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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去了/冼岩
(博讯2006年12月13日)
    

    弗里德曼去了,历史仍在向前,21世纪的经济学天空又少了一只庞然大物。没有人否认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当代经济学的巨人,但对他的盖棺定论,却莫衷一是,相去甚远。

     弗里德曼一生,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坚定斗士。但在自由市场遭遇的两次最大挑战中,面对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他对自由市场的辩护远不如哈耶克出色,更缺少哈耶克那种洞察现实的穿透力,他更象一个为坚守而坚守的饱学冬烘;面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弗里德曼远比凯恩斯活得长久,但这既是幸运也是不幸,他即见证了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又见证了它的复兴,历史最终站在了凯恩斯一边。有人说苏东解体、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市场化印证了凯弗之争弗里德曼一方的胜利,这是胡扯——面对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僵化,凯恩斯的药方也只会是市场化。但过犹不及,凯恩斯,包括后来的萨谬尔森,站在了最佳位置上;那个位置有个名称,叫做混合经济。全球化时代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的增强,更让离去的弗里德曼难免不留下更多遗憾——当一种理论即使在已成为人尽皆知的主流时仍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行,那么有问题的一定不是现实,而是理论本身;弗里德曼对“彻底的自由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辩护,怎么听怎么象苏联制式的社会主义在1970年代末以后的自我辩护。 (博讯 boxun.com)

    虽然弗里德曼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建树不少,但其最具影响的贡献,无疑是其“保持货币供应量的固定增长比率”的政策建议与“假定不重要、胜负看预测”的经济学方法论。前者就象托勒密地心学假设中那个莫须有的轴心,虽然在问世时造成震撼与轰动,但为了维持其解释力,不得不为它添加越来越多的配件。最后连弗里德曼本人也不胜其烦,只好在私下场合承认失败。

    后者确实道明了经济学的本质,但却毫无悬念的招致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道破皇帝新衣的那个小孩,处境总是不妙,哪怕他的名字叫做弗里德曼。经济学家的指责一般象刘正山先生一样,认为“预测是否正确,难以验证;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也比较有限。例如,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没有办法对所作的假设进行明确的、经验性的检验,因而,就这一方面而言,弗里德曼是完全错误的。当无法验证经验性的假设的时候,预测或者推测就成了一句空话。在宏观经济学中,没有确定的理论,而只有一种普遍的理解方式。一种普遍的理解方式的假设的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假设是这种理解方式的一部分。在我们能理解的东西中,假设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与弗里德曼所关心的不是一个层面。弗里德曼当然知道有假定比没假定好,假定与经验世界契合程度越高越好,他并不反对其他人这么做。他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要说的是:哪怕经济学假说看来再合情合理、再美仑美奂,它仍然不是真实,也不足以充当判定经济学理论高低的标准;可以丈量经济学学术真伪、优劣的,只有唯一一把标尺,那就是对预测的检验。这种明确界定学术与真实之间的距离,并且极力跨越鸿沟的思想方式,正是思想家求真之境与普通知识人混学术之境的最大区别:后者只是致力于学术这一认识工具的完美,前者的眼睛却始终盯着认识的对象与目的。

    这也可以说是学术大师与一般学者之别。哈耶克无疑也是大师,但他却给予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以最猛烈的抨击,称之为“是一部误人子弟的著作”。这毫不奇怪,因为同为大师,两人努力的方向却有别。弗里德曼虽然论战不断,但最终自我定位仍不失为学者本色;而哈耶克更在意的却是意识形态斗争,他倾毕生之力于意识形态的“启蒙”。要启蒙,“理解方式”当然就至关重要;要使受众按照我所给定的思维方式、符号体系来思考,符号系统即假说本身的貌似合理性就成为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弗里德曼一生,即使仅就学术而言,也既有常人不及的贡献,也体现了常人常见的弱点。弗里德曼的巨大影响力,既与其漫长的寿命、学生众多有关,也与其作为专栏作家、善于自我推销有关。不必苛求弗里德曼,也不必苛求一切思想者及其思想。正如人类在宇宙大自然面前总显得渺小一样,一切思想在现实面前也终究是渺小的。弗里德曼的离去,只是再次提醒了我们那句唯一可以千古不变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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