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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好为帝师 /李炜光
(博讯2007年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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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期间和刘军宁先生一起喝酒,谈到“国人好为帝师”的话题,他说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宁愿去当小学教师,因为小学教师在学生面前始终是站着的。那些乐于给皇上上课的人,不管他怎么风光,他始终是跪着的。” (
    
    
    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对权力的完全依赖,做“皮”之上的“毛”,最高境界就是当“帝王师”,辅佐帝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的品格。苏格拉底是不会诞生在中国的。
    
    
    有时候他们也会批评皇上,但是这种批评也是“忠君”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们中也有不畏死而当“谏臣”的,敢以“天道”的名义痛斥“不守王道”的皇上,这已经称得上是中国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了,但这种“批判”还是以屈从于权力为前提的,并不具有真正的批判性。它不过是奴才对主子的批评,不过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式的规劝,是一种体制内的忠告,甚至是一种书生式的哀求。就是因这“勇敢”而掉了脑袋,也是为了人家的江山社稷好,跟自己的志向、追求、理想无关。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好当帝师的习惯丝毫未改,虽然已经没了皇帝。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都是基于一股“替天行道”的正气――为了一个没有皇帝的“天下”而继续“前赴后继”,还是热衷于以各种方式从政、佐政、“报效国家”,跟知识分子的个体独立意识还是没啥关系。对知识的探讨,对真理的追索,无不是服从于这个政治目标。中国知识分子少有为真理、学术本身而献身的精神,只是把这些当作“混世”的手段、“往上爬”的工具,他们的大脑从来不属于自己,他们乐于听命于别人的政治号令。一旦被统治者所抛弃,他们便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
    
    
    1949年以后又如何呢?在强大的极权体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集体跪倒在权力的祭坛之下,他们的命运完全维系于政治,在“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俯首贴耳,惟命是从,上万言书,上三十万言书,在违心的检讨中糟蹋自己的尊严,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人格、良心陷害他人,为的只是有朝一日能够回到“体制”中,重新获得被当政者“限制、利用、改造”的资格。胡风经历了二十年牢狱之灾,仍没有使他对“体制”绝望,出狱后立即期望“北京让他坐直升机走”,梦想早日回到“体制”中,回到权势中去。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们立刻就忘记了刚刚经历过的所有苦难──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要能回到“体制”中,苦就不算白吃。知识分子们如此依赖“体制”,自然难逃奴性的主宰。由依赖生出畏惧,生出无穷无尽的怯懦来。知识分子被极权“洗脑”到这种程度,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就是在皇权社会,也没堕落到这个份儿上。
    
    
    这个顽固不化的政治情结,一直到1989年以后才开始有了些许动摇。无可奈何之余,他们开始逃避现实,走向集体性的人文精神失落,“痞子精神”盛行其间。除少数例外,知识分子整体上已与做手工活儿的工匠没什么两样――出售伪知识,换得物欲享受,如鲁迅所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能够“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如今,“好为帝师”者仍是大有人在,只是有这样的机会的人变成了极少数人的特权,成了知识分子中的“贵族”。他们从西方趸来了的知识,既没有对其在理论上作出创造性的推进,也没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进行有价值的探讨,而是一味地寄希望于最高领导人接受其“政策建议”,梦想着一步登天,做人上人。他们的眼光总是盯着官场,不是争宠揽权,就是愤世嫉俗。他们不过是披着“知识分子”的外衣谋取权力、名声、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假知识分子,岂有他哉?
    
    军宁不打算当“帝师”,他是中国遍地奴才意识的思想荒原上的一个异数。我也是。不过,在我看来,就是想当,也不会有人给提供机会,因为咱根本不够格儿――总是要站着,不想跪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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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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