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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劉少奇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你不知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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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10月19日)
     把“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作為一篇論文的題目,似乎是矛盾乃至殘忍的。因為劉少奇無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並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就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的級別而言,劉少奇還毫無疑問是他們中最大的受害者 – 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或許正因為如此,在文革後幾乎所有的悼念劉的文章裏,都只是強調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並強調他在六十年代初經濟政策上和毛的區別。1還進一步用經濟政策上的區別來模糊和掩蓋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對於他和文化大革命的關係,卻大都從他這個單一身份的角度,有意無意地推演出毛澤東“同劉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線領導之間分歧的發展,使黨內生活越來越不正常,”“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劉少奇)相當被動,”“很快又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等等。2 而對於劉少奇對發動文革的態度和他領導的文革初期的運動中實際上做了一些什麼,卻語焉不詳,極少提及。
     然而,歷史的真相卻往往是矛盾和吊詭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中共黨內的受害者並不只有單一的身份,他們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識形態上,和迫害者並沒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為最後迫害他致死的政治運動推波助瀾,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後,他和他的家屬仍然認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前者可以從羅瑞卿、鄧拓和文革初期大量受整的被迫自殺者的遺書作證。它們都不約而同地高呼:“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党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3和“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口號。4 後者則可以從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十餘年後和他被正式平反後, 他的遺孀王光美竟然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的表白中得到佐證。以至純樸真誠的新鳳霞都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5
     事實上,劉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劇根本就不在於他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什麼“分歧”和“抵制”。無論是他和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制定的文革方案,還是他決定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是事先得到毛澤東同意和批准了的。劉少奇悲劇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猜疑成性毛澤東已經認定劉少奇是自己身邊的“赫魯雪夫”,嚴重地威脅著自己的權位, 絞盡腦汁除之為快。 (博讯 boxun.com)

     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又同時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如果沒有對歷史罪惡的聲討和清算,如果沒有對其制度根源的發掘,那麼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災難,也就無法向文革時代作永遠告別。追究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一,四清運動:劉少奇直接領導的文革預演
    
    
    
     1966年5月文革拉開序幕,那時中國大地上還正進行著另外一場號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政治運動,又稱“四清運動”。 這場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在今天中共官方有關劉少奇和毛澤東在“四清”運動的關係的論述中,大都說成是“深刻分歧”,6 更有人認為:“毛澤東尖銳批評劉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條件下、有組織的充分發揚民主)教育運動是擴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個人專制加無政府主義)對付假想敵人,走向極端。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早在四清時,毛澤東就想搞一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僅僅因為劉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 這一說法把劉少奇實在美化得離譜。且不說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設想有它的形成過程,當時還處於萌芽狀態;即便是毛澤東在六十年代初就想發動文革,劉少奇也決不會出來抵制。縱觀劉少奇在整個“四清運動”中的真實表現,劉少奇非但跟著毛澤東的“左”調亦步亦趨,在不少方面更有自己的獨創。考諸史實,毛澤東的“文革”思想與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有互相啟發、相互影響之效。也可以說,在幫助毛澤東形成和發展他的文革思想上,劉少奇大有推波助瀾的“貢獻”。
     “四清”運動起源於1963年2月11日至28日的北京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主持了12日和13日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劉少奇對這個將要開展的政治運動的定調是:“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物件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裏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8 倒是毛澤東,在會議的最後一天,仍然只是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9 2月25日,劉少奇在會議上還以和蘇聯堅決鬥爭的“反修專家”的身份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 他強調指出:“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像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 10 很顯然,劉少奇是把即將展開的“四清運動”作為一種文革式的政治運動來思考的。他恐怕還是第一個中共的領導人把這個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的。3個月後,毛澤東在《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上寫下了和這一說法非常相似的批語:“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得當,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情景啊!”11毛的這一論斷,不僅在當時就把“四清運動”定位為“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12 後來更成了他發動文革的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在毛形成他文革理論的過程中,劉的一些激烈的“左”調對毛無疑是有著啟發性和鼓勵性的。
     隨著四清運動的全面展開,劉少奇越來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助長了運動的左傾傾向,更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例如,劉少奇是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第一人。在6月8日的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劉少奇的回答是:“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 13再如,劉少奇對當時全國階級鬥爭的估計,比毛澤東還要黑暗的多。毛澤東最初是估計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再共產黨手裏,後來受到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彙報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的影響,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裏”。 而劉少奇還進一步認為:“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藝術單位、中小學校,農村裏的學校還不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學的系,班,老教授在統治,在領導。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藝刊物大多數,十幾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 國內學者肖冬連在論述其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澤東極“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後是“毛澤東要表達的意思先從劉少奇口裏說出來了,他接過劉少奇的話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 這裏,劉少奇的獨創性和他對毛澤東反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在劉少奇在第一線領導“四清”運動期間,中共通過中央文件樹立了三個“四清”的樣板和典型。它們分別是:1)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 (見“中央批轉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 1964年6月23日);2)河北省的桃園經驗 (見“中共中央轉發《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 1964年9月1日); 3)天津的小站經驗 (見“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 1964年10月24日)。雖然這些典型都是毛點頭同意了的,但劉少奇是這三個檔的起草者和最後簽署者,其中還有劉少奇的純個人的獨創 —“桃園經驗”。正因為毛、劉的高度一致,在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的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書記處才在1964年8月5日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應當客觀地說:這一段時間的毛劉關係, 是他們的一個蜜月期。
     如果我們今天再閱讀一下這三個“四清”經驗,尤其是劉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手創立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是毛的文化大革命的某種形式的預演,至少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難得的經驗。而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他創立的經驗,卻都最終成了毛澤東打倒他本人的利器。
     首先,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的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極壞的範例,使毛澤東隨後啟用江青作為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3年11月,劉少奇派遣夫人王光美化名“董樸”, 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唐山專區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四清”工作組副組長,在劉的直接指示下創立了“桃園經驗” 。 然後,又在劉的安排後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隨後,劉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區各地作報告,傳播他們夫婦共同的“桃園經驗”作為全國“四清”運動的樣板。 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只是說了一聲“不能盲目執行”, 劉少奇便大發脾氣。16 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擬了批語,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作為“四清”樣板批發給全國。 8月27日,毛澤東批示同意;9月1日便作為一個中共的“有普遍意義”的典型向全國批發了。姑且不論“桃園經驗”的極左和荒謬,它更大的危害性還在於劉少奇向全黨,從而也向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利用自己的夫人參與上層政治的範例。在劉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領導人,包括毛澤東,都還沒有這麼幹過。劉以後,毛澤東在文革發動期搞得“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園經驗”就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毛澤東大大地發展了劉少奇開創的“夫人參政”的經驗,在文革中已經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了。事實上,王光美在全國作“桃園經驗”報告的風光,就極大地刺激過江青的政治野心。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要陶鑄通過李雪峰出面召開一個會議讓王光美作報告,當時江青就在“屏風後面走來走去地聽著”“看樣子對此十分不滿”。 17
     其次,劉少奇的倡導的“桃園經驗” 等都採取“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的方式, 主張另組“階級隊伍”, 進行“奪權鬥爭”, 又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體制外另組“階級隊伍”, 進而“奪權鬥爭”的思路。 在50年代末期,早已經有了人民公社社員委員會,但劉少奇和毛澤東一起,在四清運動中重新組織“貧下中農協會”, 作為“奪權鬥爭”的體制外的力量, 還多次頒發中央文件給予肯定。18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更進一步搞出在貧下中農裏秘密“紮根串連”來重組現有體制外的“階級隊伍”的辦法。文革初期,北京大、中學校的一批高幹子弟 — 包括鄧小平的兒子鄧朴方在內--紛紛策劃在他們這幫貴族子弟的圈子裏“紮根串連”,成立“貧協”、“紅衛兵”這樣的秘密組織,很顯然是受到了這些“四清”經驗的影響。在劉少奇批示的這幾個“四清”樣板的檔中,又都一再強調運動的目的是:“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了回來,”“一下決心進行奪權鬥爭,局面就迅速打開,群眾立即發動,表現了我們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 19在具體的發動群眾的方法上,“大字報”也曾是常用的形式,在“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中,“工作組發動群眾貼了十三萬張大字報,揭發領導集團違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擠老工人以及設備損壞等重要錯誤”— 完全是文革“四大”的架勢。從“四清”中劉少奇號召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合廠礦企業及其他機構……進行奪權鬥爭,” 20 到毛澤東在1967年1月號召的“全面奪權”, 那一條演繹發展的線索還是很清楚的。
     最後,劉少奇的所謂的“四清”經驗中,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現象比比皆是。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搞出來“經驗”全部在復查後作為冤、錯、假案平反,可見當時逼、供、信之風的酷烈。文革中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 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著。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21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燕飛”, 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 它很可能就發源於“桃園經驗”! 據海外新聞單位的不完全的統計,在劉少奇掛帥的“四清”中,共逼死幹部群眾七萬七千五百六十人,在城鄉共整了五百三十二萬七千三百五十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聯盟、集團共五千七百六十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六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五十五萬八千二百二十人。22 這些“四清”成績,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復查中被證明絕大多數是冤、錯、假案。連最近研究“四清”和文革關係的國內學者都已經指出:“四清運動期間,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奪權鬥爭,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鬥爭上來認識,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處理。搞人人過關,‘有魚沒魚淘幹了看’,鼓動群眾都領導,認為不鬥,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於是,在運動中刮起了一股非法鬥爭的歪風,什麼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無疑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 23 對此,劉少奇是毫無疑問要負主要責任的。在這一方面,倒是毛澤東在1965年1月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即<二十三條> 糾正了“前一階段‘四清’運動中一些過‘左’的做法,規定了一些有利於運動向好的方向發展的方法和政策”。 24
     至此讀者可能會問:既然劉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搞得比毛澤東還要“左”,為什麼他們在制定<二十三條>時會發生爭論呢?這是不是說明了他們在思想理論上的“重大分歧”呢?理解這個問題的關鍵是這次會議的特殊的背景:毛劉的爭論發生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那個會議是毛澤東在盛怒中把已經解散了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各地主要領導再重新叫回來 “繼續開會”的。 這裏是國內歷史學家肖冬連的記述: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趁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為一般工作彙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為惱火。
     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澤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裏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麼!”
     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劉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
     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已經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 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
     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繼續開會。25
    
     無疑,這個和劉少奇發生衝突的會議是毛澤東在龍顏大怒(“大為惱火”和“忍無可忍”)的心態下主動要求召開的,換句話說,毛澤東是主動地、是有備而戰的 -- 他一定會向劉少奇主動發難,找碴。但是,如果理由僅是說自己插話的時間不夠,或者他沒有出席會議的閉幕式,最多不過是一個對他“不夠尊重”的問題。毛澤東是一個上綱上線的好手,他會想方設法地把觸犯了他個人“龍顏”的人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去打倒。即便他們之間其實沒有什麼大的路線和思想理論的分歧,他也會搶佔道德制高點,蓄意製造出重大理論分歧來,甚至不惜出爾反爾地批判許多他過去完全同意和提倡的東西。1959年的的廬山會議,他原來和彭德懷在反“左”上是一致的。但當他一旦發覺彭德懷的信觸犯了他的個人尊嚴,立刻把整個會議變為反擊“右傾機會主義,”進而把彭德懷等人從理論的高度打成“反黨集團”。這個毛澤東主動召開的會議,從1964年12月20日一直斷斷續續地開到1965年1月14日制定<二十三條>。在這一系列的會議上,毛澤東先是抓住了劉少奇關於“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種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為極“左”的理論:“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因為劉少奇的提法在以前的中央文件裏都已經有過,而且毛都是同意了的,劉當然是一時轉不過馬上否定自己彎來,便耐著性子辯解,主張“還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 這一下子更使得毛惱羞成怒,對他的批判更全面地上綱上線了。毛在這次會議上批判劉領導的社教“打擊面太寬;”在12月26日他的生日宴會上批判劉少奇主張的“蹲點”;在1965年1月3日的會議上批判劉的“打殲滅戰”和“紮根串連”;在1月5日批劉少奇工作隊的“人海戰術”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26這裏應當明確的是: 所有這些被批判的劉少奇的理論和方法,都非但是毛澤東批示同意過了的,還是他大力提倡了的。
     在毛澤東出爾反爾地製造出他和劉少奇的重大理論分歧的同時,他還戲劇性地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會議上拿出《黨章》和《憲法》,向劉少奇和鄧小平興師問罪:為什麼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沒有給他“言論自由”。毛澤東在這期間甚至在黨的會議上象小孩吵架似地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7可見,在毛澤東的心裏,他耿耿於懷的始終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觸犯的“龍顏”— 這才是所謂的毛劉“重大分歧”的實質。
     大陸歷史學家高華對突然發生的毛劉分歧,即“毛澤東為甚麼忽然轉變對劉少奇的態度”有過精闢的分析。他認為關鍵是:“劉少奇不經意中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他在談到毛突然轉變對“桃園經驗”的態度時說:“劉少奇親自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臺亮相,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減而轉移。1964年春夏,當幾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四清問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會者認為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東說,就請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顧問吧。然而一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分庭抗禮的罪證。”高華還分析道:“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恨。1964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下,一聲號令,全國一百五六十萬幹部參加城鄉四清,此舉最終導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年12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28
     劉少奇對於這一分歧的實質並非心中無數,他在1965年1月13日下午召開了一個黨內生活會,當著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等十七個中央和地方的大員的面,大作自己“對主席不夠尊重”的檢討 (注意:不是“重大理論分歧”的檢討)。會後,劉又主動找毛做自我批評。29但是毛澤東的反應卻是:“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重來不讓步的。”30-- 這是一個“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自白,因為毛澤東批判劉少奇的所有經驗和“原則”都是他本人批示同意和大力提倡了的。除了說明毛的翻手為雲、複手為雨的政治品質和猜忌成性的變態心理,哪里有什麼“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然而,如同毛在1970年12月28日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承認的:正是這時他下了決心“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31
    
    
    二,“文化革命”:從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國內的官方出版物儘管也承認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偏差”, 但仍然為他辯護說:“在農村四清運動中,劉少奇雖然由於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採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從全國各個方面的全局上來看—例如, 對文化藝術、對哲學社會科學、對黨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門等等—他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不像毛澤東那樣嚴重。就階級鬥爭存在的層次來看,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強調過,在一些存在嚴重問題的基層,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對這個‘上面’的認識上,他們的理解卻很不一樣。毛澤東認為根子可以而且應該挖到中央領導層,即中央內部的赫魯雪夫……劉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卻可能只到省、市、這樣一些層次。”32 這一論斷,顯然是罔顧歷史事實的。首先,劉少奇對於毛澤東對文化藝術等方面的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是完全贊成的。例如,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對於康生誣陷小說《劉志丹》“利用小說反黨”就十分贊同,還提出要作為“”反面材料”“印給黨內看看”33。劉少奇不僅有言論,更有動作。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寫信給彭真和劉仁,指責“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師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34
     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藝界30餘人舉行座談會,會上由周揚傳達了毛澤東的上述批示。當周揚說到停演鬼戲時,劉少奇插話。他說:“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賈似道這樣的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李慧娘》是有反黨動機的,不只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 緊接著,他又提出田漢編劇的京劇《謝瑤環》的問題。他說:“我在昆明看了那個戲,恐怕也是影射反對我們的。吳三思的兒子瞎胡鬧,替武則天修別墅,也是影射的。”35 在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檔“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中,鬼戲問題還只是一個“在群眾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的錯誤。36 而身為國家主席和中共的第一副主席的劉少奇,竟一下子把它們上綱上線到“影射”和“反黨動機”的嚇人高度,不僅完全是文革手法的預演,更開了用中央首長點名的方式把兩名著名的黨員作家(孟超和田漢)打成“反革命”的先河。除了田漢和孟超,劉少奇還點了畫家陳半丁的名,他說:“最近在《宣教動態》上,××同志批了陳半丁畫的一些畫,他是用很隱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詩,用那些畫,來反對共產黨的。現在用戲劇、詩歌、圖畫、小說來反黨的相當不少。那些右派言論他不敢公開講了,他寫鬼來講。我們的宣傳部,文化領導機關,各方面,要拿這個六條來判斷香花毒草。而六條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跟共產黨領導兩條。”37
     1964年4月9日,劉少奇在和某國文化代表團談話時又指出:“中國文學藝術在最近十多年來有些成績,但缺點還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點,現在還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動的,可是藝術水平高,那麼起的壞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有藝術水平的了,所以中國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悶,影響很壞。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反對封建的資本主義文學,拿到現在來看就有害處。”38
     至於說到“劉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卻可能只到省、市、這樣一些層次,”更完全違反了歷史事實。在前述的6月11日中央會議上,劉少奇不是和毛澤東一起大談特談“中央可能出赫魯雪夫” 的話題嗎?劉少奇不是還主張:如果出了“赫魯雪夫修正主義中央”, “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嗎? 在那個會上,劉還一再強調要追上面的“根子”。 他說:“朝中有人”、“危險在上面”;“公社有嚴重問題,一定是縣委、地委有人保護。地委有問題,一定是省裏、中央有人。”。39 自然,劉少奇在當時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僅3年以後,他本人成了這個“赫魯雪夫”。他當時要揪出來的,他要鼓動下面去“造反”的,只不過是不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可能的中央領導中的其他人而已。除了這個區別,他和毛澤東都是高度一致的。
     這裏,根據目前已經公開的中共檔和資料來追溯一下“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這一提法的來源、演變和劉少奇的作用,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文化大革命”最初並非是毛澤東的一家獨創,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文藝和意識形態領域內搞“文化革命”經驗的影響。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重要幹部陽翰笙早在1954年就提出要向波蘭共產黨學習用“巨大的群眾運動”作為“城鄉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強大杠杆”。 40 劉少奇本人在他的八大政治報告和其他一些重要講話中,也都一再倡導“文化革命”。 例如,劉少奇本人在他的八大政治報告提出:“為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逐步掃除文盲……我們要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武裝知識份子和人民群眾,對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批判。” 41 劉本人又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指出:“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發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42 在劉少奇講話後的一周內,《人民日報》就發表了題名為<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提出了貫徹劉的講話的一系列的方針政策。例如,“在文化革命大進軍的行列裏,誰是領導者?是要党來領導,還是要專家來領導?我們說,必須由党來領導。政治是統帥,因為政治是解決人和人的關係的,是規定整個事業的目標和政策的。任何業務不能脫離政治,脫離党的領導。”43 當然,劉少奇當時倡導的“文化革命”,還不是一場政治鬥爭,尤其是以奪權形式出現的黨內大清洗。
     把文化革命作為政治鬥爭的一種重要的形式形成於“四清”運動中。根據中共官方的《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最早提出的是當年的中宣部部長,副總理陸定一, 就在1964年12月27日:“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全體會議,朱德、陳伯達、董必武、陸定一發言。……陸定一主要講文化革命問題。他說: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蘭和專政,並點了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44 緊接著, 陸定一去奪了權,兼任了文化部部長,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文化部整風。在他們主持下的中共文件,<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1965年10月30日)中,把“文化革命”發展成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概念。在這個報告的第一部分第一段是這麼定義它的:“毛主席的兩次批示,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督促和領導,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深入開展,推動了全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激烈的、深刻而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和兩條文藝路線的鬥爭。”45 無論是陸定一還是周揚,在文革中度被認為是劉少奇派系的幹部,但是他們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和定義,都先於毛澤東,並已經非常接近于毛後來形成的文革思想和理論。他們對毛澤東的影響是無法忽視的。
     值得注意的並不僅是文化部的彙報提綱,還在於當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的中央一線在1966年1月23日向全國批轉了這一<彙報提綱>。在中共中央的這個名為<中央批轉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文件中說:
    
      中央同意文化部黨委《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問題向中央的彙報提綱》。
     當前文化戰線上的形勢很好。事實證明,只要按照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文藝方向去做,整個面貌就會改變。文藝戰線是一條重要的戰線,社會主義文化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希望各級黨委認真把這條戰線的工作管起來。當前主要是組織文化藝術工作者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切實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深入工農兵群眾,克服文化隊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缺點;同時認真抓創作和領導好整個文化工作。這樣堅持下去,幾年之後,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一定會取得顯著的成果。46
    
     由此可見,劉少奇、彭真、陸定一這些人並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反對者,儘管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眾當成了“革命對象”。他們同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們一樣的也是擁護“文化大革命”的,只是他們認為的“文化大革命” 還僅是和文化有關的諸領域內的政治清洗而不是全國範圍內的革命。 但是,這只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區別。另外,毛澤東的“一百步”也是建立在他們的“五十步”的基礎上的。 當然,他們認為不應該“放棄”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是說他們一心要把文化大革命控制在各級共產黨組織的牢固 的領導之下,而不允許群眾造反。這又是他們更有趣的思想和表現了— 這正是我們下面要繼續研究的在文革初期課題。
    
    
    三,偽命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凡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記得: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執行了一條和毛澤東對著幹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今年以來,隨著劉少奇子女在黨內地位的提升和毛氏後人的落魄,這條所謂的“反動路線”已經被大大地美化了。劉少奇兒子劉源在他最近關於他父親的著作裏竟然借他人之口說:“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它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符合國情民情,行之有效。”47
     一個無法抹殺的簡單史實是:劉少奇在文革發動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對中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檔和綱領,他都是投了贊成票的。那麼,他對文革 -- 即便是一個把他最後送入骨灰箱的政治運動,也就起碼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這一點不僅為越來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認識,連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1999年還不得不承認道:“不管有多少客觀原因,他身為國家主席,沒有能阻止國家陷入大災難;作為党的最高領導,沒能制止黨受到大破壞;作為人民信任的領袖,沒能保護人民免受巨大的損失。算不算一種失職呢?我想,這是不能以‘維護黨的統一’,或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來解釋的”。 48
     作為劉少奇的兒子,劉源七年前的認識已經難能可貴 (可惜現在已經大大倒退)。但是歷史的真相還在於:劉少奇在發動文革和領導初期文革的問題要遠遠超過一種一般性的“失職”。非但中共歷史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 發動文革的領導思想 -- 的歷史地位是劉少奇帶頭確立的。如前所述,在社會主義時期,尤其是劉少奇一手領導的“四清運動”為毛澤東發動文革作了政治上,理論上乃至方法上具體準備。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過程中,劉少奇所主持的一線中央領導對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思想、綱領和步驟並沒有什麼“抵制”,而是千方百計地揣摩緊跟,唯唯諾諾,亦步亦趨。要徹底搞清楚什麼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或者說究竟有沒有一條和毛澤東對著幹的劉氏“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破除長期以來籠罩在歷史真相上的幾個錯覺。
     第一個錯覺是:劉少奇反對了毛澤東對文革的發動,他對毛的文革綱領性的檔<五一六通知>提出了修改意見。在大陸黨史和劉少奇研究者的著作裏,對討論<五一六通知>時劉的態度有這樣一種流行的記載:
    
     劉少奇對康生、陳伯達等人全盤否定其他人意見甚至連標點符號都不能改動的做法有不同意見: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是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該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49
    
     -- 這完全是為了推卸劉少奇的歷史責任制造出來的謊言。首先,這不符合會議親歷者回憶的歷史事實。如李雪峰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從5月4日到26日的中央正式局擴大會議都是由劉主持的:“5月16日上午9時,在人大會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會議仍由少奇主持。小平講話,介紹<五一六通知>內容。討論通知時,大家都是贊成的,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因為是擴大會,少奇說所有參加會的人都有權舉手。全體舉手通過,一字未改。這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為是5月16日通過的,又叫<五一六通知>。”50 在當事人陳伯達和王力的回憶錄中,也從沒有任何劉少奇反對<五一六通知>的內容。51 其次,上述沒有打引號的劉少奇的話顯然自相矛盾:一方面指責不同意改是“獨斷專行”,另一方面卻同意一字不改 — 這無法自圓其說。最後,即便是一些語法上的修改,也根本無法說明劉少奇反對了<五一六通知>。
      歷史的真相是:文革初期,在夥同或追隨毛澤東和他關於文化革命的胡思亂想迫害一大批下級幹部,甚至自己的親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劉少奇都沒有提出任何應有的異議。相反只是一味擁護贊成,甚至落石下井。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步是毛澤東在1966年4、5月間在中央揪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 奪下了中樞要地 -- 首都、軍隊和中央辦公廳的大權。可彭、羅、陸、楊四人非但都是劉少奇在中央的重要同盟者,其中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班底都是他北方局的老部下。然而,據李雪峰回憶,1966年4月19日劉少奇出國回來後,立刻去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主持,總理講話,因為少奇從3月1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瞭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劉少奇的“點名”某人為“反黨分子”是代表了中央政治局的,被劉點名拋出來的自然有他的老部下彭真。
     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在會見胡志明時,他喜形於色地告訴這位越共領導人“彭真……反毛主席,他是中國黨內的赫魯雪夫、修正主義者”, 其問題已經解決了。52 1966年5月23日,劉少奇主持了對朱德的批判會,因為後者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6月27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又不無喜色地講了下面的話:
    
     最近,在我們黨內鬥爭中,揭露了幾個負責人的問題,從性質上講,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嚴重的事件。這個事件,不僅影響到我們黨內,而且影響到黨外,影響到我們的國家、我國的人民,可以說就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重大事件。這就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事件,進行地下活動、陰謀活動、反黨活動的事件……
     彭真不接觸群眾,不接觸實際,喜歡搞個人突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
     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如果他們政變成功,我們的國家就要變顏色。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不要以為政策是沒有可能的,是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主席還健在的時候。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揭露了……53
    
     讀者不僅會問:難道劉少奇對毛澤東要搞自己真的一無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這位熟稔政治遊戲的中共第一副主席的智力水準了。據當時的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回憶,他和與會代表在5月18日聽林彪的“政變經”講話時便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他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54 據原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和組員王力回憶,中央的不少人在毛發動文革前就已經知道矛頭所指為劉少奇,除了林彪,還包括周恩來。55 但是劉為什麼還要這麼做,以至竟說出他的親信彭真“也反對我”這樣匪夷所思的話來。但細細一想不難明白:劉這麼做除了他仍對毛心存僥倖外,都不外是為了向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他堅決支持文革的態度,以取得毛的諒解;並用犧牲別人(儘管是他的親密戰友和老部下)去填飽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政治絞肉機。一言以蔽之:害別人、保自己。
     第二個歷史錯覺是: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路線”是一條反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路線。劉少奇確實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請教的方式婉轉地表達過他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法的不同意見。 但自毛澤東批他以後,劉便完全承認自己的錯誤,心膺誠服地贊成並擁護這一提法。在1966年5月到8月的4、5個月內,劉少奇是黨中央一線對全國文革的實際領導者。他不但在口頭上擁護毛的“走資派”理論,在實踐中更是大抓大整了了一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人物”。在這段時間內,劉以中央的名義頒發和批轉了近十個文件,以指導全國的運動。 其中有<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為徹底乾淨搞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線而鬥爭的請示報告”;1966年6月26日,中發 [1966] 326號>,<中央轉發華東局《關於文化大革命情況的報告》; 1966年7月6日,中發 [66] 342號>,<中央批發北京市委《關於當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幾個問題的報告》;1966年7月6日,中發 [66] 344號>,<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1966年7月7日,中發 [66] 347號>,<中央轉發華北局《關於華北地區城鄉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部署意見的報告》;1966年7月8日,中發 [66] 345號>,<中共中央同意華東局對山東省委關於各類學校開展文化革命運動若干問題;1966年7月11日,中發[66]353號>,<中央轉發東北局《關於東北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19日,中發 [66] 363號>,<中央轉發西北局《關於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1966年7月21日,中發 [66] 372號>,<中共中央批轉河南省委關於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鎮壓學生革命運動的經過和處理情況的報告;1966年7月21日,中發 [67] 374號>等。僅在這些文件中,劉就批准了各地黨委批判鬥爭數百名自中央地方的文藝、宣傳和教育系統的幹部 — 這些人大多是中共黨內“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劉鄧一線中央的領導下,這個時期揪出的一大批所謂“黑幫”、“三家村”, 無一不是經中共中央或中央局、省委、市委定性打倒後拋出來交給“革命群眾”批鬥的。
     他們中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領導,還有中央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副校長范若愚等四人。此外還有各省市負責文教宣傳的省市委書記, 如遼寧省委書記周恒,哈爾濱市委書記鄭依平和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牛乃文,陝西省委第二書記趙守一“黑幫”,中南局辦公廳副主任張黎群“黑幫”和中南局宣傳部副部長、省文聯馬識途、李亞群、沙汀“三家村”,貴州省委宣傳部長兼《貴州日報》總編輯汪小川“黑幫”,安徽省省委宣傳部長李凡夫、居薈明、王世傑“三家村”、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雲南日報》總編輯李孟北為首的“雲南三家村”、上海市委管文教的候補書記楊西光,等等。僅在中南地區,被他們以中央的名義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等。
     在教育界,他們有高教部部長兼清華校長蔣南翔,教育部副部長劉季平,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 廣東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曉棠、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婁平、重慶大學校長鄭思群、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東北工學院前黨委書記柳運光、瀋陽農學院院長張克威、吉林大學黨委第二書記陳靜波、大連工學院院長屈伯川、 東北林學院黨委書記王禹明、遼寧大學校長邵凱、楊俊超“黑幫”、浙江大學校長劉丹“黑幫”、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黑幫”……上海市由曹荻秋代表市委宣佈打倒的文教系統“反動學術權威”—— 復旦大學教授周穀城和周予同、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華東師範學院教授李平心、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俊民、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上海電影局副局長瞿白音、上海作家協會葉以群、王西彥等人。
     除此之外,劉少奇在這段時間內還直接批判和撤換了一些省市委第一書記。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 劉鄧周等一線中央親自指導過一個馬拉松式的中共華北局的“前門飯店會議”。和毛的文革派一起,他們連續“連續鬥跨北京的彭真、劉仁,天津的萬曉塘、張淮三,河北的林鐵,山西的衛恒,從而為文革大地震掃清華北地區的障礙。”56 7月2日,劉少奇、鄧小平親自出馬,代表中央對烏蘭夫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批評。他們以<五一·六通知> 為綱,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把他打成繼彭真後的又一個省委書記級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不久,在劉鄧的指示下,7月底由華北局起草的《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共中央。報告“根據揭發出的大量事實”,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1、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2、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3、對修正主義卑躬驅膝,4、以《三五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5、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報告給烏蘭夫的結論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內蒙古最大的走資派,埋在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從此,烏蘭夫從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消失了--他開始了漫長的、與世隔絕的軟禁生活。57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錯誤地以為:這些黨內宣傳、文藝、教育新聞界的“自由派”代表人物是毛揪出來並由造反派進行鬥爭的,其實對他們直接下手的是劉鄧的一線中央。 對他們進行殘酷鬥爭的是各級黨委直接操縱下的“革命群眾”-- 那時候各省市的造反派還沒有出世呢!由此可見,在抓“黨內走資派”上,毛劉其實並沒有什麼“兩條路線”的分歧。如果說有“分歧”,那就是毛的“中國赫魯雪夫”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最終目標是劉少奇,而劉少奇的最終目標則是為了保自己。因此,為毛所憎惡的一大批黨內教育文藝和宣傳方面高級幹部變成了他犧牲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他一心以為只要把他們全部打成“黑幫”和“三家村”等等 ,就能滿足毛澤東的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革命”欲望,自己便可以在混戰一場中得以脫身。
     最後一個歷史錯覺是關於文革初期的工作組問題。目下中共的一些黨史研究者常常閃爍其詞地把劉少奇主持的一線中央的“派工作組”的決定說成是“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的措施,58 這顯然是有違歷史真相的。
     首先,上級黨委派工作組去領導下級單位的運動, 是中共文革前歷次政治運動的慣例。其目的顯然是為了更好地開展運動而不是抵制運動。如同鄧小平所說:“由伯達同志為首的工作組到人民日報,改變現狀,改變版面。使它真正成為中央機關報,應指導和宣傳文化大革命”。59 其次,文革中最早的兩個工作組,以陳伯達為首的《人民日報》工作組和以張承先為隊長的北大工作組都是得到了毛澤東同意和贊成的。60 再次,毛澤東在運動開展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派工作組搞文革一直是取肯定態度的。例如,劉鄧在1966年7月2日頒發了一個名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 (中發[66]336號),其中提到:“正在進行四清的單位,要在工作隊的領導下,把文化大革命插進去進行。”這一通知是經毛批准後下發的。一直到1966年7月23日,毛仍然同意<中共中央批轉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抽調軍隊幹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請示> (中發[66]378號) 中所提出的:“採取抽調幹部參加地方四清的辦法組織工作隊,支援地方文化革命”的方法。61 最後,工作組雖然控制了群眾性的“亂鬥”,但最終是為文革初期的群眾性的暴力提供了攻擊物件和方法。
     對此,海外文革研究學者王友琴博士有很精闢的分析:
    
     沒有工作組的發動和領導,學生們怎么敢起來攻擊學校當局?學校都是由共產黨黨委領導的。在共產黨中央的支持下,學生才開始大規模的攻擊學校領導,把他們統統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黑線”。
     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與清華大學工作組。他們撤銷了時任高教部長、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蔣南翔的職務。
     劉少奇的一個女兒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高中一年級的學生,17歲,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裏攻擊學校領導人,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
     北京的中學在6月初停課,工作組也在那一時期進入學校。劉少奇1966年6月20日和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一中學的工作組成員的講話中說:
     “劉超,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先鬥劉超還是早了,先攻敵人的弱點,再攻敵人的中堅,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敵人, 那幾個都是受到劉超指揮的,要爭取幾個人起義。首先要爭取學生,教員也要爭取。”“要鬥劉超,現在不鬥。不是不鬥,積極準備鬥,不是停下來,是積極準備。”
     劉超是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的校長及中共支部書記。他在兩個星期裏被國家主席定性為“敵人”,既不能自我辯護,也無處可離開,更不能反抗。
     以堂堂國家主席的地位,把一個中學校長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敵人”,親自指揮、策劃工作組以及他的17歲的女兒攻擊這位校長。這樣冷酷無情、違背法律程式的迫害,直接來自劉少奇。
     這不是劉超一個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全中國學校的老師校長都受到攻擊。62
    
     在運動初期利用工作隊大整無辜的幹部和群眾的過程中,劉少奇除了表現出他作為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共有的冷酷外,還表現出了他個人領導的中共政治運動的獨創的殘酷性。劉在批轉一系列中央文件時,多次殺氣騰騰地指示準備再打“幾十萬右派”。例如,他在<中央轉發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 就批示道:“大學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揪出來,但應放在運動後期進行;打擊應當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內,高中應屆畢業生,是打擊個別最壞的,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一律不進行反右派鬥爭,不劃右派分子,如發現有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可依法處理”63 中國在1966年文革爆發時已經有了53.4萬的大學生和2546.6萬的中學生,加上全國570.6萬的教職員工、64共有超過三千萬之眾。即便按劉少奇的1%的“右派指標”,也將有超過三十萬的青年學子被打成階級敵人。更何況中共的五十年代的反右鬥爭實踐告訴我們,一般地方上的比例一定會擴大10倍左右。這樣,少說也會有兩百到三百萬教育界的學子和教師被打成右派! 根據北京學生組織在文革初期的統計,“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裏統計,反革命工作組把10211個革命小將打成‘右派’,把2591個教師打成‘反革命’。這是血淋淋的數字!”65 – 這確實是一個血淋淋的數字。它不僅說明了在實踐中,工作組的大規模整人已經超越了劉少奇定下的指標,更說明了劉少奇在作為一個殘酷地迫害無辜群眾這一點上,毫不比毛遜色。
     平心而論,劉少奇派工作組非但是毛同意的,他指令工作組抓“右派”也不過就是毛在1957年對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搞“引蛇出洞”的“陽謀”的再版,完全應當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所以,當毛澤東在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以後,尤其是在8月4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面尖銳地指責他派工作組“在北京專政”時,劉非常不服,認為毛出爾反爾,以致發生當面的爭執。其實,無論他同意不同意毛的主張,派與不派工作組;也無論他怎樣前倨後恭,小心謹慎,甚至以鄰為壑 —以犧牲別人的政治生命來討得毛的歡心,毛澤東都是會找到藉口把他打倒的。劉少奇當時也真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不過是毛澤東對他先“引蛇出洞”,又翻手為雲、複手為雨的一個小小權謀而已。毛澤東不是躲在外地不肯回京、委託他“相機處理運動問題”嗎?66但劉無論怎樣“相機處理”都會是錯的:劉少奇派工作組,毛可以回來指責他“鎮壓革命群眾”;如果劉少奇不派工作組,毛也可以給他按一個“放棄党的領導”的罪名而打倒。當劉少奇和他的工作組在各個學校和不同意他們觀點的師生大玩毛澤東1957年“引蛇出洞”的“陽謀”遊戲時,他們沒有想到毛澤東跟他們玩了一個更大的“引蛇出洞” 的遊戲。結果是劉少奇自始至終被老毛玩弄於股掌之中,成了最大的輸家。從這一意義上,其實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一個不存在的偽命題:其一,文革初期,毛從來沒有提出過一條自己的文革應當怎麼搞的“革命路線”,而只是在外地袖手旁觀,精心部署,等著回京抓劉的辮子;其二,劉少奇所作的一切都是毛所批准的、或毛一貫執行的,只是毛為了打倒他而不惜出爾反爾、把它們變成了莫須有的罪名而已。對此,中國大陸的黨史研究者和劉少奇研究專家也有同感。如黃崢就指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劉少奇、鄧小平在指導運動過程中,是努力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的,並沒有提出一套相反的主張。”67作這一如是觀,在今天把當年的“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成“實際上是一條實事求是的馬列主義路線”,完全是一種刻意美化劉少奇、誇大和製造他和毛澤東“分歧”的天方夜譚。
     毛澤東於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發現劉已經落入了他精心部署的“引蛇出洞”的陷阱,就立刻對他親自同意的派工作組的運動方式出爾反爾地大加指責。在1966年8月4日,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對劉搞突然襲擊,指責他在北京“鎮壓群眾運動”,並進一步聲色俱厲地點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因為劉當時沒有能按捺住他對毛出爾反爾的不滿,毛就馬上在第二天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立刻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把林彪定為接班人,把劉少奇從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由此,劉少奇被趕出了中央一線的領導位置,開始了他漫長的被軟禁、被批鬥、被關押並最終被折磨致死的黑暗歲月。
     應當特別指出的是:只是當毛澤東開始直接攻擊劉本人並明顯地危及了他個人(絕對不是別人)生存的情況下,劉少奇才開始有了一些不滿言論(這也是僅見于在史學上非常不可靠的家屬的回憶)和對個人歷史問題的辯解。但即便是這些不滿和辯解,也常常是在毛的壓力下以劉完全按毛無理攻擊他的調子所做的“檢查”告終。例如在1966年8月日的會上,劉一時沒有能按捺住他對毛出爾反爾的不滿,曾沖口而出說:“無非是下臺,不怕下臺,有五條不怕。”68根據目下中國黨史研究者們的共識,正是因為劉一時控制不住的的表態,導致毛在第二天就寫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時間又很快證明劉少奇的“五不怕”是色厲內荏的,69在毛的淩厲攻勢下他不但馬上就他的“五不怕”作了專門的檢討, 還完全按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口徑,痛?自己是:“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了下去,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70 因此,我們實在是缺乏許多中國黨史專家們所美言的所謂劉少奇對毛澤東作了“抵制”、“反抗”和“抗爭”的證據。
     行文至此,一個問題油然而生:為什麼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都在毛澤東的壓力下最後違心地做了檢查呢? 難道他們真的認為是自己錯了嗎?抑或只是屈從於毛澤東的淫威?這個問題或許可以推導得更遠:劉少奇明知毛澤東是要搞自己,為什麼不聯合其他中央領導進行反抗?除了實際上這些中共領導人都並不具有“五不怕”精神的個人因素外,他們對毛澤東作為他們的領袖和對中共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是他們迅速繳械投降的最主要原因 -- 因為他們就根本沒有任何可以對抗毛的思想武器。一方面,由劉少奇始作俑者的對毛的造神運動,經由林彪六十年代的發揚光大,在文革前已經把毛變成了一個半人半神的領袖人物。這樣,即便這些造神者們對毛的任何抵制和反抗也都會在他們自己的思想上形成一個“信徒反抗上帝”式的無解的悖論 -- 其結果只能以信徒的認錯和誠服而告結束。另一方面,他們和毛在發動和進行文革上並沒有“兩條路線”的分歧,他們的悲劇都是建築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莫須有”的罪名上的。就劉少奇個人而論,更是在中共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自己的戰功和地盤,一直是作為毛最大的依附者和最忠誠的獻媚者才成為中共的第二號人物的。他是絕對沒有任何黨內實力和精神力量去反對毛的(如毛所言:“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他甚至是不會有一絲一毫 的“聯合其他中央領導進行反抗”的念頭的。
     澄清了一些流行的歷史錯覺,就不難發掘出劉少奇悲劇的實質了。這是一個不遺餘力的造神者最終被他所造得神無情拋棄和殘殺的悲劇;這是一個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頭來自掘墳墓的悲劇;這還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背叛者最後眾叛親離的悲劇。毛澤東關於文革的理論和實踐,有著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它起源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蘇論戰”和“重提階級鬥爭”,歷經“四清運動”的實踐,最後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中共1981年通過的有關文革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都作出了重要貢獻……”71回顧歷史,我們會遺憾地發現:劉鄧周彭(真)等中共“卓越的領導人”都為文化大革命作出了他們各自的貢獻。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其中尤以文革的最大殉難者之一的劉少奇的貢獻為最大。確實,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發展,絕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事,也不僅僅是他的追隨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賬。通過本文中羅列的今天不太為人知的劉少奇和文革的故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劉少奇等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中共高層的重要人物也都是有份的—他們也曾是文革的積極推動者和擁護者。文化大革命確確實實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即集體犯罪的結果。
    
    注釋
    
    1. 儘管劉少奇在大躍進中也非常狂熱地支持毛澤東的“三面紅旗”路線,但是他在目睹人民公社的禍害後改變了自己的觀點。在六十年代初和黨內務實派陳雲、周恩來等人,在經濟調整中一起為國家走出餓死數千萬人的“人禍”作出過貢獻。
    2. 黃錚 《劉少奇冤案始末》,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5頁。又見劉源 <忠實坦蕩昭日月>,載《中華兒女》雜誌,1998年第10期。
    3. 羅點點《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第213頁。
    4. 袁鷹 <玉碎>,載周明主編的《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紀實》,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年, 第3卷,第128頁。
    5. 蔡詠梅 <吳祖光一生的遺憾>, 載香港《開放》雜誌2003年5 月號。
    6. 鄭謙、劉波 《劉少奇之路》,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四卷,第1334頁。
    7. 劉源、何家棟 <可貴的嘗試>, 載王光美、劉源等著《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第79-80頁。
    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劉少奇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下卷,第571頁。
    9. 郭德宏、林小波著 《四清運動實錄》,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2-33頁。
    10. 同上,第32頁。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頁。
    12. 見中共中央 [63] 347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
    13. 肖東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 北京:紅旗出版社,2000年。第1055-1056頁。
    14. 1964年7月21日劉少奇在華東局、上海市委負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見郭德宏、林小波著 《四清運動實錄》,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2頁。
    15.同注 [13],第1054-1055頁。
    16. 江渭清 《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 第487-488頁。
    17. 曾志 《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錄》,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431-432頁。
    18. 這一類的中央文件有<中共中央關於印發《中華人民共和國貧農下中農協會組織條例(草案)》的指示> (1964年6 月25日),<中央關於在問題嚴重的地區由貧協行使權力的批示>(1964年11 月12日)等。
    19. 見<中央批轉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1964年6月23日)和<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1964年10月24日)。
    20. 同上。
    21. 紅代會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批判劉、鄧、陶聯絡站編,《揭開桃園假四清真復辟的黑幕》, 1967年5月。第4頁。
    22. 羅冰 <毛澤東發動社教運動檔案解密>, 香港:《爭鳴》月刊, 2006年2月號。
    23. 同 注 [9], 第348頁。
    24. 同上,第276頁。
    25. 同注 [13], 第1102頁。
    26.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117-1130頁。
    27. 同注 [7], 第77頁。
    28. 高華 <1964—1965年毛澤東與劉少奇爭執>, 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一九九八年四月號。
    29. 同注 [32], 第1126頁。
    30. 同注 [7], 第78頁。
    3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173頁。
    32.同注 [6],第1335頁。
    33. 同注 [13], 1054頁。
    3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92-293頁。
    35. 同注 [13], 1084頁。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47頁。
    37. 《批判資料:中國赫魯雪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1958.6-1967.7)》(北京: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年9月。
    38. 同上。
    39. 同注 [13], 1056,1060頁。
    40. 陽翰笙<向波蘭人民學習>, 原載《人民日報》1954年9月27日。
    41. 原載《人民日報》1956年9月17日。
    42.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日。
    43. 原載《人民日報》1958年6月9日。
    44. 同注 [26], 1121頁。
    45.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二室編 《中共共產黨社會主義時期文獻資料選編(五)》,北京: [內部出版],1987年。第653頁。
    46. 同上。
    47. 劉源 《劉少奇和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第219頁。
    48. 王光美、劉源等著《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第241頁。
    49. 馮來剛、魯彤著《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11頁。
    50. 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612頁。
    51. 見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第265-270頁。
    52. 黃崢 《劉少奇元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8頁。
    53.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54. 同注49。
    55見《陳伯達遺稿》,香港天地圖書,2000年和《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6. 程惕潔 <四十餘年回首,再看內蒙文革>, 紐約: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 2006年。
    57. 吳迪,<“內人党”大血案始末>,載《文革大屠殺》,香港開飯雜誌社,2001年,61-62頁。
    58. 同注 [2]。
    59. 見<鄧小平對《人民日報》等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的談話> (1966年5月31日), 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6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61頁。5月30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聯名致信毛澤東,要求派工作組去《人民日報》,毛澤東在信上批示:“同意這樣做。”
    61. 同注 [60],第69頁。毛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信上批示:“六月三十日給我的信和通知,已經收到看過。同一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
    62. 王友琴 <劉少奇和文革暴力>,《民主中國》(美國網路雜誌)2003年6月號。
    63. 摘自《劉少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北京:首都揪鬥劉少奇聯絡總站,1967年8月,第2頁。
    64.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編《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年,第78-82頁。
    65. 首都紅代會部分大中學校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編撰《天翻地覆慨而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洛陽:河南二七公社洛陽拖技校八一六兵團印,1967年。第56頁。這一數字可能不是非常準確,但即便是以當時北京有近30萬大學生計,按劉的指標也至少要打3千名右派了!
    66. 王年一<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載《回首文革》,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769頁。
    67. 同注 [2],第38頁。
    6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648頁。
    69. 這裏所說的“五不怕”,是指毛澤東過去提倡的“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70. 同注 [2],第23、27、32頁。
    71. 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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