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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龙:《僭主毛泽东及其七个偶像》之四(附录)
(博讯2006年9月10日)
    
    解龙:《僭主毛泽东及其七个偶像》之四(附录)
     (博讯 boxun.com)

    解龙
    
    一、毛泽东究竟有什么样浅薄肮脏的思想?
    
    近来在网上看到有一些人不论青红皂白一昧吹捧毛泽东。鼓吹毛泽东思想,甚至鼓吹中国需要在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等奇谈怪论。现在就分析一下毛泽东究竟有什么思想。
    
    1、毛泽东的肮脏历史
    
    毛泽东本人于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诞生在一个高利贷者的家庭,为了掩盖这一肮脏的污点,他规称自己是富农家庭出身。当时的中国处于异族统治的王朝时代,毛本人从小读得是所谓圣贤之书,习的是所谓孔孟之道。如果毛的诞生退后一百年的话,他会和当时的大多数封建文人一样,去考秀才、中举人。甚至金榜题名,打马御街、琼林赴宴。以致最终可能会当一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官。可惜在毛的青年时代,由于满清闭关锁国,导致中国落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利用洋枪、洋炮打烂了中国关闭的大门并迫使满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加上人民的反抗,满清王朝的没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后并和当时封建王朝的皇家军队的事实上的统帅袁世凯谈判达成协议于一九一二年迫使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但是王朝军队依然存在,袁世凯正是利用他手中的这张王牌,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并进而复辟做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后,被迫取消帝制。袁世凯本人不久也就去世了。之后北洋政府,事实上群龙无首,大小军阀各自为政。真可谓各路军阀跃跃欲试,逐鹿中原。
    
    这时人们的思想混乱,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没落但并没有被彻底抛弃。当时中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并没有经历西方工业革命式洗礼。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缺乏一种由社会化大生产所造就的人于人之间平等的概念。这即是毛本人所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意识行态。恕我直言,如今那些拥毛自称革命小左或老左的人们仍报着这种思想。其特征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奴才思想或狂妄自大的军阀思想(即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由于当时的社会格局,加上中国历史一直是一个封建王朝倒了,新的封建王朝经历一番醒风血雨后建立。这就
    给那些有野心得人们,造就了一个可以想象的广阔空间,令他们垂涎三尺、跃跃欲试。毛生于此时又值建功立业的青年时期,拥有这种主宰中国的愿望就不足为奇了。毛曾有剽窃来的一句词曰:“问苍茫大地,谁着沉浮?”
    
    相当多的所谓仁人志士们认为旧的儒家思想已不适应当时的时代发展。一些青年学生甚至把中国的当时贫穷与落后归罪于孔夫子这几千年的先人。这时,俄国的刁民煽动家列宁以马克思的学说为依据,在俄国造反革命成功。这时一些有知识的文人,认为找到新的思想。毛接受了这种思想,开始以造反为革命为职业的生涯。孙中山过世,蒋介石掌权。
    
    后来,毛上井岗山、火并王佐、清查AB团、陷害张国涛、逼死西路军、延安种鸦片、残杀王实味、红都延安搞腐化、命林彪守四平听命于毛,几至东北民主联军全军覆没……
    
    经过一番拼杀,毛终于把蒋中正赶到了台湾。于一九四九年登基即位为“人民皇帝”。这位新皇帝虽会写诗,然而比满鞑子乾隆还不如,乾隆一生写过四万多首御制诗,用词也比较文雅。毛的诗词在用词方面比较粗俗,比如“不须放屁”之类的话毛也敢写。这位毛皇帝在写诗方面和风流皇帝乾隆相比就小巫见大巫、逊色多了。
    
    2、毛泽东的卑鄙行为
    
    杨广不做皇帝的话,历史上就不会有隋炀帝,他也就不会留下昏君的臭名。所以要考查政治人物的思想品行和政绩作为即是考查该政治人物当政以后的表现和作为。毛虽会作诗,但本人并不懂经济建设,也不会高经济建设。在中国经历多年的战乱以后,人民迫切需要的是安定,发展生产修养生息。毛却搞政治运动,使人民不事生产。凡干部抓生产者曰“走资派”,农民卖自留地的产品曰“资本主义尾巴”。
    
    后来,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凸现了毛泽东共产党的卑鄙行为具有十足的毒药性质。
    
    
    三、毛泽东的狗屁思想
    
    毛本人并没有去做工、种地。毛所从事的职业是造反、革命。毛所拥有的思想是源于小农经济的帝王思想、军阀思想。小农经济造就毛本人心胸狭隘、没有器量。毛虽然具有诗人的浪漫情怀和想把国家治理好的愿望,无奈他在治理国家的才能方面的确欠缺。毛的心胸狭隘使他不能重用在治理国家方面才能高于他的人。这是为什么他要打倒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原因。毛和刘少奇的关系并不是他自己所称的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刘少奇虽拍过毛泽东的马屁,但比竟和毛是同事,是和毛一起打下江山的人。而赫鲁晓夫与斯大林就不是这种关系。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也是血淋淋的历史事实,这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不仅包含了下至几千万的小老百姓的生命,也包含了上至中共国家主席、元帅们等开国原勋们的生命。
    
    
    
    二、粪土万户侯的毛禽兽(衣冠禽兽毛泽东
    
    
    1、一贴反个人崇拜的清醒剂
    
    尽管笔者在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之前,早已对毛泽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这本书中所显示的毛泽东真实面目之丑恶程度,仍然远超出笔者之想象能力而使笔者深为震惊。
    
    李医生的回忆录,正如黎安友教授在出版《前言》中所说,除了在对汪东兴的描写上有些偏颇之外,是一部极为翔实、客观的记载,披露了许许多多真实的历史事实,因而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但除了对于少数研究者而言的史料价值之外,笔者认为此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中国一般民众,它是一部绝妙的思想解放的教材:它使我们醒悟到毛泽东愚民政策的巨大欺骗性,和个人崇拜的极其荒谬。
    
    众所周知,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充满了道德说教色彩,毛泽东生前利用一切舆论工具鼓吹“作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甚至要“狠批‘私’字一闪念”;并且运用专政工具强迫八亿人民过清教徒的生活。李医生回忆录所披露的毛泽东本人的低级趣味和腐朽生活方式,其意义是向世人展示了毛泽东性格中极其虚伪的一面。
    
    八亿人民心目中的慈父,其实是一个极其冷酷的人。“毛对第一次见面的人虽很亲切,其实是铁石心肠,感受不到一丝爱或友情的温暖。有一晚在上海,由上海杂技团表演人梯,顶上的一名幼童失手,头朝下跌到地板上。这是舞池,没有任何保护设备。轰隆一声巨响,大家都惊叫起来。孩子的母亲也是杂技演员,急得嚎啕大哭。我那时就坐在毛的隔壁。全场一片闹烘烘时,毛与坐在他旁边的文工团员仍在说说笑笑,喝着茶,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事后毛没过问幼童的情况。”(李著第116页)
    
    
    在毛泽东时代,青年人头发稍微长一点,女孩子穿的裙子稍微色彩鲜艳一点,都被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而批判,作为具有“亡党亡国”危险性的事件而被各级党委当做要务处理。笔者记得在中学时代,班上一个原本品学皆优、活泼开朗的女生,因为穿了一次花裙子,她的入团申请在团支部会议一次次地被否决,她在班级上也作了无数次的自我批评和检讨反省;弄到后来,神情恍惚,学习成绩明显下降。但是,李医生的书告诉我们,毛泽东本人的宫廷生活,却极其腐朽糜烂、荒淫并且荒诞。其中细节,虽然李医生作为一介医务工作者不难以平常心作客观记述,但笔者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人,要用言语加以转述,至今感到有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而无法启齿。
    
    京剧《李慧娘》描写了贾似道年老荒唐玩弄女性而触痛了毛泽东的伤疤,于是他严厉指责它反映了“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在全国文艺界发动了所谓的路线斗争(第388-189页)。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首诗,是毛给一个同他打得火热的女机要员的照片写的(344)。江青为此而争风吃醋,毛为了安抚江青,也给她所摄的一张照片上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367-368)。这些,都曾被全国人民作为“最高指示”而广泛传颂、学习,从中去体会“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寒冰雪中,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斗争”的道理。
    
    从李医生的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被称为伟大马列主义者、世界人民革命导师和当代最伟大思想家的毛泽东,其实是一个除了要为自己找棍子和给政敌找顶帽子之外,几乎从来不屑去碰马列著作,而整天沉湎在帝王将相和采阴补阳荒诞学说中的封建余孽。
    
    2、“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大闹剧
    
    一个八亿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原来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大最大的伪君子!无疑地,毛泽东成功的在人民面前隐瞒了他的真实面目。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他还极其冷酷地胁迫八亿人民非常深入地一起卷入这场大骗局。
    
    书中说到了毛泽东许多口是心非的事例。例如,毛泽东本人深受斯大林独断独行之害,对斯大林从无好感。但为了维护个人迷信的需要,他高度赞扬斯大林,并严厉批判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思潮”。他今天指责苏联的“投降主义”,明天又自相矛盾地指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这些,作为政治权术的玩弄,或许还情有可原,但是,有必要强迫全体人民成年累月地学习那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反修”斗争文件而一起来“陪玩”吗?
    
    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为了那“学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了“深刻领会、理解伟大领袖的教导”,不知道无端浪费了多少精力。毛泽东时代的科技落后,显然同科技工作者将主要精力花费在政治学习上有直接的关系。
    
    要从歪理中学习体会出“伟大真理”来,那是需要极高的发挥想象能力的。这种发挥稍有不当,就有沦为“歪曲毛泽东思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笔者记得当年工厂里学习毛泽东“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言壮语,工人老大粗不甚理解,一个技术员解释道“美国的宇航员登上了月球,苏联的核潜艇在五大洋海底游来游去,只要科技上去,一切都能做到。毛主席的诗句反映了人定胜天的坚定革命信念”。此话传到厂党委,被宣判为“歪曲主席诗词,为帝修反评功摆好”的严重反革命事件。于是这个想象力太丰富的技术员在全厂大会上当场被五花大绑,押送到北京市第九监狱去脱产学习毛泽东思想了。
    
    确实也有人最终打心底“学通”了毛泽东思想,其结果却更是悲剧性的。一九八九年和侯德建、刘晓波、高新一起为中共作伪证“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周舵,在回忆他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一文中,讲到他的母亲:一个女共产党在冤狱里渡过五年半后,一头乌发变为白发,肉体和灵魂都得到了彻底的改造,终于彻底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文革”理论。此时她虽然吃了苦,但总算有了“认识了真理”的回报,心理上暂时得到了平衡。但后来“四人帮”的倒台和“文革”理论的被抛弃,她意识到自己的苦头都是白吃了,吃得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这成了她自杀的最重要原因。
    
    秦二世时代的权臣赵高在宫廷里导演了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毛泽东时代的指鹿为马,导演的却是最高领袖自己,并且他把这场闹剧从宫廷扩大到了全体人民的范围,而美其名曰“八亿人民都是批判家”。
    
    历来的文字狱,都是禁止人民讲什么,都是“莫谈国是”。但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字狱,却是强迫人民必须讲什么,想什么,强迫人民必须“关心国家大事”。但他一方面是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对于独立思考地去真诚地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如无数个张志新、遇罗克,却冷酷残杀、迫害。这种“诱民入罪”的暴政,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之最!
    
    尽管毛泽东口口声声将“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挂在嘴上,但在他心中,是不折不扣地视人民为草芥的。不能肯定他对人民的颂扬完全是虚假的,但那也只是奴隶主对奴隶劳动和奴隶忠诚的讴歌而已!
    
    3、过耶?罪耶?
    
    至今仍有许多人只承认毛泽东犯有错误而没有犯罪,或者根据毛泽东的“反帝”功绩来为他“三七开”。
    
    所谓“犯罪”,有两个意义,非法律性的和法律性的。如希特勒之所为,都合乎当时德国的法律,但我们仍然视其为罪犯,这里的犯罪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从前的皇帝会下“罪己昭”,按理说,封建社会中,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皇帝是无所谓犯不犯法的,皇帝的犯罪,也是非法律性犯罪。从这个意义的“罪行”来看,毛泽东致使和平时期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无论如何是一项巨大的罪行。
    
    至于法律上的罪行,毛泽东许多独断专行是否违反当时的宪法,有待于专家考证,暂不讨论。但从一般的刑事民法来看,毛至少犯有严重的重婚罪。毛和张玉凤朝夕相处,后来连江青和所有政治局委员晋见毛都要通过张玉凤的批准,这显然是事实婚姻,而当时他并没有同江青离婚。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当杨开慧和三个孩子身系监狱时,毛泽东就已经和贺子珍同居生孩子了,据说还是结婚了。当时国民政府似乎还没有婚姻法,苏区政府的法规不知如何,有待专家考证。
    
    此外,毛的性活动方式,按照毛泽东时代严苛的法律,可以算是流氓集体淫乱活动,也是罪行一条。按照现代法制观念,毛泽东的性行为至少是严重的利用职权进行性骚扰(不妨对照一下克林顿的性骚扰案子)。因此,无论是按照毛泽东时代严苛的法律,还是按照当代的人权观念,毛泽东的案例都可以算犯罪。
    
    况且,毛的许多女友中,是现役军人的妻子,因此毛的流氓活动,已经是严重的“破坏军婚罪”。本人毛泽东时代在农村期间,就看到过多起因同现役军人配偶发生男女关系而被判以重刑甚至死刑的事情。
    
    当然,这些刑事罪,同的历史罪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是刑事定罪,可以帮助我们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制观念。
    
    至于所谓毛泽东的反帝功绩,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胡涂观念。首先,评论功过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的道德底线问题。一个医生一旦卷入谋财害命的谋杀案,那么我们就不能用他曾经救活过多少人为他的罪行辩护了。当代历史学家通常都将希特勒和斯大林规入同一类专制魔头,尽管斯大林有二次大战的功劳。对毛泽东也应作如此观。按理说中国作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接受苏联的教训少犯些错误,但是相反,毛泽东所犯错误、罪行都较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公社化祸害超过斯大林的合作化运动,他的文化大革命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将毛泽东比作斯大林,那实在还算是抬举了他。
    
    4、暴政之下无尊严
    
    某些人认为,毛泽东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中华民族几百年来遭受异族迫害、镇压的屈辱历史。毛面对列强,是“没有丝毫的媚骨”的,“至少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
    
    其实,如果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胡闹折腾,把国民经济糟蹋得接近崩溃的地步,中国人民如今在国际上的地位,无疑会比今天高得多。
    
    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历史的必然,同有没有毛泽东没有关系。台湾以一岛之地,又没有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结果不是也并没有沦为殖民地吗?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如此地少人寡,又受到过英国多年的完全殖民统治,不是也成了国际社会中完全独立而积极的一个成员了吗?!认为具有数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的独立离不开毛泽东,其逻辑之荒谬,同认为公鸡不啼天就不会亮的论调一样,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稍微研究一下历史,就不难知道,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毛泽东,也一样能够取得胜利。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大的方面有整个国际和历史的大势所趋,小的方面有中日两国的潜在综合国力。在如今的年代,一个日本这样的小国要奴役和统治一个中国这样的大国,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一点,只要想想美国这样的大国要征服越南这样的小国也如此艰难就可知道了。
    
    总之,夸大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作用,认为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能至今还没有独立的说法,是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能力的极大低估和藐视!!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没有媚骨,是以把媚骨装进数亿子民身上为代价,为后盾的。正如梁漱溟所说的“一夫刚而万夫柔”。毛不怕原子弹,是因为“中国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三亿,照样可以搞世界革命”,是因为有无数俯首帖耳被他玩弄于股掌、可供炮灰的百姓供他作赌本,所以才能如此有恃无恐。
    
    从来暴君的尊严,都是以牺牲无数百姓的尊严为代价的。因此暴君的尊严,绝对不是他所统治下的人民和国家的尊严,相反,是人民的耻辱。正如希特勒的狂妄,是德国民族的耻辱而不是光荣一样!一个跪在独裁者脚下的民族,是不可能真正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真正站起来过!
    
    我们必须确立起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种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是不需伟人作坐标的。那种以为没有伟大领袖就不成为伟大民族,将民族之伟大建立在领袖之伟大基础上的“英雄史观的民族自尊心”,其实恰恰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一种民族自卑感的表现!
    
    笔者认为,深刻批毛仍是中国人民观念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或许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问题,他或许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人物。但是,从饱受其害的老百姓的立场来看,就他那视人民如草芥、粪土,无情玩弄人民,愚弄人民、作践人民的反人民思想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下一个完全否定的结论!
    
    
    三、毛泽东的“一边倒”与朝鲜战争对中国的伤害
    
    1、毛泽东出卖中国
    
    中苏论战时,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中,已经道出了中国出兵朝鲜战争的原委:“宁愿自己承担必要的牺牲重担,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最前线,而使苏联处于第二线。”这是一个阵营的问题,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使苏联处于第二线”是出兵的实质。我们许多作者却在那里自以为英明地嚷嚷,搞出个“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论来,甚至有人还称:此仗在朝鲜打要比在中国打要好。确是浅薄得可以!毛泽东要“一边倒”,得给斯大林送点礼。后来,毛泽东周恩来都说过,正是因为抗美援朝,斯大林才承认我们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要被承认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为什么不能一边也不倒呢,中华民族不是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国民党倒向美国,共产党就要倒向苏联。国民党倒向美国时,蒋介石只是想利用美国阻止英、法重返旧地。同苏联还是修好的,至少不替美国去打苏联。苏联自己也不时同美国拉拉扯扯,我们倒向苏联就一定要同美国势不两立吗?事实上美国抛弃蒋介石比苏联还早,苏联大使馆(而且只有苏联)随国民党搬去广州,美国大使却留在南京等着解放军。为了执行斯大林7月11日“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的指示,毛泽东就定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以便“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李涛将军奉命发表声明:拒绝一切美援。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把他轰走,接着几篇文章把美国佬骂得体无完肤。压根儿就没打算同美国打交道,这在外交史上确不多见。莫洛托夫说,成功的外交胜过几个集团军。毛泽东根本不知此理,他只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并一心充当反帝急先锋。不错,美国佬扶蒋反共。而苏联曾把大批日军装备交给中共,并限制蒋军进东北,帮了大忙。知恩图报也属情理之中,但打这一仗终归不是为我们自己。“保家卫国”不如叫“保苏卫朝”还更贴切些。而且,正是这个“保家卫国”,一度被金日成利用,说中国出兵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并非是为了帮助朝鲜。
    
    我们至今没有朝鲜战争牺牲的准确人数,1951年3月1日在我军节节胜利时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就说我军已伤亡超过十万人,并打算“今明两年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周恩来总理曾说过,我们在朝鲜牺牲了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现在许多著作上的数字,称我方与美方伤亡比为1:1.7;天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伤者不算,因为我们的战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而美国少爷兵擦破点皮就算受伤。朝鲜人不算,包括早调给金日成的4万名四野的朝鲜族将士。仅中国军事博物馆统计,我军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71,669人。美国佬的数字是战死24,965人,失踪12,939人,被俘3,697人。其盟国死2,597人,失踪1,925人。死亡比例为4/1;(2000年五角大楼发现当年统计失踪和阵亡重复了三千多人,本文未予考虑。)如以1:1减去1950年12月底以前的双方死亡数,(许多文载,仅第二次战役就歼灭美军24000人。我军仅九兵团长津湖一役就减员四万人。)即3、4、5次战役及以后,死亡比高达15.5/1!如果再把中国出兵前美国佬的阵亡数减去,这个比例就更不堪入目了。
    
    最惨的还是朝鲜人,家园涂炭不说,同胞相残双方军队战死和失踪共429197人外,仅平民就死了二百多万!但对于独裁者而言,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所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就坦然地说“死一个人是场悲剧,死几千人就变成统计数字了。”1942年他还告诉丘吉尔,他的红色恐怖时期不象外界所传杀了五百万人,而是“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这样换来永久和平,不是坏事。他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还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罢了。更有甚者,他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金日成当然也不会为二百多万朝鲜人的死有任何不安,只要他的独裁统治能保住,那就是伟大的胜利。
    
    宣传说,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幻想,迫使美帝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事实又如何呢?
    
    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决议停火时,经斯大林批准,22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撤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停战协定开始谈判时,美方拒绝谈政治问题,这几个条件除撤军一条外,其他各条都没有提到谈判桌上;而撤军这一条谈判中也被否决;我方后来提出的“以北纬38度线为双方停战的军事分界线”以及“确定双方释放现在双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也全都落了空。美方出尔反尔坚持的实际控制线代替了我方坚持的“三八线”;美方的自愿遣返代替了我方坚持的全部遣返,14235名志原军战俘拒绝遣返,绝大多数去了台湾。(哭笑不得的是:老美说,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战俘自愿去台湾,也就是回到了中国。遣返回大陆的6670名战俘全都受到迫害,直到1980年9月27?中发(80)74号“文件”后才陆续平反。我们自己用行动证实了美国佬当初“毫无根据的谎言”。)相反,美国的要求却几乎全兑现了。谈判的每一次进展,都是我方让步取得的。毛泽东后来也说,朝鲜停战协定就是妥协。难道这就是“迫使美帝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再看经济方面。1951年军费52.64亿元,占总支出的43%,建设费只占28.7%。1952年军费占32.9%,1953年占34.2%,但绝对数都大于1951年。而1950年军费占41.1%,建设费占25.5%。仅抗美援朝欠下苏联的债,便达34.85亿卢布。占1965年还清苏联债务的61.4%。这些人民的血汗基本上都花在朝鲜战场。更可气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中,竟有相当数量是二战时美国无偿援助给苏联的。
    
    为使后方安定,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镇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杀了一百多万人。这显然也是扩大化了的,也是二十多年不断的“运动”的开始。10月26日又下达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称:“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情绪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宣传中所说的全国人民热烈拥护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没有经历过那种运动场面的人,是不易体会那种恐怖的。
    
    
    2、毛外交的偏激
    
    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是一个荒唐透顶的唯心主义逻辑。按照这个逻辑是无所谓是非曲直的,只要认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如果认定是敌人,则黑的是黑的,白的也是黑的。当然也不存在外交,只有斗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国当成了大苏区,接下去就是搞世界农村包围城市,就要打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就要投靠斯大林。当然需要表现得立场坚定,不共戴天。用鲁迅那句:“叭儿狗比它的主人更严厉”来形容,并不过分。就是斯大林,也只不过是同美国明交暗斗,从不曾要苏联人“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更没有要苏联人同美国“不共戴天”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逻辑被狡猾的艾奇逊发现并利用。1951年1月13日,英、法等西欧国家在联合国提案:立即停火,并进一步寻求和平新措施;外国从朝鲜撤军;让朝鲜人民选择政府为朝鲜统一作出安排;建立适当机构解决远东问题,包括台湾地位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在内;该适当机构由美、英、苏及共产党中国代表组成。也即“五步方案”。
    
    艾奇逊发现此提案对中方极为有利,基本上满足了中共所提出的停火要求。如赞成它将必然在美国造成政府危机;但如反对它又会落下破坏和平的罪名,并使中共被世界认同。他绞尽脑汁制定冒险计划:让中国替美国反对该提案。他对杜鲁门说,如果中国反对,其他国家就会站在美国一边,一道指责中国侵略。杜鲁门无可奈何批准了该计策。尽管美参议院已对此提案激烈反对,但艾奇逊却布置美驻联合国大使公开称赞这一方案,并指示美国投了赞成票,使该提案在第一委员会以6:6得以通过。塔夫特参议员称之为:“合众国同意的最完全的投降”。这消息沸沸扬扬弄得满城风雨,其目的是促使中国反对。
    
    如果按照彭德怀建议赞同此方案,美国将极其被动。赞成它则使中共大获全胜。此时我军已达37度线,即使撤回“三八线”也是凯旋;美国国内必然沸反盈天。反对它便落下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臭名。美国佬提心吊胆地干等。美国著名政论家约翰.斯帕涅尔评论:“如果中国在那时同意谈判,战后的政治地理和国际形势就会同现实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一定会更加有利。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能够作为不败的胜利者使美国怀有中国强大的印象来到会议的座位上。但是,过低估计美国的北京政府,希望继续进行战斗,以争取彻底的胜利。”
    
    1月17日,彭德怀关于接受此提案的建议被否定。经斯大林批准,周恩来答复联合国:“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予以同意。”毛泽东的荒唐逻辑终于使他上了艾奇逊的刁当!美国佬如释重负,艾奇逊欣喜若狂,他立即宣称:“我们必须清醒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意停止他们对联合国的蔑视。”紧接着,美国在1月20日向联大提案:谴责中国是侵略者、并商讨针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措施。2月1日联大通过了这个提案。虽然我们可以不予理会,但给自己造成广泛谴责,还帮助美国解脱窘境决不会是外交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何况此提案远比后来签字“停战协议”强千百倍!
    
    
    3、毛泽东报恩主子斯大林
    
    毛泽东对斯大林,早就敬若神明。所谓斯大林一贯压制毛泽东,完全不是事实。对毛个人在中共党内地位而言,斯大林及其控制下的第三国际是关照有加的。1923年共产国际派来中共的代表马林,对毛赞赏不已。因陈独秀等核心人物反对马林“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主张,而毛却积极支持。马林在中共三大上,扳倒张国焘,让毛首次进了中央执委。并兼执委秘书、组织部长,成为三人核心中人物。
    
    1927年5月,斯大林命令中共要搞军队,毛举行了秋收起义。当毛搞湖南农运和秋收起义时,获得苏联给的经费六万元,占1927年中共获得"特别费"的四分之一。布哈林还在国际的大会上,高度评价并发行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乃中共受此殊荣第一人。尔后,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国际公开肯定毛的革命方式,《真理报》称为“史诗般的英雄行动”。几年中,毛泽东的名字在国际和苏联的报刊上出现了六十多次。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根据斯大林内定,毛当了主席。当上海中央迁到江西,毛受到排斥时,莫斯科很不满意,指示:不能把毛排除在军事指挥之外;并驳回中共要毛赴苏养病的提议。当博古企图取消毛的一切职务时,莫斯科批准毛为政治局委员。并电令,严禁对毛采取任何组织措施。
    
    即使是遵义会议,中共选举张闻天为领袖,周恩来为军委书记,毛只进了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搞军事。但莫斯科不理会其他人,只宣传毛。把毛的文章精美印刷成十几种文字发行。还把他排在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之后,成共产国际第三号人物,是“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并以专文介绍毛,结尾说:“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
    
    长征结束前后,张国焘仗着人多枪好,纂党夺权、自立中央,甚至威胁毛的生命时(但根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并没有暗害毛泽东的任何阴谋);共产国际特派员林毓英(张浩,林彪之兄),向张国焘及其“党中央”宣布:共产国际只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党的领袖。于是张只好认输,毛因此获胜。中共和红军也避免分裂。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反蒋”方针。1936年4月,季米特洛夫正式表态,要求废止反蒋口号,与之搞统一战线。并对毛组织援款,此可谓雪中送炭。毛感激不尽说要“饮水思源”。当王明回国,乃致威胁毛的领导权时,季米特洛夫在关键时刻代表斯大林表态:中共中央还是应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命令王明不得再与毛争权。这样,1939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传达此话之后,王明认输,毛泽东第一次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莫斯科立即转载了此报告,还发表了毛的生平传记。可以说,毛的地位是与斯大林分不开的,他心知肚明。
    
    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舆论一片哗然,连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也感觉狼狈,大批党员退党。全世界只有毛泽东发表《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为之辩护。斯大林喜出望外,将此文大量印发。同年斯大林六十大寿,毛在延安为其集会庆贺,发表了《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讲话。他后来说,此文是真情流露。他称:“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明明斯大林不但不实行列宁关于“把沙皇从中国掠夺的一切还给中国”的宣言,继续霸占沙皇割去的15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还进一步出兵占踞外蒙古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却颠倒黑白说:“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颇为讽刺的是,斯大林趁火打劫,后来更要去了中长路、大连、旅顺等特权!最后是,除苏联外没有一个国家在中国有特权。
    
    关于《日苏中立条约》,明明是苏联急切要求,日本迟迟不肯,毛却说:“苏联是否愿意订立……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结果斯大林在此条约中承认“满洲国”,换取日本承认“蒙古国”。当然,毛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已经承认蒙古国了,但苏联承认“满洲国”、让日本腾出大量兵力来对付中国难道也“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冲突”吗?稍有眼光,就能看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必将损害中国!事实上,此条约一签订,日本立即挥师南进,放心地向中国扩大进攻,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灾难。“三光政策”就是在此次进攻中实行的。斯大林对中国的掠夺与伤害是最凶残的,并不亚于日本天皇!
    
    此后毛在延安搞整风,让全党学《联共(布)党史》等苏共文件。王明反击,关键时任弼时和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批评,王明撤底垮了。毛的权威空前地立起来了,1944年1月2日,毛致电莫斯科:“我向您保证并且可以担保,中国共产党热爱并且深深地尊敬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到中共七大,毛正式当了党主席。他的9篇讲话,回回大讲特讲苏联和斯大林,敬重之情溢于言表:“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有今日的。”“共党是全世界的模范,全世界的总司令”,“斯大林是不是领导着世界革命?当然领导”“领袖是谁?是斯大林。有没有第二个人?没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人,都是斯大林的学生。马、恩、列、斯,三个死了,一个活着,就是斯大林,他是我们的先生。”
    
    苏军进入东北后,斯大林更是空前地帮了大忙。他急令中共进军东北,且严禁美军、限制国军进入。把大批武器弹药交给中共,仅苏远东军第39集团军就交付:1565门大炮、2139门迫击炮、600辆坦克、860架飞机、12000挺机枪、2500多辆军车、13000匹战马外加679个仓库物资。其中不少是美国援助给苏联的武器。这使毛提前打败了蒋介石。1949年2月毛对米高扬说,解放军入关时,把苏制武器都留下了,为的是宣传我们的武器都是缴获蒋军的。
    
    只是在1948年6月铁托反目之后,斯大林才开始怀疑毛会是“东方的铁托”。但毛这边却是痴情一片,决心投靠斯大林的。他要求参加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不准。1949年6月30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宣布要“一边倒”;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正是斯大林在此前提出并要求各国共产党予以执行的。
    
    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请示报告表示:新中国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须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该报告还更清楚地解释了“一边倒”的含义:“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这个令人肉麻的表态,连斯大林也接受不了。他11日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允许的。”翌日,刘将此答复报告毛。
    
    14日毛回电:“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消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不仅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没有一个大国如此卑躬曲节向一个外国表示臣服的。”毛泽东决心要拿中国的“局部利益”去服从斯大林的“世界利益”,并用实际行动充当斯大林的“一个方面军的司令”。他要报答斯大林,但他也清楚这在全党全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不但不要留文字记录,而且不能“向党内外宣布”。那时正是斯大林在欧洲输出革命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于是他的输出革命便成了中国的方针,在这方面毛泽东使我们走得比苏联更远。
    
    
    4、毛泽东积极投身世界革命企图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
    
    朝战之前,1949年4月3日,毛泽东召集几个民主党领导人就北约成立发表声明,宣布要同苏联阵营携手并进,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永久和平。11月16日刘少奇就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亚、澳工会大会上宣布:“越南、缅甸、印尼、马来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作得正确的。”“而武装斗争则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在国内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革命的工人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要想避免采取上述的道路、而采取其他轻便的道路以求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那是错误的。”公开鼓动别国反政府武装,颠覆别国政府。
    
    他在11月23日向北京各界所作的报告中还宣布:“中国工人阶级除开在国内要担负恢复经济、提高生产的繁重的领导责任之外,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样一种国际责任,是不能也不应该推脱的,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这是一种光荣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充分的国际主义精神,愉快地诚恳地来担负这种责任。”这说明,我们已经乐此不疲地投身到世界革命中去了。
    
    1950年1月,对于新中国是关键时刻。英国、法国都表示要同我国建交,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摩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又表态把台湾划出美国的防御圈,甚至明说没人能保证它不受军事攻击。这其实是告诉我们,美国想同新中国修好。如果以中国国家利益为原则,就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建设独立的中国国家利益需要的外交。
    
    但毛泽东为了他的“一边倒”能实现,于13日批准中国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当然苏联除外)、接收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及把美国驻华使领馆全部挤走。他马上将此决定特意告知苏联,并说明他的目的就是“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况且,当时的蒋介石也陷入恐慌之中。海南岛解放后,蒋介石就试探和谈。由蒋经国召见李次白,叫他当秘使赴大陆。李次白是陈毅哥哥陈孟熙的妻兄,1950年6月韩战爆发前他通过陈孟熙找到陈毅。陈请示中央后答复,我们不急于打台湾。此信息刚传回台湾,朝战爆发,和谈梦断。
    
    事实上,斯大林已一再斩钉截铁地拒绝帮助中共解放台湾。毛求援不成,且于49年10月打金门岛遭惨败,九千余人全军覆没,实际上已放弃了短期内解放台湾。但仍在积极准备自己解放台湾。朝战一开,美国军舰开进台湾海峡,尽管我们在宣传上依旧大喊大叫,但在内部指示中已经承认,有美国海军阻拦,此事只能无限期延宕。斯大林1950年10月5日那封电报中全是扯淡。
    
    更有甚者,当美国指责苏联把合并外蒙的办法运用于它所占领的中国北方几个地区时,莫洛托夫要求“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来发表”谴责声明,毛同意了。但1月21日苏、蒙外长声明发表时,中国的声明却是新闻署长胡乔木发表的。斯大林专为此事与毛、周会谈,像老子教训儿子一样:中国的声明“是一文不值的”、“各行其是”、“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等等。毛泽东却一言不发地忍着。无论讲究国格、人格都应该拂袖而去,干自己的事了。比如铁托,宁可受到所有共产党围攻,忍着苏联撤消援助的困难,既不靠苏也不投美,领着小小南斯拉夫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之路,令人钦佩!铁托是为了国家利益不顾斯大林主义原则;毛泽东是为了斯大林主义原则不顾国家利益。
    
    耐人寻味的是,一贯谨慎的周恩来在1964年5月14日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北村德太郎时说,美国对华政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演说和艾奇逊白皮书都说要承认中国。所以解放时美国大使和驻北京总领事都没走。50年初美国还说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战的继续,美国不介入。第二阶段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就翻脸了,出动第七舰队保护蒋介石,不承认新中国。第三阶段从1964年1月法国建交后,美国改变为一中一台了,本质上是两个中国。1965年4月30日下午3点,周恩来又对加纳外长说,1949年美国大使离华前对罗隆基说,如果新中国对美国友好,美国将承认新中国并提供30至50亿美元贷款。罗隆基到北京时,毛泽东已宣布“一边倒”。罗怕被打成亲美份子不敢说,还写信给司徒雷登,叫他快走,没希望了。也是这段时间,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为何要对外国人说这些话,只能各人自己去体会了。
    
    1949年12月12日,刘少奇以军委名义电令林彪、叶剑英、陈赓等,严控中越边界、调查与胡志明联络的道路等情况。“又越南如派人到广西请求帮助时,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你们能否给他们若干帮助?望告。”开始了援越的行动。12月2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刘少奇等:“关于援越武器、弹药、医药物资问题,同意先给一部,然后逐步增加,使越共善于掌握这些物品。”“将来派去军事干部宜任副职或参谋人员或充顾问,似不宜任正职”实际上,1945年9月22日胡志明就要求斯大林承认他刚建立的共和国,斯大林不予理会。46年3月签订《越法初步协定》,7月胡志明访法并与法总理比多会晤,确定了越南成为自由国家并照顾了法国利益。苏联支持这个协定。就在1950年1月,胡志明也到了苏联,再次要求斯大林援助。斯大林仍不答应,就让中国负责援越。毛泽东受宠若惊并当即决定:不同法国建交也要援越。刘少奇对黄文欢说,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毛泽东说:“谁叫我们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准则都放到第二位去了。中国如果同英、法建交无疑会极大地改善新中国的外部环境,极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也就不会有任何封锁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如果和平外交能够获得的有利条件,为什么硬要打一仗反而把它丢掉呢?难道这也算是一种“伟大胜利”吗?
    
    1950年1月18日,我们拒绝了法国承认越南,此时包括苏联在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尚未承认它。3月13日指示已在越南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对军火帮助,交通运输住织的建立”、“建立主力部队及党与政权问题等”提出考察意见。4月,我们开始向胡志明的卫国军(后改为人民军)输送装备和物资,并把新兵逐批接到中国来,为其换装及军事训练,使之成为正规的军队。7月陈赓、韦国清带队到越南,指挥越军打仗。我们还说服越南把军队开进了老挝和柬埔寨。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告知越共中央:“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后来我们的军事顾问也开进了老挝。至于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在世界革命面前并不重要!须知,此时并没有美国威胁中国的任何事情,甚至法国请求美军派空军协助法军作战也被美国拒绝,反倒是老美向中国频送秋波。
    
    到日内瓦谈判时,越盟代表团团长范文同表示,以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为主签约。周恩来反对,称如立即停火则拿不到河内、海防及红河三角洲地区;普选于越共不利。越南本可和平建国,但那样就不是越共的天下了。毛泽东是不顾一切也要帮越共夺得天下的,以壮大社会主义阵营。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没有这个决心不行。”这也算“保家卫国”吗?“最大的民族牺牲”都要承担了,保谁的家、卫谁的国?!这个决心其实就是为了斯大林主义宁可拼掉我们自己的一切!
    
    到六十年代,北越并没有被攻占,对我国也无任何威胁。我军照样开到越南,协助胡志明解放南方,牺牲并不亚于朝鲜战争。1966年11月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那时的马来亚、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只要成立共产党搞武装斗争,要钱给钱,要枪给枪。我们的外交成了这样一种姿态:邻居家只要打架,咱一定得去掺和。当然得有一位自称是咱的哥儿们,用周恩来的话说:“这就叫做为朋友两肋插刀!”
    
    
    5、朝鲜战争对中国的伤害
    
    这样的“外交”使邻国对我们敬而远之:继美、泰于1950年10月签订军事协定之后,11月20日印度军队趁机占领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1951年8月30日菲律宾同美国签订《美菲联防条约》;9月1日美、澳、新签订《太平洋安全条约》;9月8日旧金山和会通过《对日和约》、日美签订《美、日安全条约》;1953年9月,美台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10月1日美韩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1955年1月11日美国、巴基斯坦签订《美巴防御援助协定》、5月15日柬埔寨同美国签订《军事援助防御协定》。这些条约明显都是针对我国的。
    
    1950年7月20日,美国取消了所有已经核准往中国物资的特种许可证,并禁止一切出口管制物资进入中国,对中国实行全面战略禁运。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和经济封锁的决议。10月27日,巴黎禁运机构中增设了专门控制和监督对中国实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到1953年3月,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国家达45个。
    
    如果说,美国占领了北朝鲜,东北将受到威胁,从而国无宁日成为我们出兵的充分理由的话;但抗美援朝换来如此包围及封锁,难道不是自己找来更多的麻烦吗?尤有甚者,只因为苏联否定了斯大林,我们就同它势不两立了。我们“一边倒”还换得了1963年7月《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协定》。直至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及新疆边境武装冲突。难道苏、蒙边界的威胁不是连北京都在内了吗?何以就不可怕了呢?其实无论内政外交,意识形态的原则才是第一位的,斯大林主义才是毛泽东至高无尚的理想。国家民族只不过是他实现这个理想的本钱,为了使这个理想在全世界实现,损失一点本钱是无所谓的。朝鲜战争从头到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宣传说朝鲜进攻韩国是内战,美国不应干涉,这是朝鲜的内政问题。但如上节所说,我们煽动东南亚国家武装夺取政权,并为此提供军事援助,是否干涉内政?1956年匈牙利事件更加只是内政,尚不成内战;苏联原来不打算出兵,恰恰是中共极力主张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毛泽东也说,是他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苏联才出兵的。我们还指责苏“一度准备采取投降主义政策,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抛弃给反革命。”(《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1963.9.6)这与我们自己1954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好自相矛盾。
    
    而马克思主义正好是反对输出革命的,恩格斯1882年9月就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他的教导果真灵验,斯大林把革命输出到东欧,结果是苏联也解体了。同样,我们出动了几十万人,花了二百亿美元(1950--1978)支撑起来并由我们帮助解放了南方的越南,刚胜利就反华。大肆迫害和驱赶华侨,除回国的16万人外,葬身大海的不计其数。并宣称中国的援助是施加压力、迫使越南改变路线的工具。接着又在南海和边境挑起领土争端。
    
    更为甚者,1978年夏,越共四届四中全会竟然确定把“中国作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是“新的作战对象”,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的口号。1979年8月还作为国策写进了宪法!这也算安全的环境吗?至少美国不曾以中国为头号敌人,即便朝战进行中,美国佬也只把我们作为“第二梯队”看待,更别说写进宪法了。
    
    最终越南于1979年2月同我们打了一仗。这一仗又是我们为支持波尔布特而打的;可连士兵的底裤都是我们供给的波尔布特,曾经拿着中国枪支屠杀了十几万柬埔寨的华人!当时以姚文元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却对双手沾满华人鲜血的波尔布特大加赞赏表示祝贺!对此,哪一个还有良心的中国人,心头能不流血?!
    
    抗美援朝是毛为斯大林输出革命的最大举措,它博得斯大林的好感,(1960年7月,周恩来说:“他(斯大林)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我们终于踏进了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也确实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只是,这张门票似乎太贵了!为了它,使得我们同大半个世界对立了二十多年;斯大林1950年10月3日电报所称:出兵将使“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结果正相反,非但美国没放弃台湾,反同台湾签了防卫协议,使台湾问题直拖到现在;还加快同日本缔约,并排除中国。苏联不理会中国的不满,跑去参加旧金山和会,虽因利益受损拒绝签字,但和约依旧通过了。唯一能使毛泽东宽慰的,是蒋介石也被排除在外。日本军国主义因而逃过了彻底清算,我们至今还要认真对付;日本鬼子则趁机在大陆与台湾之间投机取利;中国还成了大半个世界的封锁对象,加剧了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外交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周边国家边境纠葛不断,排华事件此起彼伏;乃至于毛不得不以让地给钱的方式表现天朝大国的风度。1956年12月,周恩来访巴占克什米尔,主动提出把坎巨提地区割给巴方。巴基斯坦喜出望外,他们从未奢望过!此举明摆着会得罪印度,大姑娘生儿子---出力不讨好的事,天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其后又以英国殖民主义者提出的、蒋介石拒不承认的1941年线签订中缅边境条约,割让了数万平方公里领土;同样,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外蒙古甚至苏联的边境条约,没有一个不是以让地给钱的方式签订的。以此来挽回一个和平的国际形象。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印边界,牺牲了那么多生命,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却白送九万平方公里西藏最好的土地给印度,令全世界想不通。这与清政府割地赔款又差得了多少?难怪1975年5月邓小平访问法国时,德斯坦总统也对我们的领土政策感到十分不可理解。
    
    当苏联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时,毛的心态很不平衡,又为斯大林问题与苏联闹翻了,我们不得不两面受敌;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之后,我们只落得两袖清风。无奈之下,毛泽东捡来个不伦不类的"三个世界"理论,企望成为一群小朋友穷国家的头儿,继续在世界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了成为斯大林的继承人,领导世界革命,一会儿“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人民却以为我们有病!一会儿“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卡斯特罗转过身就跟着苏联骂中国。一会儿又去支援非洲革命,勒紧裤腰带省出钱来给坦、赞修铁路,毛说,宁可我们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到处援助非洲国家,人家拿完钱还是跟着西方跑。比如蒙博托,一来中国老毛就给了两亿无息贷款,人家转过身去立即跟美国套近乎。又比如拼命支持曼德拉,他当上总统后继续亲台,并说:中国人没有理由把自己解决不了的两个政权问题让别人来选择一个。
    
    我们的人民节衣缩食,毛却拿宝贵的外汇援助阿尔巴尼亚,从50年代到1978年共计55亿美圆。即使是饿殍遍野的困难时期也没中断。结果是1976年阿共七大成了大肆攻击中国的大会,指责6000名中国专家“怀有损害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蓄意图谋”。即使是朝鲜,1953年11月金日成访华,中国宣布,朝战时期中国援助的全部物资和现金全部无偿赠送外,再赠送八亿人民币。结果并未能阻止金日成一度反华。早在1950年10月,金日成就以“反革命反党宗派分子”罪名整掉了金雄、金武亭等高级将领;同时以“间谍宗派”的罪名,清洗掉朴宪永、李承烨等南方共产党;最终把方虎山等中共调拨给他的四野将领全部整掉,把南侵失败的罪责都归于朝共和中共。重用苏联派人员,实现金家王朝一统天下。
    
    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慷人民之慨,成了最弱智的外交路线。直到1985年,吴学谦外长在全国人大会上宣布:“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国际重大事件,按照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决定对策。”这才算把荒唐的以意识形态定是非的“毛外交”纠正过来。
    
    如果不是那场朝鲜战争,后来也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和金钱,去同“第三世界”套近乎,争取早就可以取得的“外交胜利”。毛泽东一直沉浸在斯大林主义的泥坑里,以列宁、斯大林的接班人自居,沾沾自喜于马克思主义新的里程碑的黄粱美梦中。珍宝岛的枪响和林彪的背叛,才使他意识到内外交困的滋味不得已搞出来个“乒乓外交”。“一边倒”的代价何其沉重!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不再有当年那种“浪遏飞舟”和“还看今朝”的豪气。而以低八度说出了那段著名的血雨腥风中交班的绝唱。以意识形态为原则的外交和内政,都是悲剧。
    
    
    
    四、毛泽东的偶像鲁迅先生原来竟是汉奸!
    
    让人想不到,真实的鲁迅!
    
    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强加了一种观念:鲁迅是中华民族之魂!这有1936年鲁迅逝世时身躯上所覆盖的“民族魂”旗帜所证。后来读书,几乎每个学期都能读到鲁迅先生的大作,比如《祝福》、《阿Q正传》、《纪念刘和珍君》等等,特别是《纪念刘和珍君》里面,”真的勇士,是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云云,更加成为年青人激励自我的名言。再后来,曾经就读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更加以鲁迅为荣;再后来,自己的文章被一些关心的朋友所劝阻:”你的文章有鲁迅风格,千万要小心”时,也愈发沾沾自喜。不知道是不是爸爸所担心的“读书越多越反动”还是终于长大了,到了今天,我忽然问自己一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汉奸?
    
    正是从鲁迅之死开始,我才开始怀疑鲁迅的人格,怀疑他作为中华民族族魂的资格!想想看,鲁迅是死在怎样的时代?1936年末!
    
    这个时代是什么概念?一方面,小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从甲午之战后成为中国头号仇敌,继占领台湾之后,占领朝鲜,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关键时刻,日本鬼子公然于济南割鼻挖眼残杀中国大使以挑舋和试图掀起侵略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无恶不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派出精锐陆海空师团攻打上海,遇到国民政府19路军浴血抗战,上演“八百勇士”记;1933年侵略热河,策动外蒙分裂……可以说,日寇无日不在梦想吞灭中国,无日不在增兵中国,在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之前早已经完成了对北京上海华东华中军事包围的准备,所以才能在北京“芦沟桥一枪”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席卷半个中国。另外一方面,国民党成功推翻满清罪恶政权后,两次失去执政机会,一是孙中山主动妥协,以总统之位换取北洋军阀统帅袁世凯的倒戈,二是国民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胜,党魁宋教仁在天津被袁世凯刺杀!之后国民党发动北伐,以军事的胜利促进政治的统一团结,终于实现形势上的统一,来面对气势汹汹的小日本帝国的杀机。为了在极短时期内达致国家现代化之路,蒋介石先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军事上,对外引进德国、美国先进军备,对内采取宽容政策,收编地方军队,让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进入决策圈,统一在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比如李宗仁、白崇禧、阎西山、冯玉祥等等,不管他们是不是反对过中央政府,政府都采取宽容妥协政策,以尽可能团结对外,避免牺牲;在经济财政金融政策上,从1927年到1937年间,国民政府改两为元,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年增长率百分之二、三十以上的速度成长,甚至有的年度成长率高达百分之百!至于上海,更加成为国际著名的远东第一都会,发展速度与国际接轨,甚至有了70年后共产党政府才有的股市交易制度。在文艺上,不仅这十年是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真正时期,各种思潮涌现、名家繁星罗列。文艺要反映时代变化,表达时代的情绪,于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听到了属于真正族魂的歌曲《黄河大合唱》,听到《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听到战士们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生活方式上,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破除陋习,树立文明卫生之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女权运动”,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教育政策上,国民政府更加不遗余力,建立起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塑造了具有自由竞争有容乃大风度的名牌大学,是今天的大陆所谓名牌大学们所望尘莫及的!可以说,从北伐之后到抗战之前的十年,是中国迅速医治封建创伤民族贫弱恢复健康保存体力的十年,是厉兵秣马整肃军纪强化国防扩大外交备战强敌的十年!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你能从鲁迅的文章中看到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日本的杀气腾腾迫在眉睫的威胁吗?你能从鲁迅的几百万言所谓大作中看到国民政府的哪怕是一个积极的进步吗?
    
    很难置信,在这样一个枕戈待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百废俱兴经济腾飞的时代,鲁迅的眼里没有日本的武士刀在屠杀和正在准备大屠杀,鲁迅的眼里没有国民政府竭尽全力于内外交困中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鲁迅的百万雄文中没有一个字眼的抗日言论!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中国就象一个铁的黑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的人都在昏睡,如果有人醒了,会更加痛苦,还不如睡死的好,除非有外面的人把这屋子打破!(大意)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说中国人没有自救的能力,只有被日本人侵略占领杀害才能有生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说:“费厄泼赖(FAIR PLAY,公正游戏规则,即科学文明制度)应该缓行,对资本家的乏走狗(指国民政府)应该痛打落水狗!”我们就不明白,鲁迅在那样一个民族生死维艰的关头,怎么就不号召“痛打小日本野心狼”?!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无不尽冷嘲热讽挖苦诬蔑之能事,讽刺“新生活运动”,讽刺文艺界“国防文学和抗日文学”的口号,我们不明白,文艺家身为时代的记录者和表演者,怎么可以对日本的巨大威胁无动于衷?当时军队在备战,人民在奉献,艺术界发起“抗日赈灾义演”、“慰军演出”、“抗日话剧”,文学界虽然有“国防文学”、“抗日文学”之争,但都是在尽国民的责任,为什么所谓的“族魂”却这样冷酷无情地讽刺嘲讽这一切的努力?甚至,鲁迅的作为,是在讽刺中国一切的一切,包括中药中医,包括传统文明和儒家文化,包括历史辉煌和科学贡献,包括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看上眼的,什么,“决不看中医”,什么“中国的书缝里,只写着两个字:“吃人”!甚至,要彻底废除中文,什么“中文不灭,国无希望”!
    
    很遗憾,看鲁迅的书,两个感想:一是国民政府真宽容,可以让他这样“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文章横空出世,公然在“申报”等中国大报刊上发表(即使如此,鲁迅并不满意,出版《伪自由书》
    
    二是中国完了,没希望了,很消极,很压抑!看看阿Q,居然被学者认为人人都是阿Q,我呸-----阿Q那样无赖无耻,怎么可以代表中国人形象?如果30年代的中国人有一半是阿Q,我们不等日本人打,自己就灭亡了!而鲁迅的眼里,人人都是阿Q,所以中国被灭亡的命运,在鲁迅看来,就是“黑暗的铁的牢不可破的屋子,里面的人阿Q一样地在熟睡中闷死过去”!其它的形象更加不用说,用今天的话说,没有一个“符合主旋律”,没有一个是鼓舞人心的“英雄模范”,我们看到的,是“伤逝”里萎萎缩缩的小知识分子,看到的是“祝福”里不能抗拒悲惨命运只有被吃掉的“祥林嫂”,一句话,鲁迅是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不过,鲁迅只给我们看“黑暗面”而已,仅此而已,看了之后你会感觉浑身无力,觉得那个时代一片黑暗,你绝对不会想到为国捐躯奋斗,唯一的出路要么推翻政府,就象共产党所做的一切;要么接受日本鬼子“打破黑屋子”,就象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所做的一切!
    
    我曾经怀疑,周作人和鲁迅一向感情良好,日本人侵略中国,周作人迅速成了汉奸政府的高官,是不是曾经受鲁迅的影响颇深?如果鲁迅是个坚定的抗日主义者,以鲁迅的威望名声,在文章里对日本鬼子如果稍作攻击,我想在当时的民族精神上,该是多大的促进,该激荡多少年青人保家卫国的心?同时我又想到,鲁迅长居上海租界,与日本人内山书店老板相好,而在战争阴云密布下的中国上海,内山书店是否名为书店暗中却暗中搜集中国情报?或许我只是个人瞎联想,然而,在全国一片抗日形势下,在人民拒买日货焚烧日店的形势下,鲁迅先生却躲在日本的书店与老板喝茶,谈中国“5000年只写着‘吃人’两个字”,谈中国社会的黑暗丑恶与没有希望,谈“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谈要痛打“资本家的乏走狗”---国民政府……不是太奇怪了吗?对了,我也差点忘记了鲁迅先生的书曾经就在内山书店出版并由内山书店贩卖,如果内山老板没有弃暗投明,放弃对日本天皇的效忠的话,那么,我想鲁迅先生的书肯定不会有鲜明的抗日思想,不会对“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有冲突,才能在日本人的书店贩卖!  
    
    还有,让无数鲁迅迷们所难以想象的是:1932年1月28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人疯一样进攻上海,当国军19路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的时刻,鲁迅先生在1月29日,就急急忙忙躲到------日本人的内山书店,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持的时候,鲁迅在避难所整理《三闲集》,《二心集》!
    
    尽管无数的学者可以给鲁迅涂脂抹粉把他描绘成一个所谓的“民族魂”,尽管共产党可以感谢日本人的侵略给了他们夺取政权的唯一生路,也顺便感谢鲁迅对国民政府的攻击;尽管鲁迅的文章确实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然而,我要说:鲁迅,绝对不配当中华民族的“族魂”!一个对中国的文字都看不惯要彻底消灭的人,一个对中国的历史看成一片垃圾的人,一个对中国的古代一切文明传统都看不顺眼的人,一个对抗日救难国民政府的努力冷嘲热讽的人,怎么有资格做中华民族的“族魂”?!我们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伟大的导师,在国家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却可以文章里不发一言,鲁迅如果不是无知,如果不是汉奸,最少,他是一个亲日的“堕落文人”,是一个大汉奸的亲哥哥!有很多年青人崇拜鲁迅,那么,就让我彻底打碎这个神象:鲁迅,在和许广平小姐结婚后,许广平这个北京女师大的学运和抗日领袖,在鲁迅的约束下,竟然成为一个不能参与社会活动的家庭妇女,为此,鲁迅和许广平曾经发生多次严重冲突,几度面临离婚处境(其实只是长期同居而已,鲁迅早于1905年有发妻,但未尽丈夫义务,与许同居却又没有给其夫妻名份)!而“族魂”鲁迅,在日记里这样记载:某月某日晚,“洗脚”一次;某日晚,再“洗脚”一次……“洗脚”者何?和许广平做爱而已!把和妻子的做爱形容为“洗脚”,这是怎样的侮辱与伤害?这是怎样的高傲与自大?本人不才,遍阅史书,鲁迅先生所视为粪土的人物们似乎还没有人对自己的妻子这样污蔑,倒是日本男人,对自己女人的鄙视与高傲,与鲁迅先生的“洗脚”颇为类同,从日本女人的跪式服务中、我们可以联想一二。
    
    
    还有一个光环,是鲁迅自述说: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日本电影,看到麻木的东北民众,要么做了被杀的木头,要么做了无赖的看客,因此认为,强健民族体魄是无用的,医治心灵尤为重要,所以愤而退学,开始创作云云。我们一向认为那是真的,直到我读到一篇回忆录,才知道鲁迅很会撒谎。那篇回忆录说,大约在1918年,身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干部的38岁鲁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据),作者作为同事有一天去看望当时的周树人先生,看到他在家意志消沉,无所事事,旁边桌子上有一篇小文章,是该凡人打发时间发泄无聊的玩艺,作者看了觉得不错,就劝他说:既然你无事可作,不如写写文艺作品发表;周先生就怀疑地说,“写作有用吗?”作者就鼓励他,然后……我们就知道了,现代史上的神----“鲁迅”诞生了!但是,我们也就知道了,所谓在日本留学辍学,是因为看电影受刺激发愤著作以医治国民精神云云,全是扯淡!因为按照时间推算,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已经是留学日本之后十几二十年了,鲁迅为何还没有专业写作?为何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写作的精神医治作用?还担心“有用吗?”何况就算鲁迅当时真受了电影刺激,要写作,也完全没有理由在丝毫没有写作基础和经验的基础上,忽然辍学专门写作!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初出国门的青年,忽然放弃留学专门写作以“医治国民精神”,除非他疯了!何况,作为写作行内人来说,没有足够的文学修养和生活阅历,根本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根本达不到他想要的“医治国民精神”的效果,这就是鲁迅为何在回国十几年后任职教育部闲暇有空之时才能写作的原因!而鲁迅辍学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个人推测,一是因为我们众所周知的鲁迅家庭发生变故,父亲早死,经济困顿,难于继续支持鲁迅留学,二是鲁迅所就读的仙台医专,是一个私立的偏僻乡下的野鸡类学院,鲁迅的日语还没有过关(鲁迅散文《藤野先生》里交代他交上去的作业,几乎布满了红XX,藤野先生不仅要改他的答案错误,也要不厌其烦地给其修改日语语法和单词的错误),而学习成绩也颇为糟糕(藤野先生如此负责和善待鲁迅,他所教的那一门课鲁迅也就好不容易混了个及格),根本申请不到奖学金,虽然有藤野先生热心帮忙,也难有起色,这严重挫伤了鲁迅的自尊心,鲁迅既经济困难,也开始对医学学习有畏难情绪,觉得前途迷茫,不宜久留,所以就借回国结婚之机辍学,滞留东京5年之久,但由于缺乏发展机会,只好回国担任师范教员(鲁迅自称:因为母亲和其它人渴望得到他的经济资助,所以回国任职)。这样说,可能是彻底地打破了“族魂”高高在上的有力支柱,但是却最为可信,接近事实。再说句很不客气的话,鲁迅如果真的有一点“族魂”的精神,有半点“医治中华民族”的气魄,决不至于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重金延聘百般迁就学生们嗷嗷待哺如影跟随的情况下,遇到一点点生活上的不如意就哇哇叫苦然后呆不到几个月就开溜!须知,厦门大学是新创办,当然不可能完事完备,但已经竭尽所能为鲁迅提供方便,而中山大学更是可以迁就到聘请许广平担任鲁迅的助教以方便其工作生活!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在人家最困难最需要的时候,他选择了做逃兵!要不,为什么他自己也自嘲是“骗人家的钱”?须知,1926年时局动乱的250--300元光头大洋/个月,换在今天,相当于月薪3万元!越看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就越生气,越觉得他们无聊兼无耻,互相在比赛唱衰自己的学校,全不知道:教育,本来就是良心的工作!遇到困难,也正好是显示个人才华的时候!看看南洋的“华侨领袖”陈嘉庚,毁家破产为了兴学抗日;看看南洋的“族魂”林连玉,一生为了华教而被逮捕和被剥夺公民权;看看南洋的“新民之父”许峥嵘,为了办学倾家荡产甚至不惜向高利贷借款,连累了后代还债30多年!当然,不比那些,就是比比清朝山东的武迅,一生行乞办学……这些人,这些事,和《两地书》中那个哇哇乱叫、稍不如意就脚底抹油的鲁迅比起来,谁----才是真正的族魂?!
    
    鲁迅是有钱兼有闲的人,他的教授薪水在民国是最高薪的职位之一,他的稿费收入在民国是暴富阶层的水准(民国前一篇评论文章的稿费可以让老舍在北京买一个黄金地皮位置的四合院),他住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和日本老板茶余饭后亲密无间合作愉快,享受着和许广平经常吊着膀子去“大光明”看西洋电影(见许广平回忆录)然后回家用许广平“洗脚”(见鲁迅日记)的乐趣,骂着这个给他骂得体无完肤的内外交困忍辱负重的政府,自由出版着《伪自由书》,他还觉得这是“伪自由”,他到底还想怎样啊?
    
    然而,他仍然“出离愤怒”了!他这样表达对祖国的感情:“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写在<坟>后面》)“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面前站着一个(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的)中学生的话,我说:第一步要争取言论的自由”(《答北斗文学社问》)“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象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本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什么全都是一样……”(《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 <我要骗人》)“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答文艺新闻社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国民党掌权的时候起…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在鲁迅的眼中,中国的前途只有灭亡一途:坟!在鲁迅的眼中,他躲在上海的租界,通过民国大型报刊公开臭骂羞辱政府所享受到的超高额稿费,不是自由言论的象征!在鲁迅的眼中,他认为中国的文化等同于垃圾,中国书会害人杀人!在鲁迅的眼中,中国青年的动辄被日本人杀戮,不是因为日本人残酷残忍,而是因为我们不认真!在鲁迅的眼中,我们的大水也没有日本的水温柔,什么都比,却忘记了日本没有长江黄河!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是注定要象蒙古人那样征服中国的,日本的“勇士们”,亏我们的“族魂”喊得出!在鲁迅的眼中,日本人不是在侵略东三省,而是作为教授来“惩罚”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鲁迅的眼中,国民党成立以来到他发表这谈话的1934年,除了造监狱没有别的事可干!
    
    鲁迅,某些人所谓的族魂,是怎样对待我们的祖国和抗日爱国运动的呢?《双十怀古》、《九一八》、《黄花节的杂感》、《航空救国三愿》《沉滓的泛起》、《真假堂﹒吉柯德》《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而作》……除了尖酸刻薄、无耻攻击之外,谁能够看出鲁迅这个所谓的族魂所发出的哪怕是一句真心的对祖国的期待、对烈士的崇敬、对爱国行动的积极支持?
    
    当民族的脊梁从世界各地千辛万苦地为国家民族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金融财政建设、交通运输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统一大业、外交关系努力的时候,当民族的脊梁在奋力呼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起“女权运动”、“新生活运动”、“抗日运动”的时候,鲁迅却总是这样给年青人泼冷水:中国的一切都糟糕黑暗,中文中医等等文明都是垃圾,抵制日货等于给英美送钱没有意义……甚至对于中国的青年,他也表示“很失望”,对人性“很悲观”,那么,面对黄浦江上那血红狰狞的日本野心狼的军舰上的膏药旗,他老先生实在是死得及时,否则,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更大的汉奸周作人?
    
    鲁迅是大师,胡适、蔡元培、傅斯年也是大师,然而,鲁迅是抨击政府不遗余力,破坏传统不遗余力,揭露社会黑暗不遗余力,而独独没有象其它大师们那样,拥护国策、学术救国、参政议政、戮力国家的统一和抗日。胡适的实用爱国主义,在今天已经被公认为对国家最有建设性,他在破坏恶传统的同时,能够继承好传统;能够在揭露黑暗的同时,勾画光明的方向,胡适和鲁迅,分别代表着中国成熟和幼稚的知识阶层。放在和平安定的时期,可能鲁迅起到的作用是好的,然而,国难当头,从根本上说,鲁迅所起到的作用,对于抗日危急的中华民族来说,是具有极大分裂力和杀伤力的!就象鲁迅所说的,是“匕首一样”,狠狠地,狠狠地----扎向多灾多难的祖国!民国时代,有人评论:国民党统治下,是民主多与少的问题;共产党统治下,是民主有与无的问题!民主的多与少总可以调整和提高,好象考试的分数一样;然而,完全不让考试,才是最惨的痛苦。不幸,鲁迅滥用着那多与少的民主,疯狂攻讦着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直接间接地助了日寇、共产党一臂之力,让我们今天还在面对着无声的中国、分裂的中国,面对着惨被无数次共产运动蹂躏的民族伤痕,面对着没有机会体验民主多与少的13亿国民!共产党的罪恶,鲁迅也有不可推卸的误导责任!否则,为何共产党总是那样地把鲁迅捧成至尊的神?
    
    在鲁迅的眼里,谁好呢?反正,他是至死都声称“一个也不宽恕”的!而他所不宽恕的,绝对不是日本鬼子,而是现代中国史上伟大的大家们,如胡适、梁实秋等等。虽然,说鲁迅“汉奸”可能是骇人听闻,但是,说鲁迅“族魂”就更加可笑和无耻!
    
    回到老话题,我现在认为,鲁迅如果活到共产党建国,也许他不会受到什么冲击,因为他冲击的是内外交困忍辱负重抗日支柱的国民政府,对于共产党,他有大恩,因此毛主席老人家高度赞扬鲁迅,因为鲁迅的骨头,对于抗日的国民政府来说,是“是最硬的”!加上,共产党政府对日本一向感情深厚,毛曾经表示感谢“日本人的侵略”,才能使“共产党死鱼翻生”,而鲁迅和日本人的感情也深厚,超越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和立场,所以,鲁迅当共产党政府的亲善大使到日本,一定可以配合另一个伪忠臣真汉奸周恩来尽快放弃日本赔款,尽快和仇敌日本建交!
    
    中国的文字是不是应该灭?中国的中医中药是不是应该取缔?中国的历史是不是只写着“吃人”两个字?中国的儒家文明是否就不值一文?我想不需要多说,历史已经证明,历史仍将证明:中华文化是凤凰涅盘,虽浴火必重生!
    
    附录:在这里,顺便公布《鲁迅全集》里“鲁迅年谱”的几个细节:1902年,22岁,留学日本,入语言学院;1904年,24岁,8月入仙台医专;1905年,25岁,6月回国与朱女士结婚,返日本时即滞留东京,不返仙台学医;1909年,29岁,滞留东京5年后回国担任浙江师范教员;1912年,32岁,担任教育部职务;1918年,38岁:开始创作,笔名“鲁迅”;(38岁始听人劝创作,与留学时日久矣,如民族果病,拖延十数年,族魂何以早早辍学却十余年不救治?)1919年,39岁:1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5月4四日“五﹒四运动”前后沉默;8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11月修缮,与弟弟周作人共迁新居;(本年是中国近代史开端,但鲁迅忙于爱情意见及个人住房,无评论或小说问世)1920年,40岁: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之戏曲《一个青年的梦》;1923年,43岁:9月出版第一部作品集《吶喊》,12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屋;1924年,44岁:翻译日本厨川白村论文《苦闷的象征》;1925年,45岁:翻译日本厨村白村《出了象牙之塔》;1926年,46岁:3月,“三﹒一八”惨杀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达两个多月(遇难后第一个想到的避难场所是------日本人的山本医院);9月担任厦门大学教授,12月辞职;1927年,47岁:1月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主任,4月辞职,10月回上海,与许广平同居;(1927年是国民党北伐成功并开始执政的一年,鲁迅选择辞职及逃避上海租界与情人同居)1930年,50岁:10月与日本人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1931年,51岁:6月往日本人“妇女之友会”演讲,7月为日本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8月请日本人内山嘉吉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担任翻译,12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这里有必要指出,在民族存亡关头的“九﹒一八”东北沦丧后,鲁迅本年度所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十字街头》,而鲁迅以“阿二”为笔名发表的,居然是难以启齿的辱国歌谣:《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比如“文的牙齿痛,武的上温泉……大家都是好东西,终于聚首一堂来吸雪茄烟”,完全讽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协商军事外交途径化解民族危机的努力,比如“大家去偈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完全丑化国民党参拜南京中山陵发奋图强的举动,比如“一中全会好忙碌,忽而讨论谁卖国,粤方委员叽哩咕,要将责任归当局……只差大柱石,似乎还在想火并,展堂同志血压高,精卫先生“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糖尿病……这样下去怎么好,中华民国老是没头脑,想受党治也不能,小民恐怕要苦了……放屁放屁放狗屁,真真岂有之此理”从这些文字,我简直难以相信这是鲁迅的大作,简直就是日本鬼子配合军事侵略的心战传单,把国民政府说得天下最黑最无能,但是对于日本鬼子,却一个骂字也没有!我难以接受这样拙劣而恶毒的传单,然而,鲁迅全集正式收录这些作品,而且在“鲁迅年谱”中记载鲁迅与“友人”(?)合编出版这种传单式的所谓旬刊,却没有光明正大地公布那个“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莫非是内山老板?)1932年,52岁:“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人疯狗一样进攻上海),1月29日鲁迅再次避难于——日本人的内山书店;2月6日,再由内山书店店友(?)护送至英国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4月于十九路军抗日最惨烈全国大支持的时候,鲁迅在避难所整理《三闲集》,《二心集》;(值此国家民族燃眉之急,值此日本鬼子疯狂侵占上海之际,鲁迅却由日本人转移来保护去,有“三闲”的功夫,有“二心”的准备,实在是爱国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罢?)1936年,56岁:病重,10月17日出访日本人鹿地亘及内山完造,18日病危,19日晨5时25分去世;(鲁迅死之前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然而死前最后两天是外出访问两个日本人,之后就去世。其厚待日本“老朋友”程度,难以想象!)
    
    *备注:据鲁迅《吶喊》杂文集自述,该关键性访客为:与《新青年》有密切关系的老朋友金心异,观看鲁迅的古碑抄本而进言;另据台湾1989年辅新书局出版之《吶喊.彷徨》编辑前言所述,该访客为《新青年》编辑钱玄同主动上门直接向鲁迅约稿;但此处该访客的回忆录与以上皆不同:1,访客是鲁迅教育部同事,并非《新青年》编辑,也与《新青年》没有关系;2,是看到鲁迅的公文而进言,不是看到古碑手抄,更不是忽然主动约稿(那时鲁迅还没有产生,只有平凡无名尚未发表大作的周树人君,还不至于文名远播吸引编辑拜访约稿)。由此推断,或许那时劝说鲁迅写作的人,不止一人次,而鲁迅在一次一次或者一人又一人的劝说下,才终于将信将疑地开始了写作。那么,鲁迅的写作,某种意义上讲,不是完全自主自发性的,而所谓用“文字拯救民族灵魂”云云,更加空中楼阁,子虚乌有。*备注:有关中华民国自1927年至1936年间10年的努力和巨大进步,可参阅:1、《十年来的中国统一运动》潘公展着;2、《十年来的中国金融与财政》孔祥熙着;3、《抗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运动》李云汉着;4、《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蒋介石着;5、<> Tien hung mao, (史丹福大学出版,1972)写于2002年补充于2002年8月11日,民国91年。
    
    五、鲁迅、许广平和高长虹的恋爱纠纷
    
    
    关于鲁迅、许广平和高长虹之间的恋爱纠纷,中国的研究界长期以来视为禁 区,讳莫如深。近年《高长虹文集》的出版,又为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 了不少有力的佐证。
    
    1、高长虹出生于山西盂县
    
    高长虹,1898年3月出生于山西盂县。在家乡受过中等教育。受到新文化运 动的洗礼,1916至1917年间,曾到北京,一面自学,一面在大学旁听。后回到家 乡。1921年在太原文庙博物馆工作,与馆长石鼎丞先生女儿、青年作家石评梅相 识,并有书信往来。第二年,开始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此后,创作 不断。1924年9月,他和几位朋友创办《狂飚月刊》,不久他去北京,刊物只出 版了第2、3期合刊而停止。他到北京后,在《国风日报》副刊上编辑《狂飚》周 刊,引起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界的关注。鲁迅曾向孙伏园等人问过:长虹是何许 人?还表示过:《狂飚》周刊,他认为是好的。孙伏园把这个讯息告诉了高长虹, 使他大受鼓舞。12月10日(据鲁迅日记),高长虹去鲁迅家拜访,鲁迅又当面对高 长虹倍加鼓励。他后来回忆说:“有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飚》,初 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我 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 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可见鲁迅当时的盛情。
    
    然而,高长虹的《狂飚》周刊于1925年3月出至第 17期时因故停刊。鲁迅很 感可惜,开始酝酿创办新的刊物。经与高长虹等人几次磋商,4月11日,鲁迅请 高长虹、荆有麟、向培良、章衣萍在家共同饮酒时,商定出版《莽原》周刊。鲁 迅并提议正在参加《未名丛刊》编译工作的韦素园等几位青年,也参加《莽原》 的写稿等工作。《莽原》很快于4月24日出刊,鲁迅主编,每期 16开8页,随 《京报》发行。鲁迅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 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
    
    参加《莽原》周刊工作(包括撰稿)的,约共10余人,而核心人物是3人:鲁迅 是主编,高长虹既撰稿又协助编务,荆有麟奔波于出版与发行。这时期高长虹最 显示他的才能。他每期都发表作品,有诗,有散文,有杂文,而杂文尖锐,泼辣, 文字凝练,尤其出众。鲁迅十分赏识他的作品,常常编排在头版头条,而自己的 作品却屈居在后。他奔走鲁迅家也甚勤,据鲁迅日记,他1925年4月去7次,5月 去10次,6月去7次, 7月去6次,8月去11次,9月去7次。高长虹后来在《给鲁迅 先生》中说:“《莽原》本来是由你提议,由我们十几个人担任稿件的一个刊物, 并无所谓团体,……以后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做文,《莽原》内部事,当其冲 者遂只剩我们三人,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前 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这是合乎事实的。直到1935年鲁迅 也还是承认:在莽原社中,“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鲁迅十分赏识高长虹,也十分关怀他。当时出版《莽原》周刊,是没有编辑 费和稿费的,但鲁迅特别关照:“高长虹穷,要给他一点钱用。”因而他每月能 得到 10元、8元酬金。鲁迅还选编高长虹的散文和诗,集为《心的探险》,编入 《乌合丛书》,并亲自设计封面。鲁迅还让高长虹共同选编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 《故乡》,并让他为这集子写小引。但鲁迅对高长虹的思想和文字也有保留之处。 鲁迅在当时给许广平信中说:“长虹确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 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 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
    
    到了1925年10月,高长虹对鲁迅有明显的疏远。这个月,他到鲁迅家去只4 次。11月初,他有事离京去太原。1926年1月下旬,由鲁迅资助路费,从太原回 到北京。这期间,《莽原》周刊于1925年11月出至32期后,改为半月刊。半月刊 系32开,每期40页,脱离《京报》,改由未名社出版发行。长虹回京后,虽仍为 《莽原》半月刊写稿,但更热心的是创办他自己编的袖珍刊物《弦上》周刊。 1926年4月,高长虹离京去上海,决心到上海开展“狂飚运动”。1926年8月鲁迅 离京去厦门,《莽原》半月刊的编务交韦素园负责。
    
    不久,莽原社内部的矛盾就爆发了。只有弄清这场矛盾,才能明白我们所要 说的恋爱纠纷。
    
    2、莽原社中人
    
    前面已经谈到,莽原社中人,除鲁迅外,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 是狂飚社的:高长虹、高歌、向培良、尚钺、王鹏其、鲁彦以及荆有麟等,除鲁 彦外,都是山西人;另一部分是未名社的: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 曹靖华,除曹靖华外,都是安徽霍丘。在《莽原》周刊时期,也即高长虹协助编 务时期,每期发表的作品,双方大致相等;有时篇目上狂飚方面多些,但因多是 杂文、诗歌,篇幅所占并不多。改为《莽原》半月刊后,高长虹热衷于编《弦 上》,接着又离京南下,狂飚社其他成员此时也多在南方,他们投稿大为减少, 鲁迅在编务上不得不倚重未名社的人。鲁迅离京后,由韦素园主持编务,每期稿 件更以未名社方面的人为主了。未名社的成员擅长翻译,虽也能写诗写小说,但 很少能写泼辣的杂文,短评。早在《莽原》周刊时期,有一次许广平就提出: “我希望《莽原》多出点慷慨激昂,阅之令人浮一大白的文字,近来似乎有点穿 棉鞋戴厚眼镜了。”作为主编的鲁迅只得向她叹苦:“没有撒泼文章,真也无 法。”“《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到了《莽原》半月刊时 期,这个问题更为明显。高长虹的离去,不能不说是《莽原》的重大损失。
    
    在鲁迅到厦门不久,莽原社发生了更尖锐的矛盾,而且公开化了。那是韦素 园退掉了高歌的小说,又压下了向培良的剧本,高长虹为此在上海出版的《狂飚》 周刊上发表《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表示抗议。尽管高长 虹措词激烈,而且有些无理,但鲁迅还是冷静的。他在给许广平信中说:“长虹 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飚》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 我说几句话。……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 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 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那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鲁迅觉得长虹的做法“离 奇得很”,但对其中的“底细曲折”并没有表态。鲁迅在接着给许广平的信中又 说:“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 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 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从鲁 迅的话看来,他的“愤愤”是两方面都有的,并不偏向某一方。
    
    对于这种争吵,鲁迅只能采取沉默态度。不料高长虹在《狂飚》上又发表 《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对鲁迅进行更为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 文中透露:早在1925年8月,韦素园编《民报》副刊,登出广告说:“特约中国 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 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高长虹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 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然则要权威者何用?”并说这是鲁迅所戴 的“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从此,他就和鲁迅疏远了。高长虹的这种看法,在 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时代、阶级、集团都必然有自己的权威,否认—切权威, 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要标志。而且,这是别人这样称鲁迅,并非鲁迅自称, 何以要对鲁迅如此反感?别人这样称的举出了五人的姓名,何以独对鲁迅如此反 感?即使不赞成权威的说法,又何至于到“真觉瘟臭”而且“呕吐”的地步?这实 在是鲁迅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不仅如此,高长虹文中竟还攻击鲁迅:已从“真正 的艺术家的面目”,“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 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这样的攻击,实在太出格了, 有人甚至怀疑高长虹是否发了疯。
    
    对于高长虹的如此攻击,鲁迅大出意料,只能从“过河拆桥”上去理解。他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 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飚》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 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 《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 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 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
    
    正当鲁迅表示对高长虹还要细看一下的时候,高长虹却在《新女性》上登出 “狂飚社广告”,称:“狂飚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 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 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 上》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飚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这里忽 而又把鲁迅拉在一起了,而且竟又称之为“思想界先驱者”,还想在鲁迅主编的 《乌合丛书》、《未名丛书》上沾光,并且还使人以为似乎鲁迅也参与了狂飚运 动。高长虹在出奇的攻击之后而竟又如此出奇的无聊和无赖,鲁迅实在忍无可忍 了。鲁迅就写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指出:“我在北京编辑 《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 义送来;对于狂飚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 ‘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 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 飚》上,迭加嘲骂,而狂飚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 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 ‘思想界先驱者’。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 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鲁迅这篇启事同时登 载在《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刊物上。以鲁迅在文坛上的 威望,启事刊出后,使高长虹信誉扫地。高长虹对鲁迅的不合情理的攻击,本来 就为不少人不满;而又登出如此自打耳光的无聊广告,更使人不齿。一些出版单 位就自动表示:不再为高长虹提供方便。在狂飚社内部,不少成员也反对他攻击 鲁迅,有的人也就离他而去。
    
    就在这个时侯,又使鲁迅万万没有想到的,有人竟告诉他:高长虹对他的攻 击中,隐藏着与他的恋爱纠纷。鲁迅始则不信,继则疑虑,再则而终于恍然大悟。
    
    3、高长虹对鲁迅大肆攻击
    
    高长虹在对鲁迅大肆攻击后不久,在《狂飚》周刊上发表爱情诗《给——》 两首,其中一首的全文如下: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着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又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对于高长虹的这首诗,文坛上的一些知情者议论蜂起。后来韦素园把这些 议论告诉了鲁迅:高长虹在诗中以太阳自比,指黑夜为鲁迅,而月亮就是许广平 (景宋)。鲁迅起初并不相信,后来又作了种种推测。他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 “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飚》也没有细看,今 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 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飚社中人故意附会 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 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 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 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 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鲁迅又说: “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胡卢中,以为骂我只 因为《莽原》的事。”
    
    事实很快地证实鲁迅的第三种推测是对的。不久,高长虹发表《时代的命运》 一文,其中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 活上。”他还在《自画自赞,自广告》等文中,说鲁迅嫉贤妒能,在编《心的探 险》时,鲁迅劝他抽去几篇,“有几篇是他所不能领会的作品”,有的则是好作 品,好在“去掉的好作品我仍可以收到别处去”。在《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 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一文中,他更说什么:“如狂飚社以直报怨,则鲁 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对读者进行“阴险的暗示”。他的这些言 论,等于为《给——》中的不少诗句作了注解。
    
    在弄清《给——》的含义以后,鲁迅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许广平:“那流 言,…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 为了一个女性,《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 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 川流不息的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 表示—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 怯得可以。”
    
    为了抨击高长虹的卑劣的文章和行径,鲁迅写了小说《奔月》和杂文《新的 世故》、《新时代的放债法》等杂文。在后一篇杂文中,鲁迅说:“你如有一个 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 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 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这就是针对高长 虹所说的“最大的让步”和诗句“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而驳斥和 讽刺的。
    
    那么,高长虹何以会对许广平“害单相思病”的呢?据他后来在一篇回忆文 章中说:1925年3月,他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许广平去信并附了邮 票,要买这本书。“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 见面”。“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景宋所 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材”。“看到景宋在鲁迅家里的厮熟情形,我 决定了停止与景宋通信”。为了说明问题,这段通信的经历,我们还可以查考一 番。据《两地书》,许广平在1925年4月25日给鲁迅的信中,还误以为长虹的 《棉袍里的世界》是鲁迅用新笔名写的。鲁迅在4月28日给她的信中说明“长虹 确不是我”。那么,许广平给高长虹去信买书,当在4月28日以后,或已在5月间 了吧。据《鲁迅日记》,高长虹在鲁迅家里见到许广平,是在7月19日,以后他 们就不通信了。在这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通信8、9封,应该说密度是相当 高的。无论是许广平的信或高长虹的信,恐怕都早已不在人世了,它们写了些什 么内容,也不可能全面了解了。据当年长虹的一位朋友回忆:“1925年在长虹处, 我曾看见过景宋女士(即许广平)给他的信。……内容记不太清了,大意是对长虹 的文笔表示称赞。”这说法是可信的,许广平曾误将长虹的作品以为是鲁迅的, 当然会对他的文笔表示赞赏。据高长虹后来回忆:“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 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中山先生是那样性格。”这说明许广平曾在信中向 他吐露过自己的思想、观点、见解。这是更深层次的思想交流。高长虹对许广平 的作品也十分欣赏,他曾回忆第一次读到她作品时的情景:“我看了那篇稿子觉 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鲁迅)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 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 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当频繁地在一定程度上相当知心地通信,使高长虹想入 非非,完全是可能的,也是十分正常的。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问:在鲁迅与高长虹激烈笔战时;许广平表示过什么 态度呢?在1925年11月27日她给鲁迅的信中说:“你在北京,拚命帮人,傻气可 掬,连我们也看得吃力,而不敢言。……长虹的行径,却真是出人意外,你的待 他,是尽在人们眼中的,现在仅因小愤,而且并非和你直接发生的小愤,就这么 嘲笑骂詈,好像有深仇重怨,这真可说是奇妙不可测的世态人心了。你对付就是, 但勿介意为要。”在鲁迅告诉她《给——》的含义和有关的流言时,因鲁迅即将 离开厦门去广州,她来不及写信了,她必然当面向鲁迅说明情况。
    
    现在,我们可以把鲁迅、许广平与高长虹的关系列一时间表,从中更能说明 问题: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首次拜访鲁迅,倍受鼓舞;1925年4月,《莽原》 出刊,长虹助理编务,与鲁迅关系亲密;5月,许广平首次给高长虹去信购书, 以后书信往来;7月,高长虹见到许广平在鲁迅家“厮熟”,主动停止通信; 8 月,高长虹见到广告中称“思想界权威”,对鲁迅特别反感,“瘟臭”,“呕 吐”:10月,高长虹明显疏远鲁迅;11月,高长虹离京去太原;1926年1月,高 长虹回京后,热衷于自办刊物,很少再到鲁迅家里去;4月,高长虹离京南去; 10月起;因对韦素园处理稿件有意见,高长虹连续发表文章对鲁迅破口大骂:11 月,发表诗《给——》;12月,鲁迅开始撰文反击。从这张时间表可见,鲁迅和 高长虹关系的转折点在哪里,还不明显吗?高长虹何以对鲁迅特别反感,何以莫 明其妙地疏远,何以违反常情地出奇地攻击,是什么原因在作怪,不是也很清楚 了吗!
    
    4、高长虹此后怎样
    
    高长虹此后怎样呢?他继续在上海、北京开展他的“狂飚运动”。由于与鲁 迅的争执,声誉大大下降,他的运动实际上已走上了下坡路。他继续创作,作品 的主流仍然是反帝反封建反对反动统治的,但没有能写出有影响的作品。1930年 初,他东去日本,改行研究经济,研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立什么“行动学”, 还研究语言。1931年底,他去了德国,一度进入柏林大学学习,研究苏联社会, 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
    
    1933年他到了法国,继续从事经济学的研究。1936年9月,他在巴黎参加陶 行知、陈铭枢、胡秋原、程思远等人发起成立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为该会宣传部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意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春,从法国到意 大利,又到英国,辗转到香港, 3月到武汉,即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武汉失守后,随“文协”迁至重庆,继续从事文艺创作活动。1941年夏离 开重庆到达西安。11月初,步行到达延安,受到边区政府热情接待,被安排在边 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文抗”)为驻会作家。他写了不少文艺作品,和史、哲、 经方面的文章,因不合要求,多数不被采用。他收到毛泽东、凯丰署名的出席延 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却以自己是学经济的为由,谢绝参加。抗战胜利之际,毛 泽东找一些作家谈话,他的意见和毛泽东不合,结果不欢而散。
    
    当时不少干部去东北。他于1946年春,离开延安,向东北奔去。1948年春, 他曾参加东北局宣传部召开的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以后他一直在东北局宣传 部照管下工作。1956年夏天,此时他已59岁,作家孔罗荪、师陀等曾在沈阳作家 协会的饭厅见到他。以后就不知下落,估计他在不久后病逝。
    
    这位年轻时很有才华的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作家,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家里有—个封建包办的妻子,在外面闯荡,始终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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