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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毛泽东研究的重大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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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1月23日)

孙乃修:毛泽东研究的重大创获--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随笔
    

作者:孙乃修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毛泽东研究”这一学术专题,由西方学者开创。从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Benjamin Schwartz)一九五一年问世的开拓性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至今,已经五十五年。自施拉姆教授(Stuart Schram)的《毛泽东》一书一九六六年出版以来,西方已出版多本毛泽东传记。这些学者从史料和观点上,不断努力推进这一研究。
    
     十一年来,在毛泽东研究领域,海外出现两本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本是李志绥先生《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此书于一九九四年同时出版中文和英文版(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另一本是张戎和她的丈夫哈立德最近出版的英文著作《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the Unknown Story,by Jung Changand Jon Halliday,2005)。两书作者都是长期生活在毛时期中国而后移居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后一书与西方学者合作,但由华裔研究者担纲)。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表的《毁灭性意志和意识形态式大屠杀--论毛主义之为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一文,则是我所见到的一篇对毛泽东解析力最深、批判最透彻、最富洞察力的英文论文。
    
     这些著作的问世,证实我多年来的一种感觉:中国问题研究(包括毛泽东研究),尽管由西方人开拓和丰富了这一领域(因为同时代的中国研究者思想和资料上的主观或客观原因而形成某种自我限制),但要取得实质性的巨大进展,还是需要中国学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与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中国人性格行为多倾向阴柔,往往皮面微笑、内里复杂,语意微妙、举止含蓄,言语与内心隔着许多层,有不少弯弯绕和狡狯处,有些人智术和手腕虽小气却有效,虽遭骂却常胜。凡此种种(读者可去试读《老子》《韩非子》以尝一脔),一般的中国人都难参破,那些出于书斋学院、人际关系简单、心气正直和直线性思维的西方人更难领悟中国文化的个中三昧,其研究或结论时而让人感到有点呆气,特别是对那些复杂人物(中国古人所谓巨奸大猾)的评论和研究上,有时尤让人感到太“隔”。
    
     李、张两书的出版,相隔十一年,皆为毛泽东研究领域吹进一股强劲的清新之风,具有重大意义。前一书披露的材料有九级地震之感,轰毁了“伟人”雕像的座基,掀开了“巨人”的大褂,进入肮脏的内室,使世人和跪拜者们惊异地看到了传主深宫秘室、大被同眠的腐烂生活场景、肮脏自私的个人习气及其对女性的轻蔑态度,从而填补了毛泽东研究领域中最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为读者和研究者重新认识和研究这个历史人物,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私生活资料(若用毛泽东之辈的话说,政治统率一切,私生活也是政治)。后一书虽然标为“不为人知”,实际上有不少资料多年前早已被披露而为人所知(例如屠杀AB团、毛被士兵抬着“长征”、假“抗日”真反蒋、长春围城惨剧等等),但是读来依然令人震动。这本书是迄今毛泽东研究领域中最具深度、最富见识、最有份量的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毛泽东研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水平。
    
    

    
     对历史资料近可能详尽地占有,这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本书作者对有关历史文件、书信,做了大量收集和阅读(包括有关诸国各种语言文字档案),对许多历史证人或当事人(包括有关诸国政界和外交人物)做过大量访问。这样的工夫,是以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所不曾有过的。立在这种踏实的学术态度和坚实的学术基础上的著作,是有力量的、雄辩的,是那些轻佻、无知的批评所无法打倒的。
    
    与中国古代哲学、古代历史研究相比,毛泽东研究本身并不难。但是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这个当代课题似乎比古代课题更难。这主要来自三个原因:一、毛已死去三十年,而有关毛的大量历史档案至今保密;二、对毛的揭露性和批判性研究仍被视为禁区;三、研究者自身思维的局限。这一个原因,使人们不能深入研究;第二个原因,使人们不敢研究;第三个原因,使人们即使获得若干重要材料也无法得出正确结论。
    
    简而言之,毛泽东研究,主要是在发现事实、探索事实、综合事实和讲出真话。它首先难在获得事实,获得更多、更直接的史料。有关毛的史料被尘封,这就说明某种问题。不过,研究者会通过各种方法获得史料和史实,包括从散见于报刊、书籍、日记、访谈以及国外历史档案中直接或间接获得。此外,还涉及一种阅读技巧和精敏判断。比如,从谀美和歌颂文章中,读出反面的内容和事实;或从否认的声明或文字中读出事实的存在。
    
    两位作者在获得历史真实并作出判断的过程中,做了巨量的思考、探索和求证,扫荡谎言,恢复事实,得出一系列惊人的结论。这里,我之所以把求证中的思考放在第一位,是因为思考和质疑在创造性研究中具有首要意义,特别是研究谎言太多的领域里的问题,质疑是首要的思想素质。只有大胆质疑,才能清扫谎言,发现真实,从而把历史研究置于事实基础上。两位作者能写出这样一本令人震动、发人深思的著作,得益于追求真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说出真话的勇气。
    
     具备这种求实的精神和讲真话的勇气,还需要其他一些知识素质来从事具体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素质就是善于读书、精于思考。作者对那些并不难得的文件和资料做了胜于他人的独到解读和细心研究。有关毛泽东的许多文字或回忆,都难免粉饰、误导、回避、失实或编造,因此,真正的研究,既在求真,又在去伪。要获得真知,不仅需要广泛收集新史料,还需要大刀阔斧扫除假货,寻求历史的真相。可以想见,这种研究所耗费的脑力是巨大的,破除谎言、获得真实是非常喜悦的。诸如该书对所谓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这一神话的揭露,对所谓毛的军事指挥艺术这一神话的清除,对张国焘与毛泽东奔逃路线的分歧做的揭露,对蒋放毛西逃而未加歼灭做的解释(见英文版一三七页,以下页码皆系英文版),事实相当清楚,论断卓有见识。凡此种种,读来饶有兴味,令人解惑解颐。试想:蒋氏五十万大军推进瑞金、大败毛氏红军,若非别有所虑(其子经国在苏联被斯大林押为人质),放它奔窜西去不毛之地,岂有大胜之后不彻底歼灭这股八万惶惶残兵、却任它万里逍遥、奔逃之理!蒋的放生却被毛后来吹嘘成长征神话和军事艺术,还由萧华写成歌词、编为《长征组歌》,实是败军之将言勇;还吹嘘比当年死于大渡河的石达开英明,殊不知蒋氏实比清军有妇人之仁。毛末年对蒋去世暗有感怀,未挖蒋氏祖坟,殆有放生感恩之意?
    
    

    
    研究毛泽东,还涉及语言和思维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需要认识到语言、词汇的虚假性及其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分离或背离。清理错误思维,首先要从清理词语开始。两位作者能够使他们的研究穿透毛使用的大量误导民众的词语表面,使研究进入历史的真实性和问题的实质性探索,这一点也是他们超过以往毛泽东研究者而获得成果的重要地方。
    
     例如,对于毛泽东早年鼓动一些地痞流氓进行的所谓“打土豪”、“斗地主”、“土改”以及取得政权后兴起的“镇压反革命”“合作化”“公有化”“三反五反”“阶级斗争”“反右倾”“反党集团”“反修批修”以及晚年鼓动大批红卫兵进行的“斗走资派”等等语词花样,两位作者通过对一系列历史事实的分析和研究,指出“打土豪”“斗地主”是土匪式打家劫舍,通过抢劫财产、严酷肉刑和无辜杀戮来获得军队粮草和红色政权资金;所谓“镇压反革命”,实际是对国民党政权下工作的人士做大规模的肉体消灭;所谓“合作化”“公有化”“公社化”实际是对农民财产和私人企业的野蛮剥夺并且把全国农民严密集中和控制起来,使他们最大程度失去人身自由(毛更容易调动和使用民众)。
    
     作者还看到毛泽东有急切的强国计划及其对钢铁和工业化的强调,鼓吹所谓十五年、十年乃至三年“超英赶美”口号,这种完全外行的偏废发展计划,实际是在积极制造庞大的战争机器而做钢铁准备,渴望在有生之年实现他的军事称霸亚洲和全球的梦想。因此,他的思维完全集中在不惜以国家破产和人民饿死为代价来获得核技术、制造原子弹。这不是为民族幸福,不是为国争光,而是为他个人称霸的野心。一个顾念人民的人,决不会饿死三千万人去制造核弹(关于一九六四年试爆的这颗核弹的造价有多麽昂贵、能使多少人不致饿死,见下文)。这样的材料,在其他研究者那里,往往被理解为毛在新政权建立初期渴望中国富强和民族振兴,因而不免在工业化和公有化中出现的一些急躁和偏差而已。持此论者,不懂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张戎哈立德对毛泽东的透视,再次显示眼光的锐利。
    
    笔者一直以为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提倡中国人多生育甚至补助多育者这种做法背后必有战争意图(他还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中国人本身已经很多,生产力又那么低下,可耕地那么少,教育水平那么低,为何不提倡优生优育呢?这与他的战争野心相连,为他有生之日发动称霸战争而准备几亿炮灰,根本无须高等教育,给一杆枪就前赴后继往前冲(毛的“人民战争”和“人海战术”),这种心思是毋庸置疑的,残酷的朝鲜战争、中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就是事实。他对苏共领袖赫鲁晓夫夸口在未来的战争中他可以提供数百万中国人,还谈到未来核战争世界人口死亡一半云云。现在,两位研究者对毛泽东强国心思之战争本质做的正确揭示,证实我的看法。
    
    凡此种种,作者都能够撕下那些语词外衣的遮掩,撇开那些所谓经济、建设、四化、理想、国家统一、“站起来了”等等词语,直戳问题的实质。
    
    由于人们不能通过词语表面直透实质,因此在对毛泽东评论或研究上,出现许多误解或谬见。例如,有人根据毛那几首诗词和吹牛式大话,就说毛泽东是个“浪漫诗人”。毛一生玩弄那么多阴谋骗局,兴起那么多大屠杀,从AB团大屠杀到延安大清洗和屠杀、从肃清反革命之大屠杀到三年大饥馑再到文革大屠杀,中国人死亡六、七千万,这么多中国人无辜死亡,这种人间惨剧和罪恶,难道浪漫麽?在党报上说出亩产十万斤这种谎言,是浪漫的诗人还是欺世的骗子?
    
    还有人说毛泽东追求的是一种乌托邦。乌托邦是人们对那些人人幸福、美好的理想国的描述。但是,毛追求的,却没有这种人人幸福性质,他的理想国是人民的地狱,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一个小集团幸福、自由、放纵和无法无天,那是一个穷兵黩武、残酷专横的奴隶制国家,一个高度发展的战争机器和随意杀人的国家,一个渴望他个人主宰全球、称霸世界的军事强权国家。能称这是乌托邦麽?
    
     毛的大跃进,不是建设,而是破坏,是一个战争狂人想一夜成为巨无霸的狂想。他不是为中国人民幸福,恰恰是给他们眼下和将来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因为他追求的是高度压榨人民、步日本军国主义之后的中国军国主义梦想。
    

    
    应当指出,对历史资料详尽地占有,只是研究的第一步;占有资料,不一定就能得出正确结论。那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头脑,对全部材料的精敏分析,需要对传主灵魂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其性格的完整把握。正是在这一精神素质上,才把一般研究者和出色研究者区别开来。
    
    这本书能够深刻透视和完整把握传主的心灵与性格,第一次系统地揭露毛从起家、掌权、到灭亡整个过程一系列事件中的犯罪行为、阴谋手段及其自私动机,使读者第一次完整地看到毛的一部犯罪史及其犯罪心灵史,看到毛氏从青年到老年不断地、一再反复使用的野蛮手段。无论是私生活方面,诸如毛对几位妻子的冷漠无情,还是事业方面,诸如对待同事、部下、百姓的残酷迫害,无论是从早期从事阴谋和恐怖活动,还是后期掌权的种种横暴行为,作者都直指传主心灵性格中那种根深蒂固的黑暗性和野蛮性。
    
    例如,毛对同党人士、对知识分子、对中国人民采取强加罪名、诬蔑诽谤、酷刑折磨和肉体消灭诸种手段,是他获取权力、维护特权、强化统治的主要手段。残害和屠杀,贯串毛的一生,从他早年成千上万大规模屠杀江西根据地“AB团”同事时使用的、包括开膛取心在内多达一百二十种酷刑,到延安大清洗运动中肉刑折磨下那些青年在深夜土牢的惨叫,从暗杀王明到害死彭德怀刘少奇,从延河边大刀秘密砍死同党作家王实味到“文革”时北京秘密枪决青年思想家遇罗克、东北秘密枪决张志新还要割断她的喉咙,直到以“文革”为手段大规模开展对同党、异党乃至全民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迫害而达到极点。这罪海一勺,构成一部长期犯罪史。毛泽东一生的残酷迫害行为及其累累罪行,再有力不过地说明了他的文化和性格。
    
     对于江西苏区,向有很多美化。书中对毛领导的这个早期政权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做的揭露,令人吃惊:这个政权靠恐怖维持,像个看守严密的监狱,离开村庄靠路条或通行证;它使用各种奴役手段,对农民敲诈勒索,农民不能逃,无法逃,逮捕就处死,上告遭报复,只有自杀。儿童团被利用来敲诈、威胁民众,到家里逼人参军。在这个政权下,人口消失五十万,降低百分之二十。瑞金根据地约有七十万人死亡,其中一半人被以“阶级敌人”罪名杀害(一零九页)。毛兵败逃走前,处决上千名被认为不可靠者,皆以大刀砍死(一二八页)。人民对这个政权恨之入骨,从那时就喊出“打倒毛泽东”口号。毛后来统治中国,不过把当年苏区政权、延安政权的统治方式拿来统治全中国而已。
    

    
    一九四四年九月毛泽东写过一篇小文《为人民服务》,说他的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研究者若是呆子,就要上当了。此书作者能够撇开这类虚假文字和虚伪之言,通过大量事实而一针见血指出毛把农民视为敌人(三九三页),从江西苏区到延安再到北京,毛一直采取各种严酷方式压榨人民,使用暴力从农民口里夺取粮食,把他们的口粮降到最低和更低,为防备农民起义而加强镇压。有干部悲哀地说,只有当我们需要粮食时,才想起农民。
    
    作者根据共产党高级干部、毛泽东的同事谢觉哉的日记材料指出,延安政权对农民严苛收税,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乃至自杀。农民痛恨他,诅咒他:“为什么雷不劈死毛泽东?”(毛泽东引用农民这句痛恨之言,事在一九四一年前后,见二七四页)。延安农民不堪忍受,一九四三年大批逃亡。作者还查考了延安百姓的死亡率高与贫穷状态,揭露在毛的错误指挥下,延安的通货膨胀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1944年延安的盐价竟然是1937年的2131倍,食油是2250倍,棉花是6750倍,棉布是11250倍,火柴是25000倍(据谢觉哉日记);贷款利率,一个月竟高达30-50%,这种利率,不是比所谓恶霸地主和奸商可怕得多么?
    
    作者指出,中国有饥荒,不是从一九五九年,而是从一九四九年就开始了,这是毛政权的掠夺本性决定的(三九三页)。对于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状态,毛非常清楚,他曾这样说:“我们就是没有良心!马克思主义就是这麽野蛮!”(三九四页)作者揭露毛一九五八年八月对各省负责人讲话,指示他们要逼迫农民交粮,如果不交,“要用武力执行命令”。于是,国家暴力开始在全国农村疯狂展开(四二八页)。这种横征暴敛行为,不是比所谓恶霸地主行为邪恶百倍么?这不是把千万个恶霸地主变成一个国家化的大恶霸么?
    
    有农民怨恨说,毛泽东对人民比日寇还恶(四三五页)。毛时期的中国城里人的食物,还不如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囚犯的食物热量(四三七页)。饥饿把人逼疯,乃至人吃人。库里有粮,却不允许开仓救饥民(四三八页)。作者依据资料进一步指出,毛不仅很清楚各省人民在死亡,而且根本不在乎更多人死亡,要他的干部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怕民众死亡,而应当像庄子那样鼓盆而歌。毛对人民大量死亡持的这种观点和态度,一直传达到基层干部(四三八页)。毛向部下传授他的治国手段:湖南批判十万人,逮捕一万人,杀死一千人(别的省也如此),“这样,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四二零页)。
    
     至于在各种运动中被杀和被迫自杀的人数,已有各种文章涉及。此书谈到“三反”“五反”两个运动中自杀人数达到20-30万;上海自杀者跳高楼而不投江,是怕家人受连累,死不见尸,会被诬为外逃香港(三二九页)。作者指出,毛政权对人民的压迫与压榨,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贪婪的政权。他迫使人民彼此竞赛卖命,却称之为“共产主义精神”(四三三页),他鼓励人民彼此监视、揭发、迫害,却称之为“忠于党、忠于毛主席”。
    
    

    
    清朝统治者作为关外的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国后,曾采取多种手段,包括思想控制、人身迫害、大兴文字狱、整理书籍(所谓编纂《四库全书》)等手段,清除有关清兵征战中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各种记录,消灭民间和知识分子的抗议文字,极力抹煞某些历史事实,掩盖某些历史真相。
    
    三百年后,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抹煞和掩盖,这种习性不仅没改,反而愈炽,而且由抹煞发展成谎言、把掩盖发展成美化。中国现代和当代史,特别是毛氏治下的“党史”,成为谎言和迷雾最多的角落。因此,研究这段历史,必须打假。两位作者在一系列历史问题研究中,正是这样做的。
    
    例如,谈到毛泽东势力如何欺骗、陷害和诬蔑张国焘及其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毛选择了一条无人无粮无宿地的死亡地带--草地--而备极艰难、死亡惨重,却欺骗张也率领四方面军走这条死亡之路,被张拒绝。作者指出,是毛泽东违背张国焘军令而率军近八千人逃走、分裂红军(到陕北只剩四千人),而不是张国焘分裂红军(见一五八-一六二页)。毛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八万人,一年后与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只剩下一万人;张国焘四方面军长征时只有二万人,会合时已发展到八万人,而且装备好、粮草足。毛违背张国焘军令而率不足八千人出走,却诬蔑张国焘分裂红军,明眼人不难看出谁在分裂。书中这一节对毛泽东性格、动机、行为之分析,翔实可信。
    
    项英是中共党内一向当面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高级干部。此书对项领导的新四军被全歼这一事件(即皖南事件)的发生作出崭新解释,对事件背后毛泽东耍弄的借刀杀人阴谋做出惊人的揭露(项英兵败后被内奸暗杀于山洞),同时指出毛想利用这一事件,指责蒋政府,从而发动内战,夺取临时首都重庆(当时日本飞机在天上轰炸重庆),建立自己的政权。第三国际季米特洛夫批评毛泽东一心寻求分裂中国,斯大林立即拍电制止毛利用此事发动内战。
    
    此书对西安事变的研究也有新意。作者揭露张学良的自私和野心,毛泽东对他的利用,以及毛泽东扣压苏联电报指示他不可杀蒋,不告知奔赴西安游说杀蒋的周恩来。这些细情,皆与所谓张学良激于爱国情感和抗日而为、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而斡旋等等说法不同。多人访张写张,鲜有具眼力者,作者却能看出其内心的自私。
    
    作者还指出,一九四七年底康生奉毛之命去山东开展恐怖、残酷的“土改”和“斗地主”运动,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据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说,领头土改、斗人、打人的,大都是坏人恶棍,是“土改”运动依靠的对象(正如后来利用红卫兵运动中那群邪恶的青年打手为非作歹、杀人造孽、搞出“红色恐怖”以威慑天下良民)。
    
    书中有不少事实和见解发人思考。作者指出,毛开展打击贪污运动,不是为人民利益,而是为他个人挥霍浪费,他是“中国唯一的百万富翁”(岂止百万),全国只能出他的书;在毛泽东时期,苏联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即不受中国司法制裁);毛提出“百花齐放”口号前,已设好圈套(四一七页);毛怕苏联倒他,因此不再让中共上层去苏联访问(四八八页);中国的核武技术来自苏联(四零九页)。书中写到彭德怀由东欧归来后的心情和渴望,文革前夕彭真去四川看望彭德怀这一不寻常举动,刘主持“四人反党集团”政治局会议细节,作者的猜测虽无材料可证,读来却饶有兴味。
    
    作者使用大量新史料,揭露众多被湮没的历史事实,即使有些材料并非第一次披露,作者亦能补充材料,做出较深刻的分析和论断。例如延安时期的所谓“抓特务”运动,通过打击和迫害这些知识青年,达到“恐惧”效果,使干部成为听话的工具;通过禁止外界书刊、电台、通信,造成“信息饥困”,使“独立思维能力萎缩”,最终“导致脑死亡”(二四四-二四九页)。
    
    此书对所涉许多重要问题,大都能够提供很多细节,特别是重视数字统计,阅读和查考了大量书籍、文件和资料,访问了很多有关人士(不过书尾列出的那么多人名未必都有实质意义),为已为人知的事件提供更多细节和数字。例如,谈到延安政权种植和贩卖毒品:偷偷摸摸(四周种庄稼以遮掩)、大面积(三万英亩)种植鸦片(毛泽东内部讲话称之为“特货”),据苏联人估算,仅一九四三年一年就获利高达美金六千余万元(相当于今日美金六亿四千万元,见二七六页)。
    
    再如,以谷物作为导弹试验的高品质燃料,每次需消耗一千万公斤谷物,足够一至两百万人吃一年(四二九页)。这一史料,为毛时期为什么农民被迫更卖命地种地(政府不投入资金、不花一分钱)、延长工时、备受敲诈盘剥,为什么全国人那么贫困、饥饿和死亡,提供了一个有力说明。
    
     据该书作者计算,第一颗核弹造价,折合美金四十一亿(1957年价格),以每人每天三百卡热量计算,可供全国人两年生存;或足可使三千八百万人不死于大饥馑。这颗原子弹的造价与中国人这个时期饿死的人数,相当于美国两颗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数的一百倍(四八五页)。
    
    

    
     该书粉碎了一系列神话,揭露一系列惊人的事实,为读者回顾和反省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根基。
    
    此书揭露蒋政府和军队中的共产党卧底或间谍诸如邵力子、张治中、胡宗南、卫立煌(东北战区司令)等人的行为,揭露蒋政府中许多高层人士通敌,前有张学良,后有国防部长白崇禧(白竟对共产党表示:“只要你们下令,我会立刻执行…”,据1949年1月7日毛泽东向斯大林报告,见三一零页)。毛泽东虽然得利于这些人,但对他们甚鄙视(例如对卫立煌甚轻蔑)。
    
    作者依据一系列事实指出,这些卧底和通敌的将军是蒋扫荡延安和“三大战役”惨败的重要原因,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士兵送给对方去消灭。任命这样的人去“剿匪”,不是活见鬼?这从另一方面见出蒋介石个性的重大缺陷以及缺乏知人善任眼光,处理国事不能出以公心却代以私情,在事实得到揭露后不仅不采取断然手段绳之以法,清除败类蛀虫,反而一味姑息、一再宽容(包括对以权谋私、获得暴利的亲眷裙带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姑息),致使民怨沸腾,危机日深。这个政权遭国人愤怒讥骂、谴责(“一伙强盗”“吸血鬼”等等),最后垮台。在政治上,一个人的失误,就是对手的机会。只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想到,取而代之的毛泽东竟会恶毒到无法无天、史无前例。这是一个创巨痛深、惨绝人寰的中国故事。
    
    作者揭破毛泽东的所谓“小米加步枪”,指出这一事实:苏联为加速装备毛势力进行内战,把日本军队的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千七百门大炮、迫击炮和榴弹炮,一万两千挺机关枪,以及无数装甲车、防空炮,几十万枝步枪,还有苏联武器和苏联俘获的德国武器,还有大量军火、食品和物资,还有上万名日本俘虏,以及伪满洲国的二十余万军队,统统交给共产党,让这些日本俘虏帮助训练中共军队,教他们使用日制武器,培养飞行员,甚至有些还直接参战,还修建铁路帮助运送中共军队去东北抢占城市(参见二九七、二八四页),使它成为一支日式装备的军队,由初进东北的六万人暴增为三十万人,为展开内战、争夺地盘和政权而全面装备起来,绝非毛泽东的所谓“小米加步枪”打天下。苏联这些军援,并非免费,而是有代价和密约(二九九页)。此时蒋氏装备最精良的军队还远在东南亚抗日前线的缅甸和云南。作者指出,毛发动内战时,士兵厌战、逃兵严重,国人痛恨苏军在东北犯下的抢掠奸淫罪行,东北百姓憎恶苏军共军而欢迎政府军(即蒋军)。
    
     作者还对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中国人民食品奇缺的原因,做了独到的研究。
    研究者们多指出毛的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馑,但本书对这一问题做了更细致的研究,指出那不是宣传所说的什么“苏修逼债”,而是毛泽东急于建立尖端战争机器、制造核武器以及获得导弹技术,而迫不及待以巨额资金和食品(诸如大米、肉类、大豆、食油、鸡蛋等等)向苏联购买一切有关技术和原料,而且不顾中国人民死活、自充好汉地将多年贷款提前偿还(苏联并没逼迫),致使苏联领导人看到中国人民的贫苦状态都感到不安。此外,在中国人民处于极端贫困和死亡状态中,毛泽东还将大量金钱、食品、物资送给比中国人生活高得多的东欧共产国家,还源源不断送给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换取受惠者的赞扬,其中有些组织纯属骗子,打起一个旗帜说是信奉毛主义,就向中国要钱要物要支持。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养了一群白眼狼,招纳一群国际弃儿。今日互相吹捧为“同志加兄弟”,明日指着鼻子互骂“叛徒走狗”。毛泽东要超越秦皇汉武,要当第三世界领袖,挥霍中国人民血汗去到处买个人的名声,这成为毛时代的外交任务(亦由周恩来效力)。有此辈掌权败家,中国百姓焉能有好日子过?一个当时负责援助的官员写道:“每当我签完协议后看到外国人那副笑嘻嘻的脸时,我的心就会充满对自己人民的犯罪感。”(四七七页)
    

    
     五十年来的美中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此书涉及这一问题。作者指出,历届美国政府对毛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或被手下人所误,实际上多次救了毛泽东。例如,四十年代内战时期杜鲁门政府之施压蒋氏(东北战场孙立人将军大军准备渡江、林彪军队濒临灭亡、正要逃出最后一座城市哈尔滨之际,美国逼迫蒋氏停战,使林彪军队死而复生),七十年代前期尼克松之访问北京(毛泽东极左势力处于“文革”绝境、内外交困,内有林彪杀毛未遂而外逃坠机、国人冷笑而心灵不附,外与苏联交恶、苏军陈兵西北、坦克千里直入、中国核设施面临空袭),他们都是毛泽东再生父母和救命恩人。毛泽东反美,实无良心。重提这些历史沧桑,无须兴白云苍狗之叹,无外乎让今人多些智慧、多些良知。
    
    谈到当年尼克松与毛泽东打交道,作者指出中国向美国要求很多,而美国却妥协太多,没有提出自己的必要要求,未向中方提出让步的条件,毛治下的中国依然继续“文革”的迫害路线及其反文明、反人民行为。毛得意洋洋,说英、法、荷、比、加、意,全成了他的红卫兵。对于美方渴望友好的态度,毛、周对美国以及尼克松的评价,却非常丑恶,显示出心灵的肮脏:毛称美国人刚从猴子变成人,不过还有一条尾巴;周恩来则讥骂尼克松是个荡妇,卖弄风情、勾搭嫖客(五八三页)。这种话语,很像街头小骗子得了手,在背后嘻嘻笑着骂受骗者是“傻X”。
    
     此书对若干西方记者或人士诸如斯诺、韩素音(半中国血统)等人的错误、不实文字及其宣传作用,做了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批评。作者指出韩素音是毛政权的辩护士,特别指出美国记者斯诺(E.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毛泽东自传》(Mao Tse-tung Autobiography)、《毛泽东印象》(Impressions of Mao Tse-tung)多年来为毛起的宣传作用,指出他对强渡大渡河的记述“全是捏造”,因为铁索桥上无战斗。
    
     对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共产党国家,毛泽东曾拿出在党内那种内斗习气和帮派手段,到处挑拨离间,企图自充首领,分化苏联阵营,自恃高明地向“兄弟党”领袖兜售他那套屠夫治国手段。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周恩来去波兰游说哥穆尔卡政权,向他传授毛泽东那套权力经,对内要严厉镇压(所谓“反革命”)。哥氏对这套并不欣赏,因为波兰人民需要更多的自由,需要生活得更好、更幸福,而不是铁血和镇压,不是斯大林主义和贫穷。毛的一番话,使一位波兰外交家感到毛泽东这套比苏联那套“更‘反人民’”(四零六页)。
    

    
    这本书的若干论断亦可讨论、深究或商榷。例如,谈到毛不服从张国焘命令而率少数军队逃走,为何彭德怀跟从毛泽东,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有苏联支持、指示(一六四页)。这里,个人关系、性格是否相合,以及当时其他情况,亦可考虑。缺乏材料,可不必做解释。彭德怀的认识和选择有误,也是自然的。
    
    谈到毛卷入朝鲜战争之动机,作者认为毛想以参战换取苏联的武器以建立世界级的战争装备(三五八页)以及借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队中那些投诚者(三六二页,还应包括伪满洲国军队)。这些看法是可信的。但是,毛的心思必定比这两点更深更多。参战对这个刚进城的政权,是非常危险的赌博,不是十分必要(对这“十分必要”,毛的理解当然与同僚不同),不应卷入。毛会想到,军队将士走南闯北打了天下,皆成功臣,马上面临争功领赏问题,正如刘邦得天下,将士私下议论官职而大发牢骚、欲动干戈。此时调去朝鲜战场,交给美国先进武器去收拾,可谓一箭双雕(后来仍有大批军人无法安排而被调到北大荒开荒种地,直如劳改犯,莫说一官半职,连老婆都找不着)。
    
     如果参战成功,可把朝鲜纳入毛卵翼下,成为称霸远东的跳板,也应是一个谋虑。手握中国庞大版图后的毛泽东,会有这种雄心:迅速称霸亚洲,使朝鲜成为附属国,以扩张毛在亚洲的影响力,然后威胁日本,下取台湾,再向东南亚伸展,与北方的苏俄成犄角之势,既可抗衡,又可联合,新战国之合纵连横也。
    
    参战还可显示毛氏初掌大权、既登国际舞台,又放三把火,搞一场大事件,以建立国际声威(至少让人对这个敢倾家荡产又不怕死的牛二心有所惧),令美、苏皆刮目相看、不敢小觑。抗日和二战时期,蒋介石大名鼎鼎,成为大国领袖,出席国际三巨头会议,而毛在山沟籍籍无名,现在轮到他登台了,他要领一代风骚,邻居放火,正是良机,他要续它一把大火,搅它个天昏地暗。而且,他一向自认万能的“人海战术”正可施展,中国人多的是,即使一百个中国人换他一个美国兵,他也支撑得起,想必美国吃不消,先打退堂鼓。毫无疑问,毛泽东对胜利的盘算,建立在这种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视同蚂蚁的思维上。“三大战役”是这样,朝鲜战争是这样,将来清洗党内反对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更是如此,将来与帝修反的大决战也如此。轻蔑地看待中国人,残酷地对待中国人,这就是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和胜利道路。毛投入三百多万军队入韩,死亡至少四十万(此据邓小平说;苏联文件说中国至少死一百万人),三分之二中国战俘拒绝回国,这些人大概心有所悟了。
    
     谈到毛获取国家权力后完全倒向斯大林共产党集团,作者解释这一原因时认为,毛躲避西方、不寻求西方承认,主要原因在于让斯大林看看新中国百分之百地投向共产党阵营,这是当时中国不与美国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因(三四七页)。这一解释稍嫌简单。应当看到,毛泽东知道美国和西方文化优越。他倒向斯大林和莫斯科,根本原因在于,他深知自己的政权性质,与斯大林政权同类,它的一党专制、党魁独裁性质(所谓专政),它的阶级斗争口号,都十分有用,是三十年来镇压人民、残杀敌人、清除不同政见同僚的十分有效的手段。这种理论旗帜、残酷手段和野蛮行为,与西方民主制度和文明准则完全相反。对此,毛心里十分清楚,他的国家决不是自由民主国家。他若倒向西方,等于自掘政治坟墓,或本党很快垮台(多党自由竞选),或自己被同伙取代(最多连任两届)。他不想给中国社会以自由,也不想让中国人自由,否则他就失去专政的自由,他要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他还要大有作为呢。后来,他的政治道路和行为,正说明这一点:他走的完全是斯大林道路,斯大林被党内批判,他还为斯大林(实为毛自己)辩护。这条路,对他个人说,没有选错,但这条路对中国民族却是罪孽深重的死路。
    
    谈到毛末年,作者说毛死时既无遗嘱又无继承人(三八零页)。我以为,实际掌权者及其集团,就是权力的继承人。华国锋、四人帮就是继承人,邓小平们也是继承人,天安门上挂毛像(该书“尾声”亦提及),也是有人继承的标志,即使被摘掉,也未必说明无人继承。
    
    作者在几处提及毛末年对反对派说,现在不要搞政变,身后再处理江青及其集团(六零九、六一八页),在另一处又提到毛在一九七五年忧虑政变发生,示意邓和邓的同盟可以在他死后粉碎江青及其集团(六二九页)。我怀疑这类材料的真实性和严肃性。首先,政变岂是乞求别搞就不搞?那恰恰会加快政变,因为他暴露了自己的无能。毛是老手,不会不懂这一点。其次,毛最忧虑的就是身后评价和翻案,一再说“文革”是他一生两大成功之一,一再宣传“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等人是受害者,焉能不翻“文革”案?毛若这样说,等于鼓励邓们翻案。如果爪牙们被邓们处理了,毛的“文革”路线就结束了,翻案成为必然,自己将被清算。打倒四人帮,必然否定“文革”,毛焉能同意?江青四人帮的权力和地位正是由此发家,他们是“文革”的大扒手和获利者(林彪也是一个)。只有这伙势力才会拼死维护“文革”路线,续“文革”香火,这是四人帮集团的生命所在,他们必然维护毛的“文革”路线和名誉。如果毛让别人收拾自己这些走狗,还不如自己来收拾。毛必定每天盘算这种利害关系,而且促使周恩来死在前头、断然决定再次打倒邓小平、免职叶剑英、任命华国锋、陈锡联、毛远新等举动,恰恰说明毛决不容忍身后有人搞政变或打倒四人帮。
    
     作者说,因为怕政变,所以毛不任命接班人(六二九页)。这判断也可讨论。
    毛任命华国锋执掌大权(要他“有问题找江青”),始终保留江青四人帮,对他们从不公开批评,却断然罢免邓而且公开批邓,这种态度很说明问题,显然那伙人就是毛的直接接班人(邓们可谓间接接班人或曰专制政治遗产意义上的继承人)。华氏居中,身边还有四人帮做政治局常委,这不就是接班人么?
    
     此外,此书有一处有误。中国度量单位之石,应读为“但”,而非“shi”。(二七三页)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纽约时报书评版》发表书评《真实的毛》(The Real Mao,by N.D.Kristof),依然认为“毛的遗产并非都坏。中国的土改,为今日的繁荣奠定基础。……毛对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动的全面攻击,使中国更容易崛起而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崭新的经济龙头。”这样的话,缺些知识,也缺些良心。对毛的土改之错误与罪过,毛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破坏,对农民积极性和社会生产力的扼杀(有良知的中共高级官员早在五十年代就抵制和批评过毛泽东的错误),中国人民(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等等)死于毛的错误经济和政治路线下多达六、七千万人,毛统治下中国社会和经济多次濒临破产(“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饥馑”“文革”危机),以及邓小平对毛二十七年来祸国殃民的经济路线的批判和纠正(例如取缔公社、实行私有制、恢复市场经济等)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凡此种种,该文作者似乎一无所知。他拿不出证据说明“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动的全面攻击”如何使中国经济崛起为一条新龙。该文作者强调说,“这本卓越的著作,还应当增加这一内容:毛还奠定了使中国在五百年沉睡后再生和崛起的基础。”在我看来,若是那样,张戎夫妇这本书就毁了。看来,该文作者还需要再读读这本书关于大吹亩产、大炼钢铁、大饥馑、死人、彭德怀的发言和免职以及七千人大会那些章节。此文作者似乎还想看到立体的(three-dimensional)毛,不知这“立体的”指什么:是善良、人性的一面,还是感情或私生活的一面?如果是后者,那么书中已经有了,还可参看李志绥先生那本书,材料很丰富。
    
    读了张戎、戴立德这本书,你可以说,世界上最好的人是不是在中国,这一点还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最卑鄙的人,特别是政界中最坏、最卑鄙、最残酷的人却在中国,这一点毫无疑问。
    
    这是一部具有怀疑精神和深思精神的著作,一本具有人道立场和人权意识的著作。这些素质缺一不可,它造就出色的当代学者。这本书完全扫荡平庸的“三七开”式思维,把一切问题--诸如造反、革命、战争、建设、农业、工业、军事、外交、现代化等等--都提到理性的审判台前一一检验,以人道立场、悲悯情怀和人权意识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这种正确的思维和立场,使这本书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深刻的思想价值。
    
     尽管此书在某些事实或论述上不无推敲之处,但是它对基本历史事实、传主心灵与性格的理解和判断是准确的,这比多提供几条史料更具力量。读者不仅需要史料,更需要统率一切史料的思辨力、解析力、洞察力,这才是使读者心灵获得真知、智慧获得快乐的因素。读这本书,其揭露的内容令人深感悲哀,其思维的穿透力又令人感到精神的愉悦。毫无疑问,这是一本迄今为止最懂毛泽东的书,是这个领域的一本里程碑式著作。它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评价。我相信,未来解密的文件将会不断证实这本书的基本观点之真实性。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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