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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邊緣論對台灣民主轉型的貢獻/徐佩甄‧黃春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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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6年8月28日)

第二屆華人哈耶克學術研討會論文

深圳,2006/08
     (博讯 boxun.com)

    

暴力邊緣論對台灣民主轉型的貢獻
    

徐佩甄‧黃春興

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台灣新竹
    

2006/08/12
    
    摘要
    政治學和經濟學文獻都指出威權體制的穩定性,因此政治均衡的改變只能仰賴上天和領導者的慈悲。本文將引用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企業家精神和文化演化理論,論述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驗是一段完整而成功的政治民主化運動,並稱此論述為暴力邊緣論。本文將把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中出現的抗爭事件數量化,並利用實證模型分析和驗證。
    
    關鍵詞
    暴力邊緣論、台灣民主轉型、企業家精神、奧地利經濟學派
    
    暴力邊緣論對台灣民主轉型的貢獻 徐佩甄 黃春興
    
    第一節 前言
    探討一個社會能從威權政體走向政治民主的基本問題在於:是什麼因素或力量讓威權政府願意開放政治權力?或者說:人民是如何從威權政府獲得到權力的?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認為自由化常是民主化的先驅,Monshipouri (1995) 相信自由化的成長會引起人人對民主化的進一步要求。至於威權體制走向自由化的過程,Monshipouri 認為漸進的經濟成長是主要的力量,Tien (1995) 以台灣為例說明經濟成長是推動自由化和民主化同步發展的力量。然而,Huntington (1991) 和 Przeworski (1991) 都持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自由化有可能推動民主化,但也有可能成為推動民主化的障礙。事實上學者早已區分自由化和民主化為兩個不同的概念,而Mainwaring (1992) 和Linz and Stepan (1996) 都指出:威權政權為了舒緩政治壓力會接納局部自由化,卻又極保守地壓制民主化。
    既然經濟發展與局部自由化無法保證政治民主化,台灣又是如何成功地完成民主的轉型? Huntington (1991) 認為必須歸功於蔣經國,因為他的理論主張威權體制下的民主化必須仰賴領導人或執政菁英的帶頭才可能實現。那麼,中國大陸不論經濟發展如何成功,只要領導人沒有願意朝向民主化邁進,政治民主化就將遙遙無期?明顯地,這理論忽略了影響領導人意願的社會和時代的力量。在這方面,經濟學文獻提出不少的理論。
    新古典經濟學者認為政治體制變革起因於外生因素的變動並大力撞擊現有的權力均衡。如果衝擊只引起各方暫時脫離均衡而不久又重返原均衡,則原均衡是一個穩定均衡。他們認為威權政體在歷史中呈現超穩定的均衡,因為它在民主政體之前已穩定運作了千餘年。North (1980) 以財產權為政治權力的核心內容。在他的模型中,統治者提供服務以交換人民的租稅、採取壟斷手段以維護他的既得利益、封鎖潛在競爭對手任何坐大的機會。當統治者以暴力控制資源並收取壟斷權利時,人民選擇順從或支持其競爭對手。只要人民的機會成本沒有改變或統治者與其競爭者的相對力量沒有改變,原均衡就持續。當外生因素的變動不大,統治者只要略施暴力鎮壓,就可以讓人民改變不了對統治者的順從;如果外生因素變動巨大,統治者必須主動調整財產權的界定,讓人民在新財產權下繼續順從。他們界定了新的均衡,推出新的相對價格引導人民接受。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 延續North的分析,視民主化是財產權的重新界定。其模型指出:握有權勢的貴族與富人害怕窮人的革命威脅,認定革命帶來的損失遠大於開放選舉權或增稅的損失,於是釋出部分利益以防止革命發生。當窮人一次又一次以發起革命為威脅,讓貴族一次又一次選擇開放選舉權及增稅後,政治體制也就逐漸走向民主化。
    North和Acemoglu and Robinson都把革命看成是客觀趨勢。統治者因應這趨勢也採客觀態度去調整財產權的界定。Buchanan (1976) 的觀點就不同,他把革命的源頭擺到不滿的少數人,雖然他們的不滿也起於外生因素的衝擊。Buchanan以規則內容的制定和執行作為權力的核心內容,認為利害相關的兩方制定規則是為了相互約束,因此規則必須由外來的第三者來執行才有效率。但在民主體制下,政治利害相關的兩方是人民和政府,因而政府同時是規則的制訂者和執行。由於身兼規則的制定者和執行者,政府在因應不滿份子時便有能力以解決他們的要求為理由去擴大權力,掌控更多資源。如此,人民要推翻政府就更加困難。Buchanan建立的理論也是一個沒有其他挑戰者可以推翻的威權政府,它也維持一個超穩定的均衡。Tullock (1971) 認為參與革命者並不會以大眾利益為第一考量,而是考量個人利益。當他面對一個人們都想要推翻的政府時,有三個選擇:留在政府部門對抗革命、加入革命行列、不參與任何一方。Tullock認為影響個人決策的最主要因素是參與革命的獎賞或懲罰以及在革命過程中會遭逢的傷亡風險。若革命成功,他們渴能成為新的執政者或統治者。基於個人利益的考量,他們所提供的公共財與服務並不會比革命之前好。革命只是一個短暫的干擾,社會在短暫離開之後,會再返回原來的威權均衡。
    以上的政治學文獻和經濟學文獻都指出威權體制的穩定性,也清楚地比較威權和民主下的不同政治經濟結構,或歷史性地描繪導致民主化成功的相關環境因素。由於這些環境因素的變動都屬於外生變數或社會性的集體變數,因此政治均衡的改變只能仰賴上天和領導者的慈悲。雖然有學者將台灣成功的政治轉型歸功於蔣經國,但這只是片面的一個觀點。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驗雖是近代史上少有的例子,卻不是許多偶然因素衝撞出的奇蹟。相對地,本文將論述這是一段完整而成功的「政治民主化運動」。 本文將引用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企業家精神和文化演化理論來論述這段歷程,並稱此論述為「暴力邊緣論」。 為了簡化分析,本文假設政府行動為防禦性的,對於抗爭並不採取主動打擊,因此我們可以從長期數據觀察到政府的容忍態度和其變化。 本文將把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中出現的抗爭事件數量化,並利用實證模型分析和驗證。
    在結構上,本文第二節將討論政治企業家的意義和角色,並於第三節回顧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和出現的政治企業家。第四節提出政治轉型的暴力邊緣理論。實證方面的數據和結果將於第五節中討論。最後一節是本文結論。
    
    第二節 政治企業家
    不同於新古典經濟學者強調均衡的穩定和外力的衝擊,奧地利學派學者強調的是個人主觀對「均衡」的評估和破壞均衡的企圖與行動。行動為人的屬性;任何人,只要他的行動是為了實現他的預期利潤,在定義上就是企業家 (entrepreneur)。行動必有其欲實現之目標時,每個人在從事與交易有關的活動時本質上便都是企業家,因為所有的交易都必須利用貨幣來估算預期利潤。
    根據 Kirzner (1979) 的說法,個人想要實現的預期利潤來自兩大類行動,第一類是先他人一步成為利潤獨占者,第二類是發展出獨一無二之商品而成為利潤獨占者。然而,不論那一類,他都必須具備取得與整合各種投入因素並完成生產和銷售以實現利潤的能力。這種包括預期利潤和實現預期利潤的雙重能力,便可稱為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這種定義在利潤上的企業家精神是否可以擴展到非利潤計算的其他行動目標?這在奧地利學者之間也存在著爭議。爭議的主要根源在於企業家精神被奧地利學者視為不會給社會帶來負面與負擔的神聖概念,因此,只有經由情願交易 並經由貨幣計算出來的利潤才能讓各方分享到利得。相對地,如果離開利潤計算的理想實現,譬如「社會正義的理想實現」,很可能會造成對某些人的暴力和傷害。因此,為了在擴充上依舊保留情願交易的正面本質,本文必須限制企業家精神的擴充方向。就以政治企業家精神為例,本文必須將追求實現之政治理想限制在能擴大社會情願交易的範圍。換言之,追求「社會正義」的政治理想不能視為企業家精神,因其結果限制了社會的情願交易。
    那麼,本文討論的政治民主化是否可能擴大社會的情願交易?明顯地,這答案是:未必。因為政治民主化可能制定出許多的經濟管制法案來,從而限制社會的情願交易。相對地,政治自由化則毫無疑問可以擴大社會的情願交易。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也未必相容,但幸運地,本文探討的是走出威權專制的過程,至少在過程初期,政治民主化和政治自由化的內容倒是相通和混淆一起的。
    從威權到民主的轉變無法在一夕間完成,更何況臺灣經驗展現的是非革命式的文化演化過程。這過程依賴的是接踵而至的政治企業家的開拓和貢獻,他們在不同的時期面對不同的環境和成本,但同樣地會提出另類遠景(政治民主化)供當時的給人們選擇。政治企業家必須有實現理念的能力,因此除了提出遠景之外,也應該儘可能地降低跟隨者所面臨的成本和風險。因此,隨著時間的演進,成功的演化過程必然會先經歷一段較長的萌芽期,此時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另類思想的最大障礙,這也使得政府在消滅另類思想上顯得輕而易舉。這時期的政治企業家只要有能力在堤防上鑽出個小孔,就已算是不小的成就。隨著異類思想的接踵出現,人們接受程度提高,政府消滅另類思想的成本將上升。社會這時將處於不穩定期,也就是另類思想有機會發展成主流思想的轉型時期。
    
    第三節 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與政治企業家
    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也經歷這兩段時期,1947-1979年的三十多年間為萌芽期,而1979-1993年的十五年間為轉型期。本節將討論台灣政治企業家在萌芽期的作為和累積的貢獻。
    1.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政治改革建言
    在大陸時期,國民黨推翻滿清政府之後並未立即施行民主政治;而1947年的憲政也因國共戰爭而中斷。政府遷台後,國民黨以反共復國為由凍結憲法,展開了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逐漸走向威權體制。
    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事後政府同意民眾組織「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該會代表陳炘、蔣渭水等人除了討論平息與治安問題外,也討論到政治改革並提出政治改革建言。然而中央政府以其要求踰越地方政治範圍,乃藉口該會無法平息事件,下令解散此會。接著展開大規模鎮壓,許多台灣本地的知識份子與政治領導人物接連遇害或失蹤。台灣社會對政治活動陷於沉寂無聲。
    2. 《自由中國》宣揚自自由與民主
    1949年,胡適、雷震等人發行《自由中國》半月刊,宣揚自由與民主的價值並督促政府切實進行政治改革。 由於兩人與國民黨政府高層關係良好 ,期刊發行之初還獲得政府贊助。但隨著國民黨逐漸強化威權統治,《自由中國》的批判焦點逐漸由中共與蘇俄轉向台灣內部問題,其與政府的關係開始由疏遠走向對立。
    除胡適和雷震外,殷海光與夏道平也是《自由中國》的靈魂人物。殷海光於1951年接觸到奧地利學派的自由思想後,著手翻譯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並刊登於《自由中國》。 夏道平同樣深受海耶克自由思想的影響,堅持經濟自由,反對當時政府逐步緊縮的經濟管制。
    由於台灣本地知識份子與政治領導人物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創甚深,《自由中國》的宣傳對象除了知識份子外,也以跟隨國民黨政府來台的知識份子和黨政官員為主。但白色恐怖氣氛尚壟罩整個社會,《自由中國》宣傳的自由與民主理念依舊無法順利開展。
    3. 籌組反對黨
    1960年,雷震積極籌組反對黨,以期監督政府,落實政治民主。然而,政府對新黨有許多疑慮,而胡適也未答應為新黨領導人。許多人表示支持卻未加入。不久,政府指雷震在《自由中國》散佈「反攻無望論」,將他拘捕入獄並令《自由中國》停刊。組黨事宜也隨著雷震的入獄而落幕。
    4. 《大學》開拓學生市場
    1961年李敖加入《文星》雜誌,將重心由文學及藝術轉為思想論戰,承襲《自由中國》和殷海光的思想,提倡現代化、科學、民主。1965年底,李敖發表〈我們對「國法黨限」的嚴正表示〉,批評國民黨官員「憑藉權勢、壓制他人」。《文星》隨即被處停刊。《文星》之後的六十年代,政治改革運動只剩零星的個別活動。
    1968年元月創刊的《大學》雜誌初期也是以文化、思想、藝術為主。 1970年代發生的日本侵佔釣魚台、退出聯合國、蔣經國即將接任總統等事件影響雜誌的改組。1971年五月發行的「保釣專號」報導大學校園的保釣運動;十月發表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的方案〉提出國會全面改選的主張。
    不同於《自由中國》把市場放在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大學》與校園有更緊密的結合。它在校園中的影響力遠超出對於社會的影響,其政治主張也普遍獲得大學青年的共鳴。譬如,台大哲學系陳鼓應教授於1972年第四十九期發表的〈開放學生運動〉一文,便在大學校園中掀起許多政治性座談和活動。1972年底台大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王曉波等十四位哲學系教授在被約談後陸續被解聘。在此「台大哲學系事件」之後,校園內的政治性活動暫告一段落。另外,《大學》對時局議題的處理方式也不同於過去,改以多位學者共同聲明的大篇幅文章取代過去的個人專欄。1971年十月推出的〈國是諍言〉,就是由楊國樞、張俊宏、高準、陳鼓應、許信良等十五人聯合署名發表,嚴厲批評不全面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制度。
    1973年底,政府開始對該雜誌施壓。《大學》分裂,關中、孫震、李鐘桂、施啟揚等人先後進入執政黨內工作,部分人士則另組刊物。值得注意的,關中等人後來成為國民黨與黨外的溝通管道。
    5. 政治市場的拓荒
    除了政論雜誌的努力外,康寧祥與黃信介等黨外人士當選公職人員也有助於台灣的政治民主化。 康寧祥於1969年當選台北市議員, 1972年當選立法委員。他在選舉中的政見會場常吸引大批民眾聚集與支持,並與張俊宏和黃信介等其他黨外人士連線競選。張俊宏於1973年離開國民黨,他的參選代表著當時知識份子投入民主的開始。他們掀起民眾聆聽政見的熱潮,也隨著往後的定期選舉而逐漸發展擴大。另外,美國國務院於1970年邀康寧祥訪問,適時表達美國對台灣民主化的關懷和支持。
     1975年,康寧祥、黃信介、張俊宏與姚嘉文發行《台灣政論》,繼續提倡政治革新,其中康寧祥的〈如何促進台灣的進步與合諧〉和張俊宏的〈變局裡我們該怎麼辦〉都是針對政治民主與國會改選等議題討論。《台灣政論》銷售量很好,但到第五期時也遭停刊。 誠如韋政通所言,《台灣政論》結合了知識份子與民間政治運動家,預示了台灣民主運動的轉變。
    1975年12月康寧祥再度當選立委,相對地曾參加「中國民主黨」的郭雨新卻高票落選。郭雨新的政見展現了台灣社會從《自由中國》、《大學》到《台灣政論》之政治訴求的延續性。因此,康寧祥的當選和郭雨新的落選激起更多的知識份子參與政治民主化運動,包括:郭雨新的選舉訴訟律師林義雄與姚嘉文、當時還是大學青年的助選員如蕭裕珍、田秋堇、吳乃仁等。 他們有意參選各地的各項公職人員。1977年的選舉,在康寧祥與黃信介協調並安排助選下,他們串聯成全省性的黨外運動。這是台灣有史以來參與民眾最多、情緒高昂的一次選舉,其中林義雄參選宜蘭縣省議員、張俊宏參選南投縣省議員、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
    許信良原為國民黨員,當時擔任省議員。1977年國民黨並未提名他參選,他因而退黨自行參選。開票當天,中壢國小投票所發生疑似選舉舞弊事件,民眾憤而包圍中壢警察分局,人數高達萬人,要求徹查選舉人員,更有民眾焚燒警車。 此為第一次因選舉而引發的大規模民眾抗議事件,群眾力量正式展現。
    經由這次五項公職人員選舉的整合與串聯,黨外「政團」已具雛形,黨外運動更加熱絡。1978年原訂舉辦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政團」參選踴躍,呂秀蓮、姚嘉文、陳鼓應、陳婉貞、王拓等陸續舉辦選舉募款餐會,相繼出版自己編著的文集或政見專書。黃信介更於一次餐會中宣佈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巡迴全省各地助選,並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的共同政見。此時,到處可見大型海報與民主化訴求的標語。
     從上面歷史回顧,我們看到「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改革建言雖然引爆了白色恐怖,但本質上這些改革建言類似於專制時代請求改革的上書行動。委員會請求改革的對象是國民黨的高層,也就是威權體制的統治者。《自由中國》初期也類似地遵循上書請求改革的跡轍。但胡適和殷海光了解西方自由與民主的發展,他們也就扮演了自由與民主思想的推銷員,向國人大力推銷。不過,由於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他們選擇的推銷對象是國民黨的黨政人員和遷台的知識份子,而不再是威權體制的統治者。銷售對象不同,銷售方式也必須改變。很快地,雷震發現必須組黨才能結合黨政人員和遷台的知識份子。
    雖然組黨沒成功,不再要求統治者而是自己出來執行政治改造的觀念已打開。因此,承接的《大學》一方面開始要求國會全面改選,以釋出能讓自己進行改造的機會,另方面把宣傳對象擴散到校園的年輕學子。當康寧祥、黃信介當選民代後,台灣早有一群關心時政的青年學子以投身於政治改造運動中。康黃二人協調甚至協助這群青年學子參選的作風,像極了當代創投公司的所經營人。
    
    第四節 暴力邊緣路線
    1978年12月16日中美斷交,政府發布緊急處分令,延期選舉並停止競選活動。黨外人士召開會議,要求迅速恢復選舉,堅持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他們原計劃於1979年二月初為高雄地方政治領袖余登發舉辦慶生晚會並公開集會演講,但警總提前以涉嫌參與匪諜叛亂為由帶走余登發父子。1月29日,他們聚集於高雄橋頭鄉,公開指責政府違法亂憲政並以誣陷罪名逮捕余登發父子,遊街抗議。此為戒嚴以來第一次的政治性示威遊行。當時任桃園縣長的許信良因參與遊行而遭停職。5月26日,黨外人士抗議許案再度集會,現場聚集兩萬多名群眾,軍警動員鎮暴部隊待命。
    面對鎮暴部隊,黨外人士出現兩種不同的路線:康寧祥、黃煌雄、江春男等擔心激進行動會招致嚴厲鎮壓,從而打擊萌芽中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故主張議會路線,經由參與競選公職以取得政治權力;黃信介、許信良等則認為政府鎮壓反可創造有利於黨外的普遍情勢,從而有利於民眾力量的匯聚迫,反而容易迫使政府走向政治民主化。橋頭事件之後,康寧祥等人發行了《八十年代》雜誌 ,堅守溫和的體制內改革路線;黃信介等人除了發行《美麗島》雜誌外 ,開始於各大都市設立分社及服務處,巡迴各地舉辦大規模的群眾性演講。由於政府對這兩派的態度不太一樣,相對於「八十年代派」的平安無事,「美麗島派」始終受到政府的牽制與來自不明人士的破壞。
    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派在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大遊行時與軍警發生流血衝突,此稱「高雄事件」,為戒嚴來最大規模的遊行衝突。政府追緝逮捕美麗島派領袖,並公開審判。康寧祥頓時成為黨外各派的領袖,奔走為美麗島派領袖尋找訴訟律師。張德銘、陳水扁、蘇貞昌、謝長廷、張俊雄等司法界人士都是在此時加入政治民主化運動。
    黨外人士在中壢事件中已經領會到群眾力量的可畏,而高雄事件更讓他們醒悟到:政治民主化運動既然已深入民間,策略上便可以採取更為激烈的街頭抗爭,只要避免武裝暴動或流血衝突的發生。在1947-1979年的萌芽期,這群政治企業家先是以發行政論性雜誌來宣揚理念,遇到政府查禁甚至逮捕入獄時,便將民主香火交由後起之秀繼續推出新的政論性雜誌;直到康黃兩人在公職人員的選舉中崛起,他們才開始走向議會路線。然而,不同於議會路線,街頭抗爭路線可以讓他們在策略上化被動為主動:想造勢時不必被動地等到選舉期間,想面對群眾時也不必侷限於願意親臨會場的人們。街頭抗爭讓他們能夠把群眾的支持度直接呈現給還在觀望中的人們,誘導他們在重估參與成本後提高參與意願。不過,街頭抗爭也是充滿著各種不可預測的可能性,任何不經意的現場衝突都可能在激情下擴大成難以控制的流血暴動,甚至發展成突發性的革命。突發性的革命是否為當時黨外人士所期待的政治發展?這不是本文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本文認為這不是理性的策略,因為當時的群眾並不具有武裝力量,而社會大眾也不會願意傷害到每年接近10%的高度經濟成長率。即使就政治意識而言,國民黨政府雖是外來政權,卻也不等於就是殖民政權 ;更何況它一直都很用心地在經營地方政治事務,其政治觸角早已深入全省各地的寺廟、農會等地方性組織。
    為了避免街頭抗爭不幸陷入暴動或革命,他們除了必須隨時在現場觀察遊行的規模與參與群眾的情緒,還得在抗爭中試探政府當局的容忍底限以尋找出暴力衝突的臨界點。 作為政治企業家,他們在抗爭之前得募集資源、擬定戰略、動員參與群眾,在抗爭中評估暴力衝突的臨界點、激起和操控群眾情緒。當時,黨外人士稱此能將群眾情緒控制在暴動發生之邊緣地帶的抗爭路線為「暴力邊緣路線」。
    支持暴力邊緣路線的「暴力邊緣論」,其實在高雄事件之前就已出現。姚嘉文與施明德坦承暴力邊緣路線是一種抗爭策略,其目的在於找出政府的容忍範圍,以便在此範圍內爭取到最多的自由。底下是他們的一段口述:
    姚嘉文:「暴力邊緣論」是我介紹出來的,但不是我發明或主張的。國民黨一直說我們是暴力份子,醜化我們。我們當然是避免暴力,也不想用暴力。…ㄧ旦我們運用了暴力就失敗了,所以那時就談用「暴力邊緣論」,把我們的活動推向接近暴力,但是不可以真的採行暴力。…街頭運動有三種層次:宣導、抗議、最後才是壓迫性的。我不太贊成抗爭性的層次升高成決戰性的,抗爭提升到跟鎮暴部隊衝突起來,一定是我們輸,一定是我們被打。…超過暴力就不好,很接近暴力就很有效。暴力邊緣一線之差很難控制,常會失控。…
    施明德:從十一月底開始,雙方對峙愈來愈升高,我認為統治者因為缺乏安全感,才會限制你這個、限制你那個,但在他可以容忍的範圍內,他也希望給你更多一點自由。我們在室內舉行政治演講,說完了、人散了,不會有什麼問題,他不用這麼緊張。接下來他會讓我們在騎樓下,再來就可以在校園,或靜態的就可以,之後就是移動性的。…先前橋頭遊行是回應國民黨抓人的行為,接下來就是從室內到室外,從靜態到動態。開始時國民黨完全不准我們集會,室內、室外都不行,不准遊行,後來變成可以讓我們事先討論;從完全不准到允許可以申請,這已經向前邁向一大步了。有幾次我們不得不跟他槓上,我們就是非要不可,看他怎麼禁。進入到可以申請的階段,活動範圍和執行方式都會有空間。這一歩是我們偷到的。我們的運動要怎麼進行,事先都不跟工作人員講,講了警總方面和情治單位可能就有意見了。(《珍藏美麗島口述史》,第二部第十八章第三節)
    
    經過中壢事件和高雄事件,黨外陣營擁有的群眾支持和抗爭知識已比過去增加許多。誠如姚施二人在談話中所透露的,黨外人士不斷在尋找更為有效的抗爭策略,暴力邊緣論是他們當時的發現。
    這個理論需要的現場操作知識遠多於理論知識,而現場知識只能親身從街頭遊行抗爭中學習。除了學習,他們還必須清楚地畫出一條參與群眾和一般百姓都可以容易辨識的紅線,也就群眾在抗爭時行使暴力所不能超越界線;這樣,他們才能辯護其抗爭方式屬於對抗鎮暴鎮壓時必須的力量威嚇,而不是暴力的放縱。這條紅線的落點不可能在抗爭之前就藉由理論推演劃定,因為它的位置和內容,決定於參與群眾在現場的自我節制、現場旁觀群眾的接受度、遊行帶頭者對現場群眾的操控能力等因素。姚施二人的談話只說出他們對於有效路線的理解和期待,並未提及一條容易辨識的紅線。當然,本文也無法從任何理論去預知紅線的內容;但從事後看來,畫定這條紅線內容的規則卻相當清楚:第一、抗爭的會場或隊伍的後頭跟隨著一群「民主香腸」的販賣攤販,他們純粹出於商業動機自願跟隨;第二、即使出現暴動,參與群眾的攻擊對象也僅限於政府機關和公物,不會侵犯私人財產。
    高雄事件後,主張街頭抗爭路線的美麗島派大都入監服刑,黨外勢力在溫和派領導下發展議會路線。1980年底,政府恢復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許多高雄事件的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紛紛投入選戰:如律師張德銘、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張俊宏之妻許榮淑等。他們將高雄事件作為競選議題,到處鼓吹民主政治,最後也讓自己高票當選。
    他們的高票當選開出一條人們預期之外的效果。若就「妻代夫職」的原本參與動機言,議會路線對於這群家庭主婦應該是優於街頭路線的選擇。但經由對高雄事件的控訴,整個競選過程成了反思街頭抗爭的集體對話,大幅地提升了全國民眾對街頭抗爭的理解和認同。於是,黨外人士已不再畏懼軍警的鎮壓逮捕,因為他們已經從這次的高票當選結局中看到民眾的支持,知道他的家屬可以循此路線投入新的選戰。當選之後,美麗島派重新以家屬們新取得的政治權力和溫和派抗衡。自1981年,黨外陣營再度出現街頭抗爭路線與議會路線的爭論。1983年,溫和派在立委選舉中慘敗,美麗島派則戰果輝煌。自此之後,街頭抗爭路線和暴力邊緣論就成了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的主要策略。
    溫和派雖然在選舉中慘敗,但黨外陣營在議會路線的這段期間中逐步發展出政黨的雛型。1981年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他們提出類似政黨提名制度的推薦方式,推出共同的競選主題,集中輔選,打出「黨外」的綠色旗幟。1984年,他們成立常設的「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並於各地設立分會,儼然成為一個政黨。
    
    第五節 模型與數據
    「暴力邊緣」的界定在於政治企業家是先認定的政府底限,政治企業家將他們所預估的底限視為每次抗爭時政府可以容忍的界線,若超過此界線,則可能會引發嚴重的鎮壓行動;若政治企業家對於此底限低估,政府因此沒有任何回應與行動時,同樣的訴求將會再發動下一波的抗爭。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官方統計,1987年的群眾抗爭次數達1835次。雖然許多抗爭不是政治訴求,但這說明了抗議與示威已成為民眾爭取權利的重要手段。本節收集了從1977年的中壢事件至1992年的總統直選之間以政治訴求為主的抗爭事件,共36件,列於下表一,其中並不包括以社會問題為主或出於一般民間團體的抗爭事件。由於台灣政治民主化運動從1983年之後才以街頭抗爭路線和暴力邊緣論為主要策略,故本文並未將該年之前的四次抗爭(從1977年的中壢事件至同年的高雄事件)視為計畫下的策略,也就在表中未加以編號。換言之,本文實證分析所採用的觀察數據僅32項事件,從1986年的519解嚴遊行到1993年兩國兩制遊行。由於觀察的八年期間 (1986-1993) 並未出現抗爭失控現象 ,因此本文假設黨外陣營的政治企業家們充分理解暴力邊緣論的意義並以其作為抗爭的行動綱領,亦即假設:他們相信政府對於抗爭事件的回應強度會和民眾的抗爭強度存在正向的相關性。
    
    
    
    表一 抗爭事件
    編 號 時 間 觀 察 事 件 說 明
    -- 1977/11/19 中壢事件 桃園縣長選舉監票衝突
    -- 1979/1/22 橋頭事件 余登發被捕,黨外人士於橋頭抗議遊行
    -- 1979/12/9 鼓山事件 美麗島雜誌活動宣傳,與警方發生衝突事件
    -- 1979/12/10 高雄事件 美麗島人權日大型遊行,發生嚴重衝突事件
    1 1986/5/19 519解嚴遊行 要求解除戒嚴,於龍山寺前靜坐抗議
    2 1986/9/28 民進黨組黨 集會自行宣布組黨
    3 1987/3/18 318解嚴遊行 解除戒嚴,反對國安法,於立法院前抗議
    4 1987/5/19 519解嚴遊行 要求馬上解嚴,反對國安法,遊行抗議
    5 1987/8/20 北市長民選 要求台北市場直選,申請集會遊行至市政府
    6 1987/10/19 台獨叛亂案 抗議台獨主張被控為叛亂罪
    7 1987/12/25 國會改選 要求國會改選,遊行至中山堂示威抗議
    8 1988/2/8 國會改選 要求國會改選,舉行演講,並用電話宣傳
    9 1988/3/29 國會改選 抗議國會遲未改選,非法遊行並爆發衝突
    10 1988/5/20 農民請願 要求全面農保,合法遊行最後爆發衝突
    11 1989/1/17 國會改選 要求資深國代退職,全面改選,非法包圍立法院
    12 1989/1/29 國會改選 要求資深國代退職,全面改選,非法包圍立法院
    13 1989/10/10 許信良案 要求政府釋放偷渡返台的許信良,不該以叛亂罪起訴,非法集會總統府前及台北土城看守所前抗議,爆發嚴重衝突
    14 1989/12/8 台南選舉爭議 懷疑作票,要求重新驗票,並有抗爭衝突事件
    15 1989/12/25 國會改選 要求資深國代辭職,國會全面改選,合法集會遊行
    16 1990/2/20 立院院長改選 要求資深立委退職,阻止僑選立委選舉,出現暴力衝突
    17 1990/3/14 三月學運 要求解散國大,總統直選,學生靜坐抗議
    18 1990/3/18 三月學運 二度要求解散國大,靜坐抗議
    19 1990/5/6 反對郝柏村組閣 抗議軍人身分的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反對軍人干政
    20 1990/5/30 反對郝柏村組閣 遊行抗議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院長
    21 1990/5/29 反對郝柏村組閣 持續抗議,爆發嚴重衝突
    22 1990/12/25 黃華事件 要求釋放主張台獨的政治犯黃華,合法集會遊行,並呼籲總統直選
    23 1991/4/17 417資深立委退職 遊行抗議資深國代修憲
    24 1991/5/12 獨台會事件 靜坐抗議要求釋放獨台會被捕人員
    25 1991/9/8 公投入聯合國 合法集會遊行,要求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重大議題
    26 1991/10/8 一百行動聯盟 要求廢除刑法一百條第二項叛亂罪,以反閱兵方式靜坐抗議
    27 1991/10/25 高雄公投台獨遊行 合法集會遊行,要求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台獨
    28 1992/2/23 台獨黨綱處分 合法集會遊行,抗議台獨黨綱處分案
    29 1992/4/7 刑法一百抗議 絕食抗議,要求釋放政治犯,廢除刑法一百條
    30 1992/4/19 419總統直選 要求開放總統直選,合法集會最後脫軌發生衝突
    31 1992/12/20 花蓮作票案 非法集會抗爭,認為立委選舉有作票嫌疑
    32 1993/12/18 兩國兩制遊行 非法集會抗議,要求政府宣示主權為一中一台
    資料來源:本表所採用的資料以台灣史料編纂小組(1990)和薛化元(1998)為主,並參考事件發生前後之新聞。新聞來源為:聯合報知識庫( http://udndata.com/ )和中時新聞資料庫(http://www.tol.com.tw/CT_NS/ctsearch.aspx)。
    
    由於在這八年期間抗爭事件接連出現,本文為了簡化分析將假設政府會在下一個事件發生之前對當次事件做出反應,並以{0, 1, 2, 3} 四個數字來衡量政府對於事件的回應強度(GOV),其中數字愈大表示回應強度愈大。若政府對於事件未有任何回應則,令GOV的值為0;若在口頭上有所回應,令其值為1;若透過黨政討論與協商來回應抗爭訴求,令其值為2;若開始展開立法或修法行動,令其值為3。如果不考慮其他的政治考量,政府對事件做出回應是需要時間的,譬如政府以口頭回應所需的時間通常需要一兩天,但以展開修法或立法來回應所需的時間則較長。因此本文另將政府對每次抗爭事件的回應天數(Period)做一變數,若回應天數大於30天,則視為政府對此訴求需長期考量。
    本節旨在檢驗民眾抗爭強度對政府對事件回應強度的影響。由於被解釋變數為不連續的數字,本文將採用順序多重分類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來檢測。簡單地說,本文設立的計量模型為:
     ,
    其中 。
    上式的被解釋變數 *為政府對政治民主化運動的接納程度,這是無法觀察與衡量變數,其值決定於一組解釋性變數向量 ,包括本文假設的民眾抗爭程度(RESIST)以及代表其他替代性假設的解釋性變數,如現場警方的行動(POLICE)、美方壓力(the Pressure from U.S.A)、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黨外陣營在國會的席次比(the ratio of the member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in the parliament)及平均國民所得(Average National Income)。另外,本文也假設 *和政府的回應程度 存在著上式中的順序關係,也就是:當 *在不同的範圍內,我們可以衡量到不同的 值。估計參數是這些界定 *之範圍的{ }和各解釋性變數的係數向量 ,而 為標準常態分配的隨機誤差項。
    等待檢驗的解釋性變數是民眾抗爭強度。該強度表現在兩方面,其一為民眾抗爭的方式(RESIST1),其二為參與抗爭的民眾人數(ATTENDANCE)。在抗爭方式方面,本文以 {1, 2, 3, 4} 四個數字來衡量其強度:若抗爭方式為合法集會遊行,令其值為1;若抗爭方式為靜坐抗議,令其值為2;若抗爭方式為非法集會遊行但未發生衝突,令其值為3;若抗爭時發生衝突但仍在暴力邊緣內,令其值為4。在參與抗爭的人數方面,本文亦以 {1, 2, 3, 4, 5} 五個數字來衡量其強度:參與抗爭之人數在1000人以下,令其值為1;人數在1000-2999人之間,令其值為2;人數在3000-4999人之間,令其值為3;人數在5000-7999人之間,令其值為4;人數在8000人以上,令其值為5。民眾抗爭強度的衡量值為民眾使用方式之強度與參與抗爭人數之強度的加總數。譬如某次抗爭事件的參與人數為10000人,其抗爭方式為合法遊行,則此次民眾抗爭強度為6。
     現場警方的行動(POLICE)是指當時警方在現場反應行動的強烈程度。如果事件的發展和後果都在政府的掌控中,那麼警方在現場的行動和政府在事後的回應將具有相當強的替代性,而政府只要擇一而行即可。如果警方在現場的反應強烈,政府事後的回應則會弱些。因此,實證分析的預期是警方的現場行動與政府回應會呈現負相關。對於現場警方行動的衡量,本文亦以數字表示其相對強弱:若警方在現場只維持秩序未有行動,令POLICE之值為1;若警方以口頭方式勸離民眾,令其值為2;若警方強行驅離民眾,令其值為3;若警方出動水車、鎮暴車或以催淚瓦斯驅離民眾,令其值為4。
    由於美國對台灣政局影響甚深,來自美國的壓力(USAP)也可能影響政府的回應方式。限於資料不易取得,本變數僅以虛擬變數表示美方在該期間內是否對抗爭事件發表反對性意見:以0表示未作任何反應,而以1表示出現過反對或譴責政府的聲音。在美國的強大影響下,一旦美國對抗爭事件出現譴責聲音時,政府的理性選擇是回應民眾的抗爭訴求。在這假設下,USAP之係數估計值為正。
    如果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的步驟和發展的內容大致相容的話,另外一項替代性假說是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AEFI)。這背後的理由在於台灣的經濟主要仰賴於國際間的經濟往來,因此理性的政府將隨著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的不斷提升而加速台灣的政治民主化。於是,該變數之係數的估計值應為正值。AEFI的數據來The Fraser Institute網頁內的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d 2005 Annual Repor,並將各年的The Chain-Linked Summary Index加以平均。同樣地,台灣的經濟發展既然仰賴於國際間的經濟往來,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和所得成長之間也就存在著正相關。因此,平均國民所得(ANI)之係數的估計值會是正值。
    最後的替代性假設是黨外陣營在立法院席次的比例 (MP),這表示政府在國會中所面對的政治壓力。由於黨外陣營在國會中也是採取暴力邊緣論的抗爭方式,以國會議堂上的鬥毆行為去替代拉丁美洲式的街頭巷戰,因此黨外議員帶給政府的政治壓力具體而實在。因此這項變數係之數的估計值應為正值。
    表二是上述各變數的統計量,其觀察期為32。
    
     表二 各變數之統計量
    變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GOV 0. 3. 1.53 1.16
    RESIST 2. 9. 5.59 2.09
    POLICE 1. 4. 1.88 1.29
    AEFI 5.10 5.90 5.63 0.19
    ANI 3.65 10.01 7.03 1.74
    MP 0.20 0.31 0.24 0.04
    
    本文所使用的統計軟體為EViews4,利用Order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Ordered Probit Model估算了四條迴歸式。表三的第一條迴歸式的第一項解釋性變數為事件發生當時的群眾抗爭強度(RESIST),也就是當期的觀察值;第二條迴歸式的第一項解釋性變數為相鄰兩期的群眾抗爭強度的加總值(RESIST2)。除此外,兩條迴歸式的其他解釋性變數維持不變。第三條迴歸式中,本文刪除美國壓力及全球經濟自由度兩項國際因素的變數,觀察政府對於抗爭回應的天數(Period)是否與其回應強度有關。而第四條迴歸式,本文另將抗爭方式(RESIST1)與參與抗爭的人數(ATTENDANCE)分別考慮,用以觀察抗爭規模與人數對於政府的回應是否有所差異。
    
    表三迴歸係數估測值
    變數名稱 迴歸式-1 迴歸式-2 迴歸式-3 迴歸式-4
    RESIST
    
    RESIST1
    
    ATTENDANCE
    
    RESIST2
    
    POLICE
    
    USAP
    
    ANI
    
    AEFI
    
    MP
    
    PERIOD
    
     0.3210**
    (0.1374)
    ---
    ---
    ---
    ---
    ---
    ---
    -0.5664**
    (0.2042)
    0.2095
    (0.6336)
    -0.4116
    (0.2797)
    -3.4409
    (1.8816)
    31.6275**
    (13.5486)
    ---
    ---
     ---
    ---
    ---
    ---
    ---
    ---
    0.1944**
    (0.0899)
    -0.2516
    (0.1722)
    0.6280
    (0.6031)
    -0.3108
    (0.2822)
    -3.2612*
    (1.8093)
    24.6320*
    (12.6058)
    ---
    ---
     0.2673**
    (0.1255)
    ---
    ---
    ---
    ---
    ---
    ---
    -0.4156**
    (0.1903)
    ---
    ---
    -0.6029
    (0.3078)
    ---
    ---
    14.5383
    (13.0135)
    0.0525**
    (0.0257)
     ---
    ---
    0.6043**
    (0.2762)
    0.0158
    (0.0280)
    ---
    ---
    -0.6241**
    (0.2684)
    0.4368
    (0.6354)
    0.1273
    (0.2487)
    -4.2198
    (1.8944)
    13.0769
    (11.6476)
    ---
    ---
    γ1
    
    γ2
    
    γ3 -14.5665
    (9.2434)
    -14.3423
    (9.2427)
    -12.8257
    (9.1927) -13.4867
    (9.0708)
    -13.2769
    (9.0699)
    -11.9063
    (9.0367) 2.5975
    (1.6915)
    2.8695
    (1.7057)
    4.3835
    (1.7824) 2.5975
    (1.6915)
    2.8695
    (1.7057)
    4.3835
    (1.7824)
    Log likelihood -31.3394 -33.4717 -30.9912 -30.9912
    樣本數 32 32 32 32
    說明:表中括號數值為標準差;“*”表示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10% leve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第一條迴歸式的估計值一如預期,群眾抗爭強度的估計係數在表三出現顯著的正值。同樣地,警方的現場行動和黨外陣營在國會席次比的估計係數,也都如預期地分別出現顯著的負值和正值。這表示當次事件的現場情勢和國內政治局勢對政府對抗爭訴求的回應有實質的影響力。
    相對地,國內的經濟發展情勢,以及來自國外的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和美國的壓力,對於政府的回應強度則未必有影響力。平均所得與政府回應強度之間的不顯著負關係支持Acemoglu, Johnson, Robinson, and Yared (2005)懷疑所得和政治民主化有關的論述,這關係可能出自於平均所得和全球經濟自由化趨勢都深台灣對國際經濟的高度依賴有關。這三變數對政府的回應強度的不顯著影響,有可能來自於數據本身的缺陷。AEFI能使用五年一次的資料,平均國民所得採用的是估測的季資料,美方壓力僅使用虛擬變數 ,這些都可能讓估測值不穩定。
    不同於第一條迴歸式在於觀察群眾抗爭對政府回應的當期影響,第二條迴歸式觀察群眾抗爭的長期影響。由於只有觀察32期,本文僅加總當期和前一期的抗爭強度作為政府感受到的群眾抗爭的連續強度(RESIST2)。表三顯示中,第二條迴歸式與第一條迴歸式的估測結果無甚大差異,此說明本文模型的穩定性。
    第三條迴歸式觀察政府對於抗爭回應的天數與其回應強度有顯著的正相關,表示政府對於抗爭訴求的回應需要時間考慮。
    而第四條迴歸式中顯示,抗爭方式對於政府回應的強度有顯著的影響,出席人數對於政府回應的影響則未必有影響力。
    利用表三第一條迴歸式的係數和參數之估計值,並令Φ為標準常態累積分配函數,則各期{ }的機率可依如下公式估算於下表四:
    
    表四 各期之{ }的機率估算值
    事件編號 y* Pr(y=0|x) Pr(y=1|x) Pr(y=2|x) Pr(y=3|x) 政府回應抗爭的行動一致性 決策因素
    一致性
    1 2 0.34 0.09 0.49 0.09 Y 0.58
    2 2 0.25 0.08 0.53 0.14 Y 0.67
    3 2 0.21 0.07 0.55 0.18 Y 0.73
    4 3 0.05 0.03 0.45 0.47 Y 0.92
    5 0 0.43 0.09 0.42 0.06 Y 0.52
    6 0 0.71 0.07 0.21 0.01 Y 0.78
    7 2 0.02 0.01 0.33 0.64 n 0.97
    8 2 0.59 0.08 0.30 0.02 n 0.67
    9 0 0.63 0.08 0.27 0.02 Y 0.74
    10 0 0.50 0.09 0.37 0.04 Y 0.59
    11 2 0.13 0.05 0.55 0.27 Y 0.82
    12 3 0.13 0.05 0.55 0.27 n 0.82
    13 0 0.24 0.08 0.53 0.15 n 0.68
    14 3 0.48 0.09 0.39 0.05 n 0.57
    15 0 0.32 0.08 0.50 0.10 n 0.60
    16 2 0.55 0.09 0.33 0.03 n 0.64
    17 3 0.10 0.05 0.54 0.31 n 0.85
    18 3 0.01 0.01 0.23 0.75 Y 0.98
    19 1 0.38 0.09 0.45 0.07 n 0.54
    20 1 0.10 0.05 0.54 0.31 n 0.85
    21 0 0.67 0.08 0.24 0.01 Y 0.75
    22 2 0.07 0.04 0.50 0.39 Y 0.89
    23 2 0.42 0.09 0.43 0.06 Y 0.59
    24 2 0.55 0.09 0.33 0.03 n 0.64
    25 0 0.67 0.08 0.24 0.01 Y 0.73
    26 0 0.99 0.00 0.00 0.00 Y 0.99
    27 0 0.59 0.08 0.30 0.02 Y 0.67
    28 2 0.07 0.03 0.49 0.41 Y 0.90
    29 2 0.60 0.08 0.29 0.02 n 0.68
    30 2 0.11 0.05 0.54 0.31 Y 0.85
    31 3 0.02 0.01 0.31 0.66 Y 0.97
    32 0 0.24 0.08 0.53 0.15 n 0.68
    
    在表四中,每次事件都可估算出政府在四種選項中選擇回應的個別機率。若機率值最高的選項與政府實際的選項相同,則稱政府在當次回應中表現出「行動一致性」,並在表四第七欄以「Y」表之,否則以「n」表之。在32期中,出現Y為19次,出現n為13次,表示本文模型對於政府的實際回應的預測能力約達70%。從另一角度言,若假設本文模型的解釋性變數已完整涵蓋理性決策的各種考量,則可說政府的實際回應中約有三成機會出現與理性不符合的行動。再就各次事件而論,政府回應未具行動一致性的抗爭內容 (參見表一) 為:事件7、事件8、事件12、事件15為國會改選,事件13為許信良案,事件14為台南選舉爭議,事件16為立法院長改選,事件17為三月學運,事件19、事件20為反對郝柏村組閣,事件24為獨台會事件,事件28為台獨黨綱處分,事件32為兩國兩制遊行。觀察這些事件,似乎各種抗爭議題都會引起政府非理性的回應;但經過表五分類之後,本文發現政府回應的理性跟著議題相關的。
    
    表五 政府回應抗爭事件的行動一致性
     未行動一致性 (n) 行動一致性(Y)
    解嚴 事件1、事件3、事件4
    刑法一百條 事件26、事件29
    組黨 事件2
    直選 事件5 (北市長民選)
    事件22 (黃華事件)
    事件30 (總統直選)
    公投 事件25 (公投入聯合國)
    事件27 (高雄公投台獨)
    
    國會改選 事件7、事件8、事件12、事件15 事件9、事件11
    選舉 事件14 (台南選舉爭議)
    事件16 (立法院長改選) 事件31 (花蓮作票)
    三月學運 事件17 事件18
    反對郝柏村組閣 事件19、事件20 事件21
    
    叛亂 事件13 (許信良案) 事件6 (台獨叛亂)
    台灣獨立 事件24 (獨台會事件)
    事件28 (台獨黨綱)
    事件32 (兩國兩制遊行)
    
    表五將32次事件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抗爭事件包括解嚴、刑法一百條、組黨、直選、公投等,政府對於這類抗爭事件的回應行為與模型設定的理性假設相吻合;或者說:政府對這一類抗爭事件的回應能被準確地預測。第二類的抗爭事件包括國會改選、選舉、三月學運、反對郝柏村組閣等,政府的回應在事件以全新議題出現時就顯得非理行,但政府同類議題的新抗爭的回應則與模型設定的理性假設相吻合;或者說:政府對這類議題的初次回應無法被準確地預測,但往後再度回應時就能被準確地預測。國會改選的抗爭事件由時間點觀察可分為三波:分別為事件7至事件9、事件11至事件12與事件15,其中政府於事件7至事件9的回應屬於第二類;而事件12政府則加強了回應程度,因此出現行動不一致的現象;事件15則可能因為政府對於此訴求已經進入立法程序而未對抗爭有所反應。其實第一類事件也可視為第二類事件,因為政府在1985年之前即已面對過這些議題,因此在1985年之後的反應就能被準確地預測。第三類事件為叛亂和兩國兩制的議題,在表五中,政府的回應無法被準確地預測。換言之,政府在回應叛亂和兩國兩制的抗爭時,其所考慮的因素超出本文模型所假設的理性。
    其次,表四第八欄為決策因素一致性的程度,它以每次事件之機率值最高的選項的機率和其鄰近較高機率之選項的機率之總和來表示。當這總和值較高時,四選項的機率成單峰分佈,這不會給政府帶來決策上的苦惱;相反地,當總和值較低時,四選項的機率成雙峰分佈,這將給政府帶來決策上的苦惱。假設以0.80視為決策因素一致性的底線,則在32次事件中,僅12次的回應屬於決策因素一致性。如果進一步以時間將32次事件分成較早時期的16次事件和較晚時期的16次事件,本文發現較早時期僅有4次的回應屬於決策因素一致性,遠低於較晚時期的8次。這結果顯示政府在回應抗爭事件上,能不斷從經驗中累積出來決策的因素一致性。
    在個別事件上,如事件1之519解嚴遊行、事件5之北市長民選遊行、事件10之農民請願、事件14之台南選舉爭議、事件19之反對郝柏村組閣遊行、事件23之抗議資深立委修憲等都非決策因素一致性。本文認為這些不一致可以由抗爭訴求來解釋。事件1之519解嚴遊行為美麗島事件之後七年第一次大規模抗議,因此政府於決策上需學習調整;事件5之北市長民選為當時新要求的訴求,因此政府在面對新的議題時,在決策上會有所晃動;事件10與事件14之農民請願、事件14之台南選舉爭議的事件,政府在不回應與稍為回應之間猶豫,這次農民請願要求全面農保最後失控爆發衝突,而台南選舉爭議也引起嚴重衝突,都讓政府決策上有所猶豫,而台南選舉爭議為選舉弊端上的問題,政府在面對決策與行動時,都出現不一致的現象;事件19之反對郝柏村組閣遊行行動中的第一回,政府面對抗爭的決策必須學習調整,在事件20與事件21連續的反對郝柏村遊行之後,就可見到政府決策的一致,顯示政府面對一個新問題時,必須學習並調整至適合的路線。這些觀察和上述的行動一致性相當類似。
    
    第六節 結論
     本文以奧地利學派的企業家概念出發,說明台灣的威權體制在政治企業家不斷的嘗試與行動下逐步走向民主的政治民主化運動過程。政治企業家都設有實現的目標,有時能實現,有時未必。然而,政治企業家在作為整個政治民主化運動的一個環節,其成功固然能打通筋脈,其失敗也會踏出小徑。政治民主化運動是一種文化演化過程,其成果來自於一代又一代政治企業家的創新和行動,其結果也未必會第一代政治企業家的目標吻合。本文說明了這些政治企業家如何藉由一次又一次的調整,凝聚民眾的支持,發展出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中最關鍵的「暴力邊緣路線」。
    本文的實證結果顯示暴力邊緣論的有效性:當黨外陣營有能力把抗爭群眾推至激情邊緣又停在紅線之內時,群眾抗爭的強度愈大,政府回應其訴求的強度也愈高。政治民主化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和回應中發展。這過程在短期間看未必完全理性,就如上節討論的:政府在面對農民請願遊行及資深立委退職問題時便出現了行動與決策不一致的現象,但資料也顯示政府面對新訴求時,雖一開始有決策或是行動上的不一致,但很快對於相同的議題或同性質的訴求,皆可調整的很穩定而使決策與行動趨向一致。換言之,政府亦由每次的群眾抗爭中學習並找到適切的回應方式。如果將每一次的政府回應視為政府對權力的重新界定,可以看出暴力邊緣論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意義是這樣:在短期,人民願意接受威權政府重新界定的權力,政治企業家則發現人民其實想要更多;在長期,人民和威權政府都了解權力的重新界定影響深遠,而暴力邊緣路線是雙方認定為一種尋找邊際調整的互動方式。「暴力邊緣」有時會在文獻中被提及,但都只被視為口號而輕易帶過。本文從理論論述暴力邊緣論的意義並從實證驗證其有效性。
    南韓也是由威權體制轉型至民主,其群眾的抗爭方式遠比台灣激烈。 南韓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是否亦屬於另一型態的暴力邊緣論,這值得我們去探討。此外,中國大陸正積極於發展經濟,而其政治發展則停滯不前。由於其經濟發展和威權政體並存,其發展模式和台灣經驗甚為類似 ,那麼,台灣在政治民主化運動中採行的暴力邊緣論是否有任何值得借鏡之處?的確,這同樣也是值得我們探究的議題。
    
     連絡:[email protected]
    
     關於台灣政治民主化過程的討論已有大量的政治學文獻,如Dahl (1989)、倪炎元 (1995)、黃德福 (1992)、李旺台 (1993)、林佳龍 (1988)、周祖誠 (1992)、吳釗燮(1998),也有許多文獻討論經濟發展對威權體制穩定性的影響,如文馨瑩 (1990)、朱雲漢(1989)、蕭全政 (2004)。
     此處的運動 (movement),不是指個人或群眾的行動,而是指稱一個持續發展的現象,如Posner 所稱的 Law and Economics movement.
     台灣從戒嚴初期便存在一群「政治企業家」,如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政治企業家」一詞於Edward J Lopez (2002)文中,以奧地利學派的資本投資概念用於國會議員的行為解釋中,國會議員能敏銳觀察並區分選民的利益,以服務選民的方式累積名望資本和代議資本,以此得到連任的機會,即為具有政治企業家精神的政治企業家。然而在本文中的「政治企業家」指的是欲突破制度均衡、具非利潤計算的其他行動目標者,與Edward J Lopez所定義的不同,本文將於第三節中說明。
     政府的容忍態度可以由歷史紀錄中觀察出,如1986年民進黨自行宣布組黨,蔣經國先生隨後即表示政府應儘速取消戒嚴等看法。(李筱峰(1988) 《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242頁)。
     因為在政治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中,政府的決策為集體決策,因此政府在回應抗爭時是否為「情願」並不易觀察,因此本文在此對「情願交易」的定義為:國民黨政府對於抗爭有所回應時,即為情願交易。
     李筱峰(1988),《台灣民主運動40年》,第一章;除了二二八事件,國際政經結構的改變如韓戰的發生,也強化了國民黨於台灣威權體制的鞏固。倪炎元(1995),《東亞威權政權之轉型:比較臺灣與南韓的民主化歷程》,頁56-67。
     《自由中國》,1949年11月在臺北創刊,1960年停刊,共二十三卷。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編輯為雷震和殷海光,在國民黨於台灣的威權統治下,它幾乎是整個1950年代在檯面上唯一可以看到異議的文章,後於1960年雷震被捕後停刊。
     胡適是1919年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與科學的代表人物。他備受國民黨政府重用,並扮演政府與民間溝通的角色。雷震早期任國民政府法制局編審、教育部總務司長,抗戰時期擔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6年出任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執行政黨協商,並獲選為制憲國大代表,也是國民黨高層中的重要人物。
     張忠棟, (1998)《自由主義人物》,允晨文化出版,卷一
     張忠棟, (1998)《自由主義人物》,允晨文化出版,卷一
     《大學》,1968年創刊,1971年改組為以政治革新為主要的雜誌,多以集體論政的方式發表長篇文章,於1973年分裂而式微。
     康寧祥,1927年出生,中興大學行政系畢業,曾做過加油站工人,於1969年當選第一屆台北市議員;1972年當選立委,主張改革須在議會內而不支持街頭運動,1976、1980年都獲得立委連任,問政風格溫和,後與較為激進派的黨外領袖分道揚鑣。黃信介,1929年出生,於1949年考取台灣地方行政專科學校(今國立中興大學),並加入國民黨,1961年以最高票當選台北市第五屆市議員而正式踏入政壇。
     《台灣政論》,1975年八月創刊,由黃信介擔任發行人,康寧祥出任社長,張俊宏為總編輯。十二月刊出陳鼓應「早日解除戒嚴」以及邱垂亮「兩種心向」等文章後被勒令停刊。
     郭雨新,1975年參選立委,以八萬多張廢票之由落選,支持民眾無法接受並疑有做票,因此開票當日憤而聚集至宜蘭選委會前抗議。
     李筱峰(1988), 《台灣民主運動40年》,自立晚報出版社,第四章;美國學者T.Gold認為中壢事件是一個「歷史階段的完結」與「一個新紀元」的開始。且因為中壢事件與選舉結果的鼓舞,使反對勢力逐漸激進化,反對勢力開始不斷試探國民黨容忍的上限。(Gold, Thomas B.,(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NY:M.E.Sharpe )。
     《八十年代》,1979年6月創刊,康寧祥為社長,江春男(司馬 文武)擔任總編輯,於1979年12月20日被停刊。後康寧祥等人又申請《亞洲人》期刊於創刊號上刊登「美麗島事件專輯」,於1980年4月起被處停刊一年。
     《美麗島》,1979年8月創刊,黃信介為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呂秀蓮、黃天福為副社長,張俊宏任總編輯,於1979年12月撤銷執照,永久停刊。《八十年代》與《美麗島》分別代表了台灣反對陣營在策略選擇上的差異,溫和派多以政黨結構、國會改革、司法不公及戒嚴體制為主要訴求,激進派則多以國家認同、政權基礎與住民自決為訴求 (黃德福,(1992) 頁108) 。
     1979年,發生多次不明人士砸毀《美麗島》各地辦事處事件。
     對抗殖民政權的例子如印度:印度聖雄甘地,為了爭取印度獨立而採取不合作公民運動,在這期間民眾跟隨他以罷工、街頭行軍的方式對英國在印度所施行不合理的法令與稅法表達不滿,甘地一生中因為他的堅持而入獄九次,絕食十七次。他本人反對以暴力來迫使英國政府回應,但在群眾聚集的過程中,仍然發生了幾次流血衝突。甘地的不合作行動與絕食帶領著印度人團結反抗,最終爭取到印度獨立。雖然後來以回教及印度教的分歧而分為巴基斯坦與印度兩個獨立國家,這非甘地的原先希望的本意,但甘地在他一生中為印度所做的路線,都被認定為印度獨立的關鍵。
     Thomas C. Schelling於他的衝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一書中提出衝突的發生不在於雙方是否要爭輸贏,雙方衝突之間還存在著可協商的地帶,而能由其中得到相對的優勢或最終取得和解的一方,都可說是在此衝突中得到勝利的那方。因此,以這樣的概念來解釋國與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時,可以看到軍備競賽提升的緊張與威脅正是用以逼迫對方停戰或協商的策略。
     和暴力邊緣論相近的概念是1953~1959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 (J. F. Dulles) 的「戰爭邊緣論」。杜勒斯是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制訂者,曾於第二次台海危機時發表「新港聲明」,主張以戰逼和的「冷戰」及「戰爭邊緣」的方式應對社會主義國家。
     新臺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1999),《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時報文化出版,第十八章第三節 329-330頁。
     對此新的「政黨」,政府並未強加取締,反是邀請學者與之溝通。參與的學者包括陶百川、胡佛、楊國樞、李鴻禧等。
     本文對於未抗爭失控的定義於第五節(第十八頁)中所述:“第一、抗爭的會場或隊伍的後頭跟隨著一群「民主香腸」的販賣攤販,他們純粹出於商業動機自願跟隨;第二、即使出現暴動,參與群眾的攻擊對象也僅限於政府機關和公物,不會侵犯私人財產。”
     農民請願事件在薛化元教授 (1998)的歷史年表中分類為政治事件,參照當時事件的紀錄,訴求中第四項為:“農會還權於會員”,因威權體制下,各式工會等領導階層接由國民黨政府直接掌控,因此此訴求涉及政治議題,所以本文將此納入政治訴求事件。
     美國對於台灣民主化的重視雖然可由新聞資料上得到,然而美國對於台灣多次抗爭遊行多未發表意見。
     部分文獻討論到兩國在民主轉型過程的相似處與差異處,如倪炎元(1995)、陳映真(1989)。
     吳玠鍇(2003),<中國大陸社會階層、社會抗議與政權穩定分析:1991到2001年>,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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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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