。这个体制存在着,似乎就祇是为了让其本身得到不朽一样。英国作家拉什迪在其新作《愤怒》中,描写了剑桥大学终身教授索兰卡的故事:虽然在学术界的地位如日中天,索兰卡却在繁琐的学术研究中迷失了心性,大学无法为其生命提供终极的价值与意义。于是,索兰卡在精神崩溃之前毅然辞去了人人眼红的教职,抛弃家庭远走纽约,希望在异国他乡过一种更为真实、更为鲜活的生活。没有想到,他却像卡夫卡小说《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一样,陷入到一个更加物资化的世界之中。《愤怒》揭示出了当今大学的溃败以及学术的虚伪。第二,知识上的无序。今天的大学流行自助式的学制课程,表面上让大学显得更为“开放”,也让学生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却导致了以“职业为中心”的专业化计划的盛行,一个要求知识运用课程的变形。教授和大学生不约而同地使用这样一种换算方式:这些知识能让我挣到多少钱呢?能挣到一分钱的知识,便用一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讲授或学习。于是,探究“人的来源与本质”的、那些基础的人文学科和古典文化无人问津。人类能运用科技的力量,上登太空、下入海洋,却失去了对自我心灵世界的掌握。
    
    第三,规模上的巨人主义。大学开始越办越大,有的大学甚至接近了10万人,大学本身成为一座无所不包的城市,大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几乎等于一支庞大的军团。借助现代科技和传媒的力量,高等教育确实变得更加普及了。但是,许多大学生从来没有见过一名真正的教授,他们祇能通过宿舍里的电视和网络来听教授讲课,他们就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于是,古代那种小规模的、师生朝夕相处的教育方式,孔子和苏格拉底式所采取的教育方式,再也无法存在下去了。
    
    第四,许多教授和学生对意识形态的顶礼膜拜和攫取。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校长阿特金森的说法,大学应当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即“人格的塑造者、价值的批评者、文化的守卫者”。但是,今天的大学却向金钱和权力献媚,他们自觉地成为跨国公司和政府的代言人。大学逐渐跟着社会潮流走,而不是大声疾呼、指出时代的沉屙。美国伟大的人文学者白璧德曾敏锐地分析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在于,我们的心灵已经为沉重的信息资讯所湮没;对于这些信息,我们缺乏内在活力与反思能力来为我所用并转化为有机的营养成分。”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此问题显得尤为严峻。
    
    今天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不仅具备以上的四大病症,而且危机更为深重。在官方“教育产业化”的热情倡导之下,90年代以来,重点大学均获得了来自国家财政的大笔拨款,自身也迅速演变成最具盈利能力的大型“公司”,大学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反人文”及“非道德”的相对主义,成为教授和学生们所信奉的最高原则。日益官僚化的大学管理机构和商业利益的巨大侵蚀作用,使大学失去了它必须坚持的人文标准,也就是白璧德所说的“大学的目的就是必须在这个量化时代中培养有‘质’的人”。大学成为一个个僵化的、自私的、不容异己的“堡垒”,它拼命吸取社会财富而吝于反馈社会。从大学中走出来的许多毕业生,拥有“适应社会”的“变色龙”式的素质,却无法为社会未来的走向提供有益的引导。这一危机,白璧德在一百年前便已经预见到了。他认为,一所大学的最高功能,并非从事那些因为商业利益和工业技术目的而展开的研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和财富,也不是像一个浪漫的怀着乌托邦梦想的人道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而是要“团结联合新一代的智慧和美德,通过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的领袖群体来影响一个民族。”
    
    今天的中国大学所培养的人才,许多都属于“心灵上的残缺者”。中国留学生杀人事件屡见于报端,其手段之残忍、心思之缜密、精神之扭曲,震动了全美国社会,亦让中国留学生的整体形象蒙羞。一名北大出身的学生,因为与女友发生争吵,遂操刀将其杀害。他从容地将尸体肢解,装入垃圾袋,放入汽车后备箱。然后,驱车数百公里,来到乡下的一片玉米地,将尸体埋葬其中。回到学校之后,他仍然面不改色地继续去上课,直至数天之后案发被捕。警察前来逮捕他时,其同学和老师均大惊失色:这个勤学好问的学生居然是杀人弃尸的凶手!一名清华出身的学生,因为与丈夫感情出现问题,遂枪杀丈夫并肢解尸体,丢弃于路边的垃圾箱之中。这个身材瘦小、弱不禁风的年轻女子,精心化妆之后,手持一本假护照逃离美国,在上海入境时被查获。北大和清华是中国大陆最具声誉的两所大学,对于许多高中毕业生来说,能够入读这两所大学,简直就像是“登龙门”一样。但这两所中国最好的大学,居然培养出了如此可怕的冷血杀手。当然,这两名杀人凶手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的北大人和清华人,但他们的杀人事件,以及近年来接二连三的中国留学生杀人事件,已然释放出了一个值得人们为之警醒的信号:中国的大学教育已然病入膏肓。而对中国大学教育的批判和反思,必然要从北大和清华开始——它们占据着最多的资源、享有着最美好的名声,其对社会的贡献与反馈却名不副实。作为一名北大人,批评自己的母校是痛苦的,但我仍然要批评之,正是“爱之深,方责之切也”。
    
    刘海洋伤熊事件及其反响
    
    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的高才生,在海外留学期间因为承受不了学习和生活的压力,频频发生杀人之后再自杀的血腥惨剧。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他们个人人生的失败,更是他们昔日所接受的教育的失败。近期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个新闻事件,可以用以观察和分析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大陆高等教育模式的弊端: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刘海洋,在北京动物园游览的时候,先后两次使用数瓶硫酸,将两头珍贵的黑熊灼烧成重伤。这一事件在媒体上炒得火热,也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很多讨论。有人表示谴责,也有人表示惋惜,还有人认为不可思议。北京的一份报纸报道说,清华大学电机系主管学生工作的邓副书记,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根据刘海洋平常的表现,我们无法解释他的不良行为。”(这种“无法解释”,算不算一种失职呢?)邓老师还说:“学校对硫酸泼黑熊事件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一个大学生残害国家级保护动物,我们感到震惊,感到痛心!可以预料,这件事会对刘海洋的未来造成重大影响,他可能因此失去学籍。”(这种“震惊”和“痛心”是否太迟了呢?)而和刘海洋住在同一个宿舍的一位学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昨天中午他从电视上看到刘海洋出事的消息后很难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介绍说,刘海洋成绩不错,平常爱好广泛,喜欢羽毛球、电子游戏。刘海洋和同学处得也很好,挺关心集体的。刘的一位室友说,因为课业紧张,同学之间沟通不够,见面祇是随便聊聊而已,很少交心。
    
    另一份报纸则报道说,刘海洋事件并不能说明清华大学的教育存在着缺陷。据了解,清华大学很重视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每个班级都有专门的“辅导员”,大一、大二开设了道德修养课和法律课,政治课的学习也从未间断。然而,这一辩护式的报道却从反面揭示出清华大学以及其他中国大陆名校所存在的严重问题。“道德修养”之类的课程的设置,与学生的心灵和精神的成长根本没有同步。确实,清华大学在政治教育方面一向堪称全国高校之“表率”。刘海洋的老师和同学透露说,刘在上政治课和道德修养课的时候“非常认真,一节也没有拉下”。然而,虽然上了三年多的政治课和道德修养课,刘海洋仍然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两次实施其令人发指的邪恶计划。这不能不说是对那些上政治课和道德修养课的老师的莫大讽刺。不难判断,那些在课堂上传授的“假”、“大”、“空”的条条框框,并没有与刘海洋们的生命发生任何切实的关联。学生们仅仅是在考试时将这些所谓的“知识点”死记硬背下来罢了,他们从来就不相信那些条条框框是真实的、是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实施的。因为他们的老师的所作所为,与这些条条框框亦截然相反。换言之,这类教育至多教会学生如何做“伪君子”,而无法让人成为像帕斯卡尔所说的那种人:“人之完美杰出的真正标记,是他协调自身对立之德行的能力,以及他占有这些德行之间所有空间的能力。人通过这种融和自身相反品质的能力来显示其人性以及高于其他所有动物的优越本质。”
    
    在此一事件的诸多后续反应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论调是,有一名自称是刘海洋的同学的学生,在网络上振振有词地替其辩护说:“从他的自辩可以看出,他有好奇的成分。做科研要有这种精神,哈佛、麻省理工里面的著名教授,80%是神经兮兮的。至于刘海洋是清华的学生,论坛上有人就给清华泼脏水,这是一种葡萄架下狐狸心态。刘海洋更是中国人,你们为何不去骂中国人?刘海洋的精神状态是健康的,论坛上很多人是变态的。另外,媒体在此事上不负责任地炒作也对大众进行了误导。刘海洋的行为让我很震惊,他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勤奋,随和。”这种观念很能代表诸多把自己当作“高等华人”看待的名校子弟的想法: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我们是不能批评的,因为我们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的学生。你们必须用敬仰的目光来看待我们,我们不接受任何批评意见,因为任何批评意见都是不是出于善意,而是出于嫉妒心理。这样的一种惟我独尊的思维方式,使得自我反省完全不可能。
    
    针对这些认为刘海洋是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和“好奇心”才用硫酸伤害黑熊的看法,也有不同意见出现。同济大学的学生王骅反驳说:“科学是把双刃剑关键要看谁掌握。如果像刘海洋这样不择手段的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的话,首先是对科学的不尊重,其次是对动物的不尊重。因为科学是把双刃剑,关键就是掌握他的人是什么品质的人。”我同意王骅的观点。是的,科学和技术本无所谓“善”或者“恶”,最后的“善”与“恶”都是由人心决定的。科学没有道德之分,科学家却必须考虑道德问题。比如,纳粹德国的御用医生门格尔,是一个让集中营中的犯人闻风丧胆的“死亡天使”。单单从医术上来讲,门格尔的医术确实无比精湛,他也热心于医学上的创新。但是,他在集中营里残忍地实施活体解剖的实验,他的医学实验得到元首的批准,他先后残害了千百计无辜者的生命。在被审判的时候,门格尔也声称,他是为了搜集实验数据、推动医学进步、造福更多病人。那么,我们能够接受门格尔的这一辩解吗?
    
    在我看来,刘海洋伤害黑熊事件以及此后清华师生和教育界的诸多反应(无论是莫名惊诧还是拼命辩解),都充分暴露出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中国高等教育的致命弊端。当然,今天所有的中国高校都在向清华学习(包括北大在内,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最近十多年以来,北大正在变得越来越像清华)。清华的问题就是所有大学的问题。清华等名校的学生从高考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冲杀出来,就智商而言,显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但是,在这所历史早已被拦腰斩断的大学中,学生的心灵的成长并没有与智商的开发同步。以刘海洋为例,虽然他成绩优秀、表现良好,却没有恋人和朋友,自己也没有一颗温柔宽厚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没有谈过恋爱的大学生必定不是好大学生)。刘海洋的专业成绩很好,精神世界却是荒芜的。他的生命里没有爱的因子,就很有可能作出孤注一掷的恐怖行为来。当大学教育将活生生的人变成僵硬的工具之后,工具当然比人要好使用,但是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敬畏感和爱心的“工具”,很可能反过头来对社会造成危害。
    
    大学成为赚钱机器以及人文精神的丧失
    
    大陆媒体上对刘海洋伤熊事件的报道连篇累牍,却极少人由此害熊事件看出当今大学教育的致命缺陷来。即使是某些在教育界身居高位的人也是“醉眼看花”,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圣坤便发表评论说:“如果刘海洋的出发点真的是为了研究,这件事也说明我们组织学生在课外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实验的机会太少。”此观点简直令人啼笑皆非。作为一所名牌大学的副校长,居然祇能从如此低层次的“技术”层面来考虑问题,完全没有进入到“价值”层面。如此浅薄的“反思”,真是让人感叹: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大学难道仅仅是给学生提供“实验机会”的场所吗?如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所说:“大学是一个栽培普遍性的理念与理想,如平等、公正、和平的地方,这些理念与理想对于纯洁而有朝气的大学生具有启发与调激的作用。”什么时候,我们的大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学”呢?
    
    今天的中国大陆,在教育被彻底商业化和政治化的过程中,教育的工具化和“去道德化”亦同步发展。大学向官员和富豪低头屈膝,大学蜕化成为政府的一个分支和大公司的附庸。大学不是以教授和学生为主体,乃是被一个日渐封闭的学术官僚阶层所控制。大学教育的内容日趋技术化和功利化,“无用之学”遭到冷落和排斥。在盲目扩大招生的背景下,大学不再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而专注于毕业生的就业率。今天中国的一流大学,正越来越远离这样的宗旨与目标。在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内地的大学校长和教授们亦无所适从。他们将利用大学的品牌“捞钱”当作第一要务,而忘却了什么是大学精神,以及大学应当给青年一代提供何种教育。在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里,这种最为重要的人格和心灵的培养恰恰处于缺席的状态。1949年之后的清华大学,其教育模式号称“又红又专”,一方面将人的价值降低到工具的层面,另一方面又将本来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技术的价值提升到终极的意义上。清华大学所奉行的是一种苏联式的“技术至上主义”——注意,是“技术”而不是“科学”。当然,更谈不上“人文”了。
    
    那么,教育的主体究竟是“人”还是“工具”呢?学校究竟是人的灵魂的启发之所还是生产统一的产品的流水线?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一文中指出:“有时人们把学校看成仅仅是把尽可能多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但这是不对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在青年人身上培养那种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与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消灭个性,把个人仅仅作为如蜜蜂那样的社会工具。因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目标的标准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可怜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问题。”大学不能将学生当作产品,大学不能以生产千篇一律的产品为自豪;大学必须提供完全的“以人为尊”的教育,除了传递知识和技能之外,还应当让学生具备公民素质及其背后的爱与公义的理念。这样,如果青年一代全都是具有爱心且明悉公义的人,这个社会自然也就是一个健康、积极、有活力的社会。否则,如果青年精英大都属于某种“心灵的残疾人”,这个社会也就必然充满暴戾和猜忌,而无法获得可持续的发展。以刘海洋为例,他平时在学校里循规蹈矩,不失为一个“好学生”,而他唯一一次的独立行动和思考,居然是残忍地伤害黑熊。这难道就是他“为社会服务”的表现之一吗?大学培养出千万个像刘海洋这样的“工具”,却没有培养出多少能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把为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问题”的个人来。我们的教育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人文教育不是写在书本上的要点和提纲。人文精神的树立和人格的养成,不能靠“言传”,而必须靠“身教”。金耀基指出,品性教育祇有在一个心灵与一个心灵真诚相遇时,才能彼此发生感染力。在道德教育上,教师对学生最有益的帮助不在抽象的不关痛痒的说理,而在如何切己相关的提出他的感受与判断。西哲布勃说:“笼统地口授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是他(教师)的责任。他的责任是回答具体的问题,回答在一特定的情境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问题,这,我说过,祇有在一种有信赖的气氛下才能发生。”这种“有信赖的氛围”,从80年代末以后,就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校园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教授不再令世人和学生尊敬,这是大学教育最大的失败。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多年在大学中任教,他对教师这一职业深有体味,他认为:“教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奇人物,这确定好教师应当接受的训练之前,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他的性格。依我之见,好教师不是以他的知识面宽、讲课条理清晰或者学生们的课堂反映好而著称的。他的基本任务不是传播和散布知识,因为在这方面,他根本无法与书面文字相比,相反,他的任务是激发学生们对知识真诚的好奇心,逐渐灌输一个学者的良知——传授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的大量冒险行为和高尚品行。”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在中国大陆所有大学的校园里,究竟有几个教授符合这样的标准呢?
    
    中国大学的危机以及人文教育的缺席,让今日中国的大学愧对“大学”这一名称。大学的变革与复兴已经迫在眉睫。金耀基在谈到大学精神的时候,特别强调一流的大学应当给学生提供一种“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他高屋建瓴地指出:“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有文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正如西哲布勃说云:“真正配称为教育的,主要的是品性的教育。”在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赋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人道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换言之,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解决了知识的传播的问题,而没有告诉学生如何寻找“人何以为人”的答案。这些最基础的建构都没能得以实现,更不用说产生金耀基所倾心的“高尚的情操”、“尊贵的人格”和“正当的行为”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学的“刮毒疗伤”乃至“脱胎换骨”应当由此开始迈出第一步。
    
    首发北京之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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