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被定嫌犯体现了制度上的进步/拔剑白云天
(博讯2006年11月05日)
作者：拔剑白云天
台湾检察官阵瑞仁侦办陈水扁吴淑珍等人涉嫌贪污公款一案终结，在长达数万字的所谓“,国务机要费”案起诉书中，检控台湾最高领导人和其妻子有犯罪嫌疑。 (博讯 boxun.com)
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是在尝试一种制度，并在其实践的过程中检验了制度的进步性，在结果上证明了一种制度的优势性。
这种制度即是民主宪政。
宪政有一个原则，即对国家权力、公共权力和政府行为要形成一种制度制衡，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三权力分割制衡+新闻监督的体制，便不得称为、也不得视为行宪政。
而现代社会中出现的贪腐行为，大多数出现在公权力的突出使用上。即使公权力摆脱其制度给予的构架，而溶入世俗的交易过程去，使公权力异化。使公权力变成一种私权，用权力的强势给自己非法分割财富，就形成了当权者的贪瘸。
而宪政的设计显然是估计到了这种可能，而设置了独立的司法权力，来对公权力制衡。而对公权力的制衡则要有一个有效的举报渠道，那么新闻的自由监督就是快捷、最有效率的渠道。
我们看到，由于制度的有效运作，使得贪腐没有形成群体性或体制特点，使台湾最高领导人的贪腐得到了及时的举报和揭发。
由于司法独立在宪法法律中明确存在，并在实践中依法确认与良好运作，使得侦办程序独立起动，进行司法程序对嫌犯的控制。
自由的新闻监督暴出了许多有效的嫌犯贪瘸的新证据，给侦办单位提供了社会监督的成果，同时，新闻也给社会人民一个广泛的评估机会，使社会和人民不置身于事外，带动人民也在此案件中依法行使自己的责任和权力。
由司法新闻和社会形或的强大制衡，给任何领导人在此案中企图以公权冲破制度而想非法制止，破坏和掩盖对自己罪行的侦办和监督，都设置了强大的障碍，使台湾第一家庭所有成员，都处于有心抗法，而身不能为的尴尬，这尴尬正是制度的营造。
还有就是此次案件中，人民自觉地承担了自己的政治责任和道义力量，给宪政制度以合格的回应，人民的权力意识进一步增强，促使台湾宪政改革完成后，加快向公民社会转型，也就是建立起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新公民社会。
还有就是陈瑞仁自己的公民道德崇高，使他完成了依法侦办的全过程，不因自己政治上的绿色观点来破坏法制的程序，不因自己和嫌犯有友情而于公案中扭曲公理。这就是陈瑞仁以自身的公民素质和自由的独立人格，对制度的一个合格的互动。这也是制度下的法治教育的成功。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文明的普世作用，作用于西方世界有效，在东方实践中同样有效，承认、学习、设置和实行宪政制度必是所有文明社会的最终迭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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