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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和谐的首要任务:加大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力度
(博讯2006年10月08日)
    (老笨牛按语)这个帖子是我几年前写的,在当时的背景下能对中国社会的不和谐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造成不和谐的成因,是一个很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帖子写出来后,强国论坛的当值斑竹很快就放了出来,而且也被其他的网站转载。时隔数年,当举国上下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等当代新的领导集体关于建设和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之时,我依然感到自己当年的这个帖子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在这个帖子中我对造成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导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和评论,提出了首先应当给人民一个定心丸,实行公民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注意这里是指的公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同时以经济的手段加大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力度,加速社会生产的发展的这样一个操作性很强的政策建议。 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中央不负人民的期望,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和谐。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充满和谐的中华民族社会主义社会将会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让我们共同为这个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而努力奋斗。
    
     阿,朋友,黄河以她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她象征著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崇高。这里我们向著黄河唱著我们的赞歌!《黄河颂》,一首我十分熟悉的歌曲,她唱出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魄,也唱出了我们国家的希望。正如一位网游所说:她“使人奋发向上”。对中华民族来来说黄河具有无比的生命力和无限的文化蕴意与力量。抗战时期的一首歌曲中有这么几句歌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其中所蕴涵的内容,力量,勇气,和决心不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是难以体会得出来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国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想一想没有黄河,中国还会是现在这样的中国吗? (博讯 boxun.com)

    
     我爱黄河,我为她的汹涌壮观而感叹,我也为她奔腾不息的生命力而感慨。曾几何时黄河也为我们民族带来过无数的灾难,后来在毛泽东等建国领袖们的领导下我们终于认识了黄河,改造了黄河,让黄河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面对黄河这样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我联想到了当前在中国盛行的“摸著石头过河”的“理论”,我就是不相信谁能摸著石头过黄河。
    
     所谓摸著石头过河是我们的第二代领袖人物小平同志,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在摸索中推进的社会历史现像所进行的描述性论断,而不是对未来发展所作的方向性或目标性的推断。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年的具体实践中许多号称小平的学生们,往往歪曲甚至篡改小平同志的本意,力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无论作什么都可以摸著石头过河。一时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摸著石头过河”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了,无论作什么都可以用“摸著石头过河”为借口而不承担责任。如今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百出的结果就是这种机会主义思想所导致的。
    
     非常显然,小平实行改革开放路线,打破了旧的理论框框,但却未能及时确立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代之。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大都是一些形而下的经验之谈和方法论,如“三个有利于”标准,白猫黑猫论、摸石头论等。由于历史的局限,缺乏根本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无法为改革明确目标和方向,使改革处于一种“摸著石头过河”的盲目状态中,从而时时误入岐途,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弊端。
    
     对小平理论的先天不足,多少大御用理论家或茫然不觉或伟疾忌医,只有我老笨牛傻乎乎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来修正。我曾经以“关于当代中国若干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严肃思考”为题谈了我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问题的一些认识。中国的“改革”到今年已经进行了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所谓“改革”,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变革性的过渡。“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最终在中国将确立什么制度? 什么时候中国的“改 革”才可以“渡”到彼岸?至今我们居然没有看到一个官方的文件对此给出任何有确定意义的回答。
    
     难怪政府一再号召人民大胆的消费可银行的储蓄存款余额就是居高不下,因为人民心里没有底呀,这改革到底会把我们国家改成个什么样,没有谁能说的出来。而社会现实却是残酷无情的:教育产业化增加了人民的教育投入负担,医疗的改革吓的人民大病等死,中病小治,小病干脆不治,国企改革让千千万万劳动者下了岗,造成重庆市一个商场招营业员450名却有50000人摆龙阵竞争几个少的可伶的就业机会。这一切究竟是怎么造成的,现在的确到了我们非要对此进行认真思考不可的关键时点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中毛泽东为中国设定的“总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上采取了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第二代领袖小平的“总目标” 实际上就是修正毛泽东那条不很成功的或者说尚未成功的总目标。小平将自己的总目标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把路线叫做 “改革”,在经济政策上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基本上是重消费而轻积累。但是在小平的目标和路线说明中却避而不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改革成为 缺乏明确目标的改革。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在继承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政治经济遗产的基础上比较明确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目标,这就是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在其他方面还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就是明确了改革是以市场化为最终和唯一目标的社会大变革,但这种变革的结果是什么,中国将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等问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历史就是一个由政府推动的市场化过程,这个市场化的进展严格地讲,应当说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的事情,然而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人改革明确为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是在中共十四大上,即1992年时确定的,在此之前,整个的改革目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特别是在政策层面,是摸著石头过河。
    
     实际上,自小平时代以来,中国政策上的改革就 “名正言顺”地采取“摸著石头过河”的方法,这种先实践,后理论;先地方、 后中央;先民间、后国家的方式在改革的初期曾经对中国的社会转型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摸著石头过河”名义下的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政策之后没有制度,因此政策 本身有本质上的不可预测性,也就是不稳定性。政策上大方向的不确定性,也 就是制度的不确定性是新时代时期的一个特点。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河的对岸”在那里,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担忧,也正因为如此人民才不能不发出改革到底还要改多久的疑问。   
    
     一个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在制度上的不确定性毫无疑问在今后的历史过程中是要付出 巨大代价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查当代中国社会便不难发现,我们已经在开始为“摸著石头过河”付代价了。问题是我们还有没有资本继续为“摸著石头过河”付代价了,还要付多久?任何一个对中国社会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也好,官僚也罢,都不能不对此加以认真的思考。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对这种制度的不确定性及其有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我基本同意作者的看法,在这里我转述给大家。
    
     首先,制度的不确定性是目前中国控制不住的“腐败”的原因之一。国内学者的说法:“中国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腐败规模越来越大,如同 传染病一样越来越流行,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已属于制度性腐败”。 对于腐败的原因,大家往往认为实际上就是因为政府行 为没有透明度、没有群众的监督、第一把手权力过大等等。但是人们忽视的是,政策的不确定性是“腐败猖獗”的一个不可忽略的 原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几乎是全民性的座右铭;成了无数贪官铤而走 险的“原动力”。
    
     其次,制度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国经济“景气”具有典型的衰退特征:内需不足,生 产过剩、物价疲软、失业严重、大量企业停产、半停产,企业破产数明显增多 等等。据内贸部近期对600种商品的统计,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3/4,供过于 求的商品占1/4,供不应求的商品几乎没有。 内需不足是当前公认的中国经济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然而,中国的 城乡居民储蓄连年上升。据官方数据中国城乡居民 储蓄余额已经达到8万多亿元人民币。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人们的实际支付能 力是支配人们的消费的最基本因素。中国国民的实际支付能力提高了,其消费 却不随之提高,一定有其内在的原因。尽管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刺激消费”: 大幅度降低储蓄利率、放长假、房屋改革、花大钱搞大型庆典活动、体育盛会 等等,总的来说影响内需不强劲的“畸形的储蓄倾向”基本没有改变。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这种现象背后的,则是制度的不确定性”,真是一针 见血。
    
     报告中说:“制度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短期行为....都与社会中的制度安排 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当制度安排具有明确性与稳定性特征的时候,人们才容易 做出较长期的预期,从而做出长期行为的选择。然而,制度的不确定性也可能 导致一种极端化的长期行为。当前我们社会中的储蓄倾向就是一个例子。现在 旧的制度开始失去效力,而新的制度又未能建立健全起来。这种状况,对人们 行为预期和行为选择的影响无疑是相当巨大的。"   
    
    报告中还说:“许多人在嘀咕这样的问题:将来孩子上学,个人究竟要花 多少钱?不知道;老了的时候,还有没有退休金,有没有养老保险,如果有的 话又能有多少?够不够维持生存?不知道;将来病了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有个 大病,需要多少钱,医疗保险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不知道。类似的‘不知道’ 还有许多。出于这一系列的不知道,形成的就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全感。这种不 安全感,在中年以上的人口中就更是强烈。原因就是没有一种明确而稳定的社 会保障制度能够让他们做出预期。由于不能做出这样的预期,无奈之中就只剩 下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多存钱来获得‘安全感’”。
    
     中国的改革政策固然 灵活、机动,党和政府权力极大,制约极少;但是同时也影响到了一个健康的 社会在和平时期应有的秩序、信用和稳定。这种秩序、信用和稳定,只有在改 革的总目标确立了以后,经过有切实成效的改革之后才能形成。没有目标, “改革”永无完成之望;社会永远处在“初一十五不一样”这种不可预测的动 荡状态;人民也就永远不可能有“安全感”;这种“不稳定性”制约经济发展, 而受到的损失也会越来越明显。
    
     第三,制度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中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中国与世界的关 系将是如何?一个大国经济和国防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是长期倾国倾民的努 力才获得的;设定目标是战略部署的首要,当然也是当权者的责任。多年以来, 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希望建立“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但是,连中国自己 也不知道中国要在这个“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一个连自己是 什么、要什么也说不清楚的国家,究竟能在世界上扮演什么角色?能为和平做 出什么贡献?
    
     目前,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现在都把中国如实地看成是不可捉摸的“转 型中国家”。既然如此,他们当然只能从一时一事的利害出发,就事论事地考 虑和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即兴地作出权宜的决策。这种状况,本身就是国际社 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有些国家或者是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是进行“最坏情况 的准备”,不必要的相互猜疑和对中国的“不信任”的现象比比皆是。   
    
     每一次美国总统换届,中国的专家学者,照例要连篇累牍地估测“美国对 华政策”,感觉上象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起“决定性”的 作用,而不是中国自己的“对美政策”。中共的外交自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 以来,清楚、不含糊的、不用来在国际上“作交易”的,只有“台湾问题”一 项,基本上是用“对台政策”取代了“对外政策”;似乎只有先解决了“台湾 问题”,中国才能够有条件考虑“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查一查中国在联合国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投票记录就清楚了:中国是以投“弃权票”而闻 名于世的。   第四、搁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究竟能不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言人人殊。其实,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大陆制度的不确 定性一定对解决“台湾问题”不利。原因是,中国大陆坚持的“一国两制”的 模式,在中国大陆本身制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对台湾人民的吸引力打了极大的 折扣。就算50年制度不变,“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改革”了24年了;设 想支持中国统一的台湾人,在投票时会如何作想?
    
     从以上论述中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摸著石头过河”行不得也哥哥。现在让我再回过头来谈谈为什么说市场经济不能救中国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曾经对市场经济及其要领进行过分析。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信用经济,商品借贷、货币买卖,所有的市场经济制度、工具和经济关系,都是信用关系。存在决定意识,既然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是信用经济关系,它就要求人们在精神、道德领域弘扬守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在传统社会里,自然经济传统农业社会里,道德世界的核心是忠诚,而在商品社会里,道德尺度的基本准则是信任,就是守信,因为是信誉经济。另外还有一种状态,从传统社会向市场经济转换、转型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最容易发生的道德状态是什么呢,叫做道德的无政府状态,人和人之间既不讲忠诚也不讲信任,因为以忠诚为核心的传统社会的基础已经动摇了,而以信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道德大厦远远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时候,可能忠诚准则失去了作用,守信的准则还没有树立起来,人和人之间既不讲忠诚,也不讲信任,在道德上只讲什么呢,放纵,行使个人的权力,推卸个人的责任。
    
     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道德无政府状态,我倒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道德无政府状态,但我们现在正处于转轨时期,因此在道德秩序上面临著非常大的历史性的挑战,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无政府状态现象。因此在我们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展的关键时期,从这个高度来对待这些道德无政府状态,绝不能让他们什么呢,侵蚀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瓦解我们整个经济道德的基础。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所面临的任务还相当重,比如最近发生的南京毒杀无辜的恶性事件就是属于此类。
    
     说实话,我担心由于诱发类似南京恶性事件的社会因素还没有被政府所认识,特别是劳动就业和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政府虽然在老笨牛等人的呼唤下开始清醒了,比如停止了可能会导致社会矛盾百出的连续给公务员加薪的错误决策,但是对于如何调整社会财富严重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似乎还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对此我是十分担心的。 现在中国社会之所以连续发生一个接一个的恶性暴力杀人事件,比如马加爵杀人案等,从社会的深层结构上分析,无疑都与社会财富严重不公的现象相关联。
    
     中国社会现在所存在的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正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与政府这些年来,不顾中国的社会发展现状和民族传统价值,偏听偏信历一宁等所谓经济学家的谎言,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强行推进市场化过程相关联的。我曾经在这里讨论过市场经济问题。在经济学中我们通常是这样来表述市场的,所谓市场就是一种将商品的生产经营者与商品的购买或消费者通过交换行为而结合起来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包含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即商品交换的方式和交换的场所。而在当代西方市场营销学中,又常常将市场定义为对同一商品有需求欲望且具有实际购买能力的消费者群体。
    
     因此,市场在我看来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它是自从商品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具体体现和反应,也就是说市场的所有内涵都是人类赋予的,离开了人类市场就不可能存在。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人类社会以市场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全部经济活动的集合,除以市场为目标和出发点的经济活动外,人类还有其他内容和方式的经济活动。比如农民用于为自己消费而从事的生产劳动,家庭主妇为自己家人煮饭,环境保护人员的劳动,等等。因此当我们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市场经济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市场经济只是人类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社会经济的全部。
    
     诚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市场经济不能也无法替代社会经济的其他内容和方式,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我们全面发展社会经济。那种过度强调市场经济而忽视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的思想,显然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全面发展的,而以牺牲非市场经济为代价来片面发展市场经济的思路,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一种反动,因此是不可取的。 
    
     市场经济主体论强调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主体,实际上等于否定了其他非市场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根据市场经济主体论的思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让市场在其中发挥最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为掩人耳目市场经济主体论者又不得不言不由衷地承认说,这种市场主体并不排斥某种调节性的计划性,只要这种计划是在利用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它必须把市场规律认为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加以严格遵守。在这里市场经济主体论者虽然提到了调节和计划,但另一方面却毫无掩饰地将市场规律作为把握社会经济的前提,实际上就是要人类社会经济无条件的服从被其冠以“客观”的市场规律。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市场规律稍作说明。所谓的市场规律实际上就是人们的经济活动在市场中的表现已及市场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反映,它包含两个基本点,其一是供给方面在市场中的表现以及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其二是需求方面在市场中的表现以及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表现和反应都是通过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而得以体现的,因此市场规律也可以说是市场上的供求双方关系及其对商品价格的反应之表现。简单扼要地说就是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落;当商品的价格上涨时供给就会增加而需求则会减少,相反当商品的价格下落时供给就会减少而需求则会增加。这两种逆向变化的结果使供求关系达到均衡,从而实现了商品的均衡价格(这里我不打算说明商品的需求弹性问题)。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迷最早发现并表述了市场规律,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斯迷无法揭示市场规律的内在联系,他把市场规律看作是超越人们的认识和控制范畴的,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这一假说。随著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市场及其规律不仅取得了新的认识,而且也摸索出了一些掌握和驾驭市场及其规律的手段和方法。比如市场调研和预测,市场监督和管制,价格规范和税务调节等等。商业机构和政府通过这些手段和方法完全可以引导市场,从而弱化了市场规律对社会经济的决定因素。市场经济主体论者显然忽视了这个事实。
    
     传统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变得可以看的见。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与其让千千万万的微观经济体盲目地被动地让那只看不见的手扒来拨去,还不如政府认清并把握市场规律并根据市场规律调控社会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就是强调政府在宏观经济上的调控功能的。因此将市场规律对社会经济的作用盲目夸大,实际上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和资源缺乏是中国的最大的国情。面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我们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从而牺牲了社会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机会的话,不仅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会形成大范围的贫富不均,从而造成社会动乱。当前中国社会所有的各种矛盾,集中起来就是盲目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所造成的。
    
     我反对以市场经济为主体但却不反对发展市场经济,根据中国的国情我认为我们应当回归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以社会经济的全面综合平衡发展为目标,而不应当单纯地以市场经济为目标。中共13大时期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大收获,我认为,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
    
     实际上按照13大的政治思想路线和社会经济发展思路,在经济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方式并存的格局应当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改革发展特色的经济道路。之后在经济发展上过多强调了市场的作用,甚至不惜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将本来集生产/经营,社会,福利,教育,文娱等功能于一身的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的前沿,同只具备生产/经营功能的所谓三企(外企,私企,及中外合资企业)竞争,结果是国有企业无法适应激烈的纯市场竞争而纷纷倒闭。
    
     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其他社会组织所能起到的作用,他们不仅平衡了中国生产力的区域布局,为社会提供产(商)品,为职工提供收入,而且还承担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功能,比如托儿所,中小学和职工教育,维护社会秩序,公共福利事业等等。
    
     在激进的市场化过程中国家似乎没有考虑国有企业在非生产经营方面的功能,而以所谓非生产经营功能社会化为源由迅速废除了国有企业原来所具备的社会功能。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社会服务系统资源的严重短缺,造成一些原本由由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陷入瘫痪,也因此埋下了有可能迅速成长的社会动乱种子。显然,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观点是以牺牲社会经济全面综合平衡发展为代价的,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结论就是市场经济不能够救中国。当前对于中国来说稳定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稳定必须建立在社会和谐的基础上,假如构成社会的某个系统或方面出现了不和谐的现像作为政府就必须因势利导予以修复。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百出,集中到一点就是富有者通过正常不正常的手段太富有了,而贫穷者因为超越自己的控制能力而沦落到太穷的地步。多少有志之士象政府提出过类似老笨牛提出的建议,希望政府能防患于未然。
    
     现在三农问题,下岗职工问题,城市贫民问题,等等,都具有巨大的潜在破坏力,任何一方面搞不好便会带来极大的全社会的动乱。更何况国际上还有那么一股势力罢不得中国大乱呢。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讨论,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中国社会目前所存在的这些问题究竟能否解决,怎么样才能得到解决等问题。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讲,我以为最好的办法首先还是应当给人民一个定心丸,实行公民社会最低生活保障,注意这里是指的公民社会而不是市民社会,同时以经济的手段加大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的力度,加速社会生产的发展。
    
     我热切的希望我的这些肺腑之言能够被有关方面重视。笨牛别无所求,只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的民族繁荣。谢谢大家读完我的这个长帖子。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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