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 [大众观点]
   

选择周刊第106期.
(博讯2006年10月30日)
Free Choice

(博讯 boxun.com)
选择周刊第106期.


第106期
主编 廉邦治


Choice Weekly
 Vol. 105  2006.10.25


目  录


赋税观察
中国的“税外税”…………………………… ……杨光 1
没有好的税收哪儿来的充分就业?…………李炜光 5

公共事务
信息公开离不开民意表达……………………刘军宁 8

旁观中国
印度经济特区怎么了? ……………JO JOHNSON 10

观念市场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格莱斯尔13

时政评论
中国哪有什么利益集团…………………… 刘军宁 16
5元“身份查询费”的三重悖论……………邓海建 18


编者手记………………………………………………20










赋税观察

中国的“税外税” 
杨光

一、"税外税"的涵义

目前,中国共有29种税目,2005年的税收收入总额为28775.1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15.8%,这个比例并不算高。但是,这个数额和比例意义不大,第一,中国的大多数家庭和企业已经普遍感到征收负担沉重,第二,中国各级政府所实际支配和使用的资金更是远远不止此数。原因在于,正式的税收不能反映政府收入的真实状况,反而掩盖和混淆了政府的真实收入。除了正税收入之外,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渠道还有很多种:
比如,政府大量参与经济建设,通过盈利性的工商业活动而享有投资收益、一般性的经营收入和行政性垄断经营的超额利润;还有,政府变卖与出租公共资产,包括租售城乡土地、国有企业、公共设施的产权或使用权,也包括向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企业直接地高价出租某些公共权力――如特殊行业的审批权(如甘肃兰州将私车挂牌登记交由一个交警队操纵的公司办理,以此将行政行为转变为高价垄断的商业行为)、国有路桥的管理权、营运车辆的经营权、文化娱乐设施的使用权等等,以换取大量的政府收入。其中,每年5000亿以上(且仍在高速增长)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左右(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5894亿元,占同期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7%;2005年收紧地根,土地出让金总额仍有5505亿元;2006年土地出让金再次井喷,一季度已达3000亿元,预计今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将历史性地突破50%);更有名目繁多、花样迭出的行政性和司法性的乱收费与乱罚没收入,象工商、城管、交管、运输、计划生育、扫黄打非等项目,也都是无比巨大的政府财源;另外,通常被人们所忽视的,各级政府还有若干种"变相征收"的办法,其类型大致有三种:
1、中央政府无需经过人民(或立法机关)的同意,就可以擅自扩大财政赤字、借款举债、或者偷偷地超量发行基础货币,这是第一种类型的变相征收――赤字与借债等同于向未来(后代)征收、超量发钞则等同于向过去征收(因为它会让居民历年积累的货币资产贬值),地方政府虽既不能发行货币、又没有合法举债的权力,但仍可以通过所谓"多元化融资"的方式进行变相征收,"白条"泛滥("白条"即地方政府的变相纸币)、债台高筑、信用扫地;
2、第二种类型的变相征收是单方面撕毁"政治契约"、拒绝或减少某些由居民受益的公共财政支付,比如政府在收取纳税人的相应缴纳之后,拒不履行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应尽的足够的支付义务,把本应由政府支出的一部分款项改由居民自付,这当然也就等同于向付款人实施了新的征收。
3、第三种类型的变相征收是利用政府对重要资源、重要市场和关键产品的垄断经营或准入管制而巧取豪夺,如实施下列政府行为:挪用储户存款、诈骗股市资金、人为制造住房等领域的局部恶性通货膨胀、强制收取某些行业的高额保护费等等。政府经常指令(或诱导)国有商业银行将大量的贷款用于代替财政支出(或准财政支出)的目的――将本应由财政支付的公共项目资金、国企所需资金大量地改为由银行贷款,由此造成了巨额的银行坏帐,此一行为即是将政府的支出责任转嫁给了银行的储户(中国的国有银行早就只剩下"负资产",其天文数字般的坏帐损失最终只可能由储户买单),这也就等同于向银行的储户课以一项特别的"准征收"(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准征收"就将变成真实的征收);中国股市所起的财政征收作用比银行更胜一筹,因为对银行储户资金的滥用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应该偿还本息的,而对股民资产的公然侵吞则可一律归之于"市场风险",普通股民的资产在政府的鼓励诱导下被肆无忌惮地用于为国企解困、为财政解套、为特权阶层补贴的目的,这等同于向中小股市投资者课以一种定向的征收;还有,政府通过对石油、电信、电力、铁路等行业的行政垄断榨取巨额的垄断利润(这些利润即使没有直接收归财政管理,但政府永远保有对这笔资金最终的调配使用权);政府通过土地规划、交通营运线路、出租汽车牌照、出版物刊号、市政管理、特种行业准入以及其他各种的政府审批事项,对这些行业的进入者进行勒索性质的榨取(形同收取某些行业的黑社会保护费),这也等同于向这些行业的经营者(而最终承担者只能是这些行业的消费者)课以特别的税收,――比较离谱的是,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保护费,已经将依法严禁的黑社会产业、"明骗公司"、制假贩假企业、妓院、赌馆等通通纳入地方政府的实际保护范围,可见,保护费的作用之大已经达到了使法律完全失效的地步。
广义地说,政府的所有征收都具有税的性质,因为其政治根源是一致的――征税与收费、罚没、处置公产并无不同,都根源于政府对公共权力(尤其是对合法暴力)的独家垄断,而负担的最终承担者也是一致的――无论政府以何种形式进行征收,均以相对人的相应负担为基本代价(象卖地、卖国企之类的政府收入,表面上似乎不是由纳税人所承担,但因为土地、国企的一切权益本应归全体国民所有,因此,由政府独享变卖的收入实际上无异于一项税率为100%的特种征收)。
此外,中国普遍的、制度性的腐败也具有税的性质,原因同上所述,无论是官员个人的还是官僚机构集体的腐败都是以政府的公共权力为后盾,并以纳税人作为实际上的最终承担者,它当然也就等同于一种特殊的政府征收,我们可称之为"腐败税"。"腐败税"与正式税收具有互相排斥和互相补充的二重性――"腐败税"过高会侵蚀正式税收的税基和税源,但反过来,"腐败税"直接增加了官僚队伍的人均收入,这样又减轻了"吃饭财政"的支付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税"至少是一种"准税收"(因此,如果不重建中国的政治体系,真正的反腐败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政府的所有收入――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专门税务部门征收的收入与其他党政部门和党政官员个人征收的收入、合法征收的收入与非法征收的收入、常态征收的收入与变相征收的收入――均称之为"税"。为区分起见,可分为税内税与税外税(此处"税外税"涵盖了通常所说的"苛捐杂派",但它比"苛捐杂派"的范围更广,这一概念能够更准确地描述中国政府的实际征收状况,这正是笔者强调这一概念的原因)。其中,不仅行政与司法性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没收的收入和以公共财产(如土地与国企)为变相税基的收入应被视为重要的税外税,而且,在中国,"腐败税"、"减少支出税"(或称"公共福利损失税")、"挪用储户存款税"、"诈骗股民投资税"、"特殊行业保护税"、"局部通货膨胀税"更是税外税的大头。

二、税外税泛滥的政治根源
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各级政府更愿意在正式税收之外去实现创收、增收,而不愿意通过优化税制、应征则征来保障税源。比如,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和捍卫银行、股市和行政垄断型国企强大的税外征收功能,不惜付出拖累改革、扭曲体制、损失效率的代价;地方政府更比中央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明显地更加倾向于以费代税、以罚代征的税制选择,宁愿正式税收受较大的损失,也不愿意税外税受丝毫的影响,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税收优惠倒是各地官员都愿意、且乐于积极实施的,但"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小金库"、挤占挪用公共资金(甚至包括挤占挪用救灾、抢险、社保等专用资金,陈良宇是最新的例子――这是一种针对灾民和社保对象的更方便、更简捷的变相征收)等税外征收行为却愈演愈烈,几乎达到了无从治理、泛滥成灾的地步。
我们无法弄清楚中国税外税的准确数字,但仍然可以作出一个八九不离十的结论:它的规模非常巨大,至少是正税收入的3倍以上。以下用列举法予以证明:
1、"腐败税":颇受官方青睐的学者胡鞍钢在《中国,挑战腐败》中说,中国每年的贪污腐败总额已经超过1万多亿人民币(近2000亿美元),《中国改革》的文章依照每年查处的贪腐案件推算中国的腐败总额超过了15000亿,占GDP的七分之一,就连《人民日报》也说腐败的总金额要超过国防经费和教育经费的总和;我们可以再按常识作一个估计,中国官员的年工资总额超过7000亿,而人们普遍的印象是中国官员的非正式收入(腐败收入)要比正式收入平均高出3至5倍,"吃喝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因此,15000亿的"腐败税"总额大概仍属保守推算。
2、"挪用储户存款税":中国的银行坏帐数额巨大,有说9000亿美元的,有说5000至6500亿美元的,即使官方公布的数字也有2250亿美元,也就是说,每年从储户手中拿走之后不打算归还或无法归还的金额为2000亿至5000亿人民币。
3、"诈骗股民投资税":十多年来中国数千万股民投入股市的资金25000亿,而相对应的上市公司净资产不到5000亿,目前股票的流通市值只有10000亿左右。如果算上投资者损失掉的机会成本,股民的损失应在20000亿以上(平均每年近200亿),这笔巨资已经被官商联盟所侵夺和消耗。
4、"土地、房产恶性通货膨胀税":政府每年收取土地出让金5000亿以上,再加上住房建设交易过程中榨取的各种税费(约占房价的25%至40%),由此造成了住房领域的局部恶性通货膨胀。剔除合理的地价和法定税收之后,向购房者额外征收的数额每年至少超过3000亿。
5、"国企行政垄断税":2005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超过9000亿,其中,中央直属国企利润6413亿,地方国企利润2634亿,这些利润不是依靠市场竞争、管理创新、技术进步得来,据官方学者的测算,煤炭、石油、有色、化工等能源和原材料涨价对国企利润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4%(仅三大石油垄断公司依靠涨价实现的利润就占全部央企利润的40%,而那些没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国企则普遍效益低劣),也就是说,国企的利润绝大部分属于政府行为,来源于其对重要资源、重要市场、关键产品的行政垄断。
6、"三乱税":各种乱收费、罚款、没收的年规模至少超过1000亿。2004年7月《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官方统计10年查处的"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未纳入官方统计的大概应是此数额的几倍或十几倍;计划生育罚款(如今已美其名曰"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为多数县、乡镇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超生1个孩子的罚款额度各地不同,大概在5千元至5万元之间,多生罚款还要加倍,全国每年所榨取的计划生育罚款约200亿至500亿(河南王幸福、山东陈光诚的调查表明,基层政府为牟取计划生育罚款几乎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从陈光诚遭遇到的报复性判刑可知,地方政府维护计划生育罚款权的态度是无比强硬的!)。乱收乱罚的情况在中国几乎无处不有、无时不有,全中国所有的行政执法与司法部门无不行使收费罚款职能,甚至在事实上将征收作为其首要职能:交警罚款有指标,城管收费有任务,公路上关卡重重,处女卖淫案、警察与小姐联手扫黄等怪事层出不穷。
7、"减少公共支出税":中国的人均财政教育经费与最穷的非洲小国相当,中国的医疗卫生负担公平性被WHO排到世界倒数第四位(所有的中低收入者基本上都不享受医疗保险),以农民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若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公共福利支出相比、与中共政权信誓旦旦对人民的政治承诺相比,中国财政需增加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支出至少在6000亿以上,而这笔必须开支的资金却被挪用到了供养庞大而无效率的官僚队伍、让这支队伍超奢侈享用公费用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等上面。
以上的列举都不是准确数字,也很难说完整反映了中国税外税的概貌。对于花样繁多的税外税来说,任何的列举都难免挂一漏万。一般来说,纳税人的负担额度要大于政府收入的额度。马歇尔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家早已证明,政府的征收会给纳税人形成"额外负担",额外负担的大小又依税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间接税的额外负担要高于直接税,非税征收的额外负担就更要高于正税,变相征收的额外负担则更要高于常态征收。无疑,税外税是很糟糕的税收,而允许大量税外税存在的税制则是很糟糕的税制。
因此,让政府的一切非税收入和变相征收常态化、税内化、法治化是一项矫正外部负效应、提高税收综合效率的帕累托改进,将有利于减轻纳税人的额外负担、有利于降低各种政府征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效应。也就是说,税外税越少越好、没有最好,一种好的税制应该在实现同等财政收入的各种替代税制中尽可能地选择那些常态征收、依法征收的税内税。
那么,为什么中国各级政府更愿意选择税外税?税外税的优点在哪里?这个答案并不复杂:与依法成立的正式税收相比,税外税在征收和使用两个环节都具有灵活性、随意性,而且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既可以以支定收、随用随征,不受税源、税基和法定税率的刚性限制,又可以轻易地逃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审计部门、上级部门和公众舆论的监督与制约,仅仅依据长官的意志与官僚集团自身的利益去进行暗箱分配和使用,这就是税外税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唯一原因。
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认为,政治的结构与税制的结构是相辅相成的,一种糟糕的税制必然意味着一种糟糕的政治。为了实现相同的税收收入,中国当然并非没有可供选择的更好的替代税制,而之所以要采用这一套税外税泛滥成灾的糟糕税制,仅仅是因为这套糟糕的税制刚好符合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一种不受任何政治契约约束的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也刚好适应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一种在掠夺百姓方面一致对外、在利益分配方面你争我夺的关系)。中国官方经常说,中国的国情不允许更多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而如果我们要期待一种更加民主、更加法治、更加公开、更加透明、更加规范、更加合理的税制,就必须改变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立宪基础,一种更加民主、更加自由和更多人权的政治结构是必不可少的。
(感谢作者赐稿)

赋税观察

没有好的税收哪儿来的充分就业? 
李炜光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国宏观经济已经深深地陷在“无就业增长”的不良态势中。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2006年前两个季度,我国GDP增长速度连续超过10%,然而,如此惊人的经济高增长却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就业。据统计,我国城镇每百人从业率从1990年的56.44%下降到2005年的48.62%。2006年初,应该工作而没有工作的城镇劳动力达到4395万人,城镇劳动力失业率高达16.36%。今后几年,我国每年将新增劳动力1200万至1300万,而从社会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来看,即使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也只能新增800万个左右的工作岗位。显然,就业在我国的宏观经济指标中正处于高度过冷的状态中。
  增加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说要靠经济增长,可是在我国却出现了不可思议的现象: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没有带来高就业,反而形成了高失业的局面,而且今后若干年我们都将面对这一痛苦的局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中给中国就业市场所做的判断是:“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尤其是中国。”有人形容,中国经济犹如一部高速列车,像脱了缰的野马飞速向前奔驰,但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城镇居民、大学毕业生、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正在被远远地丢在后面。失业,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社会危机。
  高增长、高失业局面的形成,缘于我国实行的是一种过多依靠政府推动而民间创业、投资被严重束缚的增长模式。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是投资和出口,而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建设,这些花费巨大的项目即使建成,也增加不了多少就业机会,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的因素,相关企业容纳的劳动力还会越来越少,而且出口产品技术和资本含量的提高,也会减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经济高增长,而就业却越来越困难的深层次原因。遗憾的是,中国的官员和经济学家们大多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关注的似乎永远只是GDP增长速度,或是物价水平,对于涉及亿万民生的失业率问题却常常视而不见。他们常常这样告诉人们:我国的经济形势会一年比一年好,就业压力会一年比一年小,但这话却越来越难以使人相信。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量总体上在减少,个体工商户大规模破产,行政事业单位在控制编制搞改革,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农业的相对收益越来越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越来越困难,新增劳动力的规模越来越大,历年毕业的大学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实在搞不懂,这些官员和学者们声称的良好就业预期的所依据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失业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现在人们都在谈论中央的这一轮宏观调控,需指出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宏观调控,其基本目标都应设定为经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几个目标是整体协同的关系,须统筹兼顾,不可偏废。一个只注重增长而忽视就业的宏观调控,从根本上说不符合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是低水平和负作用很大的宏观调控,是不合格的宏观调控。要有效地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首先必须要鼓励民间投资、民间创业,大力发展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扩大中等收入人口。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没有民间经济创业、投资的热情,何来良好的就业环境?而要做到民间投资、民间创业的繁荣,政策选择的关键之点在于相关的税收制度和政策。因为税收负担直接影响着企业利润,影响着企业投资和消费的格局,最终这些作用将被传到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而且税收负担还对居民个人的闲暇、工作、投资、储蓄和消费的选择产生影响,也决定着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
  从宏观税负方面观察企业税费负担与就业的关系尤其清晰,宏观税负负担越高,企业,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就越重,就业机会就越少。官员和学者们在谈到中国税负占GDP的水平时总是说“较低”甚至“很低”,其原因,是由于他们眼里的宏观税负只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与GDP总额的比较。例如,2005年税收收入为30866亿元,GDP为182321亿元,宏观税负仅为16.93%,这“当然”显得比较低。问题是,这种比较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只有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国家收入的总水平占GDP的比重)才能真正全面衡量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据专家测算分析,我国大口经宏观税负约为小口径宏观税负的两倍或者更多,周天勇先生算过一笔帐:以2004年为例:24141亿税收+社会保障5780亿+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收费12211亿(其中小部分进入预算内收入,还有一部分进入各级财政预算外收支两条线管理,另有一分部为自收自支)+土地收入年平均300万亩乘以平均15万元价格为4500亿左右,总计46632亿元,拿这个数值跟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实际的宏观税负则高达31%,如果再加上企业承受的收费、罚款负担、企业“办事”所需要的各种费用和成本,包括摊派、赞助、办班、订杂志报刊、吃喝招待、企车政用、政费企负等,一路算下来,我国的宏观税负总水平怎么说也得在40%左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承受上限(20%),甚至大大高出发达国家30%的平均水平。这怎么是“较低”?说“较高”都勉强,实事求是地说,应该是“很高”了。
  从微观税负上看道理也是一样。转移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的主要渠道是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型企业,而我国企业,特别是内资企业税负过重已是不争的事实:生产要交17%的增值税,经营要交5.5%的营业税,取得利润要交33%的所得税;微型和中小企业分红,还要交2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由于长期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设备和厂房在税收中不予抵扣,企业投资进入市场的资金门槛和成本很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是如此。具有扩大就业效应的投资、创业和经营税负最重,而财产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所占比重很小;非生产经营的投资和房地产等税费较轻,而生产经营的投资和房地产税费较重;不能增加就业的大型企业相对于能有效扩大就业机会的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相比,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相对要少得多,而且不必向工商管理部门交纳各种“管理费”,还可避免分红要交的个人所得税;而中小企业,所有这些交费和罚款要比多得多。对于大学生、复员军人、下岗职工,确有一些创业优惠政策,但实行的又是特惠制,即对特定的对象,在一定的时间内的优惠,而不是对所有能增加就业的个体工商户和中小型企业的普惠制。在这样的税制之下,就是换了世界上任何优秀的企业家经营,都会感到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的。
  应该说,我国财政体制有的改革算不上是什么“改革”,实际上等于变相收费,或者说是非法收费或不合理收费的合法化、合理化。例如,财政对工商、质检、城管、交通、食药监等政府各执法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实行的预算外收支两条线、变相下达创收任务、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就是对民间创业和就业影响非常大的因素,它大大地刺激了政府各有关部门和行政事业性单位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大肆收费罚款的积极性,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不堪负重,大量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因此而破产倒闭。据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公共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收了12211亿,相当于当年税收的50%。估计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身上收取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规模大约在3000亿元左右。相关的社会调查还显示,在沉重的税费负担挤压之下,企业,特别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如果不设法避税、逃税,会有将近85%的企业被迫破产倒闭,如此还谈什么企业繁荣、扩大就业?事实正是如此,据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1999年时,我国个体工商户为3160万户,2004年时,下降为2350万户,减少了77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28万户。1998年时,我国企业法人为262.8万家,2004年为325万家,关闭与新增相抵,6年间只增加了62.2万家。仅2005年一年,法人企业即净破产关闭了30万家。假如一个企业平均安排10个劳动力就业,一个个体户平均安排两个劳动力就业,这就减少了2000多万个就业机会。相关部门收费也在大量削减就业机会,如果按照向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收费3000亿元,两万元容纳一个劳动力就业来计算,至少有15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了。这就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实:中国的税收目前实行的是抑制创业、投资和经营的税收制度,是不利于扩大就业的税收制度,必须毫不迟疑地予以改变。
  我国政府应致力于建立一个鼓励创业、投资和就业的税费征收机制,学者们就此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建议,都可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参考。例如,应彻底取消税外收费制度,制止针对企业的乱罚款;应对现行财政体制做大的改革,废除工商、质检、城管、运管、食品药品监督、消防等等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应尽快并轨,在“两税合一”的基础上,降低年应纳税所得额3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应当给予中小企业利润再投资以所得税优惠,如延长中小企业减免所得税的期限,提高计税工资、捐赠等的扣除标准,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加大对安置失业人员、“特殊人员”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应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加快增值税转型改革,逐步地降低出口退税的比率,将目前鼓励创业和就业的特惠制政策改为普惠制政策;对城市劳动者从事非正规的生产、经营、服务应实行减免税;应放宽税收、工商、城建以及部分行业主管部门的垄断性限制,鼓励人们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业活动,根据第三产业中各行业吸纳劳动力的差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优惠;对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应给予更多的减免所得税优惠;应加大公民、人大、政协、司法机构对政府执法的监督力度,使其不成为抑制创业和影响就业的负面因素,等等。
  不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吗?那么,就从调整税收政策和制度做起吧,就从大力促进就业做起吧。
(本文原载中国改革论坛)

公共事务

信息公开离不开民意表达 
刘军宁

据报道,历时六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望今年正式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国家的公共事务领域中的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对政府而言,它涉及到政府的公开性与透明度,涉及到阳光与荫影的比例;对公民而言,它关系到财产权、生命权、知情权、经济自由、言论自由等一系列重大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公民个人若是得不到相关的信息,就无法了解自己的处境,不知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根本不需要任何复杂的、高深的学理上的论证。信息公开的逻辑,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主人与仆人的关系逻辑。依我看,公民是主人,政府是仆人(所以,政府官员被称作公务员,就像仆人被称作家政人员一样)。仆人的使命是为主人服务并获取与工作绩效相对称的报酬。仆人当然有义务向主人如实报告主人家里所发生的任何重大事项。主人有权利随时向仆人了解家里的事情和情况。主人的事情没有必要告诉仆人,仆人也不能随便打听,这表现为公民的隐私权。只有不承认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主仆关系,才能否定政府向公民公开信息的义务。可是,如果公民与政府不是主仆关系,那是什么关系呢?难道有理由把这样的关系颠倒过来吗?其他任何性质的关系都难以想象,更难以接受!
如果上面的论证成立,我理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推出在一定程度是对上述公民与政府关系逻辑的承认与肯定。与发达国家相比,这样的举措虽然来得很迟,但是总比不来要好。孕育了六年,才确定预产期,可见,《条例》遭遇的阻力之大,需要扭转的观念和调整的利益之重。所以,如果这个条例能够如期面世,那也的确是来之不易。不论其效果如何,我们不妨抱有一份同情性的理解。不过,从所报道出来的内容来看,这个《条例》还是有一些值得期待的东西。
从上述逻辑来看,这个《条例》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仆人的一个根本观念的否定。这就是“保密假定”的观念。在以往,政府行动的隐含观念是凡是政府掌握的情况,都是秘密的。只是把其中最为无足轻重的内容以宣传的方式告诉公民。换句话说,政府官员在处理公务时,心里揣的是对公民保密的假定,即“以秘密为原则,以公开为例外”。而即将出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至少在字面彻底否定了上述“保密假定”的原则,提出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即“公开假定”的原则。如果该原则能落到实处,这意味着,政府官员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所掌握的一切都有对公民完全公开的心理准备,由假定向公民保密到假定向公民公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将会对官员的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迫使他们在做见不得阳光的事情的时候心里有所顾忌。
当然,上面所说的是完全基于《条例》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可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的顾虑还没有完全解除,心里还有一些问号。例如,这部《条例》就算是极其完美,也还是部条例,不是法律,其约束力,也无法与法律相比。再如,中国每一级政府都有五套以上的领导班子,而这部《条例》就算能够得到有效执行,也才能约束其中的一套班子。所以,其所覆盖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
还有,这个《条例》中提出要在各级政府设立一个信息委员会,设首席信息官。根据这项设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设立一个信息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合议制机构。政府各部门的首席信息官是信息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委员会的专家委员主要是由有威望的专家和学者担任,全体委员都是兼职工作。信息委员会目前的主要作用是受理申请人对信息申请的申诉,并提出咨询意见。以后,随着社会发育程度的逐步成熟,信息委员会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宏观政策设计职能。这个主意乍听起来像一个不错的制度创新,但是,一旦仔细推敲,却不免让人心生疑问。现在的政府机构已经叠床架屋,冗员充斥,臃肿不堪。再增设政府机构势必将进一步改变纳税人与食税人的比例,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不仅如此,这样的机构一旦设立,各级民意机构的作用必将受到进一步削弱。在现代民主国家,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立法(民意)机关实现的。政府信息公开首先要对民意代表机构公开。公民如果在获得政府信息方面有障碍,首先要求助他们所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况且,行政部门的信息公开从来都是在与其他部门的制约与平衡中实现的。离开了来自其他部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独大的行政不可能有充分的信息公开。而信息公开和问责制度首先要借助民意机构的力量。
没有强有力的民意和民意机构,就没有让公民的满意的信息公开。这应是信息公开立法的出发点。
(本文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9月27日,发表时有改动)


旁观中国


印度经济特区怎么了?
Jo Johnson

仅仅推出8个月,印度吸引海内外投资的核心战略就陷入了危机。2月份,随着该国《经济特区法案》(Special Economic Zones Act)的通过,印度认定:在政治上,建立大量地理边界明确的资本主义地区,要比经历结构性改革的痛苦过程更可取。于是它成了最新一个这么做的国家。

先天不足
许多国家都曾建立经济特区,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那里的特区帮助引来了外国投资和科学技术,在邓小平1978年启动的现代化改革计划中,这两者都是核心内容。但批评人士称,经济特区吸引投资的手段,只是提供扭曲的激励政策,而非构建根本的竞争力,这可能会延误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经济改革。
印度的理论是,经济特区政策将作为一种短期手段,用于解决阻碍该国商业环境发展的问题。通过提供高水平的基础设施,经济特区将刺激经济活动,吸引外国投资和科学技术。对于那些无力独自建设重要基础设施的中型企业而言,经济特区对它们特别有帮助。
印度政府慷慨地向经济特区授予税收优惠政策,使它们成为免税区,在贸易和关税角度视其为“外国领土”。经济特区享受5年的全额免税,5年的50%免税,而对于利润再投资,还将再度给予5年的税收优惠。
这一计划实施起来很是引人入胜(平均每天批准一个经济特区),但结果却有悖初衷。截至10月初,已经有267个经济特区计划获批或得到政府的原则批准。外界普遍认为,如此巨大的数字绝不是政策的成功,而是表明这一重大政策项目已出现严重问题。
经济特区计划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在印度这种吵闹的民主环境中,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该计划一开始就有些令人失望。首先,他们认为,这是2004年5月就职的改革者“梦之队”在承认失败,承认宏观层面的商业环境改革并未列入议程。
其次,他们认为,经济特区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缺陷:由于政府不敢让经济特区免予实施苛刻的劳工法,并把相关决策权留给了各邦政府,这就使得创造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核心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迄今为止,在印度28个邦当中,只有6个邦寻求对解雇和使用合同工的严厉规定进行适度修改。
虽然印度的经济特区政策尚处于初期阶段,但这些担心似乎也有道理。大量拟建的经济特区面积都很小: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计,在267个经济特区中,有133个占地不足1平方公里。[参见:《印度:经济特区热潮》(India: The SEZs Rush),www.morganstanley.com] 这些经济特区的平均面积仅为4.2平方公里。半数以上的经济特区针对IT业、基于IT的服务业和制药业,而非制造业。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舍唐•阿赫亚(Chetan Ahya)主张:“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大型经济特区。”阿赫亚认为,半数规模较小的经济特区可能根本不会成功。“我们相信,在当今高度竞争的全球化世界中,小型经济特区的概念已经完全过时了。政府应当带头在少数几个关键的邦推动建立大型经济特区。”

税收流失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瑞占(Raghuram Rajan)警告称,印度政府可能由此丧失急需的税收收入。他表示,免税政策只会鼓励企业将现有生产转移至新的地区。他在《金融与发展》(Finance & Development)杂志9月刊上载文写道,不可避免地是,企业也将把原本会投在特区之外的投资全部转移至新特区。《金融与发展》是IMF的出版物。(www.imf.org)
瑞占问道:“当然,政府规定只有新投资享受免税好处。但是,谁去判断哪些投资是新的?难道是那些收入微薄的税务检查员?”他补充到:“如果你建立不合理的经济激励,并依靠官僚主义者去防止企业钻空子,结果将是投资增量很小……而且税收收入明显降低,但官僚主义者的腰包会鼓起来。”印度财政部官员已经发出警告称,到2009-2010财年,相关税收损失将达到200亿美元。
印度财政部长帕拉尼亚潘•齐丹巴拉姆(Palaniappan Chidambaram)表示,他正严密关注经济特区的增加是否会导致税收流失。“我相信,部长们将严密关注经济特区政策的实施进程,并在必要时重新评估该项政策。”
他有信心在今年实现他的目标: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8%,但他认为,中期削减赤字的承诺将取决于改革过程的复兴。国大党(Congress party)左翼成员正在呼吁,要求将财政赤字占GDP比例降至3%的最后期限推迟两年,而不是原先的2008-2009财年。但齐丹巴拉姆目前正竭力对抗这一呼吁。

土地开发变味
印度央行(Reserve Bank of India)要求各银行为发放给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提取坏账准备金,而对基础设施贷款则没有这项要求,这一决定将提高融资成本。印度央行似乎没有注意到,经济特区已经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地产游戏,经济特区多达65%的土地被用于核心活动,诸如建设住宅或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和医院等。但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她警告称,应保护农民免受贪婪开发商的侵害。
印度《Business Standard》专栏编辑兼发行人T•N•尼南(T.N.Ninan)表示:“在索尼娅•甘地呼吁保护基本农田用地、保护农民利益不受侵害之后,形势一下改变了,” “经济特区似乎带上了血腥的味道。” (www.business-standard.com)
一些人士发出呼吁,要求政府在向可疑项目提供财政优惠时愈加谨慎。索尼娅•甘地的干涉似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促使犹豫不决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介入进来,支持上述人士的呼吁。

失望与怀疑
对于支持设立经济特区的印度商业和工业部而言,这些激烈的反对声音令它失望,对一些投资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曾指望《经济特区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政策稳定将得到保证。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Kamal Nath)表示,那些希望印度的经济特区能够达到中国经济特区规模的人很幼稚。他表示,印度很高的人口密度及民主体系,使之无法模仿中国的模式。“在我们这种土地稀缺的国家,你无法象中国那样建立一些面积达150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
印度政府对经济特区的承诺现在也值得怀疑。从目前的迹象判断,经济政策的一个关键内容可能无法实现当初的目标,即以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将私营领域的投资吸引至制造业。
印度目前正在采取补救措施。商业和工业部正在制定新的指导方针,以提高经济特区的最低规模门槛。新政策将详细规定最低投资规模,对经济特区发起人提出最低净值要求,并对经济特区内可从事的经济活动作出更严格的限制。但是,在政策明朗之前,大多数投资者仍将继续观望。
译者/ 陈家易
(本文原载《金融时报》FT中文网)


观念市场

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美]格莱斯尔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11709-1784)有一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当然,他这里说的“爱国主义”指的不是一个公民对祖国的赤诚无私的热爱,而是当政者历来惯用的、那种名为爱国实为己利的“爱国主义”。这种牌子的“爱国主义”我们已屡见不鲜。比如有人,常常裹着美国国旗为外衣,却无时不在诋毁我们的国旗所代表的真正价值。
还有另一种爱国主义,它从不膜拜国旗,却始终如一地效忠于我们国旗所代表的两个伟大原则:民主和自由。

  美国: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
  人们今天常常将民主和自由作为同义词使用,其实它们不仅不同义,相互间还有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民主指的是人民对有关民生的决定应该有发言权。他们应该有权在公平选举中,投票选举公共官员,挑选政府和以多数原则通过政治决定。
  而自由,指的是即使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由多数决定的。人有生来就有的权利,有即使是多数人都不能剥夺的权利。比如,我们国家白人比黑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就可以剥夺黑人的投票权。政坛上大多是男人,但是不是因此妇女就应该是二等公民呢?有的宗教比其他的有更多的信徒,但是不是就可以逼迫其他的教徒改变信仰呢?
  过去,追求自由往往意味着与国王或皇帝的抗争。美国建国后,自由的含义第一次包括了对民主权力的法定限制。《民权法案》说的就是,即使民主也不能是法力无边的。在它划定的禁区之中,个人至上,而不是多数至上。赋予自由这个崭新的含义,是美国对世界的一个独特贡献。
  在美国,许多人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
  更有甚者,当今出现了许多对我们这种理想的解释上的本质分歧,比如,什么叫爱国主义,公平和自由。诸如以下问题:
  ●两个人中谁是真正的爱国者:一个人要立法用法律强迫你向国旗脱帽致敬。另一个人说,我们国旗代表的,是不向国旗,不向多数人或政府认为的所谓的“正统”的政治或宗教屈膝的权利。
  ●公平:我们对非裔美国人几个世纪的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应该以优待政策来弥补?还是说现在这已成“逆向歧视”,而到取消优待政策的时候了?
  ●公正:我们对错判无辜的顾虑,是不是要求我们,即使对最骇人听闻的犯罪的审判,也要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还是这种顾虑,已经成为我们治安和打击犯罪的绊脚石?
  ●宗教:宗教自由是不是要求严格的政教分离?还是只要不厚此薄比,政府应该被允许帮助教会?
  ●司法独立:在过去三十年中,联邦法官多次以宪法为武器,限制政府权力而保护普通百姓。这些法官不是民选的又是终身的,凭什么来管制民选政府?
  所有这些问题很容易让人糊涂,也深深地分化着美国大众。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往往反映着对美国价值的不同信仰。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美国价值就是个人自由,而正是为了个人自由,1791年《民权法案》才被写入宪法。
  美国价值,追溯其根基,并回顾其发展进程,《民权法案》——美国宪法修正案前十条——是这个进程的开端和最重要事件。最主要的公民权是这样几个: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公正审判权,和人人平等的权利。
  我们需要用缔国者的眼光来审视当今的社会争论。那时美国人的世界观,就是对自由的不屈的追求,和这样一个信仰:政府第一位的和最崇高的职责,就是保障个人自由。
  然而如今,这个眼光好像有些过时了。
取而代之,我们听到许多这样的议论:“这个权那个权太多了”,我们要“重建”政府权威。调查发现,现在美国的大多数竟然不一定会支持《民权法案》。或者说,人们已经不懂得《民权法案》在怎样地保护着他们。公众人士也常发这样的议论。六十年代后期,副总统SpiroAhnew说,美国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反对许多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的。八十年代早期,JerryFalwell牧师说,美国有一个“讲道德的大多数”,他们反对许多公民权而想回复“美国传统价值”。Agnew和Falwell及他们所代表的运动,有这样一个错误假设:个人自由和社会利益,两者互不相容,坚持其一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另一个。从这个假设出发,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倡,个人有多少自由,要由大多数人决定。支持这个观点的在八十年代中稳步增长,如今最高法院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反映这个观点。

  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然而,这个国家的第一代公民们认为,个人自由是最根本的、最至高无上的、和最宝贵的社会利益。个人自由是社会利益的一部份。其实,个人利益就是社会利益。
  在他们看来,自由的敌人,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不加约束的政府权力。权力是什么东西?权力是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如历史学家BernardBailyn所说,权力像癌细胞,具有贪得无厌地越界侵蚀和残忍杀戮之本性。个人自由是权力的天然猎物。早期美国人的两分世界是:权力和自由。后者脆弱而被动,所以一个要抑制,一个要保护,而两者永不可混为一谈。
  权力本身并不是罪恶,但它是危险的。而权力主要在政府手中。对政府和执政者,个人自由,自然地不是其利益和兴趣所在。个人自由只是那些被统治者的利益。当权者从来不会提倡个人自由。他们的兴趣只在于扩充自己的权力。这很自然,但也很危险可怕。
  美国早期公民们的这些观念,并不是源于什么学术理论,而是出于对人的自我膨胀之本性的实际观察和理解。今天,我们谁都承认,人对权力的引诱和吸引,是没有抵抗力的。正因如此,要保障个人自由,仅仅基于对官员们的良好愿望和做人良心的信任,是不现实的。
民主也不是对个人自由的足够保障。恰恰相反,人民的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一点也不亚于国王的权力。如果个人自由是社会的终极利益所在,那么,公民出于自己的利益,无论对民选政府还是皇家政府,都要严加制约。即使是民主多数,即使是民选官员,都不足委以全信。

  杰斐逊的蜕变: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
  看来没有一个人没有人的这个本性缺陷。即使像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个人自由的先驱者,当选总统后就远不那么值得尊敬了。
  LeonardLevy告诉我们:杰斐逊曾支持宣誓效忠,曾许可拘押政治嫌疑,曾起草一个无需审判就可判罪的法案,曾敦促对煽动谣言罪的公诉,曾违反(译注:关于限制政府抄家搜身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曾饶恕军事专制,曾在和平时期动用战争用部队,曾审查读物,曾根据政治观点挑选教授,还曾赞同只要目的不错就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
  杰斐逊的蜕变是自然的和意料之中的。也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是一个虚伪的小人。只是因为他手中有权后,为了追求那些他自以为是政府的“宏伟事业”,脑子一热,就忘记他曾经那么坚定地倡导过的自由主义理念了。
  今天了解杰斐逊的阴暗面,我们也许觉得吃惊。但独立战争时期的革命家们,对此不会感到一点奇怪。这正在他们对人的本性的了解的预言之中:对任何掌权者都不能委以信任,都不能指望他来保护百姓的个人自由;指望掌权者的自我约束只能是幻想。权力,无论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无论怎样自称忠实于自由,只能靠法律来约束。Levy的结论是:自由意味着“国家机器这条野兽,必须用一个《民权法案》来套上镣铐和缰绳。对自由的保护绝对不能依靠暂时的多数票或某个当权者。”
  这就是早期美国人的理念。他们深知,虽然政府是在公民的认可下组建的,它仍不免是公民的敌手,而且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敌手。所以,光说公民有批评政府的言论和信仰自由是不够的,必须白纸黑字地,明文剥夺政府限制这些公民权的权力。所以,《民权法案》的条文大多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国会不能制订法律来限制公民的某某权利”。在这种理念下,二百年前的今天,《民权法案》被接纳为刚刚出台不久的美国宪法的一部份。
  正如早期美国人所再清楚不过的,在权力的巨人面前,公民权永远是无力的弱者。将来公民权在美国之存亡,最终取决于公民们自己的意愿。
正如法官LearnedHand曾经说过的:“自由活在每个人的心底。如果它在那儿死去,没有一部宪法,没有一条法律,没有一个法庭,能让它起死回生。”
(本文转载自搜狐网站)

时政评论

中国哪有什么利益集团 
刘军宁

2005年以来,一个以前只存在于政治学词典的专有名词,开始在中国媒体舆论中频频使用,这就是“利益集团”。2006年“两会”期间的舆论更是把利益集团当作重点话题。不仅如此,这个本来流行于美国的中性词,在中国成了贬义词,甚至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人们纷纷谴责利益集团影响和操纵公共政策。“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的口号已经亮出。有人断言,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内忧,成为改革的影子杀手。为此,有人疾呼“叫停改革”,以免改革成为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似乎一切都是利益集团惹的祸!一时间,对利益集团说“不”声震天价响!
不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以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斥为利益集团的,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权势分利集团。真正的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产物,是权力与商业利益分离的产物;在中国,权势分利集团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权力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如此,利益集团是公民自由结社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公民不能自由结社的产物;利益集团是消除行政垄断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强化行政垄断的产物;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自身,权势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政治权力。所以,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还不是利益集团造成的,而是缺乏真正的利益集团造成的:一方面,权力与商业利益密切挂钩,另一方面,真正的利益集团发育严重不足,普通民众无权组织起自己的利益集团来参与利益竞争。
许多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利集团。它们之所以占据强势地位并表现出集团性,是因为它们与党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权势分利集团有组织,以地区、部门为势力范围,以行业利益为纽带;有“执照”,依托党政权力使用和占有经济资源和商业利益,靠权力分利,是权力和纳税人的钱堆起来的巨无霸。这些权势分利集团具有浓厚的寡头色彩,它们排斥民间力量参与竞争,妨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依托权力无节制地强化其寡头垄断地位。这些权势分利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商完全一体。他们的主管今天是企业的当家人,明天就可能是高官,后天又是银行家。在中国,这些权势分利集团所向披靡,它们最有能力向决策者施加压力,利益最有保障。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顾名思义,是利益取向相同者自愿结成的团体。利益集团有两大特征:一是有组织的,二是纯民间的。现在根本不存在利益集团所需的法律和制度条件。按照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其监督和领导。这样就使中国目前所有的社团具有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性。一切团体只有取得行政挂靠之后才有可能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因此,这些组织都不是纯民间的,而是挂靠、依附在行政权力之下。无处挂靠的利益群体根本就注册无门,哪里有什么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更不用说现在的立法与决策过程根本就没有为利益集团预留空间。在我国目前尚未承认利益集团地位合法化的背景下,有权势分利集团,有到处散落的利益诉求,有作为权力附着物的半官方组织,就是没有纯民间、组织化的利益集团。
尽管如此,我认为,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出现将不可避免,民众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因为,承认人的利益,就意味着承认人们追求与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在追求和捍卫利益的过程中,相同利益的追求者志同道合,形成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追求和捍卫其利益,这是正当的权利。只要利益无法禁止,利益集团也无法禁止,因而也就不应该禁止。允许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就要允许这些利益集团来竞争对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因为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不可避免。事实上,禁止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正中权势分利集团的下怀,这样就没有利益集团与它们竞争了。帮助弱势群体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鼓励他们组织起来,结成利益集团。
政治学有个经典主张,这就是:让野心与野心相对抗,让权力与权力相制衡,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应该允许、鼓励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声音来影响公共政策。禁止利益集团和利益竞争,不是办法。真正的办法是,国家为利益集团亮绿灯,为权势分利集团亮红灯,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让所有利益集团平等竞争,让国家退出市场,让官员退出企业。
中国也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在文明社会,政治参与越来越多地是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出现。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利益集团对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宪政民主的游戏规则常常就是在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还是一股巨大的分权力量,能够有效地分解垄断与极权。有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才是有效而成熟的政治参与。
(本文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6-10-19)
时政评论

5元“身份查询费”的三重悖论 
邓海建

10月19日《楚天都市报》消息:昨日,记者通过公安部治安局查询到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电话。该中心高先生介绍,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查询与自己重名的人数,还可查询某人姓名与其身份证号是否真实一致。值得提醒的是,查询重名每次收费1元,核实真伪每次收费5元。
在三毛钱一次的银联跨行查询费倍受诟病的语境里、再比之于让消费者沸反盈天的几元钱的手机包月陷阱,5元一次的“身份查询费”不可谓不是天价了。如果个人信息不允许向社会公开,则提供身份证查询服务当属非法;而如果个人身份信息走公开大道是合乎理性的,则表示此项服务难逃“社会公共品供给”的本质。社会公共品里,社会治安、法制保障尤为关键,遗憾的是,我们在“身份查询费”里似乎又嗅到了社会公共品过度市场化的味道——这倒不是说公共品收费动辄得咎,而是作为任何社会公共品的供给,其底线原则应该是财政埋单、全民免费,纵使收费,也应该是象征意义或者贴补性的。罗伯特•弗洛斯特说:“砌一堵墙之前,我该问问清楚,圈在墙里边的和留在墙外边的都是些什么……”那么,五元钱的“身份查询费”圈起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公共资源被权力化贩卖的悖论。严格意义上说,身份信息属于公民私权,国家机器在维护公权前提下,才可有限使用。不管是简单的正误判断、还是具体的信息传播,采集过来的身份信息,已然属于公共资源而非商业信息,公安部门是通过公共权力获得的,是出于管理的需要而非商业目的,是源于其管理者和执法者角色的无偿取得,但既然涉及到商业性收费了,就牵涉到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谁有权力把公共资源部门化私有,并转手贩卖呢?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你说是方便管理,而治安是职能部门的天职,这就好比总不能说因为有效打击罪犯就租借给你一把枪一样;如果说不能方便管理,则这样的贩卖必然和职能角色发生错位,难逃牟利嫌疑。
其次,五元身份查询费悖逆市场公平。身份信息带有强烈的垄断色彩,就算要收费,显然也不是物价部门一纸批文就能抵达程序正义的,且不说简单的“是非判断”到底要占用多少所谓的系统资源,采集我的信息不付费、而查询你的信息库就得掏钱,退一万步就从市场交易原则看,怕也是悖逆市场公平吧——要知道,公安部门获取这些信息所发生的成本,源自纳税人、而非“部门筹集”吧。显然,在这场“成本收益”暧昧的“五元收费游戏”里,价格正义的逻辑就无从说起了。
最后,公共信息收费“恶示范”的悖论。管理学上有个破窗效应,说是一个窗户被人弄坏了而没人管理,则这座大楼其他的窗户都有被破坏之危险。同样,政府不同职能部门的公共信息名目繁多,在“政务公开”、“透明政府”的宏观话语里,如果信息的公开都以收费为旨归,公开,就会被收费的门槛而遮蔽。这个头,还是不开为好。
我在思考另一群问题:5元的身份查询费如何管理?又去了哪里?5元的规格又是如何测算的?……这些问题,有待公安部门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要知道,5元钱,可是一个贫困的孩子一个月的生活费啊。
新闻连接:http://news.sohu.com/20061019/n245874761.shtml
(感谢作者赐稿)

编者手记

编者手记

由于仍在改版期间,本期出刊又延迟了一周。希望各位读者能够谅解。我们争取从下一期开始,恢复每周三出刊的正常周期。另外还要请各位谅解的一点是,本期的原创性没有“达标”,所刊载的文章多数是转载而来。
许多读者问以往各期《选择》有没有地方下载。我们设置了一个google群,朋友们可以进入http://groups.google.com/group/xuanze,选择下载。在保存时,请注意给出合适的文件名(最好直接把下载链接上面一行复制过来)。




      
第106期
2006年10月25日出版




晨钟时鸣,警吾抉择


自晚清以来,中华文明便堕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公义的社会、自由的政道、脱旧制行以宪政,始终是待酬之愿。值此鼎革关头,我辈更应心怀理想、远瞩将来、汇聚共识、凝结理想、促动转型。
《选择》周刊从民间的角度,依据务向实际的条理,关注最重要的事件、发掘最重要的议题,最而布之,每周一期。《选择》把摸时局之大端,求其原委,探讨合理之公共选择方案,以供留心时局者参考。
人类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什么并让它发生,其关键则是秉持信念并勇于选择。我们深信,自由的选择是天道赋予人类的权利。丧失选择的自由即是丧失生命的意义。选择的自由正是人道的精髓,因而也是天道的关键。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从来就不属于超个人的机构,而是属于每个人自身。个人没有了选择自由就没有有限政府。《选择》因此以守望天道赋予人类的权利为己任。
《选择》以“晨钟”为标徽。从今天始,它像座晨钟一样,开始敲响,为时代而鸣,为变革而响,催国人相互觉悟,无分先后,通过公众的理性选择,使国家从此步入正道。
网络改变世界,信息带来变化。借助互联网这一平台,本刊矢志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点评天下政经大事,倾其所见以请益于世人,与大家戮力为之!




第106期
2006年10月25日出版


Choice Weekly
Vol. 105

主办:
九鼎公民观察

主编:
廉邦治

信箱: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网址:
http://xzzk.anyp.cn

(博讯记者:蔡楚)
(Modified on 2006/10/30)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曹长青:“倒扁”是“倒”多数人的政治选择权
  • 论革命与改良为什么不是我们的选择?/武振荣
  • 日本人为何选择安倍晋三
  • 王光宪:总统制的危机与中国未来政治体制的选择
  • 陈阳:“闻所未闻”的奥运会开幕式是文化展示的最优选择吗?
  • 何清涟:中国性别选择生育背后的腐败
  • 郭永丰:修改中共《宪法》,无异于让豺狼选择自杀
  • 曹长青:两个西方,你选择哪个?
  • 中国令人堪忧的教育:别无选择/陈道军
  • 对于任自元,中共还有其他选择/孙不二(图)
  • 什么引诱了大学生的“别无选择”
  • 施君玉: 和睦相处是中日关系的唯一选择
  • 东海松:“绝食”是中国大陆人不得已的选择!
  • 杨在新:和平绝食维权是必然的选择
  • 中国的发展选择--高速低质还是缓慢高质?
  • 高智晟问题建议——兼谈现时间的个人政治选择
  • 高智晟问题建议——兼谈现时间的个人政治选择
  • 中国粪粪又手淫了---<<当美国出兵伊朗时,中国的选择>>
  • 聪明人的最佳选择--兼致温家宝总理的信/郭起真
  • 温家宝:解决朝鲜核争议“别无选择”(图)
  • 大学生连环赶考公务员 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 潘岳: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拒绝弹性
  • 倒张德江是中央次优选择
  • 去中国大陆换肝肾 美国病患新选择
  • 刘亚洲:中国军人有权选择不打台独
  • 《选择周刊》创刊
  • 翁帆父亲:支持女儿的选择 这是美德也是光荣
  • 杨振宁即将再婚 清华呼吁尊重个人选择 (图)
  • 电力企业:5年后电力大量过剩将面临生死选择?
  • 北师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不堪压力选择自杀
  • 重庆贪官张宗海选择情妇的三个标准
  • 战略石油储备:今日中国的选择
  • 民间教育提案:落实义务教育中央财政责无旁贷,保障教育权利系于公民选择自由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