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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纽约时报》为什么拒不道歉?
(博讯2006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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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余英时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中,我们曾经指出,除了早期罗马吸收希腊文明的六个重要方面之外,后来,在罗马帝国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进一步受到希腊文化的更加强烈影响,从而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标兵与收割者。而且,这些影响基本上属于“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大多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方面的,而不是“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因为罗马帝国成立的时候,希腊化时代就被结束了。
     此外,“保罗时代(公元67年前后)罗马基督教区的常用文字是希腊文”这一事实,突出说明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化程度之深入。而不是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相反,“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的希腊影响反而急剧衰退,以至于帝国永久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至于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即使不从保罗殉道的公元67年算起,而从公元390年迁葬现址的年代来说,也根本不是中古时代结束以后(“中古以后”),而明明是中古时代结束之前一千多年的事情。 (博讯 boxun.com)

     而且,如果仅仅了解“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却误解其他时段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无法用来比较研究具有高度连贯性的中国文明的(余英时院士也承认“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例如,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人撰写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常识告诉我们:“超稳定”的外表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现在,本文试图最后讨论一下,余英时院士除了误读基督教与希腊文明,除了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而且误读了欧洲的蛮族历史。
     余英时院士说“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其中“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的误读,前面已经申述,兹不赘述;这里要澄清的是“可以说(基督教)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这一疑案。事实应该是:“基督教是配合蛮族一起毁灭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而不是拯救了它。在这毁灭之后的数百年间,教会才与蛮族结合,共同创造了西方文明。”
    
    
    一、汤因比论“内部无产者”
    
     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是英国名史学家。他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也叫阿诺尔德·汤因比(1852-1883年)。为了区分两者,人们通常都称呼二人的全名,以免混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教会组织作为罗马帝国的“内部无产者”,其实是从古典社会内部,自觉不自觉地配合作为“外部无产者”的境外蛮族,瓦解了希腊罗马的异教文明。
     汤因比的这个观点对不对,我们暂且不下断语,即使如此,余英时院士有关“可以说(基督教)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的论述,依然错误。原因在于,基督教教化蛮族的时候,西方文明还没有诞生,“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当然就根本无从谈起。而如果退一步说“基督教从蛮族手里拯救了古典文明”,则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如前所述,事实应该是:“基督教是配合蛮族一起毁灭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而不是拯救了它。”
     汤因比曾经描述,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失去了统一。总之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文明衰落的结果,就是社会有机体的分裂,社会分成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三部分。他们分别是原来的少数创造者,多数模仿者和文明社会周围对于文明社会充满敌意的蛮族军事集团。
     很明显,这一描述正是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衰落过程里提取、抽象出来的。
      公元410年8月24日,西哥特人在国王阿拉里克(Alaric)的率领下攻入罗马城,洗劫三天,并放火焚烧了部份城市建筑。这一事件震撼了整个罗马帝国,因为这是汉尼拔都没有做到的巨大胜利。蛮族士兵对罗马妇女的施暴,比较攻入德国的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的施暴,其程度毫不逊色,惊醒了拉丁教父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年)这样的神学家,使他不得不关注悲惨的尘世历史。异教徒们乘机大肆攻击基督教,把罗马城的悲剧归咎于罗马人背叛自己民族的神灵而改宗基督教的结果,甚至罗马信徒原先日益高涨的基督教信仰也感到受了沉重打击。毕竟这些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还有民族文化方面的鸿沟。在这个充满危机的背景下,奥古斯丁开始计划撰写《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我对上帝之家的向往由此被点燃,并推动着我去捍卫上帝之城,反对它的攻击者的指责和歪曲。”作者为了却这项心愿,前后历时十四年,完成时离他逝世只有四年。
      很显然,奥古斯丁已经认识到,以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为代表的地上的城,在双重夹击下即将不保,因此他将目光转向天上,转向上帝的城。这部“晚期著作因此融汇他一生主要思想,号称“奥古斯丁思想的成熟之花”。而这花朵正是内外无产者有意无意中联手制作的。
     奥古斯丁所谓的“上帝的城”,作为古代版的“双城记”虽然区分了“地上的城”(earthly city)与“上帝的城”(city of God),但他的上帝的城,毕竟还是从地上看到的,并在地上建立的;而不是从天上看到的,更不可能是从上帝那里看到的。因此从根本来说,“上帝的城”还是某种政治论,尽管是“神学政治论”;还是历史哲学,尽管是“基督教历史哲学”。难怪有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欧洲历史上首次完全自觉地创立历史哲学的努力,就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当时思考的焦点在于:罗马这个欧洲人心目中的“永恒城市”,究竟出了什么岔子,遭受如此残酷的报应?作为一个神学家,奥古斯丁可能并不清楚类似的命运其实也是其它文明无一例外的归宿:埃及的底比斯、两河的巴比伦、中国的长安,更不用说印度那些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了。所有这些“中国”的逐一覆灭,不仅造就惨绝人寰的黍离之歌,也激发了对于文明命运的持久沉思。奥古斯丁虽然并不了解其它文明下场,但对罗马的衰亡毕竟是有切肤之痛的。
     身兼神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奥古斯丁,系统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与结局,从平行的角度描述圣经时代人类历史的兴衰浮沉,从亚伯拉罕、摩西时代到基督以至新约时代,大概勾划出古代近东世界和亚述帝国的变迁,及其最终与希腊世界的相遇。
      奥古斯丁与希腊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大量深入而详尽的辩论,如探讨幸福的定义、永久和平的幸福、公正的统治、属天之城与属地之城的分歧和冲突,这些问题最终可归结为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价值取向的抉择,显明出基督徒在世俗的生活中应具备的属灵品质。最后,奥古斯丁探讨了“终末的事”,如上帝的审判、肉身的复活、地狱的观念、新天新地、教会的荣耀等,奥古斯丁旁征博引,大量运用其广博的学识,借以驳斥外教者对人类终局的误解,同时亦给予在颠簸不定的世俗中生活的基督徒坚实的盼望。
     奥古斯丁自己可能并不完全清楚,他如此论述历史其实就是在为古典文明(而不是余英时院士所说的“西方文明”)的棺材钉上最后一颗钉子。
     他甚至深入辨析了基督徒与新柏拉图主义者在上帝观上的异同(第十卷),并从第十一卷开始的全书第二部分,论述了属天之城与属地之城的由来、其历史与归宿。探讨了“天使的本性”、“人的犯罪”以及死亡等问题;对上帝之城的历史,一直敍述到基督时代。
     属天之城与属地之城最终还要落实到人间。奥古斯丁的“上帝的城”,意指过着精神生活的教会;而“地上的城”则是沉溺在肉欲之乐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这双城同存一个肉眼可见的世界中,两城的市民们也是彼此混居共处、难以区别划分的。“由两种爱造成了两座城:由爱己之爱而轻视上帝,造成了世上的城;由爱神之爱而厌弃自己,造成了天上的城。”(《上帝的城》第十四部二十八章)这两座城以该隐和亚伯为代表。所有在世间自认是客旅、是朝圣之途的人,都是上帝城的居民。这“地上的城”以巴比伦和罗马为首席代表,其余一切世上邦国都是这城的化身。它的精神是蔑视上帝、但它也是一种相对的善,治安由它维持。这罪恶尘世,虽以爱己为当然之理,还知道制止扰乱,人各顾安全。但这“地上城”必随上帝之城的日见扩张而归于消失。“上帝城”的居民,就是那些被上帝拣选、蒙恩得救的人。虽说教会成员并不都是被拣选的,但被拣选的人却都在这有形的教会中。“所以连现世教会也是基督的国,也就是天国。照样,连现世圣徒也与基督一同掌权,不过与来世掌权有些情形不同;虽然稗子在教会中与麦子一同生长,可是稗子不与基督一同掌权。”(《上帝的城》第二十部第二章)
     这样的神学理论对于奄奄一息的罗马帝国不啻最后一击。显而易见,上帝之城就是那有形的、奥古斯丁本人所在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使命是接管罗马帝国这个地上之城瓦解之后的欧洲。
     只是在这接管之后而非之前,“西方文明”才在教会与蛮族的双重作用下被创造出来。奥古斯丁的看法对于后来才出现的“西方文明”(而不是被余英时院士混为一谈的古典文明),具有定型作用:政府的目的不仅是维持和平,也是作人民的“敬虔的父”,所以必须倡导敬拜上帝;教会和理想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彼此依赖、互尽义务,中世纪神权国家的观念,就建造在奥古斯丁这种理论上。
     尽管两城有这一对立性的区别,但上帝的城毕竟建在人世里面,而与灵魂所住的彼岸之地有所不同;结果奥古斯丁最后建立的,并不是耶稣的天国,而是教会的世界统治。耶稣的天国是无法描述的,因此即使耶稣本人也只是用隐喻的方式加以暗示。奥古斯丁所做的“多于耶稣的部分”,开类似的后来列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先河,结果是创造了另一种“罗马”。正如他自己坦白的:“假如我不为大公教会的权威所驱使,我就不会相信福音。”(《答摩尼的书信》[Against the Epistle of Manichaeus],第五章)像奥古斯丁这样以身体而不是以灵魂去建立“上帝的城”,其结果却是得到了另一种地上的城,尽管它很特别,是教会而不是国家,是神权政治而不是世俗政治。
    
    二、教会与蛮族
    
     回溯高级宗教的历史,其出发点虽是为了满足文明人类的灵魂诉求,但最终却归结为对于野蛮民族的文明教化。所以不难发现,它在野蛮人中间扎根深,在文明人中间扎根浅。例如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只有回教在其初创社会依然茂盛,因为前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是不可不扣的原始民族。相反,佛教和基督教并不能见容于它们的“原产地”印度和以色列,而最终只能在外国流传。其中传播到文明地区的,相对都比较肤浅,如佛教在中国(包括中国化了的“熟番”如朝鲜、越南、日本、鲜卑、西夏、辽、金、元、满洲),基督教在希腊(包括希腊化的马其顿、罗马、迦太基[天主教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就是迦太基地方的人]、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都不如在它们周遍的生番和蛮族地区,扎根得那么深。例如,佛教在拒绝汉化的“生番”蒙古和西藏所取得的成功,和在汉化不及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以及古代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取得的成功,显然更为深入,它们都拥有了稳固的国教地位。同样,基督教在凯尔特、日耳曼、斯拉夫、匈牙利、芬兰等蛮族地区所取得的成功,和这些蛮族在欧洲海外开拓殖民地时征服的(无文字的)美洲人(印第安人)、澳洲人、非洲人中间取得的成功,显然更加稳固。而在有文字的亚洲各国,基督教的传播其实十分有限:因为这里的基督教更多是作为灵性的载体而非文明教化的载体来发挥作用。更多渗透下层社会和边缘人群;因此十分自然的,无法征服文明社会的上层,即使在印度那样的“三百年殖民地”,传道的成就也十分有限。
     在希腊文明圈和在中国文明圈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基督教在长达一千年的时间内彻底地排除了本地文明,而佛教在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控制,中国社会还几度发起排佛运动;但也因此文明的本土性质,中国得以避免了罗马遭受的解体和希腊遭受的外来宗教的二度征服,后一次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带来的伊斯兰教……而希腊之所以被基督教完全同化,可能和希腊文明本来就不是独立起源更有关系。至于埃及虽然独立起源,但毕竟版图太小。
     修道院也有类似现象。以往人们看到修道院起源于东方(如埃及),多为冥想团契,只是传到了西方,才变成生产基地,其中也包括文化生产,尽管只是复制,缺乏创造。当人们谈论何以显示如此区别时,多从民族性着眼,而忽略了“懒惰的东方人”在创造金字塔、亚述兵团和空中花园时,其实并不懒惰。在我们看来,修道院制度的区别,其实是东方的文明人与西方的野蛮人在宗教追求之上的性质差异所造成的:文明人追求的是脱离世界,野蛮人追求的是改造世界,对于后者,高级宗教其实就是文明开化,是与字母、文学、生产技能、社会组织、哲学观念一同输入的。所以作为生产基地而不是退隐基地的西方修道院也并不设立在城市里,而是设立在荒野,也就是设立在接近蛮族的地区。表面上是脱离城市,其实在开化危险的蛮族。开化的结果是教会与蛮族共同创造了尚未形成的西方文明,而不是像余英时院士误读的那样是教会“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
     在文明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是作为要素被吸收的;而在原始社会,外来的高级宗教则被全盘接受,如罗斯人接受东正教、波兰人、匈牙利人、日耳曼人接受天主教、蒙藏人接受大乘佛教、阿拉伯人接受一神教,都是连同字母一同接受的。因此在野蛮人那里,宗教和文明教化是一体的,宗教等于文明的生活方式,离开宗教的生活就是一种堕落。但对文明人则不尽然,宗教与文明是可以分离的,宗教是文明之上的或说文明之后的那种灵性的生活,离开宗教的人只是生活在世俗的文化里,并没有脱离教化。
     如此看来,社会救济和福利传教可以帮助野蛮人确立信仰和信仰基础上的文明教化,但这对已有教化的文明人却较难发挥改宗的效果,徒然培植了吃教者(Rice christian)。因为文明社会具有复杂的文化传统,无法全盘移植外来宗教,只能做有限度地吸收。除非社会的巨变造成了文明过程的中断,如罗马帝国后期和秦汉帝国之后(西晋)所发生的事件那样。立此为社会福音派鉴。
    
    三、分界线上的故事
    
     十九世纪出生的黎巴嫩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1937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提出:“(伊斯兰教)这种把世界截然分为和平之乡与战争之乡的主张,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有相似之处的。”
     其结果,是造成了“中世纪历史上的两件根本大事之一,第一是条顿人(Teuton)的迁移造成罗马帝国的瓦解,第二是阿拉伯人的出征消灭了波斯帝国且震动了拜占廷帝国的基础。阿拉伯人的出征,到占领西班牙而登峰造极,成为中世纪开端的里程碑。”(同上)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也就是瓦解了西晋帝国的“五胡乱华”的中东版。不过地中海世界的五胡披上了回教的袍子。
     有句名言这样说道,“不是罗马征服了世界,而是世界投身于罗马和平的怀抱”──是的,罗马仅仅是统一了早在诸个海上文明浸润之下的地中海区,一旦超越了这一限度,“强大的罗马”也就无能为力了。在罗马鼎盛时期的公元九年,在欧洲内陆莱茵河(Rhine)沿岸的条顿堡(Teutoburg)山里,三个罗马军团被日耳曼-条顿(Teuton)民族的克鲁斯部落(Cherusci)的领袖阿尔米纽(Arminius,前18?─后19年)一举击溃,其惨败程度号称“条顿堡屠杀”。阿尔米纽并不是“勇敢的土著人”,他曾经深入罗马帝国,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六年(公元1—6年),他甚至还是罗马公民,但返回日耳曼后仅仅两年就发动战争反对罗马。所以这个战争与其说是民族战争,还不如说是特殊的内战,有点像美国的南北战争,更像匈奴人刘渊(?─310年)、羯人石勒(274─333年)发动的五胡乱华。刘渊是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五胡十六国里匈奴汉国的创立者;羯人石勒则出身贫贱,十六国羯赵的创立者:他们发动的五胡乱华与其说是蛮族入侵,不如说是“革命战争”,因为他们都是汉化的人物,其兵源也是杂牌,是“国际部队”,并非土著部落。当然,日耳曼人摧毁罗马帝国,还多花了五百年时间(476年)。又过了五百年(公元962年),日耳曼人索性自己建立了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962-1806年),真是沐猴而冠,直到拿破仑战争才被这位夺取了欧洲皇冠的科西嘉人一把了结。也难怪二十世纪还要立志复兴罗马的墨索里尼,那么看不起希特勒领导的德国。不过上述五百年的周期,倒是颇合《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世界性预言。这是后话。
     “条顿堡屠杀”之后的四百年间,罗马人再也未能越过雷池一步,最后,反被内陆原始森林里冒出来的日耳曼人摧毁、征服了。莱茵河流域远离海洋,它是一块未经海上文明浸润的“生地”。因此,以统一海上文明区域为其使命的罗马征服者们,始终无力控制日耳曼生番的地方。同样的事件发生在“东方”等内陆文明区域──罗马始终未能占领两河流域,对波斯、阿拉伯、印度这些内陆国家就更是“望尘莫及”了。罗马这个“世界帝国”,实际上只是一个捉襟见肘的“地中海帝国”。
     另一个例子也可以参考。公元二世纪初,罗马帝国征服了英格兰和今天的荷兰、比利时一带。在不列颠岛上先后筑起了有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或曰罗马长城(Roman Wall)。公元四十三年,罗马并吞不列颠岛,建立帝国第四十五个省份。哈德良(76─138年,117─138年在位),为抵御北部凯尔特人(Kelt)对不列颠岛南部的入侵,哈德良到大不列颠视察并下令修建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用五年时间,分段筑成,东起泰恩河口,横贯英格兰,至西海岸的索尔韦湾(Solway Firth),全长一百多公里。哈德良长城最初由泥土筑成,后来又砌石块。城墙南北两侧挖有壕沟,约十英尺深三十英尺宽。长城与南沟之间有一条军用道路,是连接东西的要道。长城沿途建有十六座城堡每隔一英里建有一座碉堡,称作里程碑(mile─castle)。 在碉堡之间有两座小角楼,供士兵休息隐蔽使用。在豪斯戴德(Housesteads)有最著名的城堡,在此可看到当年罗马人的军部、粮仓、兵营、医院、塔楼等。“安东尼长城 (Antonine Wall),东起福斯河湾(the Firth of Forth),西至克莱德河湾(the firth of Clyde),全长五十九公里,高三米多,建于140─142年间,为纪念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mtpmomis Pius,86─161年)而命名,他是哈德良皇帝的义子 (adopted son)和继承人。后来罗马人放弃此墙而退到哈德良长城,安东尼墙现存遗迹不多。 长城的修筑,是罗马帝国的重心从海权转向陆权的重要指标。正如在中国,长城的修筑是文明从扩张转向防御的重要指标。
     在欧洲大陆上,罗马把边界推到了今天的西德名城科隆(Cologne)至美因兹(Mainz)一线,维也纳(Vienna)也在其掌握之中。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知道,这对日耳曼人意味着什么:罗马的政治控制范围无论从海洋上(经北海)还是从陆地上(经丹麦)离日耳曼心脏地带不过数百公里之遥。而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罗马拉丁文化早就越过这些地界而深入日耳曼腹地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了。(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9页)由于受到日耳曼人的抵制,此后几百年间这一分界在外观上相对静止,实质上不断变动。这些政治压力和文化影响的结果不久就会表现出来:从公元八世纪开始,在罗马帝国的解体造成的民族迁徙潮流下,北欧人突然活跃起来,军事抵抗演变为疯狂的四处反击。
     一百年之内北欧的日耳曼人就占领了北海诸岛,他们甚至登上了北美洲。经过历时大约两百年的大规模武装袭击和海盗式掠夺,这相当于希腊早期殖民活动,十世纪后半,不列颠岛上的丹麦人逐渐同化当地居民,十世纪末,本土丹麦人重新侵入英格兰,卡纽特王(King Cnut,1014─1035年)在公元1028年至1035,建立包括今天的丹麦、挪威、瑞典、英格兰在内的“卡纽特王国”(the Kingdom of Cnut),他死后,1042年帝国崩溃,英格兰恢复独立。著名的哈姆雷特(Hamlet)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中。与此同时,北欧人(the Vikings,Norseman)还占领并殖民于法国的诺曼底(Normandy,意为“北欧人之地”)半岛,于911年建立公爵领地,然后以此为跳板于1066年渡海入侵英国。北欧人的殖民活动东至伏尔加河(Volga River)并建立了基辅国家(Kiev,866年),南至西西里岛(Sicily),并建立了“诺曼王国”(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941年)。(以上可参阅《钱伯斯世界地图》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7、38、39页。)这种广泛的扩张活动表明,北欧文明这时已经开始跨入它的“古典时期”。正是这个时代,北欧神话传说史诗广为传布,并在一百多年后得以记载下来。
    
    四、帝国与蛮族
    
     有的学者曾经发问:“当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先后分崩瓦解,并在大规模蛮族人侵的战火中双双覆灭之后,中国、西欧的政治大势为什么会出现再度统一和永久分裂的不同结局?曾经关注这一问题的中外学者也不乏其人,但其中并见未到令人满意的回答。”这位学者还特别援引说,“美国学者余英时也认为‘汉朝灭亡之后,中国统一的观念并未随之而去,因此下面仍有隋、唐的继起。但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便再没有看到第二度的统一’,这是因为无人传播统一的观念所致。”(任汉生:《论秦汉、罗马以后中国、西欧不同政治大势之原因》)其实,持有这一疑问的学者包括余英时在内,都是由于“只见西欧而不见东欧”,忽略了希腊帝国(拜占庭)长达一千多年的存在。其实拜占庭希腊帝国的长度,超过了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的总和,到明朝开始了八十年以后才宣告灭亡。
     至于说道“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曾指出:‘中国人自己认为分裂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是反常的、不幸的。有句古话说道,犹如一个天空不能有两个太阳,中国不能有两个国家或两个皇帝。’而这与中国未能形成像西欧那样多元的和多样化的格局,有直接的关系”(同上),更是有意忽略甚至省略了南北朝、唐藩镇、五代、南北宋的存在。
     在罗马帝国,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的安扥尼努斯敕令,将罗马公民权赋予意大利以外的帝国全部地区的所有男性自由民,事实上将行省的居民提升到与罗马城的居民同等的地位。这条敕令使得帝国的经济和法律的机制通行于整个地中海地区,为帝国从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过渡打下了基础,其变革的幅度之大,如同四百年以前从拉丁部落拓展到整个意大利。当然,实际融合的过程是参差不齐的,如希腊这样高度整合于罗马的地区迅速执行了这个条令,而不列颠、巴勒斯坦或是埃及这些太远、太穷、太特殊的地区,执行得就不理想。
     卡拉卡拉的敕令既然承认了意大利以外地区的平等地位,就加速了权力从西方向希腊和东方转移的过程,为拜占庭帝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自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以及其后西罗马帝国的覆灭以来,希腊人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公民,并最终将这两种身份等同了起来。君士坦丁大帝将拜占庭建成帝国的首都,从此称为君士坦丁堡,将其置于帝国中心位置。
     拜占庭帝国前期的历史(324年-610年),以君士坦丁大帝和查士丁尼一世为主角,他们以罗马传统为拜占庭的根基。最初的几个世纪用于巩固帝国边界,并试图恢复罗马帝国的疆域。
     拜占庭中期(610年-1204年)经受了同时来自宿仇(波斯人、伦巴底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和新敌(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的轮番进攻,这些攻击并不局限于边界冲突,有时敌人深入疆界甚至威胁首都。入侵者也不满足于短暂的进攻,而是转为长期定居,建立敌对的新国家。社会和行政变得相当希腊化,偶像破除运动之后重塑了正教传统,这些因素致使邻近国家置于拜占庭的影响之内。
     1204年发生了拜占庭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标志了拜占庭晚期的开始。希腊人的君士坦丁堡失守,帝国被拉丁十字軍征服并由一个拉丁国家所统治了五十七年。此外,拉丁占领极大影响了帝国的内部发展,因为西欧式的封建制度也就是分封制度引入了拜占庭。
     1261年麦可八世从拉丁人手中解放君士坦丁堡,但拜占庭帝国依然陷入内部衰弱中。奥斯曼人来自外部的蛮族入侵也逐渐导致了拜占庭的衰亡。1453年,拜占庭帝国落入奥斯曼人手中。
     “拜占庭时期”这一术语,是由现代历史学家发明的,而自十世纪开始人们本来是称呼这个帝国为“希腊帝国”的,而之前则为罗马希腊(Romeo-Greek),所以希腊人有时在口语中自称为Romioi。“罗马”(Romeo)这一修饰来自于帝国在政治行政领域对于罗马的传承。实际上,在欧洲历史上许多国家都使用这个修饰,比如卡洛林王朝以及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都将自己看作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这一幽灵甚至徘徊到十九世纪的欧洲:1806年耶拿战役前夕,德国教授黑格尔看到了拿破仑,于是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写信说:“我看见皇帝──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穿过城市,看到这个人具有一种高尚的感情。这个人目标始终如一,他骑在马背上,向全世界扩张并统治世界。”这就是黑格尔的头脑所能够理解的“历史的终结”。
     回到余英时,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难道把“基督教”仅仅理解为“东正教”,把“蛮族”理解为“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把“西方文明”理解为“拜占庭文明”?显然,要作出这样的理解就需要修改世界各国通用的中学课本,并且对全部历史概念进行颠覆。
     余英时院士所犯的错误其实在美国的主流学术界并不罕见,而且他们好像习惯于装聋作哑,决不认错。
     这里再举一个谢选骏亲身经历的不幸事件。
    
    五、《纽约时报》拒不道歉
    
     2005年5月22日,《纽约时报》评论版罕见地以中文标题发表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 is as ephemeral as smoke and clouds)。此文从中国开封发出,回顾一千年前全世界最繁荣城市开封的衰败,提醒美国人,不可骄傲自大。美国现在是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纽约是全世界最重要城市。但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城市却是黄河边上的开封。回顾历史,发现国家的辉煌盛世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城市的繁华尤其如此。此文说,公元前20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伊拉克的乌尔(Ur),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Thebes),公元前1000年是黎巴嫩的西顿(Sidon),公元前500年是波斯都城,公元1年是罗马,公元500年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是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是纽约。公元2500年,以上这些城市可能都榜上无名。公元1000年的开封是宋朝首都,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公元1000年的伦敦只有一万五千人;现在的开封连省会都不是,没有机场,贫穷肮脏。
     当然,《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认为公元500年世界最重要城市是中国的长安,肯定是错误的。那时,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元年、南齐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二年,中国离开隋朝的统一还有八十九年,还陷在南北朝的战乱中,和今日海峡两岸的分裂情况差不多。公元495年,北魏首都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洛阳,长安在那时,在“比南朝野蛮落后的北朝”,连最重要的城市都算不上,怎么能算世界最重要城市呢?那时世界最重要城市,应该是东罗马帝国的拜占廷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纪思道对历史的有关误解,进一步生动说明“文明的命运是无常的”。
     针对《纽约时报》及其专栏作家纪思道误导读者的这个重大错误,我立刻投书指出,却石沉大海或说“石沉纽约时报”更加恰当。我的这一“投石问路”,证明拒不道歉不仅是战犯和盲流的劣根性,也是学术界包括美国学术界的通病。连《纽约时报》这样的重镇也不能免俗。呜呼。
     由于拒不更正,类似的污点将永远留在《纽约时报》的记录上。
    
    
    2006年12月20日,纽约城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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